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重：话得回过头来说，为什么孔子提出“正名”的问题，在先秦百家争鸣的过程为什么会产生“名学”这个学派？ 　　 　　朱永嘉：名，说到底是一个事物之概念的文字，作为概念，它就有内涵和外延的界线。概念与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有一个逻辑推演的问题，从形式上的推演，那就是形式逻辑，在事物运动和演化过程的推演，那就是辩证法。这从思维方法上讲，在西方就是逻辑学。黑格尔讲辩证法，也是以小逻辑为名。司马迁的《史记》在六家要旨中，把名学亦列为一派，他对名学的概括，侧重在思辨这一方面，而实际上先秦诸子在“正名”这个问题上，讨论的重点是名词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是一个中国特色。 　　 　　郑重：现在什么都讲中国特色，有一点用滥了，凡是遇到说不清楚的东西就来一个中国特色。但什么是中国特色，只是笼统的，没有非常明确的提法，你能为“中国特色”作一番“正名”吗？ 　　 　　朱永嘉：从文化这个视角讲，这个中国特色也许与汉字是方块字有关。西方的文字是拼音文字，是由音符拼凑起来的文字。中国的汉字比较复杂，是从象形文字起步，加上相应的读音的标示。《汉书·艺文志》称：“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汉字的造字有六种途径，比西方的拼音文字复杂，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这样的汉字，所表达的内涵与外延比西方标音符号更加复杂，其中所要表示的形、事、意在语言文字交流过程中都有不同含义，西方的二十六个字母，除了拼音以外没有其他功能，汉字所负担的功能要复杂得多。《管子·心术》说：“物固有形，形固有名，此言不得过实，实不得延名。”汉字有一个从形名关系到名实关系的延伸。 　　 　　郑重：朱老师，你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这个问题比较难以讨论，我们还是回到由形名到名实的转变过程上来吧。 　　 　　朱永嘉：形名是指名产生的过程，名实是考核人的行为是否符合它的名分，一个是从事实出发，一个是从概念或理念出发，思考人们的行为是否合理。《管子·心术》说：“以其形因为之名，此因之术也，名者圣人之所以纪万物也。”形是指物之形，以形为之定名，物有千千万万，那么需要以名来区分万物，这样文字的功能便复杂了，不仅要因物之形为名，还要因事，事在人为也。还要因意，要以专门的文字来表达人们的意识，也就是思想观念，再加上转注、假借，那就更加复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通过汉字所要表达的内容非常丰富而又极端复杂，它涉及到人与人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尹文子强调：“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验名，察其所然，则形名之与事物无所隐其理矣。”（《尹文子·大道上》）这样一来名的内涵与外延是否正确，名与实是否一致，就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一个枢纽了。故《管子·枢言》称：“有名则治，无名则乱，治者以其名。”故先秦诸子关于正名的辩论，都有现实社会治乱问题作为背景的，虽然学派有别，但解决问题的方法则几乎相同，都要求名实相副，即董仲舒所说的“擥名责实”。孔子提出的正名问题，便关系到当时的社会秩序和国家治理的君臣、父子、夫妇、朋友之间如何相处的伦理关系。在如何处理治乱的问题上，循名责实是从概念出发，来处理现实存在的社会问题，而这个名的内涵，就是治理社会问题所要达到的标准和要求。这就是孔子所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的根据，这个名便是处理人事关系必备的标准。如果这样来看待作为名的符号即汉字，它实在是人类文化上的一个伟大创造，秦始皇的书同文，对中华民族思想文化来说是一项极其伟大的贡献，因为它牵涉到的不仅是一个广大区域的文字规范，而且影响到这个地区人们行为如何规范的问题。 　　 　　郑重：正名真的能达到治乱，书同文又真能达到行同伦的要求吗？ 　　 　　朱永嘉：中国传统的儿童教育是从识字开始，而识字首先是音训，然后是义训。我们先说“名”这个字，董仲舒《春秋繁露》之《深察名号》篇称：“鸣而施命谓之名，名之谓言，鸣与命也。”以鸣释名是音训，以同音字作音训，有时候也可以用来开玩笑，与义训不相干了。刚才快出门时，我坐轮椅，你拄拐杖，前面有一辆自行车拦住去路，我大声叫保姆：“丫头，你来把自行车搬一下。”我叫的是小荀，来的是大卫，你便说：“此丫头非那鸭头，丫头的头上要擦黑发油。”小荀与大卫都是照顾我用电动轮椅代步过马路时避免前后车辆碰撞之安全的，这对她们也是一次公园散步的机会，一路上也能有说有笑。“丫”与“鸭”是同音字，当然这是一句玩笑话。所以董仲舒以“鸣”释“名”这个音训，还要以命释名作为义训，并指出提高名的声望谓之天命。《释名·释言语》：“名，明也，名实使分明也。”这样把音训与义训合在一起了。那么在识字教育的过程中，如何名物，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关系，就灌输给儿童了。 　　 　　