辛亥革命纪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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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后一个“皇妃”:“福贵人”李玉琴自述》

李玉琴(忆述)王庆祥(撰写)

  二十三跟着八路军出发
  
  
  我们在临江县城安顿下来,才过十几天,忽听枪炮齐鸣,而且声音愈来愈密集、愈迫近,奔走相告的人们瞎嚷嚷:“大鼻子来了!八路军来了!”“大鼻子”指进入我国东北境内对日作战的苏联军队。坏人们乘机煽动说,“大鼻子”专祸害女人,共产党“共产共妻”,一时之间谣言四起。虽说都是无稽之谈,可我们这些人对革命一点儿都不了解,一听就吓坏了。为了躲避灾难,妇女们拼命丑化自己,我们住的朝鲜式民房,每间屋子都有火炕、煤灶,最容易找到锅底黑,便拼命往脸上抹。这些平日浓妆艳抹的贵妇人,今天弄得脸上黑一块、白一块,让人看了真不舒服。我那时17岁,皮肤细嫩,抹上几把对着镜子看看,一眼就能认出是假的,于是又让徐妈和敬喜帮我再抹。晚上睡觉也要“备战”,不敢脱衣服,随时准备逃跑。我们就像惊弓之鸟,一分一秒地往前挨。两天后炮声停了,枪声也止了,临江县城解放,“八路军”雄赳赳地走在大街上。所谓“八路军”,不过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的代名词,实际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打进临江的这支部队,在当时的番号为东北民主联军四十军一二○师,司令员是何长工,政委姓吴,这是我最早接触的革命队伍。
  
  当天,部队就派人来到我们住的旅馆,告诉我们不用害怕,只要把军用品交出来就行了。原来不抓人,大家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于是,携带枪支和无线电之类物品的人先行交出了所谓“军用品”,我没带枪,但有一架用着玩的大型望远镜,就主动向部队同志询问道:“望远镜算不算军用品呢?”那位同志一看,呵!德国造,挺好的一架望远镜,当然属于军用品喽!我一听还挺高兴的,因为也能交一件“军用品”,算是一点儿贡献。不过,从内心讲还是舍不得。想起在宫里我一个人孤零零的苦闷极了,每每想念父母之际,就带着这架望远镜跑到假山上往我家那边看;有时也看看来往行人,盼着能从中找到一个我认识的人;百般无聊时还用它观看天上的云朵、晚上的明月。我发现夏天雨后的云和秋天的云最好看,像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动物,又像美丽无比的艺术图案。似乎看得见彩云深处峰峦叠错的仙山楼阁和飘逸的仙女,看得见月宫里的嫦娥和玉兔……望远镜已成为我生活中的良伴了。然而,现在离家太远,再高级的望远镜也用不上,还是交出去好。
  
  部队同志说话很和气,我们逐渐由担心变为放心,交出军用品心里踏实了。女人们把脸洗净,再也不抹特殊化妆品——锅底黑了。毓岷、毓崇和严桐江等几个管事的人向部队同志提出,希望能把我们这些人送回长春去,部队同志答应有机会就送我们回去。
  
  由于天天与部队接触,我的“贵人”身份很快就在战士中间传开了。许多参军不久的新战士很好奇,三个一伙、五个一串地来看“娘娘”,于是,我那间屋子的拉门一天到晚也关不住,气得我紧靠着窗户坐。多数人对我挺客气,有人知道我是穷人家的孩子,对我持同情、爱护的态度,看几眼就走。也有说我不好的,他们把“娘娘”看成皇上的帮凶,剥削人的寄生虫。不久,部队领导知道了这件事情,赶快下令制止,我的拉门这才得以关上。
  
  看“娘娘”惹出一件事来。一天,有个小战士找我,要我给织件毛衣。这可把我难住了:织不织呢?不织吧,怕得罪他们惹出事来;织吧,又怕触犯宫中规矩,失掉“贵人”身份,二格格又得说我。我急得不得了,就叫敬喜去找二格格商量。二格格很不高兴,脸也变了,大声质问我说:“真怪了,他们怎么知道贵人会织毛衣?”
  
