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被溥仪抛弃在山沟里 　　 　　 　　溃逃列车把我从长春东北角金碧辉煌的宫殿，运到大栗子山沟里来了。两三天后，溥仪又带了他的亲信飞去，虽然这山沟还留有同来的百余号人，可我仍觉得无依无靠，孤苦伶仃。 　　 　　照理说溥仪已经退位，我的“贵人”身份也应该随着解除，然而我并不曾因此获得自由，照例生活在传统的封建制度束缚中。 　　 　　溥仪走后第三天，我和婉容住的那几间房子就撤掉门岗，从此没有人“保卫”我们了。其余100来人住在一栋丁字型房子里，原来可能是矿上的日本职工宿舍或是库房吧?房间挺多，号称“丁字楼”。因为门岗已撤了，只有没跟溥仪走的几个随侍、殿下还带着手枪，可他们并未经过正式训练，谁知有事时能不能顶用呢!大伙这心里都像揣了小兔子，整天“突突”地担惊受怕。 　　 　　溥仪一走，我就像失去了主心骨。开始还以为很快会有火车来接，哪有这么回事?盼了许多日子都没有消息，只好求助神佛了。是溥仪把我带到佛的境界中，遇有不可解脱的事情，就请这位不说话的老人家帮忙。我信仰得很虔诚，到大栗子沟以后竟吃起长素来，诵经念佛的“功课”更是有加无已。当时我有三宗心愿，一天到晚不知要在佛前诵念多少遍。第一宗，求佛菩萨保佑皇上平安无事，早日与玉琴团圆；第二宗，保佑父母二老大人身体健康，平安无事；第三宗，保佑早息兵灾，让人民享太平。做完“功课”，还要长跪一个小时，等起来时两腿都麻木了。当时思想单纯，就认为百姓有灾，皇上也有灾，只有禁欲吃苦、诵经念佛才有希望早日脱灾。可怜一个女孩子整天在香烟缭绕的世界里梦幻神游，直到1952年才如梦初醒。 　　 　　溥仪的王朝处在末日之中，想“平安无事”不可能，几天之后我手上戴的一只红宝石戒指丢了。这使我想起一年前在宫中也丢过一只钻戒，当时我只提了一下，就有好几个女佣坐不住板凳，又跑到孝子坟烧香起誓，闹腾了一阵。这回丢戒指我没吭声，认为这也是灾难中正常之事。但我心中有数，戒指确实让女仆拿去了。溥仪走后他那间临时客厅归我使用。一天，我洗头时摘下戒指放在客厅内的围棋桌子上面。这间房，溥仪的佣人以及其他人等都进不来，只有和我生活在一起的两名女仆能自由出入。事实证明：敬喜为人善良、品质很好，绝不是见利忘义贪小便宜的人。徐妈就难说了，她内外联系多，信息灵，到大栗子以后就不怎么安分了。 　　 　　溥仪走后，来“请安”的人也逐渐减少，格格们——也就是溥仪的几位妹妹都不来了，她们忙自家一摊事。“宫廷学生”的家属也都有老人和孩子需要照顾，再没有义务陪我。只有敬喜和徐妈在我身边，朝夕相处，敬喜还像从前一样照顾我、尊敬我；徐妈不同了，动不动顶我几句。我岁数小、经验少，说不过她，气得我冲她讲了一句：“你真是钢牙利口!”不料被她揪住话柄，说我骂她了，于是我们争辩起来。 　　 　　“‘钢牙利口’也不算骂人呀!是说你嘴太厉害，不讲理!” 　　 　　“贵人讲理，可也不该出口不逊，骂奴才呀!” 　　 　　“我骂你啥啦?” 　　 　　“‘利口’是什么?肛门才利口呢!这还不是骂人?” 　　 　　徐妈又哭又闹，我说也说不清了。敬喜出来解释，她认为钢牙利口是指善辩，可徐妈还是不依，一口咬定我骂人，指她的嘴为屁股了。怎么解释也不听，说啥也不饶。事到如今我还能怎样?皇上已经退位，又远走高飞了，没人给我做主，徐妈不依我，我也没办法，气得只想哭，就让她一个人说去好了，让她说个够。于是徐妈果真到处散布，说我这样不对，那样不好。我后悔极了，干嘛要说她“钢牙利口”?惹出一场风波来!本应清醒看到自己已经失去了“贵人”身份呀!多亏还有敬喜真诚照顾，否则当时的处境不堪设想。 　　 　　诵经念佛，并没有减轻我的痛苦。已经17岁，是能够考虑问题的大姑娘了，可包围我的却是无边无际的苦闷。 　　 　　我居住的那几间日本式房子已用木篱笆圈起来，形成一个大院套。前院稍小、后院大些，总计有四百米左右，院内长满人工培植的花草和蔬菜。这儿成了我唯一的去处，可以从这头到那头来回散步。我常常举起望远镜，从院中观察远方，青山环抱，绿水长流，鸭绿江彼岸的朝鲜妇女身穿白裙，头顶水罐，飘然而轻快地来来往往。特别是早晨太阳升起的时候，阳光冲开笼山罩水的雾幕，就像新娘被掀掉盖头巾，一下子露出娇艳的小脸蛋，配以秋高气爽的美丽季节，对我这个从未见过名山胜水的人来说，真有一种难以遏抑的诱惑力。然而，作为“贵人”，我还不被允许离开这个院子，不能去尽情地抚爱大自然。 　　 　　