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条：评范雎说秦王 　　 　　范雎日益亲，用事，因说秦王曰：“……闻秦有太后、穰侯，不闻有王。……四贵备而国不危，未之有也。臣恐万世之后有秦国者，非王子孙也。”王以为然。于是废太后，逐穰侯、高陵、华阳、泾阳君于关外。 　　 　　【评】以揽权要秦王，正如以肉啖虎耳。然强公室，杜私门，自是正论。 　　 　　 　　 　　【释】毛泽东看重李贽评语的是“强公室，杜私门，自是正论”。李贽在《史纲评要》中摘录关于此事的文字皆来自《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范雎，魏人，字叔，先事魏中大夫须贾，曾随须贾使于齐国，回国后遭受冤屈被笞责。秦使者王稽自魏带雎归秦，王稽荐于秦昭王，改名张禄。昭王之立，是因为秦武王早卒无子，立异母弟为王位继承人，是为昭王。昭王之母为楚人，姓芊氏，又作芈氏，号宣太后。电视剧《芈月传》的故事之历史背景就出于此，我这里要叙述的可不是故事，而是要告诉大家历史的真实情况，古书特别是《史记》如何记载这位历史人物以及相关的历史事件。芈为楚之先姓，《郑语》：“融之兴者，其在芈姓乎！”融与熊同音相通，此谓楚王族熊姓，出于芈姓。故不仅秦晋之间有姻亲关系，秦楚之间亦有姻亲关系。秦武王死时，昭襄王质于燕，燕人送归，得立。那一年昭襄王十七岁，至昭襄王三年始冠，只有二十岁。在秦昭王自燕归国即位之初，秦宫廷内部经历过一场大的斗争，《史记·六国年表》载秦国是年“桑君为乱，诛”。《秦本纪》载昭王二年，“庶长壮与大臣、诸侯、公子为逆，皆诛，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悼武王后出归魏。”母以子贵，这实际上是宣太后藉其子为王之势，发动的一次宫廷政变，夺取了秦国的权力。当然，这一次政变离不开其弟魏冉的帮助，魏冉即魏厓，《史记·穰侯列传》称魏厓“惠王、武王时任职用事”，“武王卒，诸弟争立，唯魏厓力为能立昭王。昭王即位，以厓为将军，卫咸阳。诛季君之乱，而逐武王后出之魏，昭王诸兄弟不善者皆灭之，威振秦国。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魏厓为政。”电视剧《芈月传》便是以宣太后为中心人物讲的这一段历史故事，其中芈月早年的青春生活，与春申君青梅竹马的恋情都是虚构的，真实的历史仅仅是这部电视剧的影子，真正支撑宣太后政治地位的还是她的弟弟魏冉。魏冉在秦昭襄王十二年继樗里疾、楼缓之后开始为相，十五年免相，至二十六年复为丞相。范雎见昭襄王时，正是魏冉执政势力最盛的时期，魏冉背后有其姊宣太后即秦昭王之母亲的支持。魏冉为相那些年还是有功的，秦国的名将白起启用于这个历史时期，为秦国立下了许多功业，而魏冉也由此显得骄横。范雎随王稽入秦时，与魏冉有过一次偶遇，《史记·范雎列传》称： 　　 　　至湖，望见车骑从西来。范雎曰：“彼来者为谁？”王稽曰：“秦相穰侯东行县邑。”范雎曰：“吾闻穰侯专秦权，恶内诸侯客，此恐辱我，我宁且匿车中。”有顷，穰侯果至，劳王稽，因立车而语曰：“关东有何变？”曰：“无有。”又谓王稽曰：“谒君得无与诸侯客子俱来乎？无益，徒乱人国耳。”王稽曰：“不敢。”即别去。范雎曰：“吾闻穰侯智士也，其见事迟，乡者疑车中有人，忘索之。”于是范雎下车走，曰：“此必悔之。”行十余里，果使骑还索车中，无客，乃已。王稽遂与范雎入咸阳。 　　 　　范雎见昭王的时间应在秦昭王三十六年（公元前271年），那一年秦昭王已五十一岁，其母宣太后也应是快七十岁的人了，当时秦国大权还是在魏冉手中，秦国的国力盛极一时，故《史记·范雎列传》称：“当是时，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即楚国都城，今湖北之江陵），楚怀王幽死于秦。”楚怀王在秦国幽死是秦昭王十一年的事，当时楚怀王先后亡奔于赵、韩，皆不纳，被秦军俘虏后幽死，可见那时秦的国事很盛，史称：“秦东破齐。湣王尝称帝，后去之。数困三晋。厌天下辩士，无所信。”在这样的背景下，范雎入秦，怎能不改姓换名地谨小慎微呢？当时秦有四贵，都与宣太后有亲缘关系，而且相权和兵权都在四贵手上。