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重：朱老师，你和萧木讲的明年是十月革命一百周年，它当然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是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性标志之一。你们的意思是要弄清楚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这两百年来基本的社会矛盾运动的属性和发展趋势，才能考虑未来这一百年的各种可能性。我想听你们讲一讲现在的世界矛盾，究竟是地缘政治关系上的矛盾，还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 　　 　　朱永嘉：你这里提出的是二个问题，一个是十月革命以后，中苏两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究竟怎么看？另一个是国际间的矛盾性质是什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考，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想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十月革命到现在快有100年了，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苏联，坚持了七十二年，作为历史是值得研究和思考的对象，从理想到现实，经历过多少艰难曲折的道路，不管它的成与败，总是值得人们去思考和总结的吧。对于苏联的发展，早在1956年中苏分歧，也就是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时就已开始了，这里有一个认知的前提，那就是如何面对过去的错误。1956年3月24日，那是苏共二十大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问题，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以来，搞社会主义建设时间并不长，说到共产主义运动，从马克思发表《共产党宣言》时起，迄今也只有100年多一点，实现共产主义是空前伟大、空前艰巨的事业。不艰巨就不能说伟大，因为很艰巨，才很伟大。这样伟大艰巨的事业，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苏联要犯错误，我们也要犯错误。因为我们所走的道路是前无古人的道路。苏联是第一个搞社会主义，第一个搞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可以说他们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中国搞社会主义也可能犯错误，甚至犯大错误。因为要摸清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是不容易的事情。路如何走，不容易。我们搞民主革命也是犯了许多错误以后才成功的。建设社会主义同样是这样。要树立错误难免的观点。任务是尽量少犯错误，使主观符合客观，按客观规律办事，反对主观主义，反对片面性。这样才能不犯大错误。我们力求不犯大错误。”毛主席这一段话在如何认识苏联犯错误的问题上是有益的，因为嘲笑前人的失误是没有意义的，做事后诸葛亮并不能显得自己有什么智慧。对过去失误的认识，也不是一次便能完成的，它需要反复不断的思考，才能深化自己的认识。那一次争论是由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引起的，政治局的讨论主要在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上，还没有涉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只有刘少奇提出了农业问题，这倒触及了较深层次的问题。事实上，不仅苏联犯了大错误，我们的错误也不小，问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的错误究竟是什么，怎么来的，到现在还不是很清晰。弄清这个问题，不是倒算账，而是为了吸取教训，继续前进。毛泽东在1975年6月14日，要我们标点注释南宋词人吴潜的词《满江红》，在其下阕有这样几句：“叹十年心事，休休莫莫。岁月无多人易老，乾坤虽大愁难著。向黄昏，断送客魂消，城头角。”这距离他去世还有一年三个月，一是对十年文革的结局，他感到没有把握，自己人已老，岁月无多。乾坤，代表着这个世界大事的前途如何，“愁难著”。这几句词，说明他仍在思考身后之大事，但已无能为力了，只是一种无奈的感觉。如今读来，心中总有一种凄凉悲哀的感觉。 　　 　　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是先有存在，后有概念。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在前，资本主义在其后，生产发展的过程，从分工、协作，到工场手工业，生产力发展了，有了剩余劳动，货币才能转化为资本，产业革命加快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于是才有资本主义的思想家，无论文艺复兴运动还是思想启蒙运动，都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现以后的产物，这当然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社会主义运动，是资本主义矛盾的产物，先有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才有空想社会主义。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三编说：“空想主义者之所以是空想主义者，正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还很不发达的时代他们只能这样。他们不得不从头脑中构想出新社会的轮廓，因为这些轮廓在旧社会本身中还没有普遍地表现出来。”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比他们还要晚几十年，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已经充分展开了。马克思才能写《资本论》，才能仔细解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分析了社会化的大生产与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然后才有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如十月革命本身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产物，以后的苏维埃政权，有七十二年历史的苏联这个国家，它的客观存在，既有合理的一面，也有失误的一面，要作具体分析，对于中国也是如此。中国革命是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到二十世纪通过反帝反封建斗争，才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身也是帝国主义阶段社会矛盾的产物。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从1929年4月起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33年1月便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到1937年4月1日便完成了，只花了四年三个月的时间。接下来是第三个五年计划，到德苏战争爆发前，苏联建成了重化工业，初步完成了工业化的进程。这个经济基础，保证了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这期间资本主义世界先是发生了二十年代末的大萧条那次经济危机，接着是德国法西斯的起来，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时苏联通过计划经济，优先发展重化工业，这在马克思那里都可以找到根据。