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年谱》记载，1974年6月，指示有关人员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募民相徙以实塞下疏》与《上书言兵事》二文，我们是在6月间接到姚文元通知的，在7月22日先上送《募民相徙以实塞下疏》，8月初上送《上书言兵事》。晁错上书的时间，应是《上书言兵事》在前，《募民相徙以实塞下疏》在后，具体时间都在汉文帝前元十一年（公元前169年）。 　　 　　论其文需要知其人，故此处先介绍晁错的个人身世。晁错在《史记》与《汉书》中皆有传，司马迁偏于叙事，很少收入相关策文。班固则偏重于策文，有关政务的文字皆一一载入，故《汉书》之《晁错传》比《史记》本传要长得多。晁错，颍川人，颍川郡治所在阳翟（今河南禹州）。史称其“学申、商刑名于轵张恢生所”，在太常寺属下任职文学掌故。《汉书》称其为人“峭直刻深”，意谓此人原则性很强，近乎刻薄，在人与人之间不留情面。汉文帝时，“天下亡治《尚书》者，独闻齐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书》，年九十余，老不可征。乃诏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错受《尚书》伏生所，还，因上书称说。”《尚书》是古代诏令政论的汇编，所以晁错也能借这个机会给皇帝上书论述时政，文帝因此赏识他的才识，让他在太子那儿先后任太子舍人、门大夫，迁博士。他第一篇受到注意的上书，便是《教太子疏》，讲的主题是如何教皇太子读书的问题，得到汉文帝的认可，于是拜为太子家令。晁错因善辩而为太子所喜，因而太子称其为“智囊”，言其一身皆为智谋，所以智囊这个名称由此而始，现在受西方影响改称“智库”了，实际上这是决策者的一个参谋团体，并不指具体某一个人。晁错得到这个称号，无非表明其善于观察形势，处理现实问题时能够想到比较妥善的方法。 　　 　　《汉书》在晁错本传依次载有《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募民相徙以实塞下疏》、《贤良对策》共四篇政论文，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增加了一篇《贵入粟疏》。除了这几篇文字之外，《汉书》称：“错又言宜削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书凡三十篇。孝文虽不尽听，然奇其材。当是时，太子善错计策。”这样一来他的议论太多，当然得罪朝中执政的大臣。文帝崩，太子即位为汉景帝，晁错得到景帝的信任，迁为御史大夫，相当于副丞相，主管监察大权。他弹劾诸侯王之罪过，请求削夺其封地。这样他既得罪了诸侯王，又得罪了朝堂大臣，成为众人攻击的对象，吴楚七国之乱便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借口。这样一来晁错成了风口浪尖的人物，他的父亲在家乡听到风声，便赶到长安来警告晁错，他对晁错说：“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疏人骨肉，口让多怨，公何为也？”晁错回答说：“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他的父亲告诫他：“刘氏安矣，而晁氏危，吾去公归矣！”意谓刘氏的天下安定了，我们家族的生存却面临危险。他回到家乡便自杀了，原因是“吾不忍见祸逮身！” 　　 　　七国起兵以后，朝廷大臣爰盎便向景帝建议杀掉晁错以平息七国之乱，结果是晁错“衣朝衣斩东市”。晁错死后，有一个与吴楚作战的将领自前线回来，因其姓邓，《汉书》称其为邓公。他见到景帝后，景帝向他了解前方情况，史载： 　　 　　上问曰：“道军所来，闻晁错死，吴、楚罢不？”邓公曰：“吴为反数十岁矣，发怒削地，以诛错为名，其意不在错也。且臣怒天下之士箝口不敢复言矣。”上曰：“何哉？”邓公曰：“夫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之，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计划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臣窃为陛下不取也。”于是景帝喟然长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 　　 　　最终景帝知道这件事自己做错了，实际上汉文帝早就估计到吴楚迟早会造反的，当年吴太子死于景帝之手，吴王便有怨望之心，这个仇首先是景帝自己结下来的。文帝赐吴王几仗，以年老不朝，是为了稳住吴王，推迟矛盾爆发的时间。