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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奋斗70年的革命伉俪李云扬、伍乃茵

一个华侨子弟奇遇记

李云扬

  
  一个华侨子弟奇遇记
  李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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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父亲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天每日笔耕不辍,这是一篇父亲1999年写的自传,我正在陆续上载,以便更好地怀念他。
  一开始父亲的本意要将自传写得更活一些,但后来可能要写的东西太多,只能草草结束,没有按照初衷写成。最近我翻到了他原来的回忆录大纲,却是很有味道,只是再也找不到按此大纲写就的自传内容,我只好将此大纲补充到前面,以便参考。
  李胜利记
     李云扬自传大纲
     1. 不甘贫,甘心当猪仔
     2. 受欺骗,老侨变黄牛
     3. 争权力,阴谋下毒手
     4. 报父仇,三人两条路
     5. 考中学,备取亦被录
     6. 喜高中,含泪当塾师
     7. 得奇遇,借名到日本
     8. 奋读书,留学日开课
     9. 睹大作,慕名访塞庐
     10. 愤国仇,东京围使馆
     11. 归沪上,炮火接关系
     12. 喜机遇,附骥到红都
     13. 起野心,督办充红党
     14. 任校长,创办民族校
     15. 转局长,马背勤办公
     16. 当县长,清廉办大事
     17. 风云变,狼猪露原形
     18. 杀胞弟,疯狂伸恶爪
     19. 黑监牢,四年真马列
     20. 见红塔,要求上前线
     21. 充秘书,大病归本行
     22. 当科长,转道越南行
     23. 主大会,妙语解群惑
     24. 得教授,奉命入阁府
     25. 戴右倾,下放去安定
     26. 得重视,校长兼书记
     27. 保人才,感激亦追随
     28. 革命化,江大列前茅
     29. 遭风暴,批斗戴高帽
     30. 戴手铐,飞京赴冤牢
     31. 笔未辍,白庙度八年
     32. 争发展,触怒上龙颜
     33. 离不休,耄耋唤青春
     34. 老来乐,伏案有收获
  
     一.引子
  南岭山脉从粤北逶迤而下,到了台山只剩余脉,东边一座高山叫古兜,跨越新会台山两县直达海边,这是南宋小朝廷遭蒙古大军追击时逃跑入海的去处。新会有一厓门正是宋帝在海上与蒙古张宏范大军接触大败,为陆秀夫怀抱投海处,至今该处还留有二忠祠。在台山的广海还有清代康熙帝扫平南明小朝廷而特在此赐诏刻板,树于广海镇上。他在镇边小山大石上大书:海永无波。以示清朝扫除南明踌躇满志之意。
  靠古兜山西边北是丘陵起伏的小山峦,南下将到海边时,却还有一个不大的山岭叫黄蛇岭,又名黄草岁。那里寸树不生,满山黄草,故曰黄蛇。台山的山陵到此方是尽头,再往南则是一马平川,直到海边了。
  就在这个山区与平川交界的地方有一个大村子,叫西坑乡,这个乡可不小。传说是南宋避乱迁来时先人从江西南下,当时珠江三角洲一带已被先期到达者占满了,先人只得往西一点来到新近平静下来的县份---新宁(后来叫台山)。我的先祖,号元夫,带着族人又南下,他知道海边较易谋生,就从台城直下靠海的冲篓,在黄蛇岭西边丘陵与平川交界处落脚。西坑又名旧村,它辖好几个村。它本身就有:东成、西就和旧村三地。东边还辖有黄坑,南有旗屋以及我的故居南和里。
  南和里又叫新村以别于西坑原村的旧村。我小时候说它是新村,真是名副其实,一村五六十家一色新砌的青砖房。每屋分为一厅两房,当中的厅很大,是全家起居之所,厅当中有天井,以便透气、过雨、采光。这是当时典型的华侨居室了,当然与民国后修的侨屋既相似又不同后修的侨屋都是两三层的楼房,采取西洋式住宅格局,只有清末修的侨屋才是我所住的模式。村头照例有一碉堡式高楼,是粘土石灰夯打而成的五层楼房,甚是坚固,可谓抢打不入,炮轰不垮,乃为防盗防劫用的。当时古兜山上已有了强盗窝,他们经常下山打家劫富,捉了肉票即要威胁拿钱款赎。所以小富之村都修有更楼,雇有更夫,持枪戒备。
  这种村子大都以自然植物为隔离范围,屋前留有一块大空地,当作晒谷之用,村前挖一水塘以供养鱼之用,夏日也可作为全村的游泳池。村头一更楼,村尾一两祠堂,南和里就有两个祠堂,正好靠近我家屋边。最吸引我们小孩的,除了池塘外就是村后的竹园。村后直通旧村是一大片平岗地,约有一平方公里,郁郁葱葱种满了竹子,几乎每户都有一个竹园或果园,那就是我们孩时的游玩天堂。那里有不少花草和果树,番石榴、龙眼等一结果就成了我们的水果供应地。两个祠堂,一个全村的大祠堂,另一个清泉祖祠,是我家五代祖,小得多了,但同样有壁画,除了花鸟虫鱼外,最吸引我的就是历史人物故事画如:三英战吕布,古城会等三国演义中的故事。那都是匠人画,长大了知道还有文人画派,就不大吸引我的注意了。画旁还配有诗。大祠堂里的诗大多引用古代名诗人如王维的山水诗;小祠堂壁上却是我父亲写的诗词。诗里声光火电以及德谟克拉斯等新名词与风花雪月等旧文人章句并列,后来我才知道这就是当时黄遵宪一派的所谓革命的新诗。说明我父亲当时信奉维新,主张革新。他实属一个新派人物。
  