我独自在院中散步，顺便摘点儿成熟了的各样青菜，还有红小豆什么的。当然也不会忘记摘几束鲜花放在房中给自己当伴。这种散步生活自然使我联想起孩提时代的往事。入宫前我就喜欢野游，有时独自跑到大草甸子上，有时爬到二道河子公园的树杈上去。说来奇怪，我喜欢在这种地方思考人生、思考社会上的种种不公正。今天我在大栗子沟散步又能思考什么呢?父母离开很远，皇上也走得不知去向，月亮缺了又圆，我还能回到亲人身边吗？敬喜是个有同情心的人，见我愁眉不展就劝我去散步、散心。她总是心疼地说：“贵人饭吃得太少，都瘦了!” 　　 　　一天，我和敬喜散步，刚要拐向后园子，忽听有人喊我，循声望去，篱笆外站着一个身穿西服的中年妇女，多么熟悉的身影啊!这时，她又喊了我一声，已经很久没人这样称名道姓地呼唤我了，那声音十分亲切，甚至可以说很动听。啊!这不是在南岭女优教过我的日本女教师藤井么?我高兴得一时忘情，快步走过去，隔着篱笆一把拉住藤井老师的手。念书时同学们尊重她、亲近她，认为她是个“好日本人”，她见着学生就露出那种亲切的微笑，在课堂教学中也最有耐心，从不对学生呵斥一声。我们之间更有一层特殊关系。当初她送我进宫也是不知所以然，认为选进宫中读书自然是件好事。正如许多日本士兵被送到中国的战场上，而他们也许并不知道这是侵略别国的行为，长官又不许多问。所以，我虽然后悔不该入宫，但并不怨恨藤井老师。因曾在她家住一天一宿，反而增加了对她的了解，更加同情她。我们隔着篱笆相见，也不失为“他乡遇故知”。然而，当她了解到我入宫后被册封为“贵人”时，却反而不能畅叙离情了!她眼眶里滚动着泪珠，我深知此人凄苦：丈夫战死，孩子又出征至今无下落。随着日本投降，她要返国了，三个人出来，一个人回去，怎么交待啊!作为战争的受害者，她痛上加痛，悲上加悲，还要淌着眼泪笑!她问我好，我说：“好!好!”我当然不能说出心中的苦恼，入宫后封了“贵人”，皇上待我又好，眼下有点儿灾也要忠于皇上，而不能计较个人得失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话也就谈不起来了，聊了不到十分钟，她说保佑天皇平安，我说保佑皇上平安，便隔着篱笆分手了。 　　 　　回到屋内暗自流泪，我又想起父母姐妹以及邻居小朋友、同班同学等等，现在连一个人也见不到。今天碰上老师，竟要隔着篱笆说话，而不能让到屋里好好叙谈。皇上又远走高飞了，谁还是我的亲人?正暗自伤心，没想到已经闯了祸。有人把我私自与藤井老师谈话的情景向二格格打了“小报告”，她走过来，十分严肃地说：“皇上刚走，贵人就不守规矩，竟敢随便接触外人，还没完没了聊天——太不注重身份!” 　　 　　我心里不服：藤井是我的老师，又送我进宫，也不能说是“外人”呀!再说还是个“好日本人”，就不许见面说几句热乎话吗?难道当上“贵人”就该六亲不认?而且也应想想自己：你们待我那样子，也能算是亲人吗?这些都是我的心里话，不能说出口，也不敢分辩。倒不是因为惧怕二格格，溥仪临走布置过：让二格格照顾我，“照顾”二字显然就是管束之意。因为有这一层，我才勉强控制住自己就要爆发的一腔怒火。 　　 　　打这以后我更感到孤独、苦闷，深悔不该进宫，造成骨肉分离。可转念一想，皇上对我还是挺疼爱的，“嫁鸡随鸡”，就安心认命吧!等皇上回来也就灾消难除，一切都好了。 　　 　　这时，有几个小宝宝打破了我的孤独和苦闷，送来额外的安慰。原来常常陪伴我的宫廷学生家属也都不大来了，有时来了就呆一小会儿。后来我主动提出帮助溥偀之妻——偀二奶奶和毓嵒之妻——嵒二奶奶照看小孩，因为我特别喜欢孩子，何况几个小宝宝又长得那么惹人爱看。偀二奶奶的儿子当时有四五个月吧，正好玩呢!头发又厚又黑，头型和脸型都挺好看，白胖白胖的。五官端正俊美，大眼睛、双眼皮、高鼻梁，特别是眼仁，真是皂白分明，就像水晶似的明亮。我给他洗澡，给他剪头，他总是笑眯眯的，一声也不哭。我从来没见过溥偀，他这个儿子可是又漂亮又好玩，我欢喜地抱着他在屋里走来走去。嵒二奶奶也有两个男孩，大孩子一岁多，小孩子只有三四个月。他们的父亲跟着溥仪走了，年轻的母亲带着两个孩子真够累的。因为两个孩子距离太近、奶水不足，所以体质瘦弱，抱来后我也挺喜欢。偀二奶奶与嵒二奶奶结婚和我入宫的时间差不多，可她们都成了孩子妈妈，我从心眼里往外羡慕她们。如果我也能生个孩子，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苦闷和孤独了。 　　 　　