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溃逃 　　 　　 　　我本是普通人家的清清白白的孩子，受到命运的捉弄，在不满15岁的时候，过上妃嫔的宫廷生活。 　　 　　在这是人间又非人间的地方，我受到“天子”的特别宠爱。溥仪看着我常常感叹地讲那句老话：“你真纯洁，就像一张白纸，可以随我画，画什么就是什么，能让我信任呀!” 　　 　　“就请皇上在玉琴身上画张好看的画吧!”我当时并不理解溥仪，还不懂得他那句话的全部含义。 　　 　　通过前面各章的叙述，读者当然能够看到溥仪到底在我身上“画”了些什么!“随龙伴驾”的年代里，“专房专宠”的待遇中，我这个穷人的孩子，思想逐渐发生变化，溥仪在我的心目中也愈来愈有光彩了。我相信他是“天子”，也就是天的儿子，“天老爷”派他来管理百姓，他一言一行都是天意，是违抗不得的。眼下虽然处在“困龙遇难”的特殊时期，但是正如他自己说的，早晚有一天他能从这座高级监狱里解脱出去并飞腾起来，回到北京紫禁城的宝座上，重新成为治理全国的“有道明君”。可怜我当时对中国社会和革命、对世界形势，连一点儿知识也没有，全信溥仪的说教，盼着伴随他“入主中原”。还以为到那时日本鬼子就跑了、老百姓的日子就好过了呢!现在回想起来可悲可叹，溥仪在我这张白纸上竟画了一幅这么丑恶的图画! 　　 　　历史是无情的，它打破了溥仪的谎言和美梦，也惊醒了和他一同做梦的我。在罪恶的太平洋战争的最后阶段里，溥仪每天有很多时间躲在寝宫，拧开他的高级收音机专听“敌台”新闻。他知道日本这个“太阳帝国”的彻底垮台已经迫在眉睫，虽说他平时也怨恨日本人，可眼下瞻念前程总觉得凶多吉少，惴惴然、惶惶然，显得六神无主、烦躁不安，似乎才感到出关投靠日寇，真是犯了个绝大的错误! 　　 　　然而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还有什么话说!就在日寇节节败退之际，溥仪又做了大量卑躬屈节、谄媚逢迎的丑恶表演。那时日寇在人力物力上消耗殆尽，溥仪便带头捐献钢铁，把同德殿一楼大厅的四个合金大吊灯拆下献出。听说制造飞机需要白金，便“献纳”了自己的白金表和表链。不久，把书斋等房间的地毯也都献给了“浴血奋战”的“皇军”。他指着其中的一块对吉冈说：“那是贵人献的！”其实，他根本就不叫别人动弹我房中的地毯，怕我着凉。溥仪在危难中还惦记我。记得是在1945年的春天，吉冈出个主意，让溥仪再赴日本，当面向日本天皇和皇太后宣誓效忠。溥仪跟我说过这件事，我很担心，因为当时海里有很多鱼雷钻来钻去，上日本去要乘船渡海，一旦碰上鱼雷就没命了。我劝他托辞拒绝，或是派人代劳，溥仪同意了，派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带着许多贵重礼品前往日本，自己没有去。 　　 　　我因为年轻，对政治上的风云变幻并不怎么关心。看到日寇的种种败象，只是在心中高兴，我从小就痛恨日本人，因为亲眼看到他们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但是，日本与溥仪以及这座伪皇宫的关系，我当时还不能全明白。溥仪就不是这样了，他整天愁眉不展，好像就有大祸临头，真是惶惶不可终日。虽然晚上还照常到我的卧房中来，但不乐呵。我给他唱歌，他闭了眼睛似听非听。