文帝后元年间，周亚夫军细柳，文帝前去视察，见其军令森严，“文帝且崩时，戒太子曰：‘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文帝崩，亚夫为车骑将军。”（《汉书·周亚夫传》）后来率兵平定七国之乱的正是周亚夫。问题是景帝畏难，不够坚定，幻想杀掉晁错以平息七国叛乱，结果根本不行。即使真的暂时平息，中央政府与诸侯王之间的矛盾迟早还是会爆发的，看问题应当透过现象看本质。其实这个问题不仅晁错讲过，此前贾谊在上《治安策》是便已讲得很清楚了。1956年反胡风事件时，毛主席就曾提起过这件事，他说：“自从汉朝的吴王刘濞发明了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著名策略以来，不少的野心家奉为至宝。”对晁错的历史地位作了肯定。无论是谁，要想在毛泽东的眼皮底下玩“清君侧”的把戏，都会被毛泽东一眼看穿的，谁也别想有好果子吃，这已是为历史所证明了的。班固在《晁错传》的赞曰中对晁错作了评述，其云： 　　 　　晁错锐于为国远虑，而不见身害。其父睹之，经于沟渎，亡益救败，不如赵母指括，以全其宗。悲夫！错虽不终，世哀其忠。故论其施行之语著于篇。 　　 　　可见班固在《晁错传》中著录晁错的几篇文字，是表彰他对朝廷能不顾个人利害而忠心耿耿。 　　 　　下面讲晁错的两篇文字，依照时间次序先讲《上书言兵事》，后讲《募民相徙以实塞下疏》，这两篇文章，是从军事的角度来强调农垦的重要意义。 　　 　　要理解这两篇文字，还需要先知道当时的背景，也就是汉初与匈奴之间的关系。秦始皇时，匈奴北徙，“蒙恬将数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適（谪）戍以充之。”当时北方东边东胡强，西边月氏强，匈奴单于头曼北徙，边境有十多年的平安。蒙恬死后，楚汉相争，“诸秦所徙適（谪）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又渡河而南。此后头曼为其子冒顿射死，冒顿为匈奴汗，东破东胡，西击走月氏，复南侵燕、代之地，控弦之士二十余万，与南方的汉朝对峙，南下太原至晋阳。刘邦率三十余万军队北上与匈奴抗衡，结果在平城被匈奴围困七日，脱围以后，汉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汉高祖九年（公元前198年），刘邦取家人子名为长公主以妻单于，使刘敬往匈奴结和亲约。汉初主要的边患是处理与匈奴的关系。当时以游牧为生的匈奴以骑兵为主，因此在军事上占优势。《汉书·匈奴传》记载过这么一件事： 　　 　　孝惠、高后时，冒顿浸骄，乃为书，使使遗高后曰：“孤偾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 　　 　　这是一封侮辱汉高后的信，吕后当然大怒，但也无可奈何，因为没有力量与匈奴一拼高下，只能委曲求全地回了一封信，信中这样说： 　　 　　单于不忘弊邑，赐之以书，弊邑恐惧。退而自图，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单于过听，不足以自污。弊邑无罪，宜在见赦。窃有御车二乘，马二驷，以奉常驾。 　　 　　高后这封回信实在低声下气，冒顿得书，再次派使者前来谢曰：“未尝闻中国礼义，陛下幸而赦之。”从这二封书信，可以看到汉朝国力尚不足以应对匈奴。 　　 　　从《资治通鉴》的记载看，吕后六年（公元前182年）夏四月，匈奴寇狄道，攻阿阳，狄道属陇西郡，匈奴可以从陇西直逼关中。汉文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五月，汉与匈奴有过一次交战，《汉书·匈奴传》记载： 　　 　　匈奴右贤王入居河南地为寇，于是文帝下诏曰：“汉与匈奴约为昆弟，无侵害边境，所以输遗匈奴甚厚。今右贤王离其国，将众居河南地，非常故。往来入塞，捕杀吏卒，驱侵上郡保塞蛮夷，令不得居其故。陵轹边吏，入盗，甚骜无道，非约也。其发边吏车骑八万诣高奴，遣丞相灌婴将击右贤王。”右贤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时，济北王反，文帝归，罢丞相击胡之兵。 　　 　　可见当时汉对匈奴只是处于被动防御的态势。右贤王退出河南地，带兵西伐月氏，赶走月氏后单于又遗书于汉，其中称： 　　 　　愿寝兵休士养马，除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以应古始，使少者得成其长，老者得安其处，世世平乐。未得皇帝之志，故使郎中系虖浅奉书请。 　　 　　这封信到达汉庭，“汉议击与和亲孰便”，公卿讨论后皆认为“和亲甚便”，因而答应与匈奴和亲，可见当时汉朝兵力尚不足以大举出击匈奴。