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晁错《上书言兵事》与《募民相徙以实塞下疏》（下）朱永嘉(2016-08-07 09:46:45)[编辑][删除]转载▼ 　　晁错在《上书言兵事》的末尾，附了这么一句话：“传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臣错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财择。”汉文帝对此文写了一段御批，其云： 　　 　　皇帝问太子家令：上书言兵体三章，闻之。书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今则不然。言者不狂，而择者不明，国之大患，故在于此。使夫不明择于不狂，是以万听而万不当也。 　　 　　汉文帝的话说得很谦逊，也很恰当，实际上晁错这篇讲兵事疏，还都是从一般概念分析，缺乏对当时匈奴实际情况的分析，突破僵局的切入点究竟在哪儿，文章没有说明，讲的还是一般化的大道理，但不切实际。晁错毕竟只是书生，没有实战的经验，当然比不上《孙子兵法》。但晁错敢于在当时挑明汉与匈奴的矛盾，这确实是西汉初年最为迫切的一个实际问题，总不能完全靠和亲政策来委曲求全。事实上和亲的办法并不能完全制止匈奴的侵扰，汉文帝前元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匈奴便曾大举入寇，“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孙）卬，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使骑兵入烧回中宫，候骑至雍甘泉。”这一次匈奴的大规模入侵，已深入到西汉都城长安附近，汉文帝不得不调动全国兵力来应对，这比前面三次侵犯陇西的规模要大得多。匈奴问题确实是汉庭的心腹大患，和亲政策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所以汉文帝感慨自己身边没有廉颇、李牧那样的将领，蒙恬北伐匈奴，几乎是倾全国之力。故晁错这篇文章中那句“安边境，立功名，在于良将，不可不择也”，深深打动了汉文帝。毛泽东看重这篇文章的要点也在此处，当时中苏处于对峙局面，1969年3月中苏边境发生了珍宝岛事件，6月毛泽东前往武汉，在东湖宾馆读《南史》的《陈庆之传》，在天头圈了四个圈，还批了“陈庆之传”四个字，翻到下一页的天头上，毛泽东又批了一句：“再读陈庆之传，为之神往。一九六九年，六月三日。”为什么这么批？陈庆之是南朝梁武帝时的将领，他以少胜多，率兵打到了北方，一直打到北魏的都城洛阳，在一百四十多天时间中，大小四十七战，陷三十二城，所向无敌，睢阳一战，陈庆之以七千人击败魏将丘大千的七万人，在河南荥阳，陈庆之的七千士兵与北魏四十万大军相抗衡，为将者在战前要有锐气和勇气。 　　 　　晁错读到汉文帝的御批之后，当然兴奋不已，又接连献上《守边劝农疏》与《募民相徙以实塞下疏》，这二篇文章内容相互关联，故在介绍《募民相徙以实塞下疏》之前，先简单介绍一下《守边劝农疏》。在晁错看来，当时急需应对的两件事，一为守边备塞，一为劝农力本。这篇《守边劝农疏》见于《汉书》本传，晁错分析游牧族生活的特点，及其转牧行猎于北方边境的情况，其云：“胡人衣食之业不著于地，其势易以扰乱边境。”具体地讲：“胡人食肉饮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如飞鸟走兽于广野，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以是观之，往来转徙，时至时去，此胡人之生业。”这一点与汉区的农民不同。另一方面游牧族居无定处，他说： 　　 　　胡人数处转牧行猎于塞下，或当燕、代，或当上郡、北地、陇西，以候备塞之卒，卒少则入。陛下不救，则边民绝望而有降敌之心；救之，少发则不足，多发，远县才至，则胡又已去。聚而不罢，为费甚大；罢之，则胡复入。如此连年，则中国贫苦而民不安矣。 　　 　　在这种情况下，汉人的边塞要应对飘忽不定的游牧族就比较困难，这就是内地派遣戍卒以戍边的困难之处。 　　 　　接着晁错又讲秦国谪戍的教训，把派遣戍边变成一种惩罚的手段，则人人视为畏途。他说：“秦之戍卒不能（适）其水土，戍者死于边，输者偾（仆）于道。秦民见行，如往弃市，因以谪发之，名曰‘谪戍’。”谪，是指因为有罪贬罚戍边。“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后入闾，取其左。发之不顺，行者深恐，有背畔之心。”在这种情况下，戍边的任务本身亦难以为继，故蒙恬一死，戍边的士兵便作鸟兽散，到陈胜在大泽乡起兵的时候，“天下从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既然不能靠戍边的办法在边境维持一支军事力量，那么守卫边塞依靠什么呢？