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0月24日，东珍艾滋孤儿救助项目租用商丘市梁园区东清真寺原阿拉伯语学校校舍，开办东珍学校，为艾滋孤儿提供生活、教育和心理方面的救助。 　　2003年12月1日，中央电视台《面对面》、《中华医药》分别报道了东珍学校的工作。 　　2004年1月29日，柘城县朱进忠开办的“关爱之家”艾滋孤儿院商丘政府关闭，商丘市民政局局长表示，东珍也在取缔之列。 　　2004年2月，东珍到商丘市教育局申请注册。商丘市梁园区教育局的官员讲，东珍只要有100万注册资金，就可以作为教育局的一个招商项目，建校的一切手续教育局都可以帮助完成。 　　2004年2月中旬，《南方周末》、《中国青年》、《三联生活周刊》先后报道了东珍学校的工作。 　　2004年3月16日，东珍在上海与美国斯坦福大学中国教育基金会代表面谈资助一事，基金会代表表示，20日将到商丘参观东珍学校，并将同东珍、政府三方签订合同，分期将100万注册资金打入学校账号，以达到注册标准。 　　2004年3月18日，商丘市委市政府以梁园区教育局社会力量办学办公室名义发布取缔通知。 　　 　　18日中午，我和ZMT从上海经徐州回到商丘。经过清真寺大门时发现有一辆轿车停在门口，进校后听说宗教局的领导正在清真寺里等李丹回来。 　　由于以前虽然有官员多次来校参观，但从来没有指名要和我见面，所以预料到此次会有一番脑力的较量。而我此时由于2天的上海之行已经劳累至极，为了保持好的精神状态与政府对话，就先托词不在，到火车站附近的旅馆（40元）午睡，而手机则因为正在充电而留在了学校。离开时，从北站路向东行，看到距离清真寺200米处路边有两辆警车，一辆是轿车一辆是面包车，都是以往来校时从来没有的。 　　其间，中国新闻社记者一行三人，已经来到商丘。4时许，他们打电话给我，约时间地点见面，因手机在学校，徐大圣老师接了电话，他们说他们自己开车在高速路上，很快就到商丘；一位平日关系不错的官员也多次来清真寺找过我。 　　5时半，我、梁艳艳、ZMT、政阳四人在火车站附近聚会，以了解我不在商丘期间发生的事情，进而猜测政府此次急于见面的目的。据说，此时市委正在召开专门针对东珍的会议，欲以开展整治非法办学运动为借口，重点打击东珍。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打了两个电话，一个是打给中新社记者，问他们今晚是否见面，以及明天的采访日程，但他们说他们接到社里的紧急电话，不能采访东珍了，他们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另一个是徐大圣老师打来的，说已经有很多官员来到了清真寺门口，并且刚刚接到梁园区教育局命令东珍停止办学的通知书。 　　于是，一切猜测都没有必要了。马上赶回清真寺。 　　回到清真寺时，天已经黑了。清真寺门口的三岔路已经停了好几辆轿车，很多政府模样的人围聚在路口，我和ZMT走进学校时，他们很警惕的看着我们，但没有人阻拦。走进校门，和一个女士擦肩（区教育局书记）而过，她追问我是什么人，我说我是这里的校长李丹，她一愣，没再说什么。总之，他们终于知道事件的关键人物到了。 　　进了办公室，一个学生家长（母亲，艾滋病感染者）也在，说是县政府让她来把自己的孩子领回去，她骗官员说，找不到自己的孩子。 　　大部分学生聚在办公室里，说不想离开，一些学生哭了。我们安慰他们说，很快就会回来的，几个月之后就会回来的。 　　柘城县政府的官员进来了，副县长和宣传部长。他们希望我劝孩子跟他们走。我问，孩子的家长都同意吗，他们说同意。问来了多少家长，说来了一半。 　　我说，政府的工作我们当然支持，我们也很高兴孩子们进入政府的阳光家园；但是，当初家长是当面把自己的孩子亲手交付给我们的，我们不能就这么把孩子送走，以后家长问起来我们没法交待的。