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一浊流滚滚来 　　 　　 　　“文革”运动的巨澜终于向爱新觉罗家族和溥仪本人猛扑过来。 　　 　　爱新觉罗家族中最早被点名批判的是郭布罗·润麒，那还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那篇社论发表不久的初夏时光，在润麒工作的北京编译社内，一下子贴出大批矛头对准他的大字报，而且冠以《打倒现行反革命郭布罗·润麒！》、《郭布罗·润麒是“三家村”黑店在编译社的黑干将!》等吓人的标题。溥仪得知消息后，尚能从理解这场运动的角度“正确对待”，他找来溥杰和万嘉熙说：“润麒反对社会主义，我们虽然是亲戚，也不能包庇他。”三人遂搜索枯肠，仔细回忆润麒平日的言行，连开玩笑的内容都不放过，再加以推敲，写成一篇揭发其“反动言论”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贴出以后，在编译社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不仅因为其材料翔实，而且因为其中提到了溥仪在场并予以证实的内容”。不久，润麒便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关进西郊马神庙的教育行政干校隔离审查，从而失去了人身自由。 　　 　　随着“红八月”中打、砸、抢的升级，溥仪的一个外甥站出来“造反”了，他还是一个十六七岁的中学生，在蛊惑人心的“红色潮流”中声明要与皇族家庭“决裂”，这种情况在当时一点都不奇怪。他领着一队红卫兵首先闯进了东城宽街西扬威胡同16号的载涛的住宅，抄了家，查封了古董，还把年过七旬的载涛推倒在地，吓得载涛庶夫人金孝兰割断手臂血管自杀了。 　　 　　[据说解放前夕，载涛家中一赵姓厨师因生活困难偷带一小块白面，被金孝兰发现，声称“要告诉老爷”，赵厨师羞愧自杀，并留下“二姨太太逼死我”的遗书，后经载涛买通警察了结此事。红卫兵来抄家，勾起她的往事，认定过不了被批斗的关口，遂一死了之。] 　　 　　接着红卫兵又来到了蓑衣胡同溥任的家，还是那个外甥带头，对四舅毫不留情地搜身、抄家，甚至用皮带抽打。嗣后，溥任找大哥诉委屈，自身难保的溥仪对此也束手无策，只是劝慰四弟“要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随后，位于护国寺街溥杰家的小四合院，也被外甥领的人给闹翻了，他们高呼“打倒日本走狗”的口号，把厨房里带有日本商标的瓶瓶罐罐捣个稀巴烂，还有乘火打劫者偷走了嵯峨浩从日本带来的照相机。 　　 　　继而除“五格格”韫馨外，溥仪的几个妹妹都被抄家了，叛变家族的那个外甥家中的金银首饰、字画古董，还有伪满国务总理郑孝胥留下的印章等，也被红卫兵带来的卡车运走了。这一切一切，溥仪都无可奈何。最悲惨的莫过于家族中著名画家溥雪斋被抄家后与溥仪生离死别的一幕，他已经走投无路了，敲开溥仪院宅的大门，这个门寄托着他活下去的最后一点希望，但溥仪竟没有勇气让他把颤抖的双腿迈进门内，他绝望了，与女儿相依远去，一直走出了这个世界，再也没有回来。 　　 　　对于爱新觉罗家族的“劫运”，溥仪似乎无动于衷，其实他是无能为力，与受难的家族一样，滔滔的浊流也向他本人淹过来了，据董益三日记载，仅8月25日一天，“红卫兵”就到“大溥家”去两次。他们闯进溥仪家宁静的院庭，宣告是来“破四旧”的，要拆他家的沙发软床，“生活还真讲究哪!都不要用了，全撤掉!”又有人跑到院子里上下左右搜寻“四旧”对象，于是一道新的命令下达了：“溥仪!上房去把那对儿石狮子打掉!”溥仪想，撤家具尚无不可，住房是国家财产岂能随便破坏?遂向“红卫兵”请求，希望能允许给政协房产部门打个电话，“红卫兵”哪里肯依，说话时早有人把砸下来的石狮子扔到了院子里。“红卫兵”又发现了摆放在卧室内床前几上的毛泽东与溥仪两人并排站立的合影，以及毛泽东与章士钊、程潜、仇鳌、王季范和溥仪等“五老”的合影，显得很“气愤”，斥责溥仪说：“你是战犯，不配与伟大领袖一起照相，我们要带走相片，不许你用这个迷惑群众，往自己脸上贴金。”