  图1 2002年回到南和里老屋家门口,与远房侄辈合影
  我虽然祖籍在这里,但出生却在广州市德政路丽水坊的一所大屋里。那里地势低下旁边就是一条排水沟,潮湿阴暗经常生长菌类植物。据说生我时母亲床下长出一株大菌,家里迷信传说这是天上采像,生出的孩子是有来由的,将来不是凡人,必为大事云云。这也就是家里人异常疼爱我的原因。家人自我小时即把不同凡人的希望放在我的身上,溺爱有加,使我成了一家的小王子。一切最好的东西都是我的,只要我一开口,什么东西都可供应。这一点对我影响很大,使我不知不觉养成了自高自大的个人主义者,脱离群众的孤独者作风。至今仍是我要时刻注意克服的大缺点。
  二. 我的家
  我的家可说是典型的华侨之家。祖父是第一代华侨,据祖母说我家本有旱田四亩,水田三亩,是个中农之家。祖父勤奋能干,种田不辍,祖母善于养猪,有了积蓄就开了间油磨坊,为此成了接近富农的上中农。但台山地少人多,歉收之年生活仍难以为之,不少人漂洋出走,打工赚钱。祖父就是第一批受骗被卖猪仔到美国当铁路工人的。当时美国正在开发大西北,大修西北铁路,条件艰苦,本国人都不愿去,只好靠黑人和中国人修路。
  我祖父被当猪仔卖后,当时并无大洋船,坐上一种帆船,只能顺着海岸航行,停停走走,三个月才到美国。船分三等,上中层是洋人和买得起船票的中国人,下层是装货的货舱。猪仔像沙汀鱼一样被装在货舱,那里不开窗户,人又多,空气不足颠簸难忍,得病的人很多,病重的人被丢进大海。就是侥幸逃得性命的人上岸前还要住到所谓天使岛去,等候检查后才得以放行。有不如意者即被转送唐山甚至抛入海中。到了施工地点工作十分劳累还有瘟疫流行,好不容易得来工钱大部归工头猪仔头,只有一小部分分到工人手里,可以寄回家。   我父亲幼时聪明,可长大后却学会吸毒,他自己考不上秀才却为别人作枪手(代人写文章)成全了两个秀才。他得到祖父汇款后即到广州,考上了当时仿效日本办的警官学校。在校内他结识了一班意气相投的同学共七人,时时聚在一起吟诗作对,议论时事。他们同情孙中山的主张,也同意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同盟会会旨。因行为张扬、言论过激,被同学们称为七大寇。
  我家里本有一大母,生下一子一女后死去。父亲在广州读书,结识了一位官僚,经常与其他大寇到那官家聚谈,从而结识了我的生母。
  我的生母是海南文昌县人,是黎族,因家贫,九岁即被卖为婢女,随那官到了广州,侍候小姐读书。那小姐见她聪明伶俐,很喜欢她,就当了她半个先生。这样她就得以读到小姐爱读的书:四大古典名著,她特别喜欢红楼梦。
  祖父死后广州住不下去了,全家搬回台山冲篓西坑南和里,开始了农村生活。母亲是外来人,不习农事,手不能拿,肩不能挑,但她毕竟是贫穷少数民族出身,自小劳动,很快学会了挑水做饭,又跟着祖母也学会了种田。屋边的菜园是她一人侍弄的,我也有时帮着浇水、除虫。可怜她是外地人被人另眼看待被称为上头人,当作小妾。(其实大母去世多年,父亲才娶她。)甚至到了生了我们姐弟三人后仍不准我们叫妈妈,只能叫她阿姐。就这样我虽有母亲,可一辈子也没叫她一句“妈妈”。这种封建习俗害人之深,可想而知。
  祖母把母亲当婢女使,母亲本就是婢女出身,她能够忍受一切别人不能忍受的辱骂。我从未见她回口对骂,只是见她埋头做家务。
  母亲是我第一个启蒙老师。父亲在村中土地庙里召集了几十个孩子办学,教师就是我母亲,我是她的学生之一。我一生语文水平较高都是她教诲的结果。我八岁入学学了两年,母亲就教我学看旧小说。记得很清楚,她拿家里一部三国演义叫我看,说:“这是七文三白的小说,读懂了,你的古文和白话都会有一定基础了。”果然从此入手到了区里高小及县里初中,再读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篡里的文章就很顺利。从此入手使我能读懂资治通鉴、史记等二十四史以及诸子百家的书,使我得以进入浩如烟海的五千年古代炎黄文化的宫殿之堂。到现在我最感激的老师就是我母亲和初中的苏老师。母亲那种除了堂上教教科书之外还注意指导阅读课外读物的教学法,后来对我影响很大,使我六十多年教学工作中也学会这个方法,从小学到——大学都培养了一大批通中文(古今中文)的学生,真是终身受益不浅啊!   最使得我怀念的是她送儿革命时的态度。父亲死后,家境破落,每逢圩日,常见她泪眼不干,那是因为向人借钱,遭受白眼之故。到我初中毕业,出来当乡村小学教员之时,加上我哥哥也是教员,每年将近一千多元的收入,在农村当时也算是个小康之家了,但也只过了4、5年,1935年我得到表妹乃茵的帮助,得到了去东京读书的机会,准备离家去那里参加革命活动。记得临行那日母亲特别为我准备了一份我喜欢吃的肉菜,她已明知我去的目的却并不反对,反而说去吧,这个世界不革命的话人也活不下去了。并开明地说:“妈妈不能为你找个对象,对不起啊!你在外面如有合适如意的人,就自由结合了吧。”
  这样,她在抗日后,又把身边唯一的男孩,我的弟弟李吉鸿也送到了抗日圣地——延安去了。几十年后,我回到广州,在我姐姐的家中,见到母亲的瓷像,姐姐叫我题词,一时想起了许多往事,特题诗一首,刻在瓷像上,诗曰:“卅年辛苦育全家,弱体支离病骨义。孤鸿失伴谁相问,垂老哺姑自咽渣。但愿世界同共产,不怕贫瘠啖清茶。日夕抚躬常自问,可无内疚累亲嗟。”
  据姐姐说,抗日转入持久战后,日本登陆台山,占领海边,断绝了中外交通,台山县一年饿死了20万人。奶奶和妈妈都是那时死去的,奶奶已90多,见人即下跪乞食,妈妈靠姐姐抚养,但因思念远走的两个孩子,得了一种怪病,饮食即吐,常常思念我们,梦中见到我的骸骨寄回,醒来即大叫大哭。一天在村外马路见到远处有抬棺材送殡的人就大哭,说:“你弟弟的尸骨回来了。”结果是由于得了食道癌,痛苦而死。
  母亲苦难的一生反映出我国少数民族所受的苦难。她的经历始终激励着我的一生。
  哥哥李吉富是个奇怪的人。他才能极高,是个良好素质的教育工作者。如果生活在新社会,或是成为雕刻家,或是美术家,或是乐器制作家,还可能成为工艺美术家。
  在我家那个困难条件下,他用铜铸出了母亲的塑像,以手工制做出的照相机,居然能摄入景物、人像。他的木刻曾参加过展览。似乎只要他下决心,当时的各种用品他都能手工做出来,是个旧社会里很有才艺天资的人,可惜因为人生观的错误他的才艺天资全被压抑浪费了。
  我初中毕业后即和他一起当乡村小学教师。当他发现我已经参加革命,与广州一个地下组织有来往后,他屡屡干涉,常以有危险,要丢脑袋相警告。见我不为所动,又换了一种手法,要在理论思想上说服我。只是他所说的理论实在蹩脚不值一驳。他相信的是一位老先生、无政府主义者,后来加入国民党的吴稚晖的理论。宣传世上什么都不可靠,最可靠的只有自己的双手。不仅对我宣传这些,想感化我,同时自己身体力行,可是最后自己却屈死在这种理论思想之下。他相信双手万能,进而发展成了绝对个人主义唯我论,世上除了自己之外没有可信的人和事。这是一种很可怕的哲学,最终害死了他自己。
  我父亲是被与自己争权的一个同年不同村的人(也是国民党书记长)下毒毒死的。这是当年无人不知的事实。那人既然毒死了我父亲,按当时老例,当然要斩草除根了,也要杀死我们兄弟三人。而吉富是长子,报不共戴天之仇之任务就义不容辞落到他头上,另一方面敌人要斩草除根,第一刀也要落到他头上。这对于一个相信自己双手万能的人是个严酷的考验:要么效法寻师方式,学成后行刺敌人,要么就坐以待毙。这样他时刻处于万分紧张的等待之中。此事又不可泄之于外,连亲兄弟也不能说,只好闷在心中。为发散苦闷,他到了广州,当了一名胶鞋工人。但因有心病,又不可对人言,抑郁之中,终于得了精神分裂症,整日说有人害他,连喝水吃饭也怀疑有人下毒,形成受迫害狂症。回到乡下整天在家里望天发愁,不言不语,最后远走新加坡当了个小学教员。后来当他听说自己心爱的儿子已死后得了一场大病,因自我孤立,无人照应,最终客死他乡。
  他身体比我好得多,如果不是相信双手万能的绝对个人主义,这只要他关心国家社会大问题,相信群众,学习研究决定社会前进的力量,以他的条件,他比我更易于找到革命道路,在那条路上他会比我有更大的成就。
  一个人世界观错了,人生观及理想都会随之而错,也就决定他一辈子命运前途了。我哥哥故事至今我还常常对大学中的年轻人作为生动典型的例子来说服他们不要走入个人主义的死胡同。
  抗日战争爆发我在延安写信叫弟弟李吉鸿也去延安,弟弟带了几个台山同乡崎岖万里到了西安。但我因未留下介绍信,他们不能进乔木领导的青修班,转到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摆脱托匪汉奸的诱惑后,最终入了抗大。毕业后吉鸿当了张闻天政策研究室主任的秘书,随同张到陕北最穷的神木县作农村调查,后任区委宣传部长,可惜得了伤寒,病死在那里。至今尸骨还埋在那里。47年我任吕梁军区政治秘书兼机关支书时,在一个会上忽遇一位年轻女同志,问我是否叫李吉荣,我说是后她递给我一本书---《虹》,还有一支钢笔。她自称是吉鸿的爱人,说这是吉鸿遗物,吉鸿临终遗言,一定要交到我手中。那只钢笔是旧时玩耍小友送的。那本书的书名则取我弟弟名字同音。