只在“演戏”的场合还满有精神的，我在同德殿南晒台上亲眼看见他接见日本的“肉弹”。这些被武士道精神浸透了全身筋骨的年轻的飞行员即将出征，他们的任务是把自己作为炮弹，向敌方发动有去无回的攻击。溥仪挨个拍拍他们的肩膀，给每人都斟一杯酒，还流着眼泪“慷慨陈词”。“康德皇帝”的演说居然让那些前往送死的小伙子大受感动，一个个泪下如雨，悲壮万分。 　　 　　1945年8月8日，苏联红军正式对日宣战。当天晚上就在长春投下了两枚炸弹，有一颗竟落到伪宫前的监狱附近。这一下把“康德皇帝”吓坏了，真是坐不住金銮殿了。防空警报一响，他就跑到同德殿前面，破着嗓子喊：“玉琴!玉琴!”我一下楼，他就紧紧拽住我的手，一起进入防空地下室躲起来。这个防空洞就在同德殿前花园内的假山下面，是钢筋水泥结构，相当讲究。有电灯，有通风设备，冬暖夏凉。当时正是8月大热天，我穿一件薄衫入洞，只觉得洞内阴冷，不禁一阵寒颤，溥仪见了忙让人打开取暖电炉子的开关。看得出溥仪当时是非常紧张的，可在嘴上还一个劲儿安慰我，说什么神佛保佑我们平平安安。警报解除后他拉着我一出防空洞就直奔佛前，拈香行礼，口中念念有词，感谢菩萨又让他避过一次灾祸。我也跟着叩拜，乞求菩萨保佑皇上平安，保佑我的父母平安。 　　 　　一座伪皇宫折腾起来了，空气非常紧张。溥仪的外衣下面别着子弹上膛的小手枪，整天跟随左右的人也一个个挂枪带刀地武装起来。溥仪晚上睡觉也不脱衣服，为的是警报一响不用费事，穿上鞋就可以钻防空洞了。 　　 　　因为怕暴露目标，规定晚间要把所有的窗户都挂上厚厚的黑色窗帘，而且只允许开小灯，宫内一片昏暗。这里已是战争气氛了，行动靠口令，每天规定新口令，问三遍答不出，就可以开枪。宫里人平时没有这样的训练，不习惯使用口令，一着急也许忘了，真有人遇事结结巴巴的，差点儿连命也搭上。加上一天要响好几次警报，溥仪总是带着我从防空洞里钻进钻出，他已经完全失去了平常的温文尔雅，脸上总带着惊惶害怕的神色，坐卧不宁。 　　 　　8月9日上午，吉冈跑来告诉溥仪说，要把政府和皇宫全都迁到通化去，因为那里离日本近，又在山里修好了防御工事，再支持一年半载也是没有问题的。溥仪觉得很为难，他已经不相信吉冈的鬼话了，可又不好违拗。更重要的是他的皇后、贵人、弟妹、族亲、珍宝、书画，以至独特的生活习惯，面对这一切一切怎么能说走就走哇! 　　 　　溥仪急得东转转、西转转，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平常溥仪总保持一个优美的发型，用发蜡把还挺厚实的一头黑发粘在一起，再洒上香水，梳得整整齐齐。可那天就不是这种仪态了，眉头紧皱，头发也乱蓬蓬的，还有一大绺掉在额前。我不了解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也就不知道害怕，还是那样天真、活泼。更可笑的是我竟用平时溥仪愚弄我的话反过来安慰他，我说：“皇上不会遇到危险，平时总替老百姓打算，吃斋念佛，到时候自有神佛保佑。”溥仪听了拉着我的手说：“叫你跟着我受苦了!”记得这段对话是在防空洞内讲的，还有叶乃勤在场，她也流着眼泪安慰了溥仪。 　　 　　当天晚上吉冈又来了，说8日11日是最后期限，届时必须动身。溥仪让我收拾自己的东西，我只有一盒值钱的首饰，再就是被褥、衣服、衣料、绣花枕头、玩具和学习用具等，每天伴我的大洋娃娃固然忘不了带走，它是我唯一可以任意述说烦恼、伴我睡眠、伴我望月、伴我唱歌的“好朋友”。