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三编说：“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这个矛盾表现为周期性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危机是爆发在商品流通的市场交换过程。恩格斯说：“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方式，生产力起来反对已经被它超过的生产方式。”因此无产阶级革命是：“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即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把市场调节转化为计划经济，在生产安排上，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生产分为生产资料的再生产与消费资料再生产的两大部类，由简单再生产到扩大再生产，要优先发展生产资料扩大再生产，而第二部类的积叠要快于第一部类。苏联那样安排计划的结果是以轻工业与农业的积叠来支援重化工的扩大再生产，这必然导致一段时期的短缺经济，农业和轻工业的消费品供应不足，长处是较快地实现重化工业的发展，为后续经济的发展创造客观条件。刘少奇在1956年3月24日那次会议上，强调苏联是农业问题上犯错误，俄罗斯至今没有解决农业问题，包括赫鲁晓夫搞开垦荒地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矛盾的焦点是对富农的个体经济，只看到它在市场交换过程中每时每刻都产生资本主义的问题，不懂得它能促进农业和手工业者发展的积极因素。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充分利用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较快发展经济服务，社会主义不可能是纯而又纯的社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只要掌握好国家政权，掌握好经济命脉，在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下，允许一定范围内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对加速发展社会主义是有利的。 　　 　　毛泽东谈到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说过，“资本主义留下的商品形式我们暂时还要保留下来，商品交换，价值法则，在生产中不起调节作用，我们的调节作用是计划。”在毛泽东心目中没有“市场经济”，只讲商品生产，实际上商品生产就是市场经济，他认为决定商品生产的是周围的经济条件，商品生产是否可以看成促进社会主义生产有用工具呢？我看它是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毛泽东的这个认识，可以承认商品、货币的存在，不完全承认价值法则在商品交换中的作用，那实际上是否认了市场对生产的积极作用，这样的话，商品的价格，只是生产计划与分配的计算上的工具，那就没有市场这个概念了。事实上商品生产如果离开了市场和价值法则，那还有什么商品生产呢？这是认识上的一个误区。既然不承认价值法则在商品交换中的作用，那么工农产品之间的剪刀差长期存在，这样重化工业的积叠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剪刀差中提供的，那样的话，农业与轻工业的发展势必滞后。离开了市场，农业和手工业，这个消费品生产的领域就很难迅速发展起来，在优先发展重化工业的条件下，生活消费品的短缺便很难避免了，什么都必然要依靠票证来供应。我们前三十年经济有很大发展，主要是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的扩大再生产，它的功劳是为工业化打下了基础。但在第二部类，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就比较困难了。毛主席在《十大关系》的讲话中，讲了农轻重的关系，我们的情况，比苏联要好一点，但也没有跳出计划经济和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个框框，这二三十年在发展重化工业上的努力，也毕竟为今后的工业化、现代化奠定了基础，积叠了经验，这一点不能否定。至于农业与轻工业之不足，我们也不能完全责怪古人，那个时代，比起1949年以前的旧中国，它还是一个大的跨越，此外还有国际环境两方面的压迫。后三十年的发展，第一，我们要看到前一个时期消费品的不足，却为市场经济的起步提供了广泛的上升空间。第二，它得益于1972年中美关系的变化，国际环境改善了，市场经济的取向，便有利于对外开放，资本与技术的引进，我们靠什么吸引外资来中国投资，主要是我们市场的开放和廉价的农村劳动力。这三十年工业化的迅速发展，靠的是前面工业化的基础和人口红利，这个红利来自农村的廉价劳动力，还有资源的大量投入，环境的牺牲，但这是不可持续的，今后的发展要有新的动力。在提高效率的基础上寻求新的途径，欠债要还，工业要反哺农业，三降一补，是减法，启动创新的动力是做加法，这样既做减法，又做加法，才能使国民经济的发展走上新的发展轨道。对前后二个三十年都要采取分析的态度，不是简单否定，而是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相互取长补短的关系，还是一句老话，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搞社会主义，毕竟是一个伟大艰巨的事业，我们遭遇过失败，犯过错误，然而这的确是前进过程中的失误，而且从困难中走了过来，能弄清楚失误，毕竟是一种值得庆幸的事，也为今后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不能说今后永远不犯错误，力求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不犯重大错误就很高兴了。 　　 　　第二个问题，国际间的矛盾，在冷战时期，是有意识形态问题，也有地缘关系上的矛盾，而意识形态上的失误，和经济建设上的失策，官僚机构的贪腐，这三者是导致苏联最终解体的重要原因。苏联解体以后的独联体各国，都保留一些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东西，既是财富，也是包袱。苏联解体以后的国际关系中的矛盾斗争，主要是地缘关系的问题。现在的美俄矛盾，已是地缘政治的产物。即使在冷战时期，双方矛盾从历史发展角度看，既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也是地缘政治的产物。二十世纪的中东，从阿富汗、伊拉克、伊朗、叙利亚、埃及，都是世俗的军人政权，苏联对他们的影响大一些，苏联解体以后，美国向中东渗透的过程，美俄之间的矛盾自然尖锐起来。至于当前中东、欧洲的乱象，是资本主义或者叫帝国主义，现在叫霸权主义干预中东相关国家内政的结果，说到底是美国推行它的普世价值那个观念，搞意识形态输出的茉莉花革命的产物。这些地区世俗的军人政权被推翻后，伊斯兰宗教极端势力反而抬头了。现在的恐怖主义、难民危机、移民问题，美国应承担主要的责任。伊拉克这场错误的战争，英国的布莱尔认错并作了检讨，美国的小布什到现在还没有真正认错呢！利比亚的战争，英国也认错了，法国和美国还没有认错！目前整个世界的矛盾，这两百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尽管它有促进社会进步的一面，但目前面临的这些消极面，它也难辞其咎呀！往后一百年，美国还能如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那样称霸世界吗？恐怕留下来的时间不会很多，谁来维持这个世界秩序？联合国真能挑起这副担子吗？恐怕很难。（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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