  南和里看起来是个小村但却是典型的华侨村,如连旧村算在一起,更可说是台山人的南迁史的见证。旧村正中大街大概是先迁来人的立足地。所有冲蒌李姓大都是从这里繁衍起来的。那里有两间典型的祖祠,最大的一间叫元夫祠。一年春秋两祭,隆重得很。杀猪分肉,每丁一份(女的不算丁口,不分)。村前塘基地里树立两根旗杆,那是说明这里曾出过两个举人。这就是冲篓李姓由北南来的落脚地,后来才衍生出了附近的东成西就,南和北合之村,又分出黄坑和旗屋二小村。南和里的西边紧邻着一个奇怪的李姓村。我们这边的小孩与那边的小孩一起玩,玩出矛盾而对骂起来时,就叫他们做曾骨李皮。据说他们原姓曾,因为在李姓包围下生活,所以改姓李。这是他们最忌讳的事,说到这里比骂他祖宗更厉害,自然就发生了小朋友之间的大打架了。
  我们村里,我家从祖父既是华侨,哥哥是新加坡小学教员,对门二婶的丈夫是美国华侨,死在外国,但有遗产和企业(合股),每年靠寄回的分成过日子。紧挨着我家的是三婶家。三伯在美国当华侨数十年,收养了一个养子,娶妻生下一子一女,有薄田几亩全靠三伯母种田过活。一年,三伯回来了,是个老实的老农夫,一天到晚不和别人说一句话,却对老牛有感情,独自对它说话、发笑,把它当成一个自己心爱的人。最苦的人是三伯母了,她等了丈夫几十年,独自种田养家,挣起了家业,及至三伯回来,却是这样傻不傻呆不呆的样子。我还小不懂事,问母亲,母亲说:他在番邦娶了个番鬼婆,那鬼婆控制了他全部家产。本来拥有的田地农场都被那女人占去了,一人孤单回来,到了香港又被骗子骗走了全部行李。只得两手空空回家,从此就不会说话,见人只会笑笑,整天只跟牛说话。这就是一个老实的老华侨的不幸结局。三伯的故事感动了我,常想写出来供现在那些羡慕金山把美国当成天堂的人参考。
  三伯对门也是一家泰国华侨。父亲是伐木者,两个儿子都被接到泰国去了,继承他的家业。二儿李焕权与我年龄相仿,同上旧村小学,很合得来,是当时的钓鱼、游泳的同伴。他临走托我弟弟转送我一支钢笔。
  我家前后左右无一不是华侨家属,不是金山(美国别称)友,就是南洋伯。每家都有一本血泪史。我常想老了回乡,进行调查,写一本村史,也可供台山同志参考。
  三. 考入台中
  快十三岁了,多少懂点事了。前一年父亲发现村里的私塾太陈旧了,就把我们送到哥哥任教的镇小学去。那是一间当铺改成的学校,寄宿学生住在当铺的顶楼上,楼下铺面改造为三间教室。这时我才接触到所谓的新学堂。其新就新在有了英语、数学及图画、手工等课程。但我因底子不好,一时跟不上,当年那次考台山一中就名落孙山了。我心中十分不平,加倍努力,第二年14岁又去考。这次遭遇可有些奇了。发榜时报上登的名单中,我只被录取候补35名(最后一名),我心里凉了,以为这次又落榜,还要再等一年。谁知开学通知单里竟有我的名字,真令人喜出望外。
  到了学校一看,全是洋式的楼房,校舍是洋楼,当中那栋还有哥特式的门面,楼上是办公室,后面是大礼堂,可坐近千人。办公楼左右两边是教室,两侧楼房是学生宿舍。高五层,当时算是高层建筑了。楼后一个大操场,紧靠着池塘。南边还有个校园,有花木亭台。按此规模,即使在当时的广州,也算是一等的学校了。聘来的老师也不少,其中一位国文老师,对我一生影响较大。他姓苏(苏守洁),原是老秀才(或举人),给当时的南方军阀龙济先做秘书,写得一手好字,是个崇拜桐城派古文的旧文人,颇有旧时名士风采。他会打猴拳,喝醉酒就发酒疯。一次因不如意,他竟在校长办公室前大骂,甚至打碎了玻璃门。他专门教我们古文观止及古文辞类篡,特别推崇唐宋八大家,尤其近代桐城派文字。现在想他的文学思想大概近于清代袁枚(子才)那种性灵派,主张发乎情止乎义那一套。是风流才子型的人物。此人无甚俗套,有一套凡人见了以为古怪的言行。那时我因第一次落考,第二次也已最后一名候补生被录取进校,心里却深感不平。看身边有些同学都是台山当时的所谓三世祖式人物。他们有钱穿西装革履,梳的是蛋挞头(即大搽雪花膏抹光头发再把头发向右抹的样式)不认真上课,只关心逛街,上茶楼酒馆电影院。尤其是校内女同学稍微漂亮点的都被加上绰号,都有人追求。他们不好好上课读书,整天就是吃喝玩乐。我非常看不起并厌恶他们。放学后,我很少出校门,而是坐在寝室里读书,背诵了不少古文,参看古文游记,照着苏老师的办法,特别重视文章中的文法、笔法,背诵其中的好句、短文。几乎背诵了几十篇。因此,做起文章来特别得到老师赏识。一般都在90分以上。有一次学校组织了三阜春游。回来后,苏老师以此为题,出了一题我即按照古文中方芭的文章笔法,加上一些新式的描述,写成了一篇游记。不久,即被贴堂(当时,好的作文老师特加评语,贴在墙上,供同学学习参考。)此文得了140分(满分一百分)这一出乎意料的高分,引起全县城的轰动。一有闲时,就有不少人围看我的文章。
  想不到因此出了事。一天,一位也是好友的同学告诉我:“你真呆,人家冒名顶替得了好事,你还不知道。”追问之下,才知道原来被人称为台中校花,女生中最漂亮的黄姓同学看了我的文章后,曾在校接待室的信箱中给了我一封信,约我定一日期,在黄昏时到校园亭子里谈话。此事被一时时追她的男同学发现,即冒我的名回了信。后来是否见面,见面后又有什么举动,这些我都置之不理了。
  此事至今思索起来我还应该感谢那位男同学。因为,如果我与黄姓同学见了面,很可能结为朋友。而据说她是一位有钱的金山华侨的娇女,发展下去,那我以后的生活不是出洋,就一定是升学广州,过着顺境的生活,就不会有后来追求革命的举动了。也可能成为一位八股文的作者,顶多出洋留学当个古文教授。我不知冒名顶替的同学结果如何,记下此事自然也算一奇。
  我是带着愤愤不平的心情,发愤图强的心态学习的,听课时集中精力抓住老师讲课的中心,学会举一反三的联想,对重要的和不懂的地方都打上记号下课复习。自然对象明确加倍思索,不懂了再问同学及老师,认真做习题,加上更认真地看老师的批语。如此一来,考试自然难不倒我。几乎每学期考试都在前三名。初中毕业又报考高中。高中中了第一名,但此时好似一支冷箭射来。原来历年出钱培养我读书的堂兄李元春他把我带出学校说:“你不能再读了,供你学费靠的是我父亲的旧金山农场,因为世界经济危机破产了,无法帮你上学了。我给你找了间小学,叫日新小学你到那里去当教员去吧。”这样,我得命运又走向了一个大转弯。
  说起对我上学的经费来源,也真是很曲折。话要从两三年前说起。
  1928年春天,一个突如其来的霹雳把我震昏了。一个老人跑过来匆匆的告诉我: 你爸爸死了,快回去送葬 ”我几乎昏了过去。原来,这之前不到一星期,一个人来学校通知我:你父亲到了台城,现住在一家酒家楼下,你快去见个面。”我高兴地去了。酒家在城西部,一中在东部,我到了那个燕春酒店,已是薄暮时分。老远就看到了红红绿绿的霓虹灯。我父亲见了我,慈祥地问我学校生活是否习惯,同时告诉我:他是到邻县祭祖去的,回来后再详谈。叫我好好安心学习。谁知这一别却成了永别。一个星期后的一天,家里匆匆派了人传来个极其意外的消息:父亲死了,要我赶回去奔葬。父亲身体自从戒了毒以后健康起来,近年又以看风水为业,整日爬山登岭,风吹日晒,身体在他那个年龄中算是最健康的了。为何突然去世,我百思不解。傍晚,到了村边,看到一个茅棚,听到我母亲极其伤心的哭声,父亲尸体就放在茅棚里,(我村习俗,在外死的人不准入村,只能放在村头)我三步并作两步冲到跟前,一看怔住了,只见一个满面黝黑七窍流血的人躺在一床板上,哪里有我平时的尊容?那张黑面,那些污血,使我大吃一惊,这不是中了毒么?后来才知道,父亲确是到邻县新会祭远祖坟。坟在山口,一道河流经山而过,他是坐船去的。早上起来吃早茶给人在粥里放了砒霜,中了毒,就七窍流血死去了,我听哥哥说过,父亲与同乡黄坑村某某有仇两人曾打过官司那人失败了,不服气,收买凶手趁机下毒,把父亲毒死了。
     四.我的教书日子
  我家全靠父亲维持,他一死,生活成了问题。我的书生生活也有中断危险。幸亏当时同村一位堂叔在美国开一农场,生意不错。他的第二个儿子也在台山一中读书,写信告知他我家的变故,并建议他津贴我读完初中。这样,本来一进学校就要失学的我得以读完初中三年。到了我充任副城日新小学教师时,正是日寇进攻东北发生9.18事变之时,家庭破落,国家危机,两件大事,迫使我不能安于专读古文了。我开始探索国家民族的前途,眼见当时当权者争权夺利,放任外敌进攻。国家危亡,民族将覆没,家庭破落,日益贫困。此时,国难家仇互相交迫,我也变了,不再潇潇洒洒地过日子,开始严肃考虑一些大问题了:一是靠谁力挽狂澜,二是如何把自己的书教好使学生们个个健康成长。
  前者使我改变了阅读方向,从古文、古典文学小说,转到新闻实事及一些严肃的反映社会问题的新文艺作品。我开始喜欢上了三个人的作品,一是鲁迅的杂文,二是郭沫若的浪漫主义诗歌,三是高尔基的小说,如《我的大学》、《母亲》等等。
  