还有几本好书和名贵字帖，都是“皇上赐的”，也要带走。这样，很快就打点、装好了五六只箱子。 　　 　　从那天起溥仪也亲自动手收拾东西，他的东西可太多了。只拣贵重的拿，字画手卷、善本古书以及珠宝汉玉和贵重药材等等，吃用、穿用物品分别带一些，至于房内陈设则根本不动。好像只是暂时出门，过几天就会回来的。 　　 　　滑稽可笑的是，溥仪在忙乱中却不忘记向我学一句日语。因为当时上学就要学日语，我念过几年书，自然也就会几句。溥仪虽然天天和日本人打交道，硬是一句日语也不学，忽然在这天让我教他一句。这是一句什么话呢?就是“天皇陛下万岁”!我当时教给他记住了这句话的读法，像这种话伪满的中、小学生都是滚瓜烂熟的，但我完全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伪满的皇上平时不念日本语，偏在天皇要垮台的时候喊什么“万岁”呢?其实这刚好能说明溥仪当时的心境，他想在最关键的时候作一番以假乱真的精湛表演。 　　 　　按关东军规定必须离开的日子——8月11日终于到了，宫里大部分人刚把遣散费拿到手便自顾自地去逃命，被溥仪留下随行的人也陆续押运行装上车站去了，宫里的人愈来愈少。溥仪那边剩下“宫中学生”溥俭、毓嵣和随侍李国雄，我这边有溥俭之妻、毓嶦的母亲，还有二嬷。女仆多数已打发走，只留下比较年轻的徐妈和敬喜。徐妈40来岁，敬喜比徐妈大几岁，四十出头吧!父母家生活困难，便投奔了在宫中当差的哥哥，先在浆洗房干苦差，后来选出伺候我。她是个老姑娘，因此光梳头不“开脸”。早年姑娘结婚要“开脸”，就是用条线把脸上的汗毛绞掉，而且修整眉毛和鬓角，一般老太太的鬓角就像刀裁的那样整齐。敬喜和我相处的时间最长，她善良、聪明，做事认真，从来不靠嘴巴子讨好主人。以后再说她。那天徐妈和敬喜也先押送我的箱笼去了。皇后婉容有病，溥仪命宫里的最后几个太监服侍她早早地上了火车。 　　 　　当宫中只剩下溥仪、溥俭、毓嵣、李国雄，加上我、二嬷、溥俭之妻、毓嶦之母等八个人的时候，溥仪害怕极了，我有幸看到了这位三次登基的“天子”宫中生活的最后一幕。 　　 　　溥仪一会儿到我这儿来一趟，转一圈又走了。他十分焦急地对我说：“真要有点意外，咱们一点抵抗力也没有，只好束手就擒了。”正在这时，忽然闯进几个日本宪兵，并一直走近缉熙楼。按常例，宪兵带武器进入内廷是绝对不允许的。溥仪惊恐万分，赶紧问怎么回事?日本兵用生硬的中国话讲，因为看见有人跑进来了，怕是坏人，所以要搜查。溥仪很生气，等日本兵一走，就对我说：“什么进来了坏人呀，全是借口，他们是奉命监视我的，看我是不是已经跑了。”说着溥仪又抓起电话要吉冈的家，要不通。又往皇宫禁卫队挂，也没人接。溥仪以为他那架电话出毛病了，便跑到我的卧房来挂。这架电话平时上锁，此刻又来不及找钥匙，我和溥俭之妻叶迺勤见皇上急于用电话，好不容易才把锁头砸开了。溥仪挂来挂去还是不通，他担心日本人已经撇下他跑了，登时变得脸色苍白，晃晃悠悠地站也站不稳，突然向我冲过来，一把拽住我的手说：“玉琴!跟我上缉熙楼吧!要死就死在一块儿!” 　　 　　发完遣散费，御厨全都跑净了，没人给皇上做饭吃。过了中午，随侍送来铁桶装的高级饼干和巧克力糖，我俩每人吃一点儿，吃不进呀! 　　 　　