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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王小波作品有所涉猎的人都会为时代三部曲中大量的性及其所反映的观念迷惑不解,其中最直白的要数舍弃了一切光怪陆离形式的《似水柔情》中阿兰的:“把自己彻底交出去”,在其它的作家相同的意象可能被指为奴性的表现和批判,或者照王的身份背景推测为反映知识分子的处境,但在王小波这样一个后文革时期的消极自由主义者,这样的理解过于形式片面了。
要了解王小波,就不能不提到奥威尔,卡尔维诺(及再次之的莫迪阿诺、图尼埃),王道乾译本的《情人》,《O的故事》和维多利亚时期地下色情读物,以及他妻子李银河一系列性社会学研究对他的影响。 奥威尔的政治寓言,卡尔维诺的狂欢性叙事,《情人》的诗意叙事和经反复推敲推至登峰造极的复调结构,图尼埃尔的抒情内核和莫迪阿诺的线索,王道乾对语感和小说语言的追求;李银河性社会学研究中一系列非常态的性的社会学和政治意味,在《O的故事》和维多利亚时期地下色情读物以小说的形式出现,兼具极权专制时代手抄本的象征意义,这一切,就构成了时代三部曲。 李银河曾经说过,王小波以描写纯净,自然的性,来消除传统观念中对性的误解。中国人总是贬低生殖性道德而推崇生育性道德的,认为性除了可以生孩子这一崇高目的以外,本质是污秽的,不道德的,耻于正视性能带来的感官快乐。而长期的压抑造成两个极端,一是窥淫癖,一是洁癖,这也是后来产生大量误读的原因。 平常心,是王小波小说中性的基调,在不同时候承载了不同意义。 《黄金时代》里的性,是以狂欢的姿态蔑视集体窥阴癖;在以摧残个体尊严为乐事,混淆黑白颠倒美丑的狂风暴雨中,性作为最后一种最为个人的方式,以生命的原始活力对权力进行挑衅,并还原了真正的审美,这将贯穿王小波此后的小说创作。其中的文革背景,也将一再改头换面,成为每一个故事主人公头顶上的沉沉黑影。 王小波小说里的人物是不安的,他们看起来玩世不恭,对正面的说法持怀疑态度,这是因为他们随时走向反面,随时可能被剥夺一切。这时候,虐恋就出现了。 虐恋的成因有很多种,王小波小说里人物的受虐倾向则是最普遍的一种:主动寻求羞辱和贬低,以成为事件的主人,从而减轻来自他人的伤害,借此保持尊严的消极行为。 《革命时代的爱情》X海鹰是第一个施虐形象,再到《白银时代》的鞭刑和电击和《青铜时代》中千奇百怪的种种,都是典型的虐恋情景。掌握权力的是施虐方,以王二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是受虐方,把受到禁锢,肉体上的折磨,彻底丧失尊严视为施虐方的爱,服从这一切则是受虐方对施虐方的爱,这一切,都笼罩在虐恋这一将权力高度戏剧化的性游戏气氛中。正如中世纪在神灵面前忏悔的自我鞭苔逐渐演变成性鞭苔一样,充满戏谑和反讽。在这里,王小波再一次把人生的荒诞推到极限,完全消解了文革和苦难的神圣意义,彻底打碎了权力至高无上的神坛形象。 和许多个经历过极权统治的作家一样,王小波对强势话语和乌托邦话语都有一种本能的反感和怀疑。王小波同福柯一样认为个体是权力的效应,以暴制暴,对权力的反抗只会导致重复,他认可虐恋这一形式,更凸现了他的绝望。对他而言,一切都是可疑的。站在消极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唯一可以和虚无、死亡和权力对抗的,只有审美,来自人文社科所有凝结高度智慧的结晶和个人极端的体验。很多人指责他迎合了这个时代的丧失信仰,但我以为,慷慨激昂的演说不会比一个人在苦难面前无能为力而感到痛苦更为真实可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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