  图2 1933年与同为小学老师的同班同学、终生的好朋友、战友李梓高合影。左为李云扬
  那年暑假中,留学日本的台山人谭秀峰(何干之)、朱伯濂(朱鲁泉)等回乡办起读书班,带来了当时流行在日本文坛的左派的思潮。提倡普罗文学、新兴社会科学。这大大吸引了当时一些台山的知识青年。谭朱等人是台山革命运动的开创者。是革命思潮的传播者。我虽未参加读书会,但也间接受到影响,转而读一些革命刊物:如《语丝》及《创造月刊》等,都是每来必读。逐渐了解到国民党是卖国的,要救国就得走另一条路,走共产党的路。
  这当中,又发生了两件奇事,使我的生活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使我成为现在这样一个人。
  我本来很安心干自己的小学教师工作,一来待遇不低,一年250银元,后来升到500银元,接近中学教师水平了。加上哥哥两人合约一千元,实际上超过父亲在世时的收入,使得母亲脸上有了笑容。
  我也认真对待自己的工作。我虽未上过师范,不懂教育学和教学法,但因我教的是自己爱好的东西:语文与历史,只有英语是勉强充数的(我发音不准,文法不懂)。我热爱我的学生。他们大多是华侨子弟、有钱人家,但仍有农村儿童的天真纯朴,活泼聪明。我那时不到20岁,个子长得小,面容又年青,看起来年龄与他们差不多,很愿意接近孩子们。我知道自己的不足之处,尽力设法弥补:一是多备课,多看参考书,每堂课我都有一个目的,或是注重课文内容的理解,或是文辞的修饰,围绕重点目标,设多个方案,吸引学生自己去预习,叫他们不等老师讲解,在家里浏览,用铅笔记上重点和不懂的字词段落,准备在听课时着重听老师讲解,如听不懂还可以再问,这样上课时我就可以先叫他们提问,又启发他们自己答复,我则在他们说错或说得不充分时才加以讲解。我讲完课文之后,有时还要按教案所定,叫他们上来朗诵,或以戏剧形式表演课文内容(如孔雀东南飞、木兰辞等),最后还出作文题,叫他们写下读后感。如此一来学生印象深了,考试时也就容易多了。
  我的第二个创造性做法是鼓励学生写日记,写好由我批改,把其中好的让他们抄出来贴堂公开。
  通过这些改革,学生三年级即会写作文,代家里写信了。家长们也发现自己的孩子进步很快。每到年终时,孩子们都要求我再任他们的教师。结果,我在一地(南村鼎新小学)连任三届,每年增薪,一直增到500元-接近初中教师工资了。
  不仅如此我全身心地投入想把书教好,为此还特意研究了当时大教育家陶行之的教育理论(生活即教育,他据此还创办了晓庄师范),同时还读了一本翻译书:爱的教育,主张对学生要出以爱心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都对我影响很大。
  但是决定我一生命运的大事终于在连任第三年即1933年初夏之交时发生了,它确定了以后整个人生的方向。
  这年夏天我奉命写了一篇论文:论孔夫子的教育思想,我暑假躲在更楼的五层之上,认真钻研论语,又结合我个人的经验写出来。这论文受到当时的校董,台城一家银行总经理的注意,特嘱黄先生请我星期日到他银行去。他设宴招待,并在他豪华鹅绒床上睡过午觉,颇有受宠若惊之感。特问黄先生原因,原来老总见了论文颇欣赏,就约本人谈了一次话,这也算是我人生旅途的一次奇遇吧。另外据说他有个女儿,在台城女师读书,很想招一女婿,培养其上大学,送出留学云云。这位老先生是不会违背古代同姓不通婚的教诲的,因此与他的会面仅此一回。
  实际上我的心思是决不会转移到李姓老总女儿身上的,这是因为当时我已经过通信与一个女学生有了来往。
   五.接触革命
  还是这个夏天,我收到了来自广州的奇怪来信,署名是丁纪真,发自广州一中。这名字与当时南天王陈济堂的空军司令那司令叫丁纪强,与署名人像是两兄弟。信里竟然有广州地下党外围组织刊物,如《新启蒙》、《星光》、《上海论坛》,内容很适合我的要求。里面既有论文诗歌,还有多方面的通讯,报道了广东各县的动态。最吸引我的是当时上海社联的内部刊物-上海论坛。我看了这些大为高兴,从此我上课又有了新的内容,可以介绍一些东北义勇军和红军的消息了。
  尤其是在以后的通讯中我竟然还收到了红色中华报(当时苏区中央报)及第一次苏维埃会上毛主席的报告。从此我的眼界升高了一级,感觉真正看见阳光照亮了自己的思想,认识到救中国就要靠共产党和红军。我暗记下红色中华红军战绩等内容,在课堂向同学们叙说。丁的来信还叫我将乡下事写下来,寄给他们,择要发表。我高兴极了,在那年冬天把我见到的砖窑工人和修路工人的苦难情况写下,寄给他们。记得好像是登载在星光杂志上了。他又告我可以在小学教师、中学同学中组织一些读书会,讲讲这些新道理。我照着做了,在弟弟读书的一中组织了四五个人的读书会,除了传告寄来刊物的消息外还专读一本叫《新兴社会科学ABC》的书,以后又读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这样就从过去的阅读革命小说走向研读马列主义入门书了。虽然真正读马列原著还是在1935年后到东京才开始,而认真接触到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典型人物(红军和老党员)还在1937年抗日以后,但若没有前面这些准备工作,我是不会认识真假马列主义的分别,也不会决心在实践中向红军学习的。
  但为此却引发了我与大哥的大斗争。
  丁记真的信一来必附有一大批宣传品。我每次收到都是高兴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加上当时与我年龄相仿同班同学李梓高也参加了,一道活动。这些情况我哥哥自然看在眼里,可能还拆过我的信,偷读过内容。他害怕警觉了。这许是出于爱护亲兄弟之心,怕我遭来横祸。
  有一回当我收到来信,兴高采烈拆阅时,他严肃地过来要过信,看后板着脸说:“阿荣你年轻,不知厉害,看这些会被抓,杀头的。”我当时激于义愤(他不该私自拆别人信件),与他对骂起来。气愤之余甚至将手上的课本都摔在地下,大声说:“你没有权利拆看我的东西,更无权干涉我的社会活动。”
   我们兄弟三人在乡间是有名的孝悌之仔,经常同出入,同谈笑,同上茶楼,从无长幼之分,三人亲密如同一人。全村那些多兄弟的家庭,都以我们为榜样。但这回却是大决裂了。
   过后哥哥感到采取强硬态度不足以服人,他就和我谈起他的人生哲学,即人生观来了。原来他信奉的是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原无政府主义者,后追随孙中山,是西山会议元老之一)的理论。吴说:人只能相信自己,相信双手万能,用双手劳动,学会技术就能创造万物,就可不求人。求人是要受骗的云云。后来我更感到哥哥不仅用此话规劝我,而且真正成为他自己的人生观,他一辈子就是这样做人的。他用双手学会了绘画、木刻、雕塑、,制作小提琴、照相机,真是无所不能。他的木刻还在全省展览会上展出过。他极有天分,手艺精巧,只是因为相信了吴稚晖的绝对个人主义说教,中了毒,害了他的一生。后来他患了被迫害狂,总是怕有人毒杀他,为此客死新加坡。真是可惜,一个极有天分的能为人类事业贡献更多的人由于自己错误的人生观,未能在更大的人生舞台上施展才华。
  话说回来,那个丁记真究竟是谁呢?
  又是一年的将近暑假(即1934年),我正在楼上弹琴,忽听到楼下一个很熟悉的声音,“吉荣,你看,我给你带来了谁呀?”我一看,高兴极了,原来我的姐姐(正在台中读书)给我带来了我曾梦想追求过的广州表妹伍翠云。
  一听她来我立刻想到,丁记真事可以问问她。其实我早已怀疑此事即是她的冒名而为。这是因为三年前一段事使我产生了联想。
  1930年我初中毕业,学校同意进行到广州、香港毕业旅游。我回家准备行装时,妈妈告诉我,如到广州应去拜见姑母,还有表哥表妹等。说:“你那个表妹叫伍翠云,比你小一两岁,五岁时曾来过我们乡下,你还和她玩得很好。你顽皮,披了一块红布,躲在屋后,把她吓哭了。
  那时我从公益搭轮船到广州,是平生第一次到远方,还是乘船。乘坐火轮给我一个很奇怪的印象。我曾乘过人力船,却是第一次见到机器发动的火轮船。躺在仓下床上,听着身后流水潺潺,每到一处码头灯火辉煌,人声鼎沸的情景都使我激动,不能入睡。我又想到到广州后如何拜见姑母呢?我知道姑母对我家不大有好感。据说姑父与我父亲闹别扭,起因是选举省参议员时,父亲的一票未投姑父,却投给了别人,致使姑父落选。
   原来姑父也是台山华侨子弟,且其家族比我家富有,曾早年留学日本,结识了孙中山,参加了兴中会同盟会组织;很积极,又在筹款上立了功,得孙中山赏识,曾委任他当广东省同盟会支部长之职。本来若入选参议员,是有希望代替胡汉民充当省长的,但因这一落选而失败。由此他产生了对我父亲的恶感,并传及我姑母,使得她也不愿与我家里来往。母亲因我初赴广州,特嘱去见姑母,以便拉拉关系避免搞僵的意思。
  正巧当时我正在读红楼梦,对书中男女之事颇有感触,听到我也有个表妹,就联想到宝玉与黛玉、宝钗之事来:表妹的体型是像黛玉还是宝钗呢?几乎一夜没合眼。待觉察到远处亮光,已有人呼叫:“那发光处就是广州!”。我连忙爬起来到船舷边遥望。果然远处灯光闪耀。等到船再拐过几个弯就经白鹅潭到了天字码头附近。那时广州已有了霓虹灯广告,天上映得红红绿绿,非常辉煌光亮。上岸后,老师带队住进文明路一家小客栈里。那里离姑母家德政中路清水壕38号很近,拐个弯就到了。但我因初到广州,不识路,只得下楼叫黄包车。
  车夫一眼就看明白,这是个乡下仔,可以大捞一把,说是很远要一块银元(那时两毛钱一斤肉)。我懵懵懂懂上了车,他却将我拉到清水壕巷的另一头。我下车付过钱,一看,见是几百号,方知上当,只好再走回老远一段冤枉路才找到58号。
  这38号是门前被一排绿色铁栏杆隔成的小院落,里边是一栋两门面两层的洋楼。虽有门铃我却不知按铃,直拍栏杆大叫姑姐,高叫三声才听得楼上一个清脆的声音,“来了”。我以为是表妹来了,结果出来的是一位大姑娘,问我是谁,我说了后她立即开门迎进。后来才知道她不是翠云而是住在香港的大伯的女儿娥姐。我跟着她上了木楼梯,才见到一个老妇人坐在二楼客厅里,满面笑容地叫我:“吉荣,过来。”又叫翠云端茶来。这时我才看到一个上穿白短褂下穿黑裤子当时女学生模样的大姑娘端杯茶到我面前说:“表哥,请用茶。”我有些不知所措,心里却好笑:原来是有宝钗之丰满模样,虽不及宝钗之华美,却另有端庄沉稳之意,蕴含着内在之美。第一次见到年龄相仿的表妹,一下子脸红起来,连谢谢也全然忘记说。
  姑母问了父亲死情,我讲完后,她哭了。她们留我住下,我说已在文明路住下。她们说很近嘛。待我说及来时花了一元黄包车冤枉钱,惹得她们大笑。吃过饭我告辞回去,翠云我送出来。路上我将准备好的毕业照和通讯地址交给她,约定好要多多联系。
  这一连串回忆使我记起现在出现在我面前的表妹莫不就是那个神秘人物丁记真?
   果然以后的接触中,每当我谈到这个问题时,她都表示出神秘的笑容,说很快就会清楚的。
  第二天她去台城,我送到车站。一路上,我还提出要到广州找组织的希望。她反而劝我:“还是现实点好,到广州你怎么生活?”我说:“可以卖粥,卖杂碎呀。过街叫卖也挺有趣的。”她大笑说:“你太浪漫了,不知世道艰难,就是做买卖也得有本钱呀。我劝你还是在乡下好,不妨像现在这样组织读书会,团结一班小学教员、中学生,也是大有可为嘛。”这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从此我和翠云的通信就更直接了,这样又埋下一个以后的更大奇遇,就是一个穷教员竟然能够东渡日本求学。
  1934年春节过后我村里来了一个怪客,他瘦长个子靠海地区口音,穿件乡下不常见的长衫,说话声音细细的,举动类似一个大姑娘,看起来比我大几岁。他自称是我表妹的朋友,称有事相告。我们到野外散步,边走边谈。他说:“阿翠出事了,他们的组织被破坏,她也被捕了,以后千万别和她通信,赶紧把以前寄来的东西烧掉。”他还表示他自己也要离开广州,到外地去,一切靠自己小心为之吧。说完他就匆匆离去。这真是个神秘人物,来也匆匆,走也匆匆,加之他那细声细气的语调,更增加了神秘感。
  从此一别无音讯,直到50年代我奉命到高教部工作时,才在北京碰到他。他的真名叫黄韦文,其时已是国家计委综合司副司长了。他曾对阿翠有好感,而阿翠她们女师同学都不喜欢他那种不像男人的举动,但却很敬重他,只因他待人接物很和气,托他办事可靠。这大概和他曾任银行职员有关吧。他还曾东渡日本准备和我们一起留学,但在船上受到日本人检查、侮辱,说他有神经病,未待上岸就被送回上海。后来他果然有了神经质多疑病。我在高教部时常到他家交谈,只是其后他曾大病住院,病中老叫阿翠的名字。他夫人伊文告诉我们他在医院已不能进食,只能靠插管输进食物,还常说些神经兮兮的话。看去可怜却未死,甚至活到看来远比他健康的伊文去世后。
  总之,他也是一个奇人,在我八十年生涯中是值得记一笔的可靠朋友。除了那次冒险匆匆来乡下通知我乃茵被捕一事外,他也曾在我从越南调回北京未分配工作时介绍我到张闻天处,推荐我到苏联大使馆当文教秘书。总之我的记忆中这是一位忠实可靠的同志。在国家计委综合经济工作中,在宏观经济的领导中,他也算是一把好手了。97年我在北京宋平同志处,他还谈到“黄韦文的女婿也在计委搞宏观经济,颇有一手,快成专家了。”
  黄也是台山都斛人,所以我特记他一笔。
   六.留学日本
  1935年初春节刚过,,已是小学开学之时,可聘书却无踪影,我闷坐家中。母亲劝我:“整天在家,不如上县城碰碰机会。”于是我一个人顺着冲台公路走了30多里来到台城。城里有间蔡姓老板开的书店,是我熟悉的地方,里面常有来自沪穗的进步书刊。老板见是熟客,见面热情招呼,问:“今年的馆定了吗?”我说正为此事进城来。他说:“你们班曹沁池刚才才问我有无合适的人。”我急着问,:“他走了多久?”“刚走,往西门,通济桥方向去的。”我快步赶去,果然见了沁池,与他一说即合,决定去广海那金村小学当教员。
  那金村在公路旁,有两三百户人家,小学就设在路旁的祠堂里。祠堂大厅摆上几十张桌子,按复班制上课。我的卧室在祠堂二楼。祠堂虽大,只有我和一个工友(兼作清洁和厨师)。晚上静悄悄的,只有蝙蝠飞来飞去。由于我在家里就住更楼碉堡里,一个人住惯了,也不觉得怎么样。
  这广海镇长不过三四里,是南明小朝廷最后逃难时的驻地。清军与明军决战后,把南明小朝廷追到这里,将其围困全歼,算是统一了全国。康熙高兴之余在海边山石上大书海永无波四字。
  小学离海近,每顿都可吃到便宜的海鲜,学生活泼可爱。我学会了弹扬琴,以此作为伴奏,教学生唱歌,课间之暇,常弹几曲乐曲,旱天雷、雨打芭蕉、平湖秋月之类的粤曲,倒也颇为得意。夜晚的琴声竟然引得一个年龄偏大的女生提出要来学琴,实则有倾慕之意。我为避嫌叫她回去了。这时意外地收到两封来信,一封是在鼎新时,通过日记批文通信的女学生,她信中说虽已出嫁,但她记得我,三夜不脱衣服,不让丈夫上床。她竟约我到约定的茶楼见面。另一封意外地来自上海,我在上海全无朋友,会是谁呢?看信才知道原来是那位表妹(宝钗)寄来的。说是她已到了上海,参加了进步工作,很有意义,说早起外出看见青草上露水,就想起了我的眼睛云云。我选择了只跟上海的表妹通信。
  快到暑假,却有一个天大喜讯来了。表妹说已得到她三哥同意,每月给津贴50元,可去日本学习。东京物价低,50元够两人用,问我愿不愿意去留学。看过此信我想我继续读书,寻找组织的愿望,可能会实现了,我立即去信表明求之不得的意愿。
  她的第三封信约我先到广州,在文德路中山图书馆杂志阅览室看书。早上十点即接我去日本。
  我高兴极了,略为收拾一下即动身回家。
  母亲见我大吃一惊,以为给人退馆了,待得知留学事却大喜过望,连忙动手炒菜。吃饭时她说了一些叫我一辈子记住的话:“去吧,这个世道,不革命,哪能活呀。但愿你将来能到海南工作,把我接回海南老家就好了。我对不起你们,不能为你们找一门好亲事,这回出门去遇到合适的,不必问了,你就自由结婚吧。”
  这些话,直到60多年后,我从北方回到广州见了姐姐时,她说,想给母亲刻一瓷像,要我题诗一首:“病首支离弱质差,茹苦哺子养全家。如此生涯难得活,革命方能救国家。”我才将其留在瓷像上。
  出国留学是件好事,然而我们是偷跑离家。有出走的紧张,而无离别之感。据乃茵说,这比她第一次离家赴沪好多了,那一次她刚从监狱被保释出来,家里怕她再从事这种危险活动,就实行了家庭软禁。她得知同组织(广州社联)的同志又到了上海,并来信约她前去。她即趁老母不备,每次拿买菜零钱几毛,最多几元钱,积累出一些路费,离家出走。那次是先偷跑到一同学家,再去上船,因紧张惊吓过度,几乎晕倒。船到上海,口袋里只剩了两元钱。
  这一次算好写些了,但也不敢向家里说出口,然而我的朋友李梓高(他已在广州当抄表工了)等是知道的。他和一位麦姓同学一起到天字码头送行,一见我当时的衣着,老麦说:“老李这一身太寒酸了,换上我这身西服吧。”说完立即脱下,强迫我穿上。这一件西服我一直保留到文革。青年时代的纯洁友谊真是难能可贵,感人动念啊。
  到了日本横滨,即有友人叶泽三来接至房州避暑海边,即何干之同志住处。那是一所日本农家专为避暑旅游出租的房子,分为男女两室。在那里我们开始了所谓留学时代的生活了。
  