空气相当紧张，溥仪紧锁眉头，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我心里也不是个滋味，想起父母和姐妹，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前天溥仪曾安慰我说，要派人给我的娘家送点儿钱去。这也不过是说说，他自顾不暇，哪还会想到我的父母?转念一想，姑娘结了婚，一切应随夫家安排，自己做不了主。这回跟皇上远走高飞，真不知几时才能回来!心中不免有些悲伤。 　　 　　我躺在溥仪寝宫的床上想自己的心事，溥仪也躺着想他的心事，这才叫“同床异梦”。一忽儿，溥仪腾地坐起，生气地说：“吉冈这个老滑头，说是今天走，却不告诉我开车时间和要去的具体地点!”我在一旁安慰道：“何必着急哪!谁敢把皇上怎么样?”溥仪见我这样说，长长叹了一口气道：“你真是个思想单纯的孩子，事情哪会是那么简单的?”溥仪不高兴，我也不再多说，就这样不言不语地躺在床上呆了快两个钟头，我还在暗中用手指掐算“马前课”，算算跟皇上走是主吉，还是主凶?结果都是上吉，吉。到了晚上9点钟，门外一阵汽车响动，吉冈在溥仪的盼望中上楼来了。 　　 　　溥仪闻报立刻精神起来，命在书斋接见。吉冈的口气带有相当程度的命令式，他说：“今天午夜12点动身，前往通化省临江县大栗子沟。”溥仪这才感到心中有底了，原来日本人还没想把他扔掉。李国雄给他找来饼干和干净的食用水，请他“用膳”，我和叶乃勤赶快为他备好了出行穿用的军礼服、马靴、军刀、帽子和手表等等。 　　 　　这时，有个人从外边匆匆进来，恰在缉熙楼一楼楼梯处遇见溥仪，扑嗵一声倒头便跪，喃喃哀求道： 　　 　　“皇上，无论如何也要把奴才带在身边啊!毓恩愿意伺候皇上。” 　　 　　“不行!” 　　 　　“念奴才跟随皇上多年……” 　　 　　“又何必白费口舌!” 　　 　　后来我才知道，哀求溥仪的人叫毓恩，也是溥仪的族侄，但溥仪看不上他，多年来不给他好果子吃，溃逃时又被铁面无私地丢在了长春，双腿长跪而不获饶恕。毓恩没去通化无非是少遭点儿罪罢了，他此后在长春市离伪皇宫不远的一家饭店连续工作了20多年，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尽职尽责。前几年应邀为伪皇宫陈列馆介绍情况时曾见到他，看样子有70岁了，给人以滞呆的感觉。可怜他还是少言寡语，就像在皇帝身边当差那样谨慎、小心，至今不说溥仪一句坏话，不透露溥仪在溃逃中说啥也不带他走的真正原因。 　　 　　午夜12点左右，我们在中和门外登上汽车。溥仪等四个男人上一辆车，那辆车前后跟着四辆摩托；我们四个女人上另一辆车。那时候也不能讲什么净街站岗了，临时安排拉响了防空警报器，市内闲杂人员以为出现空袭，纷纷躲避。于是，“皇帝陛下”一行就乘着这个机会溜了。 　　 　　汽车启动，很快便越过兴运门和保康门。我的心情很不平静：回想入宫那天是在午后5点钟左右进入这两道门的，又是日短之际，天已擦擦黑了，所以没有看清整个宫内府的布局。两年多来被软禁在宫中一隅之地，这两道门连接近都不曾接近过。这次离宫又是半夜12点多钟，四周一片漆黑，更没有心情欣赏宫廷的建筑。总之，“福贵人”的生活就这样稀里糊涂地结束了。为什么入宫，又为什么出宫，对我来说都不甚了了。摸着黑来了，又摸着黑走了。就在这时，突然闪出一道亮光，只见同德殿东南角上火光冲天，原来日本人自己把木质的天照大神神庙送上了“西天”。他们知道中国人并不喜欢海那边的“大神”，早晚要烧掉它，还不如自己动手。 　　 　　