史称：“穰侯，华阳君，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泾阳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将，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于王室。”即使有非常亲近的血缘关系，帝王的权力也是排他性的，范雎游说秦昭王能够成功的原因正在于此，然而进说也要看机会。“及穰侯为秦将，且欲越韩、魏而伐齐纲寿，欲以广其陶封。”《史记·秦本纪》在这一年记载：“客卿竈攻齐，取刚、寿，予穰侯。”刚、寿皆在今山东兖州地区，这是借国家的兵力以肥私家的封邑，而且离秦国本土甚远，因而成为范雎游说秦昭王的机会，但是也不能明说。范雎上书秦昭王，其中有这样一句话：“臣闻善厚家者取之于国，善厚国者取之于诸侯。”这句话可是古今相通的，势贵之家的富厚无非是变着法子化国有资产为私有财产，他们的传声筒变着法子鼓吹私有化，这就是华盛顿共识的要害所在。“善厚国者取之于诸侯”同样古今相通，建国以后，第一笔国有资产便是来自没收官僚资本，也就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大陆的资产。换一句话说，要富国，不能老是把眼睛盯着农民的土地，还是要稍微约束一下势家大族的官僚资本，就可以有丰厚的收益。范雎这句话打动了秦昭王，“于是秦昭王大说，乃谢王稽，使以传车召范雎。” 　　 　　范雎与秦昭王相会，也有一段生动的故事情节，《史记》记其事云： 　　 　　于是范雎乃得见于离宫，详（通佯）为不知永巷（指宫中妃嫔居住的深宫，时为宣太后之居处）而入其中。王来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缪为曰：“秦安得王？秦独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闻其与宦者争言，遂延迎，谢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会义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请太后；今义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窃闵然不敏，敬执宾主之礼。”范雎辞让。是日观范雎之见者，群臣莫不洒然变色易容者。 　　 　　在这段叙述中，范雎与宦官争吵时所言“秦安得王？秦独有太后、穰侯耳”，是为了激怒秦昭王，有点题的作用，秦昭王虽然已经五十岁出头，在后宫一切仍要仰仗于宣太后，在朝廷中则一切仰仗穰侯魏冉，没有独立自主的机会。范雎的话挑明了秦昭王的心事，而秦昭王的话也证实了范雎所言不虚，昭王旦暮都要请示宣太后。秦昭王在永巷如此迎接范雎，周边的群臣对范雎当然也就刮目相看了。需要指出的是，义渠是甘南一个羌族的族名，《史记·匈奴列传》记载：“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由此可知义渠王与宣太后确实有着暧昧不清的关系。 　　 　　秦昭王与范雎二人谈话的场景，《史记·范雎列传》称： 　　 　　秦王屏左右，宫中虚无人。秦王跽而请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间，秦王复跽而请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 　　 　　跽，长跪，此言秦昭王双膝着地而求教于范雎者三次。唯唯，此言范雎始终支支吾吾，不敢明言。最后范雎说：“非敢然也。”指自己不敢明言，问题是能不能深谈。范雎的解释是： 　　 　　今臣羁旅之臣也，交疏于王，而所愿陈者皆匡君之事，处人骨肉之间，愿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问而不敢对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于前而明日伏诛于后，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为臣患，亡不足以为臣忧，漆身为厉被发为狂不足以为臣耻。 　　 　　