郑重：看来“洗脑子”这样的事古已有之，在中国古代从儿童时代就开始了。我们现在许多事情也是从孩子们抓起，可谓接受传统了。 　　 　　朱永嘉：是啊！不过“洗脑子”这个词是当代的名词。过去扫盲教育，便是从识字开始的，识字的过程，也可以扩大人们认知的各个方面。我们不妨以“性”这个字为例，现在网上提到“性”这个字，往往都指向男女关系之事，其实不然，无论人与物，都有它的属性。董仲舒说：“胡不反性之名？性之名非生與？如其生之自然之资，谓之性。”“性”是一个名称，那么如何训释“性”这个名称的字义，董仲舒认为性是该物自然之资质。如果以此“性”字之结构来训释，“性”字由“心”与“生”构成，因而人之性也就是人生于自然之本性。《孟子·告子》所记告子认为“生之谓性”，《荀子·正名》：“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者，天之就也。”这个“天”指自然，故性之质者，即自然之本质。可见汉字由于六书在结构上的特征，为字义的阐释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郑重：就以性作为自然之本质的表现，西方偏重于物之性能，发展了自然科学。中国则偏重于人性善恶的讨论，走到极致，反而是束缚人性的东西，所以在二十世纪，中国才有启蒙思潮。 　　 　　朱永嘉：这一点我同意，故先秦诸子在使用这种训释方法时，大多偏重于汉字之文化伦理涵义，而不是着眼于词的内涵和外延，目的是通过训释名词来阐发自己的政治主张和道德伦理。在这方面董仲舒《春秋繁露》把这一功能发挥到极致，下面我举一些案例，从中可以看出他的一些政治伦理观念，也就是那个时代最基本的价值观念。古人的思想政治教育，大都是从识字开始的，其中有的涵义已离开现实相当距离了，但有一些阐释在今天看来也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当然并非皆是如此。这一切都离不开“正名”这个命题，所以我不主张全盘否定，而要采取分析的态度。 　　 　　郑重：你能不能拿几个字作为案例来分析一下，哪一些是合理的，哪一些是应该淘汰的？哪些字虽然被淘汰了，但是作为思想意识被人们接受了，而且现在还残存在人们的意识之中？ 　　 　　朱永嘉：还是不要离开学术，我们还是从学术这个层面来讨论问题。董仲舒《春秋繁露·王道通》释“王”字，其云： 　　 　　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 　　 　　这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人与自然要有和谐相处的关系，王者是执政者。“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用现在的话讲，执政者，也就是各级领导都要以身作则，起模范作用，才能摆正整个社会风气。孔子这句话是用同音字来训释词义，属于音训。《白虎通义·三纲》：“王者，德也，天下所归往。”又如：“君，群也，群下所归心。”作为领导要有众望所归的威望。这些都是由“王”字衍生而来的阐释。士，也就是知识分子，作为官僚士大夫的来源，《白虎通义》对“士”的阐释是“士者，事也，任事之称也。”士大夫们不仅要坐而论道，还要能干事呀！臣，《说文》：“牵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在金文中臣的形象是 ，小篆是 ，都是俯伏于君王之前，牵以从事之形象，象征着君臣之间的尊卑关系。这是以形训，故《礼记·学记》有“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当其为尸，则不臣也。”为什么？在古代祭祀时，作尸者，是与尊者配；不臣授受之师者，是为了尊师重道。我不是说古人如此释字都正确，有的拿到现代生活来看便不确切，甚至是错误的。若民字，《说文》释民，众萌也，即萌芽的状态，金文作 ，是植物萌芽之状。《白虎通义》：“民，暝也。”贾谊《新书》亦云：“民之为言也，暝也，萌之为言也，盲也。”以“暝”、“萌”释民，都属于音训，其如此释义，就不合今天的潮流了。借音以释义，而“萌”字，如今作为青年人天真无邪的意思成为流行语，卖萌成了卖俏了。字义随着时代的发展，也不断在使用过程中发生变化。民的社会地位随着时代发展已经完全不同了，然而从原始的字义上去理解，民以暝、萌解，那是说明民众从自在到自为，是需要经历培育和教养的过程。记得毛主席在建国初曾讲过如今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问题，人民的觉悟要经过思想教育和培养才能形成。从社会生活和生产实践上看，民众的智慧要超过知识分子，从推动社会进步讲，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再说“鬼字”，《说文》：“鬼，人所归为鬼。”这是以同音字“归”释义。中国古代的学校教育从识字开始，通过识字以释义，讲伦理道德最基本的思想教育，这是中国文化教育方面适合中国汉字这一特点的一种教育方式，在今天如果有分析地选择，使用和阐释得好的话，在社会生活中也会有一定的正面效应。 　　 　　郑重：好，我们就来讨论一些学术上的问题。你举的案例都是象形为主，“王”还算一个象意字，从“正名”这个视角，应以象意为主，能不能再选几个象意字来分析一下？ 　　 　　朱永嘉：可以，不妨还是以董仲舒所释之字为案例。