汽车走了十一二分钟到长春东站，一趟专列正焦急地等待着吉冈的命令，时至今日，溥仪的命运仍掌握在吉冈的手掌中。那些日子溥仪对战争的前途也看得很清楚，但吉冈的枪口能让他在几秒钟之内毙命，所以他还是老老实实的，背地里对我说些哄小孩子的话：“报上的战果都是假的，日本人的仗打得不利。打完仗是要处理战犯的，到那时就好了，没有咱们的事，咱们可以回到北京去。”那时我相信他的话，希望有一天能和他一起回北京，起码甩开吉冈，不必再忍受这个坏蛋的闲气了。 　　 　　溃逃的列车慢腾腾地离开了长春，车内有卧铺，但卫生很差，顾不上收拾了，皇上、皇后也忘了摆谱。8月12日经过吉林市和梅河口，13日到达通化临江县大栗子沟。两天行程中只在车上吃了两顿饭，没有筷子就用吃完冰糕剩下的那根棍代替，太狼狈了。吉冈甩动他的大马靴从我所在的车厢经过，我恨他，不理他，他朝我瞪瞪眼，也不言语。 　　 　　大栗子沟有座日本人经营的铁矿公司，我们被安置在原矿长的日本式住宅内，一共有七八间房。溥仪和婉容分别住在后边，我住在进门靠左侧的一间，对面一间是溥仪的会客室，来到这里得按日本人习惯，进屋后便席地而坐。溥仪在长春时，住处周围要特别保持肃静，他入睡后无论谁在楼外走路都得蹑手蹑脚，唯恐“惊驾”，连楼上落鸽子叫唤几声也必须立即轰开。现在讲不了啦，地狭人稠，伪文武官员们，还有吉冈，一天不知道要来多少遍，商议投降、退位等令人沮丧的事情。溥仪狼狈极了，如芒刺在背，坐卧不宁。神情是紧张的、忧郁的，时而到我屋里来看看，强打精神问我好，装得好像和平常在长春一样，其实怎么掩得住他那焦虑的心啊!稍待片刻就心忙意乱，呆也呆不住了。 　　 　　大栗子沟是个大山圈儿，与朝鲜一江之隔。清澈的鸭绿江水，缓缓地向西南流去，江岸上拔起苍翠的山岭，隔岸能清楚地看见朝鲜妇女在江边提水。每当清晨，朝雾笼罩着群山，白茫茫中隐约可见葱茏的山色。太阳渐升，拨开了雾幕，慢慢地露出了翠绿的山岭，点缀些小树和野花，不知名的小鸟欢乐地歌唱，风景优美极了。刚刚经历两年多的宫廷生活，我多么想冲出这封建枷锁，投身到大自然美丽的怀抱里啊!心里这么想着，就像脚底生了轮子，要一下子跑到山顶上去，饱览山水风光。就是这几天，在世界上，在我们祖国里，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蹂躏东北14年的日寇无条件投降了，东方的法西斯策源地就此“寿终正寝”了。 　　 　　我清楚地记得，8月15日那天傍晚，溥仪忧心忡仲地告诉我说：日本无条件投降了。我真高兴：“这回可好了，小日本子完蛋了!皇上能带玉琴回北京了，老百姓也能得好了！”溥仪皱着眉头不言语，叹口气就走了。我还奇怪呢!他平时总是抱怨日本人，今天怎么反而不乐呵呀?我哪里知道他和日本人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日本的投降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如果说皇位的再度丧失已经不足为虑，可这个头还能继续长在脖子上吗?以我当时的阅历和经历，对这些还是无法理解的。后来我听说，是吉冈首先把日本人无条件投降的信息通报溥仪的，他当即双膝长跪、东向叩首，狠狠抽了自己两记耳光，好像举丧中的孝子哭天号地：“不孝男罪孽深重，不殒灭祸延考妣……”既是一出丑剧，也像一出喜剧。 　　 　　正确地说，这时伪皇帝在演“谢幕剧”，就在当天天黑以后，溥仪在我对面那间临时客厅内举行退位仪式。