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家康与康熙皇帝对外政策的比较 　　佚名 　　 　　 　　 　　　　最近在网上老看到一些关于对家康或康熙的评论，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指责他们实行锁国政策，造成了其国家后来的落后和被侵略。 　　　　我在真正对日本历史感兴趣后，就常把德川家康和康熙做比较，这两个人都成功的使自己的国家从战争、饥荒和无序中摆脱出，建立和强化了封建统治，但我在此只想对他们在对外交流方面的共同点和相似点做些评价。 　　　　家康开始统治日本的时候遇到困难和康熙时代有些相似：战国时代好不容易结束后又历经了侵朝战争失败、关原合战、大坂之战。社会生产力虽然还没有倒退可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而且在战争中失败的武士大部分成为敌视新政权的浪人。而康熙从登基之初就面临比家康还严重的问题：北方俄罗斯人不断地进行掠夺，朝中以鳌拜为首的保守派在进行圈地。南方三个汉军王几乎成为割据势力，而更远方的台湾则完全不受他管辖。 　　　　这时候的日本，基督教已经传入近百年，传教士、南蛮商人和他们的信徒已经形成一股庞大的势力。家康对此非常了解，甚至特别找来了一名英国水手，向他请教世界知识、天文和数学，并给他武士身份，还为他娶了日本妻子，甚至取了个日本名字叫三浦按针。家康之所以要找一名英国人作为自己的顾问并非是偶然的，葡萄牙人和荷兰人人为了争夺对日本的贸易权在很久以前就开始互相争斗，任命一名英国人可以做出不偏袒任何一方的态度。同时，家康也意识到对外贸易的不断扩大会动摇他的统治。虽然从中可以获得大量的财富，但随之而来的海盗、走私等问题也源源不断，尤其是一部分对他政权不满的浪人和大名还试图借助外国商人、传教士的帮助来推翻他的统治。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当时的海上贸易已经非常昌盛，在南洋等地已经成为可以和葡萄牙船队抗衡的强大势力。因此家康很可能从商人口中得知了那些打着“传播基督教”和“自由贸易”幌子的强盗是如何对待当地人的。而为了不让同样的惨剧发生在自己国家身上，家康理所当然地选择了锁国。1612年颁布了禁教令，，更从1615年开始对朱印船贸易进行限制。以前看到一篇贴子，认为进行锁国是秀忠的主意而与家康无关，这不仅是他一个人的观点，很多学者，尤其是研究日本历史的西方学者都有这一看法。但我是不能苟同的，家康是幕府的创建者而秀忠只是执行者，没有家康在对外问题上的决策，秀忠是无法做出彻底禁绝对外贸易这一决定的。 　　　　就象家康身边有三浦按针一样，康熙身边也有被奉为老师的外国人：德国传教士汤若望。汤若望在康熙身边的时间不常，可影响却大得多。 　　　　康熙的父亲顺治帝就称他为“玛法”，按满语这可是爷爷的意思。顺治这样称呼汤若望并不仅仅因为其年纪，还因为他的母亲、蒙古贵族出身的孝庄皇太后拜汤为义父（一说教父）。顺治自小就信仰基督教。直到生命的最后两年才改信佛教（大家都知道原因，我就不多说了）。而汤的发言权也不仅仅限于一个传教士，其影响力甚至可以达到改变国策（即使在顺治下达迁海令后，通过他的游说，葡萄牙人依然可以继续在澳门居留贸易）和决定皇帝的即位（康熙之所以能登上皇帝宝座有很大一部分是出于汤向顺治帝进言）。而康熙所懂得的所谓“圣祖三绝学”（算术、天文、火器）也是由汤和其继任者南怀仁教授的。 　　　　家康和康熙的另外一个共同点就是在他们掌握权力的初期，都不排斥对外贸易和外来宗教。 　　　　家康早在三河时就开始大力发展经济，而在以后称霸天下的每一步里，除了能看到武力扩张和政治上的勾心斗角外，我们也不应该忽视他在经济领域的贡献：建立“乐市”，统一甲斐全境的度量衡，为了招揽外地商人来做买卖召集民夫修好了道中云马役，拓宽江户的水道，铸造武藏小判……在统一天下后甚至放宽了自丰臣以来对基督教的限制，默许其在境内传教（此举无疑是为了讨好日本的基督教信徒和南蛮商人）。 　　　　康熙在征服了台湾后（1683年）马上派专员巡视粤闽二省及澳门地区。转年就将自1661年起的迁海令撤销；允许沿海居民出海贸易，以及外国商船入港贸易。一年后就在广东澳门、福建漳州、浙江宁波和江南云台山（江苏连云港）设立海关——这充分说明了他对对外贸易的重视。然而这道门打开的时间并不久，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朝廷颁布南洋航海禁令，禁止中国商船往南洋贸易。 　　　　从这里不难看出康熙和家康一样，并不是出于对外界的不了解而下令锁国的，他们都是伟大而睿智的统治者，都在实践中摸索出一条真理：无论说得多动听，这些来到他们国家的外国人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把日本（中国）人口袋里的钱，变成自己口袋里的钱；把日本（中国）人变成他们的奴隶（在这一点上康熙比家康感受更深：家康只是看到有外国商人和地方官员勾结，把日本人贩卖到国外去；而俄罗斯人在北方用烧杀掠夺把自己的真实意图清楚地告诉给康熙）。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家康也好，康熙也好，他们都是封建统治者。对他们而言，培养大批自耕农和小地主，让被战争摧毁的小农经济得以复苏才是稳固政权的唯一途径。对外贸易对他们而言类似于方便面——肚子饿的时候可以充饥，但决不能当主食。所以他们从中获得利益后马上将其抛弃，防止对自己的统治起不良作用。 　　　　“一夫不耕，天下必有饥者，一妇不织，天下必有寒者”，在那个生产力低下的年代，让过多的人忙于经商必然会导致农业人口减少，进而使农产品产量减少，对外贸易固然能够充实国库，可带不来足够的粮食；没有足够的粮食，即使是最温顺的老百姓也会成为暴徒，那个时代康熙和家康最需要解决的都是农民问题，只有把农民牢牢限制在土地上他们的政权才会稳固。因此，流动性大、带有许多不稳定因素的对外贸易理所当然地被禁止了（这样说也许不够准确，但起码主要的贸易都被禁止了）。 　　　　我不明白为什么现在会有那么多人对家康和康熙作出的决定持否定意见，这可是他们根据当时的社会环境所作出的必然选择。假如他们没有禁止对外贸易会怎么样呢？这个假设虽然毫无意义，因为历史不会改写。可是我还是要提醒一句：回想一下在美洲、非洲大陆上发生的事情吧，那里的人民比我们遭受了更多也更长的苦难！即使在亚洲也有印度这个活生生的例子可以比较。 　　　　历史是不带有任何偶然色彩的，一切都必须符合生产力的发展。有着强大封建统治的传统农业国不可能和欧洲那些贫瘠国家一样走上重商主义道路，而将国家后来的落后归咎于当时的统治者是不公正的；就象将当时国家所取得的成就全归功于他们一样不公正。这就是我要说的。 　　 　　壬午年二月既望、骑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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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4/5/9 1:43: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