这样吧，家长来了的，我们签一个协议，表示家长愿意将孩子送到阳光家园，政府也签个字，表示负责；没来的，反正政府找人也好找，一天差不多了吧，最多两天，你们把家长带来我们这里，我们再把孩子交给你们。 　　县政府当然是不同意，我们各自坚持各自的立场，最后县政府的人说，我们出去请示一下吧。 　　又过了一会儿，一位宗教方面的政协委员过来，说正在和清真寺的马阿訇和香老们就此事商议，希望我过去。 　　在清真寺的会客厅，马阿訇和香老一直没有发表意见，政协委员讲，东珍不要和政府对抗，今天和政府配合，把孩子交给政府，为以后重办学校铺路。他会请宗教局长和教育局长过来，让他们保证，只要我们符合了法律规定的办学条件，就给我们注册。而且，考虑到我们正在装修校舍，已经快要竣工，花了不少钱，所以清真寺的房子，将给我们空一年，并且在真主面前定了誓约，一定会继续帮助东珍的工作。 　　之后，宗教局局长和教育局书记进来，我想他们解释，我们东珍学校的存在是为了给政府减少负担，并且东珍未来会有先进的教学理念和强大的软硬件条件，会间接提升整个商丘的教育水平，这是对商丘的长远发展有利无害的；教育局领导当面保证只要我们符合条件，就予以注册——但之前某位教育局官员私下对我们说，就算我们符合所有条件，也不可能被批准，因为这是上面市委的意思。 　　关于孩子的去留，我表示东珍支持政府的工作，但还是坚持前面和县政府官员提到的条件。他们都觉得很为难，我最后说，我直接和县政府的人说吧。于是，这一轮的会谈结束。 　　 换了一间小屋，单独和县政府的两位谈，开始我谈到，我们东珍的存在是为了给阳光家园，给县政府减轻负担，希望他们理解。我的话不时被打断，他们似乎很着急，并不在意我在说什么，而且不断强调“你不相信政府还能相信谁呢？”。孩子的问题上，我仍然坚持我的立场，不久县政府的两位就按耐不住了，暗示既然今天来了这么多领导，场面这么大，孩子今天必须都带走，如果用言语说不动我们的话，就要用粗了。——这是政府最不愿意看到的，一旦动用警力，不说这里是清真寺可能会引起宗教和民族矛盾，也会给媒体一个爆料，东珍弱小、悲剧的形象与政府的粗暴会使商丘市政府陷入更加被动的地位。这也是他们能够耐着性子与一个平头百姓前后谈判将近2个小时而没有行动的原因。 　　 既然今天已经没有任何回旋余地，孩子注定要被接到政府的阳光家园，那么对抗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最终受苦的还是孩子们，甚至还要连累清真寺的朋友们。 　　 于是，我表示，由政府官员给我们签署一个证明，保证东珍的孩子们都能够进入阳光家园，而且东珍的志愿者能够定期探视这些孩子，之后政府将孩子带走。 　　 后来，听人说，商丘官员在谈论这件事时说：“李丹是个硕士生，也是个文化人，我们也不想动警察去封他的学校。”，“李丹还是深明大义的”。 　　 又回去大厅和阿訇、香老们聊了几句，然后走到前面，7、8个官员聚在学校的入口，显得很无奈，似乎拿学生一点主意都没有。孩子们聚在宿舍的二楼和三楼平台，向下吐唾沫，骂下面站着的官员。 　　 教育局局长和政协委员希望我说服孩子上车，我表示，我已经做了最大限度的让步，因为孩子家长没有来，我并不知道孩子家长是否同意孩子离开、去阳光家园。政府的执行公务我们作为公民不能阻碍，但我也没有权力代孩子家长替孩子做如此重大的决定。 　　 然后，我回到办公室，草拟需要政府官员签署的保证书。ZMT拿出数码相机准备拍摄孩子在东珍的离别照，试拍效果时，教育局主任进入了镜头，相机随即被没收。一位官员说找人抹掉那张照片后就还给我们，但直到3个小时后，孩子被接走1个小时之后，相机才还给我们。 　　 那个家长还是声称自己的孩子找不到，官员让我去把孩子给领出来，我当然拒绝了，我说我一直在外面跑外联，孩子认不全。 　　 终于，孩子们还是都上了车，柘城县政府临时租的宇通豪华大客。