溥仪连连说：“我立即上交政协机关，请组织上妥善保管。” 　　 　　“红卫兵”还算客气，没碰溥仪一根毫毛，也没有抄家，甚至没有带走一张纸片，与被抄家的家族兄妹和同事相比，他肯定是受到了优待。可溥仪也决心不再使用房间里那些在当时看来颇为刺眼的家具了。他到机关说明了原委，第二天就开来一辆汽车把沙发、软床连地毯通通拉走，并调换了必要的简单用具。那两张被他视为比生命还宝贵的照片也同时上交政协机关了，然而，他不曾想到，两张照片还是没有保护好，至今下落不明。 　　 　　在难熬的“红八月”中，末代皇帝溥仪却很幸运，沈醉分析其原因时写道：“溥仪自从搬到东观音寺胡同后，与街坊邻居都相处得很好，附近的老人、小孩以及青年学生、机关职员、工厂工人，见面都跟他打招呼，他也喜欢与这些人扯上几句，特别是一些老人小孩对他更有兴趣……”溥仪的群众关系好，人们自觉地保护他，这应该说是他在内乱之初未受大骚扰的一个原因。但是，显然还有更重要的原因。 　　 　　这以后的几天里，虽然仍有一些外地“红卫兵”来敲溥仪家的大门，但都是来看“不同凡人”的末代皇帝的，并不想在这个宁静的大院里“造反”。然而，骚扰却没有就此结束。 　　 　　9月初，他接到两个奇怪的电话：“9月1日：晚，来怪电话，说是政协来的。问他是政协何处?何科?不能答，挂上。已向派出所反映。9月2日：晚，又来怪电话，同前。向派出所反映。”日记中所记“向派出所反映”实际是提出了请福绥境派出所派人住在家中以求保护的要求。对他的要求，派出所领导既认为事出有因，又感到为难，反复研究后决定向上级请示，电话从福绥境派出所打到西城区公安分局，又经过市公安局、国家公安部，一层层直到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周恩来的秘书传下了明确的指示：“溥仪是末代皇帝，已经改造好了，应该加以保护。”有了“尚方宝剑”，派出所史所长的腰杆也硬了，他信心十足地告诉溥仪说：“你记下派出所的电话号码就行了，我们将保护你和你的家庭，不会发生任何问题，放心好了。”这话真让溥仪心中有底了。 　　 　　果不出所料，匿名怪电话的信号传出后，一桩桩，一件件，五花八门的事情就一古脑儿地上来了。溥仪到人民医院看病，挂号处工作人员向他询问家庭成份。到机关财务科领工薪，他要求按130元保留未能办到，因为与他同级别的几个人一律降薪50％，只剩100元钱了。李淑贤到粮店买面粉，售货员告诉她：“今后对你家只供应粗粮，买苞米面吧!”与此同时，又听说文史部门的王述曾等5人已被驱逐出京，溥仪的忧虑增加了。 　　 　　几天之内竟遇到这么多问题，想也想不通，一天溥仪在西直门前漫步，看到不少人正在照抄一份大字报，细看那标题，写着《在毛主席语录中找答案》，一共列出32条，是解放军编的，他如获至宝，立刻加入人群，掏出笔来就抄。因为他正在找答案，脑海里全是大大小小的问号，没有答案。但后来，在长期的摸索中他逐渐懂得了，普天之下并没有一本包括一切答案的“圣经”，答案在实践中，在人们的追求和奋斗中。 　　 　　然而，本世纪的两位伟人，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并没有忘记这位中国的末代皇帝，他们的指示层层递传，总能到达溥仪周围，并在那里发挥作用。正当“小将”们砸牌匾、破“四旧”闹得正凶时，对溥仪及其家庭直接负有保护之责的某公安派出所也加紧了执勤，一位所长与溥仪谈话时泄露了“天机”，他讲完那通“运动大方向完全正确”、“缺点、错误微不足道”的“时腔”后，很神秘地对溥仪说：“你的名字人人都知道，但对于你，家未抄，人未斗。你知道，公安机关为此做了多少工作啊!”处于那样猖獗的内乱之中，溥仪却能受到有效的保护，这是一个鲜明的事例。 　　 　　所长的话不久又为溥仪所能看到的事实证明了。1966年10月14日晚饭后，一些外地来京串连的“红卫兵”又来了，溥仪立即打电话向福绥境派出所报警，其结果已写在当天的日记中：“民警李志义、陈银生和‘纠察队’(女)、‘红卫兵’三五人来。李找问领队，到外边问讯，何人介绍，有介绍信否等。旋李和领队入室，领队即说：‘溥仪先生，我们走了!’