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年谱》记载，1973年10月上旬，指示有关人员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李贽《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在我印象中，李贽这篇《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当时只要求标点，没有做注释，我们是在10月5日接到姚文元批示的，10月16日上送，印制七份。 　　 　　李贽原名载贽，号卓吾，又号温陵居士，福建泉州人，生于明世宗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卒于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卒年七十五岁。从其学术思想讲，比较接近阳明左学的泰州学派，从感情上比较倾向底层的劳动人民。黄宗羲《明儒学案》中有泰州学派，这个学派的开创者是王艮，《泰州学案》附有樵夫朱恕、陶匠韩贞、田夫夏廷美，都是劳动人民。王守仁的致良知推到极端便是率性而行，李贽在《焚书》卷三自赞一文中，叙述自己的性格，他说：“其性褊急，其色矜高，其词鄙俗，其心狂痴，其行率易，其交寡而面见亲热。其与人也，好求其过而不悦其所长。其恶人也，既绝其人，又终身欲害其人。志在温饱，而自谓伯夷、叔齐。”这样的性格，当然不合潮流，易得罪人。李贽在《焚书》卷五《蜻蛉谣》一文中称：“予初仕时，亲见南倭北虏之乱矣；最后入滇，又熟闻土官猺獞之变矣。大概读书食禄之家，意见皆同，以余所见质之，不以为狂，则以为可杀也。”他是接触到社会矛盾，而对士大夫阶层有所不满。他还说：“某也从少至老，原情论势，不见有一人同者，故予每每惊讶，以为天何生我不祥如此乎！”他深感自己所言所行，不合乎潮流，而为人所不容。为什么他不为人所容，因为他始终坚持自己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他在《焚书》卷一《寄答耿大中丞》一文中说：“观二公论学，一者说得好听，而未必皆其所能行。一者说得未见好听，而皆其所能行。非但已能行，亦众人之所能行也。已能行而后言，是谓先行其言；已未能行而先言，则谓言不顾行。吾从其能行者而已，吾从众人之所能行者而已。”这就把一般士大夫夸夸其谈、言行不一的假面目统统给揭穿了，这就使得他不容于世俗，不仅以其为狂，甚至以为可杀的原因。《明史》将其生平附于耿定向传之末，耿定向是黄安人，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进士，在嘉靖时为御史，隆庆初为大理寺右承，在仕途上还是官运亨通。此传末尾，概括二人的关系及其经历，今录其文于下： 　　 　　定向初立朝有时望。后历徐阶、张居正、申时行、王锡爵四辅，皆能无龃龉。至居正夺情，寓书友人誉为伊尹而贬言者，时议訾之。其学本王守仁。尝招晋江李贽于黄安，后渐恶之，贽亦屡短定向。士大夫好禅者，往往从贽游。贽小有才，机辨，定向不能胜也。 　　 　　贽为姚安知府，一旦自去其发，冠服坐堂皇，上官勒令解任。居黄安，日引士人讲学，杂以妇女，专崇释氏，卑侮孔、孟。后北游通州，为给事中张问达所劾，逮死狱中。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李贽的所言所行，带有叛逆的性格，彻底揭露士大夫间种种的虚伪，当然不为时所容。他被士论孤立，所以才有“何生我不祥如此乎”的感慨，他不断揭露别人身上赖以立身的画皮，那些官场上的俗士，当然容不得他，“不以为狂，则以为可杀也！”李贽对于自己的作品，在《焚书》之自序中有一概述，亦可略窥其宗旨。其云： 　　 　　自有书四种，一曰《藏书》，上下数千年是非，未易肉眼视也，故欲藏之，言当藏于山中以待后世之子云也。一曰《焚书》，则答知己书问，所言颇切近世学者膏肓，既中其痼疾，则必欲杀我矣，故欲焚之，言当焚而弃之，不可留也。《焚书》之后，又有别录，名为《老苦》，虽同是《焚书》，而另为卷目，则欲焚者焚此矣。独《说书四十四篇》，真为可喜，发圣言之精蕴，阐日用之平常。 　　 　　李贽有着反潮流思想，他以异端自居，公然主张《论语》、《孟子》只是当时弟子们的随笔记录，并非“万世之至论”，这是犯了大忌的。他的许多奇论被朝廷以“敢倡乱道，惑世诬名”罪名逮捕，后在狱中自杀而亡。《藏书》和《焚书》是他的主要著作，《藏书》是一部评论自战国至元亡时历代人物的著作，被评论的人物有八百人，这是一部充满批判精神的著作，对每个人物都有简单的介绍，然后附有简短而又尖锐泼辣的评论。 　　 　　毛泽东要我们印制的大字本《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其实就是《藏书》的前言，主要说明他对诸史的评述，不是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毛泽东要我们标点这篇“总目前论”，当然是认可文章的观点。作者在序言一开头便说： 　　 　　人之是非，初无定质；人之是非人也，亦无定论。无定质，则此是彼非并育而不相害。无定论，则是此非彼是亦并行而不相悖矣。 　　 　　这里李贽讲的是认识论，讲人的认识是相对的，各人所处的地位和立场不同，各人所处的时代不同，对于同一件事的认识就各不相同。所以事之是非是因人而定的，因为各人的价值取向不同。因此，人对真理的认识只能是相对的。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也只能是相对的，实践作为结果，对这个结果的评价也是因人的价值取向而异。李贽的结论是： 　　 　　后三代，汉唐宋是也。中间千百余年，而独无是非者，岂其人无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 　　 　　这篇文章的焦点是，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那就是没有是非。可见毛泽东当然也不会赞同“两个凡是”，那只是几个摇笔杆子的人的荒唐话而已。李贽还进一步说： 　　 　　夫是非之争也，如岁时然，昼夜更迭，不相一也。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又是矣。虽使孔夫子复生于今，又不知作如何非是也。 　　 　　人的认识必须与时俱进，不能以一人一时之是非为是非。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例外，包括对某些历史事件的评价，也不会因人因时而异。读李贽这一篇议论有一个好处，可以帮助人们解除思想上的各种禁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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