范雎这一大段话，包括他与秦昭王相互关系上之各种可能性有好几个层次，需要仔细体味。二人之问答身份不同，秦昭王是王者，范雎是流亡的说客，在二者的关系上还比较疏远。第二层意思，范雎还不知道秦昭王的心思如何，谓说者与听者是否想到一处，否则的话，说者逆鳞而言则召祸，何况所言之事牵涉到秦昭王骨肉之间即母子之间的关系。宣太后与秦昭王为母子关系，魏冉即穰侯是宣太后之弟，是秦昭王的舅舅，华阳君亦是太后之弟，而泾阳君、高陵君都是秦昭王的同母兄弟，这样骨肉之间的矛盾，一般情况下岂容得外人从中言说呢？尽管他们之间有骨肉之亲，但从国家关系上讲，仍有公室与私门之区分，从“强公室，杜私门”这一点上讲，尽管此事关系到骨肉之间、母子之间、兄弟之间、舅甥之间的关系，谈论起来也是理所应当的，关键是秦昭王有没有这番心思。假如秦昭王没有这个意思，那么范雎今日言于昭王之前，明日便会以离间骨肉之罪伏诛于刑场，这在当时也是很正常的情况。再说，如果秦昭王相信范雎之言，那还有行得通行不通的问题，也就是成与败的问题，那也具有很大的风险。范雎说“死不足以为臣患”，是指自己被杀，秦昭王不必为自己忧虑。中国近代史上的戊戌变法，从宫廷权力斗争的角度讲，也就是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之间权力斗争的问题，光绪皇帝以失败告终，以谭嗣同为首的六君子便以身赴死了。“漆身为厉被发为狂不足以为臣耻”，指的是如果不死的话，逃亡在外，也会如豫让那样为智伯报仇雪耻。豫让的故事见于《史记·刺客列传》： 　　 　　豫让者，晋人也，故尝事范氏及中行氏，而无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宠之。及智伯伐赵襄子，赵襄子与韩、魏合谋灭智伯，灭智伯之后而三分其地。……豫让遁逃山中，曰：“嗟乎！士为知己者死，女为说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雠而死，以报智伯，则吾魂魄不愧矣。” 　　 　　豫让为了给智伯报仇，“漆身为厉，吞炭为哑，使形状不可知，行乞于市。其妻不识也。”目的是寻找机会暗杀赵襄子。范雎所言意谓自己游说如果失败，君王受辱，自己不死也必定如豫让那样替君王报仇雪恨。密谋此类重大政治事件，当然有成败两种可能，失败的话，范雎面临两种可能后果，一是被杀，二是逃亡。 　　 　　范雎在谈话中还说：“箕子、接舆漆身为厉，被发为狂，无益于主。假使臣得同行于箕子，可以有补于所贤之主，是臣之大荣也，臣有何耻？”这里讲的箕子，见于《史记·宋世家》： 　　 　　箕子者，纣亲戚也。……纣为淫泆，箕子谏，不听。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为人臣谏不听而去，是彰君之恶而自说于民，吾不忍为也。”乃被发佯狂而为奴。 　　 　　接舆，是楚之狂人，《论语·微子》：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避之，不得与之言。 　　 　　《庄子·人世间》的最后一节，亦有相似的记载： 　　 　　孔子适楚，楚狂接舆游其门曰：“凤兮凤兮，何如德之衰也。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方今之时，仅免刑焉！……” 　　 　　楚之狂人接舆，对现实不满，认为对过去的问题进谏也没有用，对来世固然可以等待，但也没有什么希望。他声称目前的为政者，看上去都不似有什么大的作为，所以还只能佯装疯狂而回避一切现实问题。此言楚之狂人接舆对现实失望，故意装傻而采取逃避的办法。范雎认为如箕子和接舆那样逃避现实的态度无益于当代之贤主，他希望自己有箕子与接舆那样的品德，但是要有益于贤主，那是他最大的荣光。范雎还说：“臣之所恐者，独恐臣死之后，天下见臣之尽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乡秦耳。”