过了一个月，到9月18号左右，也就是那年旧历中秋节前一两天，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我坐在屋里从日本式窗户望去清清楚楚：街上来往行人不断，他们走走停停、看看望望，或仨两个人站着说几句话，又匆匆走开了。我屋里这扇窗户离开街道顶多20米，虽然听不清他们的谈话内容，但能清楚看到他们的举止行动。他们穿着破破烂烂的衣裤，肯定是穷苦的当地山民。在日本人统治的时代，他们受尽了欺凌和盘剥，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现在日本已经投降，不能允许他们把剥夺中国人的财物带走，于是开始搜查并没收日本人的东西。山民们来去匆匆，一趟又一趟地搬运东西就是为了这个。据说已经失去神气的日本人有的躲到山上，有的藏到树林密处，因为怕孩子哭闹暴露目标，竟然把孩子的嘴堵上，以至于活活憋死。 　　 　　日本人被搜查和没收财物这一事实，吓坏了我们这100来名从长春逃来的“贵客”。如果让穷苦的山民们了解到，这伙贵客就是伪满康德皇帝的左护右侍，就是他的妻妾亲族，一伙在日本人卵翼下作威作福十几年的中国人，难道他们能谅解么?能让这批人继续占有大量金钱和财物，在他们的山沟里过着使奴唤婢的摆谱生活吗?对此忧心忡仲者首先就是奉溥仪命负有重责的溥俭和严桐江!溥仪再三嘱咐说，一定要照顾好皇后和贵人，特别谈到我年轻，绝对不许出事。还有那数十箱珍宝、字画，都是祖宗留下来的，不可弃之于途。于是反复商量、研究，终于决定让我和婉容也搬到大家聚居的“丁字楼”去住，说是“便于照顾”，由于情况紧迫也就无法顾及皇家的身份、等级之类体面上的事情了。记得是刚过中秋节，大约旧历八月十六或十七日天黑后，我和婉容一起迁入“丁字楼”。接着，管事的溥俭等又花了一大笔钱雇佣当地国民党杂牌武装来给我们站岗。所谓“杂牌”，因为不是正宗国民党军队，可能有几个“接收大员”，也有见风使舵而“归顺”了的伪满警察及地方私人武装等，倘是正宗部队也许不肯保护我们这些人的。每天轮班换岗，一班四个人，由我们负责饭食，一日三餐好酒好菜，还特意找了有烹调技艺的毓嶦的母亲专门伺候这几个“保镖”。 　　 　　管事人又通过女仆告诉我，不要单独外出散步，“街上危险，日本人正在遭到抢劫”。我当时有自己的想法，不像他们考虑得细致、周全，完全不想自己会不会被抢的问题。至于日本人，他们已经抢了中国十几年，回敬一下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只是像藤井老师那样的“好日本人”别被抢就行了。 　　 　　这是我的真实想法，读者会认为幼稚可笑。我在心理上已经忘记了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即我从入宫时起就不再属于劳动人民中间的一员了。 　　 　　有一天，我听徐妈说，有些穷山民老在我们房子跟前转游，还说我们吃白菜净扒白菜心吃，“真能糟践东西”!这话别人听了不以为然，也不往心里去，而我听了却特别动心。想起我小时候家里穷，不可能总花钱买菜，于是常和一些穷孩子到菜地捡人家剥下来的菜叶、菜帮，有时还能在起过的土豆地里扒出几个小土豆，简直乐坏了，回家做了吃，觉得很香。只是这些年吃现成的好东西，那些年的事情都快忘光了。不过遇事还能联想起来，所以对穷苦山民的举动能理解，他们看见这些老爷太太吃穿讲究，浪费惊人，哪会不气愤呢!回想起来，溥俭等人的担心也是有道理的。如果不掏大头钱雇那几个杂牌兵站岗，义愤填膺的穷苦山民有可能像惩治日本人那样洗劫我们这帮达官贵人、公子王孙。 　　 　　 　　【本馆所有资料（包括文章、图片、网友留言）任何网站、论坛不得转载。如需转载，请事先与本馆联系，并请注明转载于“溥仪纪念馆 www.puyi.net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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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4/5/20 14:5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