  “他们问我穿的毛衣是谁织的?我说是自己织的。”我实话实说。
  
  “贵人就说‘不会织’得了呗!”二格格让我搪塞过去,可我还从来没撒过谎,说不出口啊!我看二格格那一脸瞧不起我的神情,暗下决心,今后再有什么事也不找她商量了。其实,那个小战士不过用嘴说说而已,并没有真送线来让我织,我谢天谢地渡过了这个难关。
  
  又过一些日子,部队来人告诉我们说,明天就要送我们回长春了,我们都很高兴,马上动手收拾东西。收拾来,收拾去,值钱的东西愈来愈少。我有一个四层高的首饰盒,装着册封后溥仪陆续赏给我的20余件首饰。这个首饰盒在大栗子时就被严桐江拿走了,说要“集中保管”。手边只剩下册封前溥仪赏的鸳鸯首饰盒以及里边装的几件首饰。从宫里带出的五六只箱子,在大栗子又丢了一只。我和徐妈、敬喜三个人很快就全都收拾好了。
  
  第二天早上7点多钟,我们正准备出发呢,忽然来了许多军人,让我们男女分别集中开会。女的集中在二嬷屋里。一个30岁左右的女干部给我们讲话,先问我们知道不知道共产党、八路军是干什么的?屋里鸦雀无声,谁也回答不上来。二格格挺勇敢,她疑惑地最先开口道:“听说共产党共产共妻……”女干部笑了:“那是国民党造谣!共产党、八路军是为受压迫的劳动人民打天下的,是要解放劳动人民的。”这些词对我来说都很新鲜,我想,还真有人替穷人打天下呢!我总是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在穷人堆里。女干部接着讲下去:“溥仪是什么人呢?他是汉奸、卖国贼,是个喝人民血汗的大剥削者!”一听这话觉得很刺耳,张口大骂皇上还了得吗?这些人到底是干什么的?刚才还净替穷人说话呢,怎么又骂开皇上了?皇上不也是替天行道、为百姓办事的吗?参加会的女人,包括二格格在内谁都不言语了,既不反驳也不表示赞同。我看人们都把头低了下去,大概害怕了,我也有点儿不安:我是皇上的“贵人”,要找我的麻烦可咋办呢?事到如今也只好等着看。
  
  这时忽见一个穿中式传统皮袍子的女人吓得直往后边躲,原来是溥杰的妻子嵯峨浩,我已好久没有看到她了。因为她和溥杰结婚有一定的政治背景,而她与吉冈的关系又很密切,所以溥仪对她是戒备的,当面客客气气,背后就念叨她的“毛病”,甚至还发明了一种不带脏字的骂人方法,自以为得意。浩的父姓为“嵯峨”,其父是日本的侯爵,本名浩,按日本女性称名习惯唤作“浩子”,因为她是皇族,有时还会在名字后面加上表示尊敬的“姬”字。于是,把这里的父姓、爵位、本名、尊称中的单字凑在一起,再按谐音变化一下,就成了鹅、猴、耗子、鸡了。提起这事溥仪就哈哈大笑,我也鹦鹉学舌跟着说、跟着笑。有了这种先入为主的成见,就常在背后挑浩的毛病,说她“眼睛太大”、“笑的声音不好听”、“表情不好看”等等。其实,浩子个头适中,皮肤特白,头发浓密黑亮,嘴小眼睛挺大,再加上两道不必描画而富有自然美的眉毛,外貌真不错。而且,浩子在日本曾接受传统的贵族教育,举止文雅而有风度、合乎礼节,又善于修饰打扮,进宫时常穿中式旗袍,式样讲究,只是中国话讲不大好,但也能让人明白。当时日本是伪满的太上皇,出身日本贵族的浩子又嫁给了伪满皇帝的胞弟,这一切当然都是很值得骄傲的。连她的6岁女儿慧生都懂得自己的身份。记得有一年夏天,浩子带慧生进宫,我头一次看见这个被打扮成欧洲小公主模样的小姑娘。慧生吸收了父母的优点,长得很漂亮。那天她穿一件合体的连衣裙,稳稳当当地坐在大人中间,还在前廊子钢琴间演奏了一曲。只见那小手灵巧地弹动着,头发上烫出的长卷一丛一丛的,很惹人喜欢。有人问她怎么不到院子里去玩玩?她竟是这样回答的:“我是皇上弟弟的孩子,怎么可以淘气或贪玩呢!”她用日语讲完就有人给翻译了过来,我心想:这可真是个懂事的孩子啊!慧生是在日本姥姥家长大的,非常遗憾,后来为争取恋爱自由而殉情了。回想起来,时代潮流确实能改变一个人的理想和意志。我和慧生的地位,辈份、年龄都不同,但我们都曾崇拜皇帝,结果我在共产党领导下获得了解放,而慧生却在妙龄时代就被封建势力埋葬了。
  