孩子都上了车以后，点名，一个白胡子老人家（乡支书？）突然问，大涛小涛怎么不在？孩子们回答，被（家长）带走了！点名完毕，一共15个孩子。副县长和县宣传部长签了字。 　　 似乎一切都结束了，但突然又吵闹起来了，一个学生要求上厕所，随车的官员不同意，担心好不容易才找齐的孩子又跑了。一下子孩子们都吵起来，说要上厕所，“连厕所都不让上，我们不去了”。有几个孩子又哭起来了。朱翠莲闹得最凶，她又哭又骂，官员吼。 　　 “厕所事件”大约持续了20分钟，孩子们最后还是回到了车上。徐大圣老师陪车一同去阳光家园，拿着协议的后半部分，准备到阳光家园请孩子家长签字表示知情同意；何立国阿訇本来也要去，但政协委员劝阻了这个行动，指出他去会给清真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11时左右，宇通客车开走，之后不到五分钟，门口的领导、政府人员全都乘车离开了。剩下了4名警察站在路边。 　　车开走之前，我们一直向政府官员要求归还相机，与孩子合影，但总被支来支去，说相机在某某人处，去找他要就可以了，其实相机早就不在这里了。 　　尘埃落定，学校里从来没有这么静过。 　　过了一会儿，三个警察进来我们的办公室（2个警服、1个便服），问我们的名字和身份证，以及个人情况。登记完毕，送给他们每人一本高耀洁老师的艾滋病书。 　　3月18日完毕。 　　 　　政协委员强烈邀请我们出去喝咖啡，当然大家都明白大晚上12点出去喝咖啡，肯定是有要事要谈的，不只是安慰我们而已。于是，他用车载我们，李丹、ZMT、梁艳艳、何立国，到了上岛咖啡。 　　政协委员请客。 　　 政协委员说我们还有希望在商丘注册，合法办学，他19日早晨会陪我们去梁园区教育局咨询注册手续和条件；我们应该马上回到北京，洗个澡、找个公园散散心冷静地考虑一下目前的处境；对于我们被取缔的原因，他举例指出，《中国青年》给我做的个人专访惹了祸，因为里面提到了商丘和河南的艾滋病村和艾滋孤儿问题，而我们历次的采访报道都会提到商丘的艾滋孤儿问题，不利于我们维持与当地政府的关系。总之，核心思想是，18日取缔东珍的事我们绝对不能和通知媒体，因为我们有希望在商丘得到合法身份，不能断自己的路。 　　 我表示，只要东珍有希望得到合法身份，我们可以不将这件事通知媒体。但很快我们就发现，我们被商丘政府戏弄了。在我们对媒体沉默时，19日的《商丘日报》一版刊登了取缔东珍的报道，河南民办教育网、河南报业网都转载了这则新闻；20日商丘电视台播放了取缔东珍的电视新闻，因为东珍正在装修，所以显得很乱，而新闻镜头就刻意将这些零乱处加以搜集整理；18日（取缔当日），商丘市委宣传部给《中国青年》杂志社写信，要求他们刊登“正名”文章，记者写道歉信，指文章内容严重失实，李丹等人别有用心。作为民间慈善团体，最重要的就是名誉和公信度，而商丘市委宣传部就是要从名誉上毁掉东珍！ 　　 席间，我突然想起（昨晚脑子是在不够用，竟然忘了），有9个艾滋孤儿预定19日早晨过来东珍入学。就征求政协委员的意见，政协委员说绝对不能让他们到商丘市里来，我问，让他们直接和阳光家园联系，进入阳光家园如何，政协委员也觉得不错。 　　 我们就打电话给孤儿家长，和他们说了东珍目前的情况，请他们打电话到阳光家园问是否可以收下这些艾滋孤儿。因为我们觉得，这些艾滋孤儿已经说好19日要来东珍，成为东珍的学生，而政府要将所有东珍的孩子都接到阳光家园，那么他们理所当然也可以进入阳光家园。 　　 梁艳艳老师突然提起，政府接孩子的时候漏了3个孩子——东珍学校18日一共是18个学生，县政府只接走了15个学生——开始讨论对这三个孩子我们应该怎么办才好。最后决定，哪怕我们以后努力把这3个孩子再带出来，现在也不得不把他们交给阳光家园，因为我们不能违反政府的法令。 　　 政协委员给教育局领导打电话，很快决定第二天让柘城县派人来接。