意谓如果自己因言而死，那么天下智谋之士，再也不敢到秦国来了，那样的话，“足下上畏太后之严，下惑於奸臣之态，居深宫之中，不离阿保之手，终身迷惑，无与昭奸。”如此这般的后果，“大者宗庙灭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这是他为秦昭王设想最坏的结果。至于自己的结局如何呢？他说：“若夫穷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贤于生。”这是讲自己因此而遭遇穷辱，甚至杀身之祸，只要对秦国的治理有益，那么自己虽死亦贤于生。 　　 　　从这段长篇的讲话，可以知道范雎开口时，是经过深思熟虑，看清了矛盾的本质。公室与私门之间的矛盾，虽骨肉至亲亦难以调和。事情有成败两种可能，对主客双方各种不同的可能，范雎都层层递进地把话讲透了，但又不是明白地直说，其中的利害得失，秦昭王是可以清楚理解的。范雎这一番讲话，不同于纵横家苏秦、张仪之说辞，他们讲究的是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而范雎议论的是帝王宫廷内部骨肉之间的权力斗争，亦是常人难以置言之处。范雎从造就言论的环境和气氛入手，层层深入，揭开了秦昭王心中难言之隐，而又不那么赤裸裸的落下任何把柄。秦昭王听了这一番肺腑之言的反应是积极的，感到范雎确实是赤胆忠心为了自己和宗庙社稷，因而表示接受范雎为自己策划和处理这些困难问题。《史记·范雎列传》载： 　　 　　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国辟远，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于此，是天以寡人慁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庙也。寡人得受命于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弃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无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愿先生悉以教寡人，无疑寡人也。” 　　 　　秦昭王见范雎能如此推心置腹地向自己表达忠心，他也积极回应范雎所言，认为范雎不必多虑，你范雎能来秦国，是苍天以使我能思想开窍，从而保存先王之宗庙。希望范雎不要抛弃自己，你用不到有那么多的顾虑，无论事之大小，上及太后，下及大臣，尽管畅所欲言地教诲于我，不要对我有任何疑虑。 　　 　　范雎游说秦昭王之策略，亦分两步走，先言外事，然后言内事。外事讲穰侯伐齐之失策，先说秦闭关十五年，不能东向窥兵于山东六国者，是穰侯越韩、魏而攻齐之刚、寿失策，这样越人之国而远攻齐，本来是穰侯为了自己扩充势力，正确的策略应是远交近攻，交齐而攻韩、魏。秦昭王接受了范雎的建议，以范雎为客卿谋兵事，先后伐魏、韩二国取得军事上的胜利。通过对韩、魏作战，范雎直接掌控了兵权，然后与秦昭王言内事，那也要等待数年之后，范雎乘间说秦王曰： 　　 　　臣居山东时，闻齐之有田文，不闻其有王也；闻秦之有太后、穰侯、华阳、高陵、泾阳，不闻其有王也。夫擅国之谓王，能利害之谓王，制杀生之威之谓王。今太后擅行不顾，穰侯出使不报，华阳、泾阳等击断无讳，高陵进退不请。四贵备而国不危者，未之有也。为此四贵者下，乃所谓无王也。然则权安得不倾，令安得从王出乎？臣闻善治国者，乃内固其威而外重其权。穰侯使者操王之重，决制于诸侯，剖符于天下，政適（当为“征敌”）伐国，莫敢不听。战胜攻取则利归于陶（陶的地理位置在今山东定陶，范蠡陶朱公经商居住之地，为当时交通要道。其云战胜得地利归于陶，因为那是秦国在关外的飞地），国弊御于诸侯（此言国力弊于对诸侯的征伐）；战败则结怨于百姓，而祸归于社稷。 　　 　　范雎还说： 　　 　　今自有秩以上至诸大吏，下及王左右，无非相国之人者。见王独立于朝，臣窃为王恐，万世之後，有秦国者非王子孙也（穰侯魏冉是宣太后之弟，是楚姓，秦国嬴姓）。” 　　 　　秦王听了范雎这一番对内事的分析后，史载： 　　 　　昭王闻之大惧，曰：“善。”