  图5 1935年8月千叶房州避暑地读书会与房东合影。前排左二为李嘉人,左三李云扬,左四何干之,左五伍乃茵
  这里共住有十余人,记得有何干之(解放后曾任先后任中国革命史教研室主任、校研究部副部长和历史系主任,国家特级教授)、梁未闻(解放后曾任原华南师范学院副院长。输入者注)夫妇、李嘉人(解放后曾任广东省副省长)、张景宁(解放后曾任广西自治区副主席)、陈怡(原安徽省副省长李凡夫夫人)、叶泽三和他的妹妹叶抱冰(烈士谭国标之妻)、唐泽湘等人。生活十分节俭而有趣。早饭后开始阅读,各人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书报。十点整除一人留家做饭,其余人一律去海滨游泳。房州海滨,在日本也算是避暑的好去处,海岸线金沙细布,游人甚多。我在家虽会狗爬式游泳,但蛙泳还是在房州海滨学会的。一开始只能游百米,后来可游几千米了。乃茵的游泳也是我托着她学会的。
  
  图6 1935年8月在日本千叶房州马列读书会休息时
  说明:该读书会由何干之(左3)主持。参加者有李云扬(左2)伍乃茵(左1)、叶泽三(左4)、叶抱冰(左5)、梁未闻(左6)、李嘉人(左7)、陈怡(左8)、刘云(左9)、张景宁(后左1)、唐泽湘(后左3)等人。
  泳区风浪不大,海面颇平,很适于游泳,然而有时也有大风大浪。我们去的前后那段时间就出了两件事。一为满洲国一部长之子及其妻女海滨游泳,垂钓,遇险,抢救上来时,浑身蜡黄,听说后来救活了。另一为中国新歌咏的创始人聂耳,本拟经日本赴德国深造音乐,7月17日那天与几个日本人远游向一个小岛,途中遇大风浪溺于海中。他很年轻,十分有才。我们都为之悲痛不已,甚至怀疑是日本人故意陷害的。
  我们每日游完冲冲冷水就回家。家里值班的同志已备好午饭,一汤三菜,每顿都有鸡杂和猪杂碎,日本人不吃这些,故价特平。
  午睡后起床听何干之谈世界经济政治情况,他主讲后,其他人提问或补充,由他再作解答。如此自由讨论交谈学习,颇新颖, 很合我意,我在会上经常发言。
  房州住了一个月,8月底即回到东京,准备继续与组织联系。有一次在神田我和乃茵正好碰到要找的同为台山人的林为梁同志。他问:“你们参加社会活动了吗?”我说:“乃茵参加了留东妇女协会的工作,我还没有。想等着找到你再计议。”林说“好,你过去在房州对哲学的兴趣很浓,就先参加‘社联’的活动吧。这个团体开设社会科学讲座,研究的内容有政经学、哲学、文艺。今天我就带你们去,先和大家认识一下。”从此,我就参加了“社联”的工作。
  社会科学讲座通常在神田区一家广东饭馆举行,每人出点钱,弄些饭菜吃。借这个机会讨论问题,并由出席人轮番作重点辅导发言。我参加了留东同学会,文化座谈会组织的哲学讲读会。开始时林为樑来与我谈,要我负责这个会。我颇为难地红着脸说:“我只是个中学生,小学教员,只和小孩子打交道,如何能领导年纪大的留学生学习?”林说:“谁是学好了才来革命的?一回生,二回熟,多说几次就不脸红了嘛。你要启发大家用书本上的知识来解释今天的现实。”
  从此开始了特殊的留学生活:一周两次聚会,都约好在神田青年会附近一家中国饭馆聚餐。餐前餐后交谈读书心得及解答问题。
  当时留日同学会共有六七千人,办有进步团体和进步刊物。
  团体有:文化座谈会,妇女协会,戏剧、诗歌、美术、世界语等协会。
   刊物有:东流、杂文(后被禁,改名为质文,文杂等)
  后来有了中共党的东京支部,书记是林为樑,组织委员是官亦民,宣传委员是梁威林。我是1936年9月由林为樑、官亦民(两位都是烈士)介绍入党的。
  在广州出发时,乃茵曾叫我拿上个高中文凭,但我只是初中毕业的,颇为难。她给我出了个主意,说是我堂兄李元春不是日本大学的吗?正巧他在家养病,同意将他的留学生证给了我。我揭开他的相片,贴上我的相片,用了他的名字,到达了日本。但到了东京后一次也没有上过正式大学,至今我也不知道日本的大学在东京何处。在日本两年,我只上了自己组织的读书会。
  有趣的是我却在明治大学的校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
  我们的哲学座谈会其实等于自修大学。选用了两本书作为必读,一本是苏联大学教材,作者是尤金(即后来的驻中国大使)。书名是辨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另一本是辨证唯物论讲话,是日共党员永田宏思写的。
  我们的学习方法首先指定每人要读的上述两书章节,限定每人必读,再附上思考题,准备会上发言。有时是由我先做启发式的辅导发言,然后大家提问,再由我作解答。学了半年后,大约是1936年秋,林为樑来我处,交给我一个任务:写一篇评叶青黑格尔批判一书的文章。
  