他传奇的一生中这已经是第三次退位了：6岁时在辛亥革命的炮声中离开“宣统帝”的宝座；12岁时因张勋复辟而空欢喜一场，结果又一次退位。在这之后为了重登“九五”，他费尽心机，培植个人势力，拉拢地方军阀，甚至不惜投靠外国人，甘当汉奸，耗费了多少“大内”的无价珍宝，破坏了多少家庭的人间欢乐。现在又要退位，难怪溥仪宣读诏书时声音呜咽、眼泪四溢，他当时错综复杂的心情是可以想象的。伪满皇帝虽说是傀儡，但还是享受着皇帝的待遇，能在一定范围内发号施令啊!他难道就这样彻底承认自己的失败吗?仔细回忆他到大栗子两天的言行举动是可以说明问题的。两天中他到我屋中去过三四次，每次都是安慰我，让我别着急，说没什么了不得，一切都会好起来。实际上最需要安慰的正是他自己，他的处境才是最难堪的。记得有一次他在我屋里自言自语，像在发誓：一定要保住祖宗的江山，否则就对不起祖宗，也没有脸再见到祖宗啊!他的声音一会儿激昂，一会儿低沉，反映了他内心深处的无边的苦闷。我当时劝他道：“皇上不用着急，有神佛和祖宗保佑着哪!若是愁坏了身子可怎么回北京城啊!”听这些无知而天真的孩子话，溥仪摸摸我的头和肩膀，似有歉意地说：“玉琴，让你受委屈了!你说得对：神佛和祖宗都会保佑我们的。”然而整个中国的形势已经大变，恢复大清天下又谈何容易!只是溥仪一直没有死心罢了!见他整天发愁，我又心疼又不理解：日本鬼子垮台了，又何必那么难过呢? 　　 　　当天晚上8点多钟，天已大黑，在我们那栋住宅门前突然集合起好几十人，其中大部分是年轻的日本士兵，已经没有雄赳赳的样子了，一个个垂头丧气。不一会儿，稍事装扮的溥仪出现在门口，他的脸在门灯的照耀下呈现灰白色，有气无力地发表他的《退位诏书》。在同德殿前为“敢死队”训话的那种威仪、潇洒的派头丝毫也看不见了。因为这个门紧挨着我那间房的窗户，而日本式的窗户又低又大，观看窗外景物一目了然。为了不让外边的人看见屋内情形，我关了灯。这样，从屋里照样能清清楚楚地看见屋外举动。溥仪仍装出一副激动的样子，一边说话一边比划，还流着眼泪打自己的嘴巴子。他讲些什么，隔着玻璃听不太清楚，好像反反复复就那么几句话：对不起日本天皇和日本皇太后，但忠诚日本的信念不变。我真担心他会在这个时候喊出跟我学说的那句日语——“日本天皇陛下万岁”，他若真喊这句会把我羞得无地自容。再看那些听溥仪讲话的日本士兵，多数泪流满面。是受到溥仪的感染吗?还是因为日本无条件投降而痛心?或是想到背井离乡来到别人的祖国充当侵略者和炮灰而难过?那就不得而知了。耳闻目睹这一切，我觉得挺不是滋味：到了这种时候，溥仪还违心地讨好日本人，那奴颜婢膝的样子真没志气、没骨气，由此我第一次对皇上产生了看法。 　　 　　溥仪讲话结束转身进屋，也没顾上再上我房中看看，便匆匆回到他自己的居室收拾行装。这时他已得到消息，不久将乘飞机从这里再度逃离，他必须考虑带走谁、留下谁，留下的人员和财物应怎样处理，等等，这一宿溥仪肯定睡不安稳。 　　 　　8月16日，是上午还是下午我忘记了，溥仪推开我的房门进来告诉我说：吉冈让他上日本去。我弄不明白日本已经投降了还去干什么?溥仪显然也说不清楚，就搪塞道：“到日本再说吧!”我这时虽说对他有点儿看法，但还是相信这位“天子”的，见他愁容满面，也不便多问，只是想到自己又要剩下孤苦伶仃的一个人，顾念前程不寒而栗。 　　 　　“那玉琴怎么办?” 　　 　　“你和皇后、二嬷一起坐火车随后就走!” 　　 　　