汉初仍然继续秦发遣戍卒守边塞的办法，晁错分析了汉人戍边办法的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他说： 　　 　　陛下幸忧边境，遣将吏发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以便为之高城深堑，具蔺石，布渠答，复为一城其内，城间百五十步。要害之处，通川之道，调立城邑，毋下千家（指一座城堡之内，有上千户人家）。……先为室屋，具田器，乃募辠人及免徒复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赎辠及输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赐高爵，复其家。予冬夏衣，廪食，能自给而止。 　　 　　他认为采取这个办法，与“东方之戍卒不习地势而心畏胡者”相比，其效果相差万倍，故其对汉文帝说：“以陛下之时，徙民实边，使远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系虏之患，利施后世，名称圣明，其与秦之行怨民，相去远矣。”这份奏疏上送之后，汉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上从其言，募民徙塞下。”随后晁错进一步上疏，把这个政策具体化，这便是他上《募民相徙以实塞下疏》的背景。 　　 　　晁错的《募民相徙以实塞下疏》实际上是前面《守边劝农疏》的补充，他的补充主要有两点，一是募民徙边以实塞下，徙至边境塞下的百姓事先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二是对徙于塞下的民众应如何管理和加强军事训练，以使其成为有组织有战斗力保卫边疆的的民众。关于徙往边疆民众的准备工作，其一，官府必须善待他们，后续者才肯迁徙到边疆来，他在奏疏中称：“下吏诚能称厚惠，奉明法，存恤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壮士，和辑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乐而不思故乡，则贫民相募而劝往矣。”其二，要有充分的物质条件和生存环境的安排，对于生存环境的选择，“尝其水泉之味，审其土地之宜，观其草木之饶，然后营邑立城。”意谓要注意选择水源，土地是否宜耕，考察周边树木生长的状况，才能选择适当的地点营建城邑。这是指移民地点的选择问题，要能生存，并有发展的余地。其三，要为他们准备好来了之后可以居住的家室，以及耕作的田地和交通条件。“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轻去故乡而劝之新邑也。”其四，要有必需的公共服务设施，包括医疗、教育、祭祀等方面。其云：“为置医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恤，坟墓相从，种树畜长，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也。”要让徙边实塞的百姓在那儿能安居乐业，这比从内地迁民戍边要好得多，要使他们能安心在那儿生养繁息，必须事先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第二个方面是如何对徙边移民加强管理和训练，晁错主张参照中国传统的办法，要让移民编组，使其有组织上的架构，否则一盘散沙，便无法调度。他说：“使五家为伍，伍有长；十长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连，连有假五百；十连一邑，邑有假候。”这里“假”是代理的意思，没有固定编制，但能行使职权。这样人员并不固定，可以逐渐变更和调动。在人员的选择上，要从当地“择其邑之贤材有护，习地形知民心者”，他们的具体任务，“居则习民于射法，出则教民于应敌。故卒伍成于内，则军正定于外。”这是指其在城内已形成军事化的队伍，有事时，则成为有编制的军队以应对敌人的进攻，经过一定时间的生息和训练，在边境能够形成一支队伍。他说： 　　 　　服习以成，勿令迁徙，幼则同游，长则共事。夜战声相知，则足以相救；昼战目相见，则足以相识；欢爱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劝以厚赏，威以重罚，则前死不还踵矣。所徙之民非壮有材力，但费衣粮，不可用也；虽有材力，不得良吏，犹亡功也 　　 　　这是指通过训练使他们习惯成自然，让他们长期定居那儿，在边民之间经过相当长一段共同生活的时间，就会形成相互关心爱护的袍泽之谊，通过赏罚的办法使他们严格遵守军纪。做到这些方面，就可以形成强大的战斗力。最后所言对徙民与良吏的选择需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是徙边之民必须是强壮有力的青壮年，才能形成战斗力，靠老弱病残怎么行呢？