于是废太后，逐穰侯、高陵、华阳、泾阳君于关外。秦王乃拜范雎为相。收穰侯之印，使归陶，因使县官给车牛以徙，千乘有余。到关，关阅其宝器，宝器珍怪多于王室。 　　 　　《史记·穰侯列传》亦载其事云： 　　 　　昭王于是用范睢。范睢言宣太后专制，穰侯擅权于诸侯，泾阳君、高陵君之属太侈，富于王室。于是秦昭王悟，乃免相国，令泾阳之属皆出关，就封邑。穰侯出关，辎车千乘有余。 　　 　　这实际上是秦昭王发动了一次宫廷政变，其条件是范雎从议兵事起，便掌握了兵权，宣太后也死在这一年，当时她已是七十六岁的老人了，儿子废了母后，还不把宣太后给活活气死。再说穰侯与华阳君在当时年事已高，大概在七十岁左右，高陵、泾阳略小于秦昭王，亦在五十岁以上，这些人生活奢侈惯了，也就没有反抗的力量。当时秦昭王也已经五十八岁了，《史记·范雎列传》记载：“秦封范雎以应，号为应侯。当是时，秦昭王四十一年也。”而穰侯魏冉最终卒于陶，也就葬在陶，秦国复收陶为郡，实际上成为秦国在关东地区借以制衡诸侯的一块飞地。秦昭王十七岁自燕归国即王位，做了四十一年的儿皇帝，到了这时候才翻过身来，当年范雎的讲话中，最打动他的是“擅国之谓王，能利害之谓王，制杀生之威之谓王”，王者手执二柄，即决策之权与赏罚之柄，没有这二条就很难制衡整个官僚机器。 　　 　　李贽评语中“以揽权要秦王，正如以肉啖虎耳”，前半句讲的是范雎如何帮助秦昭王夺回权力，所谓揽权，也就是藉政变以夺取国家的权力，讲的是事实。“以肉啖虎”，这个虎讲的是秦昭王作为王者所具有的虎气，也就是霸气。关于这一点，不妨读一下《史记·白起列传》的相关记载。白起是秦昭王时期秦国的名将，战功显赫。《史记·白起列传》记载： 　　 　　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十三年，而白起为左庶长，将而击韩之新城。是岁，穰侯相秦，举任鄙以为汉中守。其明年，白起为左更，攻韩、魏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又虏其将公孙喜，拔五城。起迁为国尉。涉河取韩安邑以东，到乾河。明年，白起为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明年，起与客卿错攻垣城，拔之。后五年，白起攻赵，拔光狼城。后七年，白起攻楚，拔鄢、邓五城。其明年，攻楚，拔郢，烧夷陵，遂东至竟陵。楚王亡去郢，东走徙陈。秦以郢为南郡。白起迁为武安君。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拔华阳，走芒卯，而虏三晋将，斩首十三万。与赵将贾偃战，沈其卒二万人于河中。 　　 　　这个时期白起的赫赫战功都是在魏冉为相时期所立，秦昭王亲政是在昭王四十一年之后，白起仍是秦国将领的中坚，《史记·白起列传》续云： 　　 　　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韩陉城，拔五城，斩首五万。四十四年，白起攻南阳太行道，绝之。四十五年，伐韩之野王。野王降秦，上党道绝。……四十六年，秦攻韩缑氏、蔺，拔之。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长王龁攻韩，取上党。上党民走赵。赵军长平，以按据上党民。四月，龁因攻赵。赵使廉颇将。……廉颇坚壁以待秦，秦数挑战，赵兵不出。 　　 　　其后秦用反间计，赵王以赵括代廉颇为将以击秦，秦使白起为上将军，赵括至，则出兵击秦军，而秦奇兵二万五千人绝赵军后，秦坚壁垒，赵卒不得食四十六日，赵括出锐卒自搏战，秦军射杀赵括，括军败，卒四十万人投降，白起挟诈而尽坑杀之，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四十八年九月，秦复发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赵邯郸。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郸，少利。