我送派出所诸同志出大门。” 　　 　　这以后，派出所人员经常登门询问情况，表示安慰。溥仪在1966年10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晚，史所长、唐所长、陈同志来看，关心地问候生活，又问有人来否?我谈及东北有人来信。史所长等坐一会儿，辞去。临走时又关怀地说：如有什么事可以告诉我们。再三嘱咐，如果有不相当的人来，即电话通知派出所。” 　　 　　究竟是什么部门，什么人能在那个特殊历史时期，向派出所下达保护溥仪的任务并使之卓有成效地贯彻执行呢?没有人告诉溥仪，但那也是不言而喻的，董益三的一篇日记留下了蛛丝马迹：“据公安部有关同志讲，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能到今天，大体无事，是因为中央的指示，不搞这批人……这个指示对公安部、公安局，对我们机关都传达过。不然，谁能保这批人?公安部保不了，公安局、派出所更保不了，机关也保不了。” 　　 　　对此，溥仪和董益三都有深刻的切身体会。不仅人身受到保护，溥仪的生活也得到了充分保障，9月24日派出所所长亲自过问并与粮店接洽，恢复了溥仪家的细粮供应。9月29日溥仪接到通知，到机关财务科领取为欢度国庆佳节而提前发放的10月份工资。当厚厚一叠人民币放在手心之上时，他愕然了，财务人员看他发愣，就笑着说：“仍照原数。”原来已经恢复了月薪200元的标准。沈醉谈到这件事时写道：“政协原有的领导，正在挂黑牌扫厕所，夺了权的那些自封的领导，对我们专员们早看不上眼，他们一夺权就来一次‘减薪’，只给我们生活费。周总理在第二个月才知道，亲自下令一定要恢复我们原有的待遇，一块钱也不能减，减去的还得补发，他们虽然很不愿意，但也得执行。”当时，起义将领与特赦人员一样，都经历了这次“减薪”和“补发”的全过程。嗣后，1956年从香港起义归来的原国民党中将唐生明，还特意核实了此事，他对邻居杜聿明说：“我刚才打电话询问了可靠人士，是周总理办公室给政协打的电话，不许扣发民主人士和特赦人员的工资。” 　　 　　溥仪更感到欣慰的是党和国家照例给予他政治上的崇高荣誉。在那个中国现代史上的非常时期，溥仪也收到了国庆招待会、天安门观礼和焰火晚会的请柬，这在当时显然是有特殊意义的，等于给溥仪穿上一件政治保险的外衣。那是9月30日临近中午的时候，溥仪、杜聿明和宋希濂突然收到了请柬，并告知已安排了小汽车接送。第二天一早，溥仪等人衣冠整齐地登上观礼台，内心的激动难以抑制，更使他们兴奋的是，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走上天安门城楼的，不仅有人民政协和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以及张治中、程潜、傅作义、李宗仁等人，还有被批斗过的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这使他们感到党的统战政策没有改变，因此觉得踏实了。那时人们惯于从这类礼仪性活动的参加与否、名次前后，来判断中央对某人所取的态度。同时，其他专员也看到了希望，感到安心。一位专员在日记中写道：“今年国宴和国庆观礼，我们专员仍有大溥(溥仪)、大杜(杜聿明)和老宋(宋希濂)三人参加，这说明党和政府对我们的政治待遇还是十分宽大的。” 　　 　　 　　【本馆所有资料（包括文章、图片、网友留言）任何网站、论坛不得转载。如需转载，请事先与本馆联系，并请注明转载于“溥仪纪念馆 www.puyi.net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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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4/3/28 11:4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