  
  图7以杨永年笔名发表的批判叶青的论文及论文集封面
  
  叶青是著名托派理论家,精通英、俄、德文,翻译了好几部马列主义原著,还主编理论杂志,是当时国内著名学者。他这本新书,名为黑格尔批判实质是马克思批判,把马克思歪曲成绝对唯心主义的黑格尔了。那是一部数十万言的大作,在东京留学生中特别流行。东京支部受命写文揭破其真面目。因而林为樑就叫我执笔,并带来一部叶青原著。这是我入党后第二次接受任务,虽然感到所面临的困难,但还是毅然接下了。说实在的还应当感谢组织的这次任务,迫使我反复读了马(费尔巴哈提纲)恩(自然辩证法)列(哲学笔记)三位大师的哲学原著。我通过认真思考,终于写出了评论文章,发表在明治大学1936年末的华文校刊上。
  这篇文章的发表在当时东京留学生中引起了小小的波澜,不少人以为中共来了一位理论家。于是经常有人找杨永年(我用的化名)其人。
  一个星期天,我在池袋宿舍,忽闻叩门声,开门看见进来两位中国人,一高一矮,高姓杨,矮姓黄。他们得知我就是杨永年,相顾为之一愕,约我到外面谈谈。散步中他们自述是见了明治大学校刊文章,特意来访,想结拜为友。他们还各送给我一本书。我感谢他们来访,并问他们见面时为何相顾一愕。他们笑着说:“我们读了你的文章,感到很有修养,以为一定是党内来了理论家,想不到你那么年轻,所以为之一惊了。”从此我们就交上了朋友。
  此后我还写了几篇文章寄回上海,登载在艾思奇主编的《认识月刊》杂志。
  
  图8 艾思奇主编的认识月刊及杨永年发表的文章
  
  20年过去了,几经风雨。与他们已无通讯。1957年我在高教部任综合大学教育司司长兼机关党委副书记时,参加教学改革,请康生讲教育改革事。中间外面休息时,忽有一人打招呼,说是东京时的朋友,姓黄,就是那个矮胖的四川人。他叫黄明自我介绍已当上了冶金部教育司司长,住北京钟鼓楼,还说那个姓杨的当了阜成门外华侨补习学校副校长。从此三人又一次联系上了。又过了20多年风风雨雨,几经运动,我们再次失去联系。直到80年代,我到广东暨南大学工作后,一日收到来自成都的四川师范大学的信,原来黄明已当上四川师大校长兼书记。他来信要我证明他曾经参加我领导的那个讲座会,据说有该证明,即可有红军待遇。他那年快70岁,即将离休。他还热情邀请我去游览峨眉、青城山,说可以胜任导游云云。我回了信,寄给他证明,可惜至今未得赴川一趟。
  除了理论学习我参加林为梁领导的很多活动,最激烈的是争取留学生领导权的斗争。1937年2月国民党蓝衣社派了个特务到中国驻日大使馆工作,专门负责监视学生活动。他甚至指定了学生会主席,准备正式宣布成立。我们得知这个阴谋以后,待这个特务召集的同学会开成立大会时,就预先安排女同学坐在会场前面。那人一讲话,我们当然起哄不让他讲,把帽子扔到台上。我们质问他为什么没到期就要改选,你是谁选出来的?他说是大使馆的命令。我们高喊“把他轰出去。”于是他叫人动手打了我们的留东学生会主席卓如,但是我们人多,大家一拥而上,就把他们包围在中间,教训了他们一顿。此时林为梁站了出来:“我们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有事当然要找大使馆讲理去,同意的跟我来。”我和乃茵也跟着他冲到大使馆去了。我们在大使馆前集中示威,要求原来的以卓如为首的学生会是唯一合法的,撤销后面成立的CC背景支持的同学会。大使馆只是派秘书出来,姓许的大使开始一直不出来,我们当然不答应,围了几个钟头,最后大使终于不得不出来。“为什么大使馆不保护学生,反而监视我们?”“为什么剥夺民主权利?”“为什么不抗日?”在我们提出的几项质问面前,许大使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只好说:“你们选的主席继续任职。”答应了我们的要求。我们这次反蓝衣社的斗争取得了大快人心的胜利。
  
  图9与留学东京的老战友合影(1993年)左至右邓楚白夫人、伍乃茵、李云扬、潘沃权、刘坚、吕俊君、邓楚白、古子坚
  
  
  
   七..回国抗日,奔赴延安
  1937年五月,日帝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已箭在弦上,留学生们归国抗日之情日益高涨。巧的是乃茵三哥来信已无力寄款,幸亏我那几个送行的同学加上我的大姐给我些资助,勉强维持生活。这当中最使我感动是一个叫李梓高的同学。他本人干查电员,月薪不足50元,却每月挤出二三十元给我。另一个让人永远难忘的是林为樑、陈因素夫妇,他们把结婚纪念的钻戒当了,每月接济我们二三十元。我的留学生活就是吃这千人饭维持过来的。林夫妇回国之后,这年五月,我把讲座工作交给了邓健今同志,就与乃茵、梁威林等一同回国了。
  到了上海与组织接上了头,党组织派柳乃夫与我单线联系,在法国公园接上了头。他把当时中央对华北政局的分析文件交给了我,叫我写一短短的社论。由此我在上海参加了抗日救国会活动。
  乃茵临时回广东老家一趟。回来时日军已发动了“8.13”淞沪战役了。那天正好一位同乡姓陈的留学生来访,我送他回去时途径大世界突然“轰隆“一声,硝烟四起,大家四散卧倒,从此竟然再也没见过那位陈姓同乡。这年九月何干之问我愿不愿意去延安。延安――是我心目中的圣地,我当然要去。当时中央规定他们几个人是到延安当教授的,只准每人带两名青年学生,所以为樑和我就这样作为青年学生去了延安。同行的有:周扬夫妇、何干之夫妇、艾思奇、李初犁、作家舒群、周立波等一行十二人(周扬还带上了他的小女儿,只有一两岁)。
  到了西安,住在七贤祠八路军办事处,整装待发,第一天邓颖超同志就与我们合影留念。当时刚平型关大捷。我们在路上碰到不少溃败的国民党军败兵,满面菜色,六神无主的神情,而八路军在平型关一出马就消灭日军两千人,在国民心中有了还是八路军真行的感觉。连我们这些刚穿上军装的八路军,上街都备受瞩目。
  
  图10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与邓颖超同志合影。前排左起何干之、梁未闻、周扬、苏灵扬、邓颖超,后排左起李初犁、舒群、林基路、艾思奇、李云扬、周立波
  周扬请大家上馆子吃面条,我和林都是南方人,第一次吃面条很不习惯。席中两位作家之一大讲笑话,引得为樑吃的面条来不及咽下,就从鼻子倒挂出来,更引得大家大笑不止。那正是大捷后的高兴劲儿啊。
  过了几天我们坐上了一辆华侨捐献的大货车前往延安。
  延安是范仲淹“塞外秋来风景异,衡阳雁走无留意”边塞荒凉之地。所谓“将军白发壮夫泪”的地方。现在却是大大变样了。虽然城还是小得只有几条土屋街,人少,店小,在南方只能算作小街,根本称不上城市,但当时却满城熙熙攘攘,都是来自四面八方的祖国英雄儿女。正如后来毛主席对我们说的“上海比这里繁荣,但你们住的是亭子间,上街还要提防有无盯梢的特务,我们这里却大可放心。可以大声说,大步走啊。”当时延安城里常见两种人,一是红军即八路军,二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爱国青年。城虽小却容下八方来客,城虽陋,来往者却满面春风,整个城市像天天过节,高兴热闹,真是不同凡响的革命圣城啊。
  