董仲舒《春秋繁露》在第二十九篇《仁义法》中说： 　　 　　《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故仁之为言人也，义之为言我也，言名以别矣。 　　 　　这里治是指治理、研究，仁指对他人的爱心，义指必须控制自己的行为到适宜的程度。从字义上分析，为二人，此处之人为我之外的他人，意谓仁爱之心是对待他人而言的。義之为言我也，義字从我，意谓依照义理来约束行为是对自己而言的，这二字之名就已经区别其指称了。而这个“義”，只能是繁体字，才能指称其意义，化为简体字义，那就被淹没了。这里讲的人我关系有一个前提，便是治，便是管理，是行政管理的职能。那么这个“我”，在仁字上，便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个体，在古代是指君王，在现代生活那就是指各级执政之官吏。同时这个“人”，也不是指单个的个体的人，而是指一个群体，是指百姓和民众，那么这个“我”与“治”字在仁义二个字之间也有区分。義之治我，是指官员们如何待自己，而仁之治人则是如何对待百姓与民众。孔子在《论语》中提到仁的地方不下百处之多，提到义的也不少。把仁义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范畴来讲，首推孟子，孟子在见梁惠王时，向梁惠王开宗明义表达的第一句话，便是“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而推行仁义的关键在于自身要正，也就是正我，但是古往今来的大多数君王，都是其身不正，却莫不欲正人，实际上其身不正是很难正人的。孔子曾反复地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孟子也曾经这样说：“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当今从严治党，说到底也就是这个道理，党风正了，各级干部的作风正了，社会风气自然也就正了。 　　 　　郑重：朱老师，请你再解析一下“利”这个字，义与利是两种价值观，义利之辨，迄今已有二千年的历史，现在还在争论。义利之辨为什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朱永嘉：在中国古代，与义相对应的另一个字便是利，孟子见梁惠王，首先就是义利之辨嘛。《说文》：“从刀，和然后利。《易》曰：利者，义之和也。”故利之字形是 ，是谓人在收割作物的形象。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如果把君子说成是士大夫，小人说成是平民，这个观念要作分析，有其合理的一面，也有其不合理的一面。孔子还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意谓君子关怀德政，小人关怀生活，君子关怀刑罚，是否恰当，小人关怀利益上的实惠。这个情况不会是绝对的，这要看情况来分析，在国家急难的时候，百姓往往更有为国赴难之心。孔子在卫国时，见到卫国人口多了，有一段与冉有的对话： 　　 　　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 　　 　　这里有三个层次，第一，是要活得下去，即人口能够生存繁衍。第二，是共同生活富足，大家一起过上小康生活。第三，才是教化。概括而言，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我们从领导中国革命到建国，首先解决的是生存，建国以后前三十年还只是在生存的基础上追求温饱，后三十年为基本实现温饱而奋斗，此后是追求发展的阶段。对于平民百姓，先要“喻于利”，得到实惠后，才是“喻于义”，这就要依靠教化的力量。君子们要承担起推动这三个阶段不断前进的过程，这是我们希望的历史发展过程，但问题更多出在君子这一方面。王符《潜夫论·遏利》中指出：“世人之论也，靡不贵廉让而贱财利焉。及其行也，多释廉而甘利之于人，徒知彼之可以利我也。”所以在德性这一方面，有时候君子反而不如小人，言行并不都一致，有人说过“一切向钱看”，此话还是出于“君子”之口。孔子还说过一句话：“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反过来，老百姓对这种事见多了，便长了心眼，对在位之诸公不再简单地闻其言而信其行，而是闻其言而观其行。老百姓不像过去那样容易受糊弄了，在网络通讯发达的时代，把那种言行不一的行为公之于网络立此存照，使之如过街之鼠无处遁行。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君子与小人便换位了。 　　 　　郑重：孔子是站在贵族的士的立场上说这番话的，而实际的情况是君王、贵族是把权力放在头等地位的，他们的利就是权力，那是不容别人侵犯的，所谓“小人喻于利”，无非是吃饱穿暖的生存权问题，孔子这话并不可取。 　　 　　朱永嘉：从实际情况看，无论古代的士大夫还是当代的知识分子，总体的生活水平，还是要比平民百姓工农大众高一些，比起民营企业家和高级官僚要差一些。回过头来说，从仁到义、到利，都是名词，都是象义字，都是概念的解释，如果结合实际生活，那就是非常生动的思想伦理教育了。所以名学、正名的问题，还是大有学问所在。 　　 　　郑重：你说名学这个问题大有学问，孔子关于正名的话讲了那么多，我倒要问一下，其社会功用究竟如何，孔子在正名这个问题上，除了提出问题，究竟做了些什么？ 　　 　　