  话又扯远了。再说浩子听女干部评论溥仪,吓得直往人多的地方钻。其实她那天穿戴普通,混在中国妇女堆中,不知底细的人根本不能发现她是日本女子。可她自己沉不住气,在这个时候别人又不愿理她。她想和我说两句话,看周围那种尴尬的气氛也没说出口,只冲我笑了笑,我也向她点点头。
  
  “溥仪的财产都是剥削来的,都是人民的血汗,应该没收;你们的东西都是溥仪给的,实际都是溥仪的,所以也得没收。”女干部话锋一转说到实际问题上,原来是要没收我们的财物。
  
  我听了这些话心情很矛盾:听女干部讲,伪满皇帝和大臣们自己不劳动,投靠日本当汉奸,出卖东北人民,叫老百姓遭殃,我觉得有道理。我小时候看见穷人整天干活,累得要死也吃不饱、穿不暖;可那些有钱的老爷、太太、小姐们什么活也不干,却穿戴漂亮讲究,吃香的喝辣的,反过来还看不起穷人,真叫人不服气。想一想这全是日本人统治造成的,也是因为有汉奸把日本鬼子勾了进来。就拿皇上给我那些东西来说吧,他从来也不干活,连自己还要好多人伺候着,他的珍宝财物能从哪儿生出来呢?可又一想,皇上是天子,他命运好、福气高,所以才有千千万万的臣民自动送来金银珠宝供他享受,这也是命中该得呀!难道只有劳动挣来财富、命运就不能带来财富吗?当时,劳动、剥削、阶级这些词都刚刚听到,或者说似懂非懂,或者说还根本不懂。
  
  看来我那鸳鸯盒里的几件首饰无论如何保不住了,头脑里乱糟糟的,一会儿东,一会儿西,理不出个头绪。狠心的时候就这样想:什么珍贵不珍贵,耳环、手镯对我全无实际价值,既不当吃也不当喝,又不许变卖掉帮父母解决生活困难。只因为我给溥仪当了贵人,他才送我这些东西,然而“贵人”有什么用?把亲骨肉都拆散了!可转念又会想道:这可是皇上赐给我的,其中也有定情信物啊,都白白交出去了,皇上回来怎么交代?这些都是自己心里的想法,没有实际意义,更阻挡不了财物被没收,于是我也就想开了:身外之物又何足挂齿?再说那些首饰也不是我挣来的,一切信命吧,思前虑后地还不如看个热闹。
  
  没收财物的形式是自动上缴与搜查相结合,人和行李也分开来搜,让妇女们挤在我对面俭六奶奶她们那个屋里等着,再一个一个地叫到我的屋里去搜身。等待搜身过程中,三格格显得特别着急。原以为跟部队出发回长春就是,把珍贵首饰全都藏在身上了。这时,她手里拿着一副很重的金镯子和别的几样首饰问二格格道:“二姐,这副金镯子怎么办?那是奶奶留给我的纪念呀,不交藏在哪儿呢?”三格格遇见今天这样的事也没主意了,一再让她二姐想办法。可二格格这时要考虑的事情多着呢!许是心乱如麻吧,对三妹提出的问题,连句有耐心的答语也没有。当时我就在心里评论开了:富贵人家的姐妹也不一定比我们穷人家姐妹亲,如果在我那个娘家发生类似的事情,姐妹之间即使谁也救不了谁,相互总能有几句好言语安慰安慰,不至于冷冰冰地各顾各。
  
  [奶奶:满族人称母亲为奶奶,指载沣的嫡福晋瓜尔佳氏。溥仪、溥杰和二格格、三格格都是瓜尔佳氏生的。]
  