汉文帝前元六年（公元前174年），匈奴冒顿单于去世，其子稽粥立，号老上单于，汉文帝遣宗人女翁主为单于阏氏（即匈奴王后）。从当时的形势看是敌强我弱，和亲政策实际上是一种屈辱谋求妥协的政策，不可能从根本上谋求边境的安宁。而匈奴的南下抢掠往往是带有季节性的。秋冬之际，北方牧草枯萎，他们便大举南下到中原农业区以抢掠为生。汉文帝前元十一年（公元前169年）匈奴再次寇陇西狄道，《汉书·文帝纪》有记载，大概那次汉军略有斩获，这件事促使晁错上疏，《上书言兵事》即作于此时，当时晁错任太子家令。 　　 　　晁错《上书言兵事》的首段，便是言汉与匈奴相互关系的形势，他说： 　　 　　臣闻汉兴以来，胡虏数入边地，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高后时再入陇西，攻城屠邑，驱略畜产；其后复入陇西，杀吏卒，大寇盗。窃闻战胜之威，民气百倍；败兵之卒，没世不复。自高后以来，陇西三困于匈奴矣，民气破伤，亡有胜意。今兹陇西之吏，赖社稷之神灵，奉陛下之明诏，和辑士卒，底厉其节，起破伤之民，以当乘胜之匈奴，用少击众，杀一王，败其众而大有利。非陇西之民有勇怯，乃将吏之制巧拙异也。故兵法曰：“有必胜之将，无必胜之民。”繇此观之，安边境，立功名，在于良将，不可不择也。 　　 　　晁错这段文字，主要是讲汉与匈奴关系之历史由来，这一次陇西之所以能小胜，关键在于将领作战有方，故结论是：“安边境，立功名，在于良将，不可不择也。”《孙子兵法·作战篇》：“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这个话还是有道理的，《孙子兵法·谋攻篇》亦云：“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那什么是良将取胜之道呢？《谋攻篇》云：“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晁错在《上书言兵事》中接下来对汉与匈奴双方战略战术分三个段落作了具体分析，第一段主要讲了双方军队交战时影响交战的三个因素，即战区的地形、兵种及其使用的兵器。战国至秦汉，作战的兵种无非是步兵、兵车，执掌的武器无非是长兵器若长戟、弓弩，短兵器则有剑楯、矛鋋。晁错具体分析了各种地形条件下对何种兵器更有利，以不同兵器对比来分析其有利和不利的条件，此外士兵的训练和装备是否精良，亦影响到战争的胜负。其最终的结论，如果士兵的器械不精良，等于把士兵送给敌人；如果士兵没有训练和好的装备，那等于把统率的军队送给敌人；如果将领不知道士兵的实际状况便前去战场，那等于将君主送给敌人；君主如果没有选择好将领，那等于将国家送给敌人。故交战之前必须知己知彼，在不同地形条件下，以己之长迎敌之短。这是在双方临战以前，对各自临战的条件作进行比较和分析，这个分析相当有道理，对我们今天如何加强战备，如何加强海空力量皆有启发。 　　 　　接下来的第二段内容是具体分析汉与匈奴的双方态势，各自的优点在哪里。晁错认为匈奴的长处有三条，汉军的长处有五条，实际上汉军是以步兵和车骑为主，匈奴是以骑兵为主。他的结论，汉军在数量上占据优势，汉庭可以“兴数十万之众，以诛数万之匈奴”，在军队数量优势下，鼓起士卒勇气，是可以稳操胜券的。实际情况中并非如此简单，步兵在速度上不能与骑兵相比。 　　 　　晁错在第三段指出，“兵，凶器；战，危事也。”《老子》第三十一章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好战的国家和民族，结局通常都不好，故《老子》称“战胜，以丧礼处之”。老子这个思想很深刻，中华民族有爱好和平的优秀传统，打仗这件事只能是被动的，不得已而为之，不怕事，也不惹事。不怕事是前提，不惹事是不主动挑起战事，那就后发制人，是被迫起身自卫的战争，那才能举国同心相应。晁错在这一段提了一个建议，收编北方前来归附的游牧部落，加上边郡的骑兵，对付来犯的匈奴。其实任何敌对的营垒都不可能永远是铁板一块，要善于利用矛盾，分化瓦解，各个击破，这才是万全之策。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讲的三大法宝，即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其中统一战线便是对敌斗争的策略，分化瓦解敌人的营垒，扩大自己的队伍。晁错此文之末，接触到这个问题，但并未深入展开。事实上当时匈奴内部是有矛盾的，右贤王与老上单于便有矛盾，汉庭对匈奴的内情并不太清楚。中国有一句老话，“豺狼当道，安问狐狸”，要突出主要矛盾，对狐狸还得做一点争取的工作，分化瓦解还是可能的。（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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