朱永嘉：你这个问题提得好，司马迁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些说明： 　　 　　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所以孔子通过编写《春秋》这部史著，其目的是： 　　 　　“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换一句话，是通过《春秋》的褒贬以定史事是非，从而达到拨乱反正的目的。这个拨乱反正，不是在当时，而是通过《春秋》的褒贬来说明什么是乱，什么是正。所以董仲舒说：“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中国古代史官有秉笔直书的传统，可以举二个典型的案例。《史记·齐世家》记载了齐国的卿大夫崔杼杀齐庄公的事，其中称： 　　 　　齐太史书曰“崔杼弑庄公”，崔杼杀之。其弟复书，崔杼复杀之。少弟复书，崔杼乃舍之。 　　 　　史官用“弑”这个字是指出其为叛逆不道的事，敢于与执政者相对抗，这是史官必须秉笔直书的品德。崔杼为什么要杀齐的史官呢？因为害怕在历史上留下恶名。齐之史官兄弟三人，在这个问题上宁死不屈，崔杼最终便只能认命了。为什么崔杼对这个“弑”字犯忌，因为在中国古代这是臣杀其君之专用名。《说文》：“弑，臣杀君也。《易》曰：臣弑其君。”见于《易·坤·文言》：“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渐矣。”类似的案例，还有赵国的史官董狐，此事见《史记·晋世家》，晋灵公时，执政者为赵盾，灵公欲害赵盾，盾遂奔，未出境，盾之昆弟赵穿杀灵公于桃园，史载： 　　 　　晋太史董狐书曰“赵盾弑其君”，以视于朝。盾曰：“弑者赵穿，我无罪。”太史曰：“子为正卿，而亡不出境，反不诛国乱，非子而谁？”孔子闻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宣子，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出疆乃免。” 　　 　　孔子这段话还是很公正的，赵盾是一个良大夫，如果他离开国境，那就没有责任了，他是代人受过。“弑”这个字是贬义词，是宫廷权力非正常转移，现在不用这个词了，凡是违反正常程序之国家权力更迭，改用宫廷政变这一词了，显示此为非正义之事件，大体也属于正名的范畴吧！ 　　 　　郑重：这样说来，历史上的正名则别有所图，在正名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些历史的真相，或者说为了掩盖某些历史的真相才来一个正名的问题，这类事情在古史中是常见的。 　　 　　朱永嘉：司马迁曾就《春秋》褒贬之历史作用说过这么一大段话： 　　 　　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所以历史记载的作用，是告诫后人，陈云说“下不为例”，讲的也是这道理，既然下不为例，那么此例在史书上应是褒还是贬，不是已很清楚了吗？至于它在历史上的作用，那就又是另一回事了。关于历史上“正名”的问题，就说这一些吧。至于在现实生活中，需要“正名”的问题也很多，诸如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危机、革命、改革等，如何从名实关系结合世界和中国这一百多年历史的发展，讲一下这些名词概念上的外延和内涵的变化之道理出来，在这些名词背后，实际上是重大的理论问题，理论需要科学的论证，才能说服人，做好了这个工作，对我们会有很深刻的教育意义。形势的发展，除了循名责实以外，还有名随实归方面，从存在决定意识讲，不是名决定实，而是实不断地改造名，社会生活会创造出许多新的名词概念来。如何认识这些问题，还有待我们好好思考。过去一个时期，我们的思考比较偏重于利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体系来研究中国问题，我们今后能不能有分析地用一些中国传统的概念和思维方法来思考呢？或许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新的境界。从另一方面讲，还有思考者之立场、观点、方法问题，真理越辩越明这个道理还是对的，否则的话，我们只能老是生活在混混沌沌、模模糊糊之中，那样的话，我们只能始终处于盲目探索之中。 　　 　　郑重：朱老师啊！谈到这里，我才发现你这是古为今用，我被你套住了。你这个人还是蛮顽固的，讨论到最后还是回到究竟模糊还是清晰好。其实说到底，人的认识只能是相对的，这世界上没有绝对真理，清晰与模糊也只能是相对的，郑板桥不是有一句“难得糊涂”嘛，有时候糊涂还是很珍贵的，可以没有苦恼，有时太清醒了，人会自找烦恼。人的认识总是清醒与糊涂不断交替的，有时清醒，有时糊涂，在一些事情上清醒，在一些事情上糊涂，人的思想观念的发展也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朱永嘉：你这一点我接受，其实你那个糊涂是装糊涂，脑子里清醒得很。 　　 　　郑重：好吧，我们下次再找题目谈，我要清醒一些，不能再被你套住。（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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