二是管理成员必须素质良好，受到民众的信赖。好的队伍，没有好的管理，也无法形成相应的战斗力。 　　 　　从这两段话可以知道，晁错对募民徙边以实塞下的政策，以及如何付诸实施的办法，也设想得比较具体。 　　 　　晁错最后讲对付匈奴侵扰的策略，他说：“陛下绝匈奴不与和亲，臣窃意其冬来南也，壹大治，则终身创矣。欲立威者，始于折胶，来而不能困，使得气去，后未易服也。”他的意思是说匈奴一般冬天要南下侵扰，那么在其刚来时，便要设法予以重创，那么他们以后便不敢再来了。所以解决问题在于初战告捷，如果匈奴来侵犯时不能挫败他，他们尝到南下侵扰的好处，此后就难以使他们服气了。最后他说：“愚臣亡识，唯陛下财察。”一切还是请文帝定夺。 　　 　　屯垦戍边，是中国历代统治者的传统政策，这是稳定边疆，减少国家军费负担的好办法。汉代在边塞地区搞屯垦有不少成功的例子，如汉宣帝时赵充国对边疆屯垦所提建议就取得很大成效。赵充国在汉武帝时曾随李广利击匈奴，后经昭帝、宣帝，多次与匈奴作战，是一员老将。汉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赵充国已经七十多岁，仍率军前往边疆平息羌人叛乱，为此数次上奏疏与廷臣争论屯垦之策。史称： 　　 　　充国奏每上，辄下公卿议臣。初是充国计者什三（即十人中有三人赞成他的建议），中什五，最后什八。有诏诘前言不便者，皆顿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习兵事利害，后将军数画军册，其言常是，臣任其计可必用也。” 　　 　　记得1956年6月间，我的老师周谷城先生去北京，在中南海游泳池见毛主席，那时周谷城在报刊上发文讨论形式逻辑的问题，颇感孤立，在主席处诉苦，于是主席让人拿了《汉书·赵充国传》给他看上面这段文字，鼓励他开始只有少数人赞成，只要是真理，最终自会有多数人接受的。在学术问题上要允许百家争鸣，周谷城先生常在课堂上和教师间提起此事，我曾听他讲过，至今记忆犹新。赵充国在边疆为屯垦事争论了好几年，年近八十岁的老人仍为边事操心，其建议被朝廷接受之后，他说了这么一段话： 　　 　　吾年老矣，爵位已极，岂嫌伐一时事以欺明主哉！兵势，国之大事，当为后法。老臣不以余命一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谁当复言之者？ 　　 　　我今年也已八十六岁，在这儿喋喋不休，老人之心皆相通也，我死之后，当年的那些往事又有谁能述说呢！ 　　 　　从商鞅的《农战》到晁错的《上书言兵事》与《募民相徙以实塞下疏》，可见中国传统的政策始终是以农业为立国基础。在历史上，从李悝的尽地力之教、商鞅的变法、晁错的移民实边，都是把保护和发展小农经济作为增强武装力量的一项重要措施。北魏隋唐的均田制、府兵制，也都是寓兵于农。毛泽东当然忘不了中国的这条传统的方针政策。因为中国革命是靠农民扛枪把天下打下来的。中国最早的工业化也是通过工农产品的剪刀差，是农民付出了很大代价才实现的。从合作化到人民公社无非是想把广大农民组织在土地上，目的是为了稳定和保障农业生产，防止农村的两极分化。当然，人民公社的动机与效果不完全一致。“文革”后人民公社解散了，包产到户对农业生产从一个时期看，有它积极作用，从长远看小农生产毕竟有它的局限性，现今农田水利上的欠账和农村的贫富分化便多少反映了这方面的问题。究竟走合作化还是资本主义大农场的道路还在选择中，如此快速而又人为地追求城市化，如果没有相应的工商业为基础，农民被动进城以后，就业问题怎么办，能在城市安居吗？如果要退回去，在农村还有落脚的地方吗？再说这些年农民工进城，农村劳动力空心化，倒是值得人们忧虑的问题。农村教育普及了，年青人都不安心于农业劳动，不会农业劳动了，现在的农村中小学教育，根本没有以农业为基础的观念，老人死了，谁来传授农业劳动技术啊！从长远看，现在的农业还保得住吗？那么农业未来的希望究竟在哪里？千万不要只顾眼前，丢了长远，我们很难走西方城市化的道路，大面积农场化的道路，要走也很难，我们人口基数太大，耕地不够啊！这些年，每年中央的一号文件都是三农问题，说明问题还没有处理好。在农业问题上，我们现在输不起，一旦输了，会地动山摇的。毛泽东挑选晁错的这两篇文章，可以反映出那时他对中国农业的忧虑：中国农业人口多，粮食平均产量一直徘徊在三百斤左右的低产水准。当时全国七亿人口吃饭已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所以毛泽东以农立国的思想没有变。尽管现在亩产的水平比过去高了，但人口翻了一倍，对农产品的要求也更高了。从长远看，何以为继的问题也比过去更加紧迫。读这三篇文章，对我们还是有启发的。不仅是农业问题，如何面对东海和南海问题也是当前面临的迫切课题。和平与发展需要斗争来争取。不强军，人家打到家门口来怎么办啊！所以读晁错传不仅有历史意义还有现实意义。（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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