《史记·白起列传》续云： 　　 　　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将，武安君言曰：“邯郸实未易攻也。且诸侯救日至，彼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虽破长平军，而秦卒死者过半，国内空。远绝河山而争人国都，赵应其内，诸侯攻其外，破秦军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应侯请之，武安君终辞不肯行，遂称病。楚使春申君（黄歇）及魏公子（即信陵君无忌）将兵数十万攻秦军，秦军多失亡。武安君言曰：“秦不听臣计，今如何矣！”秦王闻之，怒，彊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称病笃。应侯请之，不起。於是免武安君为士伍，迁之阴密。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诸侯攻秦军急，秦军数卻，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阳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阳西门十里，至杜邮。秦昭王与应侯群臣议曰：“白起之迁，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馀言。”秦王乃使使者赐之剑，自裁。……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而非其罪，秦人怜之，乡邑皆祭祀焉。 　　 　　白起之死反映了秦昭王之虎气的另一面，虎气固然是强悍之霸气，但亦有自噬的另一面。《史记·范雎列传》记载，白起自杀之后，范雎荐郑安平，使击赵，“郑安平为赵所围，急，以二万人降赵，应侯席稾请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后二岁，王稽为河东守，与诸侯通，坐法诛。而应侯日益以不怿。” 　　 　　李贽《史纲评要》摘录了蔡泽与范雎的对话，其云： 　　 　　吁！君何见之晚也。夫四时之序，成功者去。夫身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次也。商君、吴起、大夫种，其尽忠杀身可愿矣？进君怨已就而德已报，意欲至矣。而（今君对时局）无变计，窃为君危之。 　　 　　那是蔡泽告诫范雎，如今形势已发生变化，昭王的地位已经变了，他对你也已报答了，如何应对形势发展过程中出现新的问题和矛盾，你也拿不出好的办法，如此这般下去，你与秦昭王的关系，便很难善始善终了，你应如范蠡那样，功成身退。于是范雎荐蔡泽以自代，因谢病请归相印，秦昭王挽留，应侯称病笃，范雎免相，拜蔡泽为丞相。在中国历史上有不少功成身退的案例，全身而有始有终，这有其客观的必然性，因为形势变了，如果你适应不了，又不自觉全身而退，往往要有一个结局，这时候便很难了。 　　 　　蔡泽在秦为相十余年，先后事秦之昭王、孝文王、庄襄王、秦始皇，他也是在秦始皇时，主动谢病归相印，全身而退，号纲成君。司马迁在《史记》中把范雎与蔡泽并列一传，寓有深意。为人要与时俱进，该进时要能进，该退时也要急流勇退，让自己一辈子能善始善终，为人要做到这一点也不易。 　　 　　秦昭王五十六年，昭王去世，终年七十三岁。有一句老话，伴君如伴虎，比较白起与范雎二人的遭遇，白起确实有功于秦，但他有一股傲气，赌气而退，故其结局不佳。范雎聪明一些，知难而退，还能保全自己。秦昭王那股虎气也要作分析，任何人都难免有情绪化的时候，使起老虎性子来，难免也有失误之处。当时的另一方完全可以退一步回避以保全自己，千万不能同样情绪化地对着干，否则结局便很难说了。从当代史上讲，陈云就比其他人聪明多了，有不同意见，但不情绪化地对着干，这样于国于己皆有益。彭德怀就比较不幸，他有点像白起那样，虽有战功，但结局不佳。生活中的理想和实际总是有差距，人总有情感与理性二种不同的状态。从另一方面讲，作为王者没有那么一股虎气，又怎么镇得住前后左右、方方面面呢？更不要说开创新的历史局面了。