后来听说，当徐大圣对县里官员讲他们漏掉了3个孩子是不是明天再去接的时候，对方回答，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凌晨2时许，中雨，各自回家。 　　 这一夜对于所有相关的人，都是一个不眠之夜，我、ZMT、梁艳艳自然没有睡，在讨论思考这一天发生的事情、明天可能发生的，以及市政府的态度；徐大圣老师、柘城县的大批官员在阳光家园；市政府的官员也在思考对策吧？ 　　5时许，徐大圣老师打来电话，说9名艾滋孤儿的家长提出的孩子进入阳光家园的要求被拒绝。我请大圣安排孩子上午来商丘市，预期这样会引起商丘市政府的重视，而是孩子进入阳光家园。 　　早晨9时，我、ZMT和政协委员道梁园区教育局，先和昨天见过面的党委办公室主任见了面，主任对民办学校注册事宜并不很清楚，以为我们要在校舍、老师的条件都合格之后再来教育局注册；我指出，应该先拿到一个教育局的办学许可，才可能征地、建校、招募教师。于是，主任打电话把社会力量办学办公室主任请来，对我们宣讲了政策和注册条件。特别提到，作为校长，应该是一个有至少五年教龄的教师，而我是不具备这个条件的。政协委员也建议我们注册一个技工学校，向劳动局和教育局申请注册。 　　 离开时，美国使馆的朋友（2003年帮我联系去美国作艾滋病教育培训，在东珍的邮件组里）打来一个电话，关心东珍学校被取缔后的情况。政协委员问是谁来的电话，我实话实说是美国使馆的朋友，他一愣，说“昨天的咖啡我算是白请了”，我赶紧解释，这个朋友在我们的邮件组里，我们没有在东珍邮件组和东珍论坛之外特意通知任何人。 　　一起回到东珍学校，等待柘城县接孩子的人。这时候柘城县的人还没有到，村民带着9个艾滋孤儿（3人父母双亡、6人父母单亡另一方也是艾滋病）已经来到商丘市，暂时安置在教师宿舍。告知政协委员又有9个艾滋孤儿来东珍学校入学，政协委员通知区里，似乎对方很恼火。 　　中午了，雨还在下，时大时小。柘城县政府的官员——还是昨天的两位带队——开车来到了学校，他们似乎很着急，老是催问孩子怎么还不过来。几分钟之后，梁艳艳和杨菁把12个孩子从宿舍带到学校。新来的9名孩子背着书包，排着队进来，都是二、三年级的样子。 　　还是要写一纸文书的。 　　来了两个农民模样的人，一个30岁左右的男人一眼看上去就是艾滋病感染者，浑身无力；另一个男人年纪较大，50左右吧，不知道有没有病。写家长知情证明的时候，年纪较大的男人说自己是大涛和小涛的亲戚（没听清是什么亲戚），写了字据，签了字，我问那个感染者，你是孩子的什么人，他说是父亲，我说应该你签啊，他签了，签的名字和那个年纪大的男人签的是同一个名字；3个东珍学生的最后一个，是岗王乡岗王村人，家长没有找到，乡长代签的。 　　轮到9名新来的孩子了。我们希望县政府官员能够保证这9个孩子进入阳光家园，但县政府官员说，这9名孩子不是你们东珍的学生，你不用管他们，我们只能写一个收条。我坚持一定要让这9名孩子也进入阳光，对方回答，阳光家园有自己的规定，不能谁都收的。我问，阳光家园是怎么规定的？他们说自己不是阳光家园的，所以不清楚。 　　协议文书（收条）由政协委员代笔，前半部分是“今收到2004年3月19日到“东珍学校”就读的柘城儿童九人。”，这是县政府的话；后半部分是“根据“阳光家园”相关规定收置”，这是东珍要求加上的，但最后还是被划掉了。 　　甚至前半部分，在措词上，县政府也很敏感有争议。一个人说，东珍学校已经被取缔了，这些孩子不是东珍的学生。起草人解释说，我前面写了3月19日，东珍学校是在3月18日取缔的。最后，还特意在东珍学校四个字上加了引号。 　　——据中新社记者说，他们19日中午在阳光家园采访，看到一辆警车和一辆面包车开进阳光家园大门，警车上面的人下来了，而面包车上自始至终没有出来一个人，从时间上看，可能就是我们东珍的3个孩子到了阳光家园吧。 　　下午，整理校舍，开始登记物品。 　　晚上9时，东珍全体成员聚会，讨论东珍未来发展。