“为什么不一起走呢?” 　　 　　“飞机只有三架，坐不了这么多人，好在我们两三天后就会见着的。” 　　 　　我低头不语，终于板不住哭出了声。心想：已经从长春跑到这大山沟里来了，还要再跑到日本去，离家愈来愈远，我真怀疑还能不能再见到父母兄妹。溥仪在旁边劝我几句，又被人找走了。这时我才有一种将被抛弃的凄苦的感觉。那天晚上没有睡安稳，向我搂在怀里的洋娃娃哭诉了苦衷。 　　 　　焦急不安地度过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我再也顾不得许多，径直闯进溥仪的梳洗间。 　　 　　“皇上今天走不走呢?” 　　 　　“决定今天要走!” 　　 　　“火车真的能来接我们吗?万一不来怎么办?谁还管我呢?”我说着不由地哭了起来，溥仪也掉了泪。 　　 　　“玉琴放心!我已经安排好了：外边由溥俭和严桐江主持，里边有二格格和溥俭之妻(叶迺勤)，他们都会照顾你的。”溥仪掏出手绢给我擦擦眼泪，安慰我说。 　　 　　“万一火车不来怎么办?我在这儿连一个亲人都没有。现在父母还不知道我在哪儿呢!皇上不是说过永远也不离开玉琴吗?”我愈说愈伤心，竟出口责问起溥仪来了。他也无法回答，便扶我回到自己的房间，用些不着边际的空话安慰我一番了事。我知道这是不同寻常的别离，是战乱中的分离，以后能否再见只有天晓得。于是，我回头把那天早晨溥仪用过的手巾、香皂连盒以及面膏、发油之类全拿了来。心想：如果几天后又见面，再给他用；如果见不着了，也是个念物。可惜后来大部没有留下，剩一条手巾，也在文革期间因抄家而丢失了。 　　 　　当天夜里大约11点钟左右，我因为心中有事睡觉不实，忽然听见一阵脚步声，好多人通过我房门前的那段走廊。我知道是溥仪他们上飞机场去了。那时候男女有别，我不可能在这种场合起身送行，真希望他再进屋一次道道别。在我们共同生活的日子里，他曾和我一而再地海誓山盟，说什么祸福与共、永不分离等等。难道今天就这样把我这个才满17周岁的女孩子扔在僻远的山沟里，也不觉得心中有愧吗?他到底没有进屋!也许“政治家”是不拘这种小节的。他从天津到东北干脆就瞒着婉容，而这次出走还安慰我几回，对婉容则连一句空话也没有。 　　 　　溥仪自己挑选了溥杰、润麒、万嘉熙、毓嵒、毓嶦、毓嵣、李国雄、黄子正等八九人随行，其中有弟弟、妹夫、侄儿、随侍和侍医。显然，这些人是他须臾不能离开的，而老婆倒并不那么需要。后来我得知载着他们的三架小飞机说是去日本，却竟向反方向飞，最后在沈阳机场上当了苏联红军的俘虏。想来这件事并不奇怪，我们刚到大栗子沟时，就有人发现我们住地对面的大山上有人打旗语，拿个小旗晃来晃去的，我也亲眼见过。很明显，我们的一举一动早在抗日部队一方的地工人员的掌握之中了。溥仪等人的被俘绝不是偶然的。 　　 　　实际从溥仪离开大栗子起，我们共处两年半的一段宫中生活就结束了。但我这张白纸已被溥仪画上了封建道德的图画，离开皇宫又投身皇族之家，忍受了更加深重的灾难。 　　 　　 　　【本馆所有资料（包括文章、图片、网友留言）任何网站、论坛不得转载。如需转载，请事先与本馆联系，并请注明转载于“溥仪纪念馆 www.puyi.net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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