  图11 抗日根据地延安
  我们住进边区招待所。那是一所石砌的大窑洞,可容纳数十人共住。真比回老家还安心舒服高兴啊!尤其所闻所见的都是革命抗日气氛,我们在东京、上海所学习,所期望的世界已近在眼前了。
  那时,我来的前几日出了一件大事,使我们这些来自国统区,见惯了军队横行霸道、无法无天的文化人,大为感叹。
  原来红军中,有一位姓黄的师级干部,到了延安,在陕北公学见到了一位北京来的女学生。那女生对老红军出自敬佩之情热情相待,很想听听长征故事。他即与女生散步交谈,如此几次之后,他认为那女生喜欢自己了,再一次散步交谈之后,向那女生求婚。那女生愕然拒绝,姓黄的大怒,拔枪威胁。女的更加以责备。他就开枪杀害了女学生。此事是当时一件影响很大的违反政策的事。许多人都为这位英勇作战,用功之臣的老红军说情,而毛泽东当时却挥泪斩马谡,处决了他。
  我们就在此事不久后来的延安的,听到此事,十分佩服红军纪律严明,同时也自然引起我们这些文化人的大议论。来延安的第二天我们正在洞里谈论,忽然进来一个年轻的士兵,说:“主席要来看望你们了。”
   八.西行新疆
  在桥儿沟中央党校只学习了三个月,我就被调到新疆去了。
    赴新前听了一位中央负责人康生的动员,他说,我党现在既需要培养抗战干部,也需要培养建国干部。当时,大家对后一点都不十分清楚。一个月后,干部科长(夏之栩?)找我去谈话,说是新疆督办盛世才来电,要我们支援县以上干部200人,中央决定要你去。我听了很是惊讶,因为我正急于上前线,当时正在开辟的太行根据地,为何把我们派往新疆?女处长好像看透了这一点,介绍说:“新疆虽属大后方,但却是比邻苏联的抗日大后方,国际援华物资的大通道,为了建设巩固大后方,赴新疆太重要了。”她这么一说,我也就点头同意了。
  党校三个月,学得了一点学习马列主义的方法——后来叫学风。这学风在党校就明显存在,尤其是来自老红军的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作风,最为典型的就是我刚来时,毛主席对我们谈抗日战争战略那样深入浅出,听后让人五体投地,准备立即付之实际行动。党校教师中如柯庆施,他教党的建设,说的都是从事实得出的结论。但也有一些来自大城市的教授或大学生,如教政治经济学的王学文,就很不同。他们像大学教书的老师一样,大量引经据典,从书到书,极少联系事实。后来王明从苏联飞回来,我才知道,那一套全是他带出来的。多年后在国民党牢中,我还和一位读过大学的大学生难友为此发生一场大辩论。当时他称赞王明的讲话有学问、有条理、有根据,听后记录出来的文字就是一篇好文章。
     在牢中我称赞毛泽东,还讲了刚到延安时聆听的毛泽东论持久战的一番议论。他却说毛的讲话很通俗,但杂乱无章,难记笔记,记了也说不出来,比不上王明的报告好写、好记。想不到牢中这一段故事,数年后却使我度过一场危机。
     1949年9月间,我正在晋绥政治部任张子意同志的秘书,奉命赴京报道。那时正是叶帅组织南下工作团之时。我以为凡是广东人都要南下,便奉命举家到北京中组部报到。哪知一谈工作却是被派往王明处当秘书。
     我拒绝了,一直顶牛三个月,这是入党以来绝无仅有的一次拒绝所分配的工作。
    三个月后,我的另一个牢中难友,当时是中组部秘书的申玲同志告诉乃茵:她参加了一次部务会议,听部长们议论我不服从组织分配一事,说是要进行组织处理,叫我下次谈话时一定要注意。
     随后边纪中科长来问我为何不服从分配。我说了我在中央寻求南下的广东人时,奉调而来,现在不能南下,却到王明那里,我接受不了。
     他对我说了内情:王明原有一位副省级的秘书,因年老退休,总理答应给他找一个。我们将你推荐给总理,你不去,叫总理很为难。我则对他说了对王明的看法:“我和这种人共事都难,更别说当他的秘书了。”边说:“你能推荐一个代替的人选吗?”我自然想到当年牢中的那场争论,并将那位同志推荐给了中组部。我终于越过了这道难关。
     1938年三月初的一个寒冷的日子,我们一行四人先坐汽车出发,到了兰州,驻兰州办事处。谢觉哉,谢老是处长,伍修权同志是副处长。在那里等了近半月,才得知蔡畅同志等乘的到莫斯科的飞机途径兰州,但只能坐两人。
  我们四人中,除了林基路和我,还有李宗林(老同志,解放后任四川省统战部部长,成都市市长)及一位外号叫“菜包子”的搞白区工作的安徽老红军夏伯勳(此处记忆有误应当是后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的杨梅生---李胜利注)。李宗林建议,抽签,谁中了谁去。结果,我和林基路中了,李、蔡只好留下来后走。
  那时乌鲁木齐有三处地方最吸引各族进步青年,即南樑八路军办事处、南门边的新兵营、和北门的由老共产党员黄火青任秘书长的反帝会,其中的群运科、戏剧科科长也是青年共产党员。新兵营那里驻有受张国焘所谓“打通国际路线”的错误影响留在新疆的一部分红四方面军的西路军残部约三四百人左右,对外叫新兵营。我们住了不到半月,即分配了工作。林基路任新疆学院教务长,(盛世才为院长)。我任省立一中校长兼学院的哲学教师。于是就开始了八年的巩固抗日后方的工作和战斗。
    九.青春燃边疆
  一中和学院都在省城乌鲁木齐北关关帝庙,相邻而居,两个地方对当时青年影响很大。学院有林基路、杨梅生、祁天民、许亮等人,一中则有我和刘子平等人。这些人住在一起,所以一日三餐饭也在一起,共同生活相处近一年。吃饭时我们都是集中在林基路教务长房间。他的房间变成一室三用了,是卧室,又是办公室,还是饭厅,甚至会客厅。其实那也是延安的习惯,那时房子少,大家习惯一室多用了。那一段恰是新疆六大政策执行相对好的日子。
  
  图12在迪化一中任校长时的李云扬
  虽然只是一日三餐相聚,饭后又返回各处,但那聚在一起的时间却不寻常。我们都是党员,都来自抗日气氛轰轰烈烈、极为浓厚的延安圣地。刚从延安来的我们还被那里的热烈爱国精神、激昂的抗日情绪、寻求进步的热情以及团结无间的精神感染着,因此聚在一起自然而然就过起了小延安(小抗大、小党校、小陕公)的生活来。大家畅所欲言地谈论一切,从抗日大势到新疆政局,从学院到一中,从盛世才到邓发代表,无所不谈,边谈边吃。饭后大家又怀着兴奋的心情、必胜的信念,为新疆人民服务的热忱,分头走向各自工作岗位。
  这中间的林基路同志,自我1935年夏天在东京认识以来,就发现他像一团火,走到哪里哪里就发热,他以他的年轻人的炽热情感、非凡的睿智和幽默的语言吸引感染着所有身边的人们。经常他用极为轻松幽默的语调引导你,使你不由得信服他所说的一切。
  一中和学院都在省城乌鲁木齐北关关帝庙,相邻而居。我在中学兼文史两科教学,还兼学院方面的哲学。文史好办,小学教过几年,但学院的哲学如何上,是个难题。
  当时新疆复杂的的政治背景是盛世才这个新型军阀野心极大,他本是留日学生,与蒋介石同入士官学校,不过盛出身农户,有当过郭松全的卫兵,战争中救过郭一命的经历,郭感激他,派他留学。他却加入了当时的进步留学生办的社会科学研究会,读了一些马列书,口头上读了一些进步词汇,北伐回国,当过蒋的上校作战科长。因非嫡系,未得蒋的信任,郁郁不得志。以后新疆军阀金树仁要办军校,发展自己的军队,派人到南京招贤。盛报名后,当时他的好友杜重远曾问他何以去那样的不毛之地,他笑着说:“人各有志,今日中国只有那里是我发展之地。”原来他野心极大,知道南有蒋,北有毛,关内非他的天下,只有到关外独霸一方,培养自己的势力,一但有事,可南下牧马,统一全国,或割据西北,投向苏联,成为中国的西北王。
  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梦想有一部分是对的。因为当时的新疆老官僚无能为力。盛到了新疆后,任新军官学校教官,他结识了一批能干的年青学生,甚至认他们做干儿子,或许以重利、大任,形成了一个个人势力集团,这个集团,一但有事,即可为他所用。果然不久,新疆发生内变,军阀金树仁化妆逃走,甘肃二马(马步芳、马步青)率兵入侵。当时盛被新疆各界推为总指挥,他又投机假装进步,取得苏联的信任,使苏联派红军入疆支援,打败了二马及地方牧、地主武装统一全疆,从此,新疆成了盛家天下。他想进一步培养个人势力,与蒋、毛鼎足而立甚至亲自去苏联面见斯大林,要求参加第三国际,借款借兵。斯大林知其真相没有答应他参加第三国际,只答应借款派兵(兵驻哈密,八千人,防蒋入侵)并且让盛向毛提出要求,这样,我们这一批八路军才被请到新疆工作。
  省立一中学生数百人,原全为汉生,后来招了少数民族生,成了民族学校了。
  对于一中的正常教学来说,最大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特权子弟仗势欺人,而是不同民族有不同的风俗习惯,没有得到特别尊重,我在一中工作了一年,主要解决了这两个问题,首先将参谋长汪鸿藻儿子及公安厅长李英奇儿子李树声两人的违法乱纪,仗势凌人严加处理,给汪一个处分,全校大快。其次在尊重风俗上,我自己以身作则,不吃猪肉,下令厨房给维汉两族炒菜用油及餐具碗筷分开,这样,全校皆大欢喜。最要紧的是我每天早起后即到操场集合学生,大教抗日歌曲,第一首就是大刀进行曲。与他们一起大唱: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讲到唱歌,至今学生赵明、黎东群还记得我第一次带头唱起抗战歌曲松花江上,声情并茂,使师生感动之事。我还组织歌咏队,到街头演唱宣传。过去迪化到处是毛毛雨、十八摸之类靡靡之音,一变为到处响彻激昂的抗日歌曲了。由此一来师生关系大为改善,学生思想也为之一变。经常去学生宿舍和他们谈文论政
  在新疆学院我上的课程叫做抗日统一战线的哲学问题。实际讲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还有抗日战争中的运动战、游击战。
  1940年6月间我从喀什教育局调往巴楚当县长,乃茵也伴我同行。时当暑日,我们坐牛车要经过伽师到巴楚几十里的枯林沙子路。两边净是枯死的大树,一路上沙尘滚滚,颠簸而行之间我想古代这里一定有河流通过,两岸树木茂密,但不知是改道还是被截流,已是滴水不剩,一片片绿树森林变成死气沉沉的沙漠。水,就是这里的生命,这里的繁荣。
  
  图13 1940年李云扬任巴楚县县长时与部分官员合影
  待到了巴楚,真有些奇特之处。新疆各地的县城少有城墙,这里却有砖砌得方方正正的城墙,俨如碉堡,可城内却简陋得很,只有县衙门和粮库各一座。衙门简陋之极,破烂不堪,粮库长满荒草。全县只有两间小学(男女分校)。在农村那时最难受是冬天,河渠干涸,喝水都要再从河渠底再挖井,而且挖出的往往是苦水。为了争水,上下游人们经常打架斗殴。
  我一查,这里原是南北疆交通要道,但没有通正式公路,只有走沙漠中的牛车路,交通不便,商人难以到此,所以物品稀少、价格昂贵。再对水源调查,才知道几十年前此处曾经驻军几千人,喝的是城西红海子的水,近年由于堤岸崩塌,蓄水不断减少,最后只剩带苦味的水了。
  图14 1989年李云扬来到亲手勘察建立的红海水库畔,感慨万千。
  