此时，美国斯坦福大学中国教育基金会的代表和捍马俱乐部成员已经到达商丘，并入住天宇大酒店，邀请我和梁艳艳过去介绍一下情况。我和梁艳艳、志愿者孙高洁一起过去，向他们介绍了东珍的现状和未来的设想，并约定第二天上午一起前往阳光家园。 　　梁艳艳晚上留下陪基金会的夏女士，李丹和孙高洁各自回家，走到大厅时，发现有几个人很可疑，大晚上一点钟在那里看大厅中的楼房模型，有朋友猜他们是监视者。 　　 　　3月20日早晨，东珍全体人员来到天宇大酒店，在大堂和基金会、俱乐部的朋友集合。却发现几张熟悉的政府官员的面孔突然出现在我们身边——商丘艾滋病防治办公室和教育局的两位官员——他们表示将陪同基金会和俱乐部的朋友访问阳光家园。 　　鉴于目前东珍的敏感身份（由政府官员不请自来也可以看出），我们不想因为我们同行而影响俱乐部和基金会的活动。于是当政府官员问俱乐部的人，李丹是否也一起去时，我们说不去。但我们也不想放弃预定的到阳光家园探望东珍学生的计划，和俱乐部的朋友约定，当他们结束阳光家园的访问后，给我来一个电话，我们那时再出发过去。 　　俱乐部和基金会的人开车与政府的人一起出发了，我们走到酒店门口，目送他们离开。陈阿姨说，酒店大堂门口停着一辆面包车，就是平时停在清真寺门口监视学校的。车门朝我们的一侧开着（不是朝大堂的一侧），一个人坐在车门边看着我们。我向他们挥手，表示知道了他们的存在。大家都劝我取消今天访问阳光家园和双庙村的计划，不仅是政府的监视，也因为村里有消息来，说一旦我过去，就会被扣留，让我把所有捐款吐出来。很感谢大家的关心，但我不想取消这个行程。我向大家解释，我是安全的，我不相信县政府会扣留我，那样会制造一个大新闻，这是市政府不希望看到的。 　　——一个网上朋友来电话，说听说了东珍的遭遇，将濮存昕先生的电话给了我，说昨天将东珍的事向濮存昕先生说了，替我约了今晚打电话给他。 　　鉴于有监视者，我们分批离开。 　　我和ZMT一路，步行。由于感到很难预料在我们身上会发生什么事，所以也不敢过于托大，决定找一个网吧将商丘市取缔东珍的事发给朋友，这样万一出事的话，也会有朋友出来呼吁救援。 　　步行了大约3公里，其间复印备份了名片夹，确定没有人跟踪后，在火车站附近的网吧上网。竟然戏剧般的，另一路出发的梁艳艳和孙高洁、灿宇也在这个网吧上网：） 　　一个小时，将信息发给了所有名片夹里的朋友。 　　徐州的杜秀雨来电话，说他已经下了火车，到了东珍学校。——18日徐州见面时，我和他约好今天一起去艾滋病村，他在感受了艾滋病村之后，将决定是否加入东珍到艾滋病村做社会调查的全职。 　　约在火车站的德克士见面。同时，捍马俱乐部的捍驴也来电话，说他们已经从阳光家园返回酒店。 　　捍驴说，他们只是参观了阳光家园，而且县政府民政、教育、卫生等部门的主要领导都在；没能下到艾滋病村去，因为官员说“路不通”。 　　见面后很快就决定一起去艾滋病村。我、ZMT、徐大圣、捍驴、杜秀雨就近包了一辆面包车，一同前往。 　　路上接了几个电话，但因为担心电话被监听，所以没有对任何人说我们现在正往柘城县去，或者说，我们现在睢阳区，或者说我们在往睢县的艾滋病村去。 　　面包车很慢，两个小时后到达双庙村。 　　进了村，没走几步就看到几个原东珍学校的学生，他们说周末放假，今明两天都在家。但回家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有家长亲自来接，孩子不能自己回家。 　　孩子看到我们很高兴，特别是看到徐大圣老师。 　　我们这些访客和孩子们聚在村民王国峰家里，捍驴和几个家长和孩子聊了聊，说和他以前预想的不太一样，人都很乐观。我觉得这是很大的错觉，孩子见到了老师，村民见到了朋友，自然是感觉有了希望，才会很乐观。我建议走出院子去看几个艾滋病村民的家，村民李大姐带我们看了三家，两家是卧床的病人，他们曾经吃过几个月的泰国生产的鸡尾酒药品T40，但后来都因为没有钱而停药了；还有一个东珍学生的家，家徒四壁，墙上满是孩子们（3个）的奖状。 　　