  我们等候在俭六奶奶那间房子里,听搜身完毕的人悄悄传过消息说,搜身非常仔细:打开发髻、敞开上衣,还要脱鞋、脱袜,连裤子也得一层层解开。这种形势也让我在心里有了点儿准备,等轮到搜查我时,我就痛痛快快地交出了手表、耳环、戒指、镯子和项链等六件首饰,然后主动解开衣裤任人搜查。负责搜身的两位女干部,满意地朝我笑了笑,并没有东摸西摸,就放我过关了。说真的,我也不是因为觉悟高才交得痛快,谁能理解我当时的心情呢?当我从手指和手腕上摘下那颗祖母绿的戒指和那块镶嵌着许多小颗粒钻石的瑞士坤表时,我是多么难过?这时的头脑中并没有“剥削”呀、“阶级”呀那些刚刚听过的新词汇,只有我的皇上。想起了册封头一天晚上溥仪亲自为我挑选并亲自替我戴上首饰的情景,想起那件绣有织锦鸳鸯装首饰用的日本漆盒,更想起了溥仪借用鸳鸯比喻自己忠贞于爱情的誓言……这是多么值得珍视的信物啊!在宫里时我常把那只祖母绿戒指和另一只红宝石戒指配钻戒戴,感到手上闪烁着红、绿、白三种彩光挺好玩。现在有点儿大了,并不留恋好玩,但哪能把皇上的一片真心实意交出去呢?
  
  事情过去了,又听说有人藏了首饰,我有点儿后悔。如果也在身上藏两件,说不定能混过去,到今天也就不至于连一件纪念物都没有了。还有几册善本线装书和两本字帖也通通交了出去。交字帖的时候也想起许多往事,溥仪高兴了,亲自到书房中教我练书法,还派人送来这两本字帖,一本是王羲之的,一本是欧阳洵的,我喜欢欧体字,溥仪教我练基本功,有时就在我屋里写吉祥条幅送人。我想起溥仪那特殊的握笔方式,想起他那细长细长的手指……
  
  逐个搜身完毕,部队同志把没收的财物装车载走,剩下空荡荡的房子和一群木呆呆的人,周围死一般的沉静。我木然地环视了一下自己的屋子,还剩下一条被子和几只翻空了的箱子,真是“四大皆空”了。我既没流泪,也没有愁得不得了,好像还有点不在乎。当然,不是我看破了红尘,也并非不留恋“身外之物”,我真还没有那么高的境界。不过,我这一生中几次丢钱丢物却不曾有一回哭天抹泪,已经丢得没有影了,着急又有什么用处?
  
  话是那么说,心里还很难过。这时徐妈进屋来了,她默默地收拾屋内七零八落的破烂东西,我坐在炕沿上点起一支香烟。自从溥仪走后心中惆怅,渐渐学会了抽烟。可抽了两口更觉得烦恼,皇上走得不知去向,父母又离得这么远,剩几件东西也全没收了,世上的难事全让我一个人碰上了!名义上受了一回皇封,却什么也没有落下,没给自己的穷家带来丝毫好处。
  
  这么想着,我索性把腿盘起来坐在炕上,这手忽然碰在大腿根内侧一块硬邦邦的东西上,真是意外的发现啊!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这使我想起一个月前发生的事情。
  
  那时,大栗子沟乱哄哄的,我们这100来人由于等溥仪来接等不到,人们失望了,思想也散了。可能管事的人怕发生突然情况,无法继续照顾我,而对我的安全和生活问题他们又责无旁贷。一天,严桐江派人给我送来两捆钱,都是100元一张没打捆的新票,每捆伪币1万元。说让我收起保管,我也没太在意,就让徐妈缝在我的两条裤腿的内侧了。我在宫中从没穿过长裤子,到大栗子天气渐冷才现做了一条,是毛料夹呢子的,没絮棉花,里边藏点儿东西很方便。别说藏2万块钱,再把我那几样首饰都缝进去也绝对露不了馅。对了,严桐江给我送钱的同时还送来一件宝物,是溥仪的贵重物品。看来那时严桐江他们也懵了,一会儿把财物分散开,一会儿又集中起来,简直是无所措手足。我记得那件宝物是个比鸡蛋稍小的椭圆形透明水晶体,里边有花纹,据说能随着二十四节气的不同而变幻。宝物两端各有一根四五寸长的坠儿,每根都由一条大米粒粗的金链子连结着几种宝石和数枚珍珠,真是五彩斑斓。过了七八天,严桐江又让人把这件宝物收回去了,连我那个四层高的首饰盒一起要走。但两捆伪币还保存在我的裤子上。搜查的时候我一紧张竟把这件事忘到脑后,居然剩下了一笔巨款。
  