中国历史上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哪个没有虎气啊！哪个没有因为闹情绪使性子而出现失误啊！即使如此，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他们还是功垂千秋的。就秦昭王而言，虽然有过失，但在秦国开疆拓土的历史上，还是功大于过。 　　 　　我记得毛泽东在给江青那封信中，曾讲到自己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他自己是既有虎气，也有猴气，但以虎气为主。那么读范雎说秦昭王这一段历史之因缘变化，对如何理解王者的风度之虎气应该有所体验了。毛泽东执政的最后十年，先是猴气发作，后是虎气发足，无论猴气还是虎气，都有得有失，比较起来，还是得大于失。毛泽东对自己执政的最后十年，也作了分析，那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不足之处，成绩是主流，很有一点自我批评的精神，这就是当今王者的风范。 　　 　　关于范雎去世的年月，《史记·范雎蔡泽列传》未明言，其中称：“王稽为河东守，与诸侯通，坐法诛。”《史记·六国年表》系此事于秦昭王五十二年（公元前255年），只言“王稽弃市”。1975年底湖北省博物馆在云梦睡虎地发掘战国末年至秦代的墓葬，其中十一号墓出土秦简一千余支，其中有《编年纪》，亦称《大事记》，记载：“（昭王）五十二年，王稽、张禄死。”王稽入魏，载范雎入秦，时范雎改名为张禄，王稽推荐范雎见秦昭王时，亦称：“魏有张禄先生，天下辩士也。”这是秦昭王三十六年（公元前271年），那么云梦秦简所载“王稽张禄死”之张禄应即范雎。在此之前，秦昭王五十年（公元前257年），郑安平率秦军围邯郸，《史记·六国年表》在这一年，赵国条记载“秦围我邯郸，楚魏救我”，魏国有“公子无忌救邯郸”。《史记·魏公子列传》叙述魏公子无忌夺晋鄙的十万军队，选兵八万人，进兵击秦军，秦军解去，遂救邯郸，存赵。《史记·范雎列传》记载：“任郑安平，使击赵。郑安平为赵所围，急，以兵二万人降赵。”之前秦昭王任用范雎为相后，范雎为报答当年王稽与郑安平之恩，向秦昭王推荐二人，史载： 　　 　　（范雎）入言于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内臣于函谷关；非大王之贤圣，莫能贵臣。今臣官至于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于谒者，非其内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拜为河东守，三岁不上计。又任郑安平，昭王以为将军。范睢于是散家财物，尽以报所尝困戹者。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 　　 　　这是范雎相秦不久之事，时间应在秦昭王四十一年左右。秦发动围赵邯郸之战，是在秦昭王五十年，这件军事行动的策划者应是范雎，郑安平兵败降赵，范雎当然有责任，所以其本传称： 　　 　　应侯席藁请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于是应侯罪当收三族。秦昭王恐伤应侯之意，乃下令国中：“有敢言郑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赐相国应侯食物日益厚，以顺适其意。 　　 　　此事之后二年，“后二岁，王稽为河东守，与诸侯通，坐法诛。而应侯日益以不怿。”这里没有讲范雎之终年，由于范雎是王稽自魏国带来推荐给秦昭王的，而围攻邯郸之役与范雎有关，郑安平降赵范雎有责，那么王稽以河东守通诸侯，是指与魏相通，范雎又自魏来，如此范雎难避嫌疑。范雎应是死在这一年，如何死的，可能不是伏刑而死，也许如吕不韦那样自杀，《史记》没有记载此事。范雎之结局，说明那时在异国为相及为人之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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