另外，据村民说，3天前刚有一个感染者村民去世，春节之后这段时间有一个感染者村民自杀。 　　晚上，回到商丘市区和捍马的2位朋友（另两位一位家里有事先回上海了）、基金会的代表一起用餐。其间提到了，东珍存在的意义，以及是否存在与商丘市政府合作的可能。 　　我们表示，东珍存在的意义，不只在于帮助几十个或者几百个孤儿，这相对于河南几十万的艾滋孤儿，可以说是杯水车薪；同时，面对如此严重的艾滋孤儿问题，从事这种救助活动的组织和个人却只有数以十计，也是杯水车薪。虽然改变一个孩子的一生，是重要的，但我们需要更多的人加入到救助艾滋孤儿的行列中来，从而改变绝大部分孩子的命运。而这就需要媒体的介入、宣传。以东珍这5个月的历程为例，开始东珍只有我和梁艳艳两个人，现在核心人员已经达到6人，各地志愿者、关注者300余名。虽然还是很少，但这已经是几十倍的增长了，我们完全可以预期未来会有几千、几万、几十万的人关注艾滋孤儿救助的事业，这样才是艾滋孤儿真正的希望所在。 　　至于与商丘市政府、阳光家园的合作，梁艳艳表示，如果可能她会作为志愿者去阳光家园工作，进而不断监督阳光家园的工作，促进阳光家园不断提高服务质量；而我表示，我们抛弃大城市的优越生活、以大学生、硕士生的学历来到商丘，不是来做给政府的孤儿院当保姆的，我们能做出来更有意义的工作，一是通过我们的工作，不只是救助孩子的生活，也从心灵上彻底改变孩子，给他们一个真正美好的未来，这作为一个政府孤儿院里的普通员工是很难实现这一点的；二是，通过媒体宣传我们的工作，让全中国都知道这里有艾滋孤儿需要救助，而在政府的孤儿院里，媒体是绝对被屏蔽的。 　　席间，接到政协委员的电话，很急的约今晚见面。 　　9时许，打电话给濮存昕先生，他给的建议是，离开商丘换另一个地方办。虽然这是我们最不愿意听到的方案，但确实是很现实的方案。 　　陈阿姨说，他的邻居在商丘电视台的新闻节目里看到了关于取缔东珍的新闻，因为里面出现了陈阿姨一面，所以特意来告诉她。 　　10时许，大家回到天宇大酒店，俱乐部和基金会的人回房间休息。政协委员在大堂等我们（李丹、徐大圣、梁艳艳、ZMT），他提出我们应该明天就把电脑、电视等贵重东西从清真寺的校舍里搬走，门即日由宗教局上锁，但由于我们装修花了很多钱，这些装修是带不走的，所以会用装修费折算我们的房租，校舍给我们空一年，不租给别人，等到我们合法注册之后，我们随时可以搬回来。我们提出我们的困难，现在不可能这么快找到地方存放那么多的电脑，教师宿舍的房东也正在催我们退房，因为知道了我们在办爱滋孤儿学校，运输也是一个问题。最后，他同意延缓几天。 　　政协委员之后提到，由于此次东珍学校的事件，在我们学校做全职工作的何立国（哈里发毕业，未来会是阿訇），已经上了黑名单，以后不可能拿到“阿訇证”，不可能成为阿訇了；至于东清真寺的马太平阿訇，因为阿訇都是按任期聘任，所以将不再续聘，甚至在任期未满时就会解聘马阿訇。对此，我们表示，我这几天来我们对商丘政府做出了最大的妥协，政府要求的我们都做了，市政府要我们交孩子我们交了，市政府要我们不通知媒体我们没有通知，但政府却没有一点诚意，19日去教育局的谈判大家都明白这是一个虚招，商丘政府真的会给东珍注册吗？（政协委员没有回答）。但如果再这么步步紧逼的话，我们也只有将此事捅给媒体了。政协委员又提到了那天的咖啡，希望我想那天他建议的，回到北京洗个澡，找个公园把心情平静下来，换个脑筋，不要激动，不要和媒体联系。 　　至此，双方算是都摊牌了，市政府想必也明白了我们此后不可能对媒体保持沉默，我们也明白了一味的退让只会使对方得寸进尺。 　　3月20日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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