  搜查过后,各屋都有愁眉苦脸的人唉声叹气。有的人哭泣说,那首饰不是皇上赏的,是娘家陪嫁的,或是谁谁送给的。事到如今还说这些当然不起作用,没人听。
  
  在临江我和徐侍医住隔壁,因为是大夫,可以不用回避。这位老侍医60多岁,个子不高,平时不爱睁眼,所以显得眼睛小。可打起太极拳或说话激动的时候,那双眼睛才有神呢!侍医的老伴也有50来岁,两口子都是南方人,为人热情爽快,所以我常过去说说话。侍医对老伴很尊重,教她打太极拳,老伴对丈夫也很体贴。这老两口挺愿意和我相处,说我心肠好,特别看不惯别人歧视我。一有时间,老侍医就教我打太极拳,劝我从年轻就要做健身运动。记得“烧鸡事件”发生后,他们同情我。老侍医劝我放宽心,他说不拘守那套小礼节也是对的,他老伴也劝我“千万别把火窝在心里”。今天,她却放声哭开了,边哭边叨咕:从“新京”出来时,儿媳妇不叫她带首饰,怕丢了,可她不听,全带在身边,结果一个也没剩下,都被没收充公了。她哭得很伤心,我陪伴她,安慰她,可我自己的心情也不好哇!
  
  我又到徐侍医西边婉容的房里去,那边搜查得更彻底,太监和老妈子个个愁眉苦脸、呆呆发愣。
  
  “还剩下什么了?”我问。
  
  “就两床被,还有褥子,别的全没收了!”太监们说说又呜呜地哭了。
  
  婉容不哭,她默默地坐在炕上抽烟卷,还招呼我,让我也坐到她跟前去。看到这种凄惨的景象,我也要掉泪。
  
  总之这五六十人没有一个不长吁短叹,都说要困在临江,生活成问题了,长春也别想回去了等等。实际上哪有那么严重?苦乐不均就是了。有些人确实已经一无所有,生活上肯定会有困难;有些人虽被没收了浮财,但还有底子可以维持;也有的做了手脚,损失并不大,值钱的宝贝还在自己手里;甚至还有的人乱中取利发了意外之财。这些情况当时我完全不知道,看到的都是可怜相和一片混乱。
  
  这时,我想到了缝在裤子里的那两捆硬邦邦的伪币的处理问题。如果我把钱全数留下自己慢慢用,也没有人会知道,在那种情况下人人自顾不暇,即使那样做了也说得出。然而,眼下大家都有困难,我又是“贵人”,倘不是弱女子理应承担起家长重责的。何况平日吃斋念佛,能忍心不顾别人吗?
  
  钱固然好花,但父母从小教育我一场,不许我当那种见钱眼开的人。他们是穷人,一辈子没富过,但总是乐意帮助比他们更穷的乞丐。记得有一年冬天我和同学张海珍在上学路上遇到一对儿背小孩讨饭的残废夫妇,男的双目失明,女的是瘸子,天寒衣薄,他们冻得直哆嗦,向路人哀声乞讨。无奈路人当中也是穷人多,半天要不到一星半点儿。我看他们太可怜,就把自己平时三分二分积攒的1元多钱全掏给他们了。张海珍也把口袋里仅有的几角钱掏出来送给了残废夫妻。
  
  我决定了,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认为就应该这样决定:把裤子里的两万元钱分配给大家共渡难关!婉容是皇后,又有病,又要用鸦片烟顶着,就分给她5000元钱;严桐江是主事人,经管为大伙买米买煤的事儿,我便交给他一捆,整整1万元;其余给几个困难多的女眷每人少分点,剩下二三千元自己留下了,以备返回长春前作路费、买食品用。分完这笔钱也觉得心安了。不过后来想想怪委屈:那公用的1万元钱,好多人根本没花着。当然,严桐江不是那种贪财独吞的人,而且,我并没有亲手交给他,以后也没问过他,给人东西再查问太不好了,究竟谁花了至今不清楚。我一片诚心还是付诸东流水了。
  
  搜查、搜身之后,部队同志并没有抛弃我们。不久,我们还是跟着部队分批出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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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客文选评论(评论于2015/10/30 22:42:05
访客文选评论(评论于2015/8/18 16:43:45
水星文选评论(评论于2015/7/29 2:0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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