  图15 李云扬写给上级政府的报告,要求解决减赋及水利问题。该文书是由他夫人伍乃茵抄录的。
  我为了解决水的问题,曾和县府两位官员专门从县城到色力布亚区勘探了孔雀河旧道和红海子周围地势,得出共同的意见,即向盛世才去公文请示修堤坝之事。后来幸亏得到民政厅周彬厅长批准,又派来苏联专家协助,此事才得以实现。
  获批后,我发动全县民众,加上伽师、麦盖提两县民工一齐上阵,整个水利工程耗时近一年才竣工。新修的堤坝比旧刘公堤加宽、加高、加固许多,因此蓄水量也增多了一亿立方米以上,成为当时新疆最大的水库。一举解决了下游十余万亩农田和巴楚数千人的饮水问题,受到巴楚人民的欢迎。
  位于北山的沟通南北疆的省公路虽是奉省府之命而修,不过我在领导实施中也遭受许多艰难困扰。公路工程离县城很远,又是严寒的冬天,工程附近没有村子,只能住挖出的土坑土洞,喝的水也要从县城送去,尽管如此艰苦,经过努力还是完成了那170多公里的工程。
     对于这两项工程我一是加强组织领导,总是在第一线解决出现的问题,二是经常亲自在工地与民工一道抬土、打夯。三是每周组织文工团慰劳,在民工辛劳之后,给他们精神上轻松轻松。
  到了1987年我和乃茵再回巴楚时竟然还有和我当年一起抬土的一位103岁的老人来专程看望我,谈起50年前的共同劳动的情景,双方都是感慨不已,激动泪水情不自禁涌然而出。
  
  图16 1987年李云扬返回巴楚看望当年一起工作的老人们。
  
  图17 1983年与当年县府官员合影
  我是办教育出身的,自然更是关心巴楚的教育。对于那里落后的教育,我的办法是靠文化会的经费和召集来的各寺院宗教方面的人才(卡支、阿訇)。我先训练旧宗教学校的老师,亲自给他们讲新教材,挑选其中优秀的人作为新学校的教师。有了教师队伍再推广到全县,教育就逐步普及了。
  
  图18 2011年李胜利亲手将父亲李云扬骨灰埋在红海水库岸边胡杨树下。
     十.铁窗烈火
  新疆监狱的斗争可分为三个阶段:软禁时期,第四监狱时期,第二监狱时期
  1. 软禁时期 新房子、三角地
  1942年六七月间,我在巴楚县长任内突然被调回乌鲁木齐,说是另行分配工作。那时乃茵已先期到乌市参加全疆妇女大会了。我到了那里,就和乃茵一起即被分配住到南樑羊毛湖新房子。此时已有张子意、马明方、李宗林、方志纯和爱人方宜、陈谷音和爱人熊石琦、于村、李景春住在那里。亦即除航空队外我们的同志都集中住到南樑的八路军办事处、羊毛湖、新房子、八户樑大院,彼此相距不远,允许往来,但不准上街,门口有卫兵看守。
  这一时期主要任务是内部整风。大家学习整风文件(毛主席的三篇文章),写心得,开讨论会,出墙报,开晚会演剧目等。虽然没有听到正式报告,但从同志们交谈中得知盛世才已经转向国民党,逮捕了许多进步人士,国民党党部已进入迪化。他把我们软禁起来却说是保卫我们的安全。
  又过了一段时间,负责新房子领导工作的方志纯通知我们填写履历表,要交到苏联总领事馆去,后来才知道,当时第三国际要把我们全体撤到苏联,在那里按情况分配工作或学习。甚至据说接我们的汽车都已经到了国境线上。但这时发生了一件事,一天苏联外长维辛斯基,蒋介石老婆宋美龄同时分别从两个方向乘飞机到了新疆。维辛斯基通过总领事馆转告我们时局有好转可能,要全体同志驻新待命。但是,事实上,局势却在恶化,我们被全部集中在八户樑大院。九月十七日早上,盛世才的军队包围了我们的住宅,来了一辆小车,叫走了我们五个领导人:陈潭秋,毛泽民、孟一鸣、刘西平、潘同。又过了一会,来了一辆卡车,叫走了十三个人,我也在其中。
  我们到了督办公署副官处,一直等到晚上,才由副官长出来说,督办没有空,不能见了,请你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即转移到三角地。当晚乃茵等妇女小孩也搬来了。这个地方实质上就是监狱,警备森严,门口和房顶都有哨兵,但房间之间可以来往。
  在新房子这一段,总的领导是陈潭秋同志。毛、孟、刘、潘、张也参加了核心领导。方志纯负责我们支部的工作。当时,由李宗林同志建议,组织了个三人小组,由李、林基路和我组成,我负责学习领导工作,李负责总的工作,林基路负责对外工作。
  
  图19回延安后监狱骨干合影,前排右2为李云扬,后排左4为伍乃茵
  当时的学习,仍是学整风文件、苏共党史、时事形势(可以看到新疆日报)和有关共产党人在敌人狱中、法庭上的气节问题。这时,李宗林同志比较多的跟我谈到新疆局势,说到我们准备撤退到苏联一事,就是他讲的。他还说:“苏联红军第八旅还在哈密未撤走,因此,盛虽然反动了,还不敢作尽绝事,还说道毛泽民同志被迫参加盛世才的审判委员会时,英勇斗争的情况。敌人每天晚上整夜逼他签名,承认对进步青年的逼供是对的。青年学生是要暴动,反对盛世才,但毛泽民坚决拒绝了签字。而且就在现场,一个进步青年亲身拆穿了盛世才爪牙使用残酷手段逼供的事实,使敌人阴谋毕露。
  曾经坐过国民党牢房的老红军李宗林同志还领导我们学习气节问题,采用在晚会上用猜谜的方法教我们如何识破敌人审判时的阴谋。这些都给我很深的印象。
  关于入狱以后如何对敌斗争,大家经过学习,统一了如下认识
  1)坚决反对敌人所谓阴谋暴动案,要求宣告无罪释放回延安。
  2)反对非法审讯,要求公审,以便揭发敌人
  3)因为我们刚到新疆时,向盛世才方面填写了履历表,因此,如问到这方面的问题,可以按照原来表格的内容回答。否则,过去填了表,是八路军或共产党员,现在在敌人面前又否认了。这倒会引起更大的麻烦,易使敌人产生幻想。
  4)入狱后尽可能以各种手段抗议斗争,坚持党的立场,坚持上述几点。
  
  2、第四监狱时期
  一九四三年二月间(好像是旧历初七)一天深夜,敌人来了个突然袭击,把我们男的都押到第四监狱监禁起来。
  进狱门时,头上蒙上黑布,身上所有袋子都解下来,衣裤口袋里所有金属物件都收走。进大门,在一间像收发室的小房间内,我听到敌人问:“这是谁?”押送的说:“李志樑”。不久,就把我送到一个院子里的牢房去了,这个牢房里有:于村、马瑞、王谟。这是一个四合院,我们的牢房是进院门的第一间,院门外是看守住的小屋。
  住进去后,从隔壁谈话和歌声中,听出,和我们同一排房的还有:李宗林、林基路、马殊、陈谷音、曹建培、胡东、陈清源、白大方等人。厕所在坐东朝西一边,但是,我们对面那一排屋,住什么人,就不知道了。过了几天,才听到了谭桂标的声音,知道那边也是我们的人。
  我们房子里的几位同志,开了几次会,研究了当前的形式,确定了对策。实际上,在三角地的时候,我们已从新疆日报上得知苏德前线斯大林格勒打了个大胜仗,消灭了敌人几十万。大家都认为,整个世界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战争已从危急关头转向了有利于我们的一面了。而且,苏联红军还在新疆,在这时候,敌人竟然逮捕我们,说明敌人已经整个投到了国民党一边。扣押了我们以后,必然有一个生死的斗争,我们必须坚守立场,坚决向敌人斗争。
  我们的对策是:尽快的打通整个院子的联络关系,把其他同志组织起来,研究对敌斗争的策略,以便采取统一行动。
  以后,通过一段的艰苦的工作,除了对面许亮的一间房以外,都被我们打通关系。
  对许亮的那所房子,我们使用了许多方法,他们都不理睬,最后,我们用了一个冒险的办法,由于村装作肚子疼把敌人的两个看守引开,我房的李何直接跑到对面房去,把信从小门上丢进去,信里说明了我们的联络建议,指定了地点和方法,请他们立即答复,最后,他们的答复来了,只有三个字,团鱼足。下面也未签名,从字体上可以看出,是许亮写的,我们猜了半天,才估计出来,他们要像团鱼一样藏起来,十分谨慎,不愿意联系,也许是一种策略吧。过了一段时间才算是联系上了。打通了周围关系以后,我们还曾设法进入了看守的小房,拿走了他们的新疆日报(一共干过好几次)报纸拿来我们即组织分析,并将这些报纸转给其他房间传阅,也请他们组织讨论,把意见送到我们这里来,这样,牢中又恢复了组织活动和各种学习(还有俄文学习)。
  近二十年后的1961年初由吉合夫妇请客,邀请新疆坐牢的部分北京工作的同志们聚会在北海公园,我还带了我的儿女去,以期让他们听听革命斗争历史。席间大家还开玩笑让当时已是实验话剧院长的于村再次表演装病,打通联络的那一幕,于村的表演引得大家开怀大笑。
  这一时期我们的目标主要是组织一次绝食斗争,抗议敌人的无理扣押。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讨论后,大家都同意了四个条件,开始了第一次绝食斗争。
  我们共同提出了抗议书,抗议盛世才无故扣押抗日有功的八路人员,要求:
  1)、 宣告无罪,释放回延安。
  2)、 反对非法审讯,要求公审
  3)、 要求发放被没收的的政治理论书籍。
  4)、 改善伙食
  大家确定,前两条是政治抗议性的,后两条是所坚持的最低条件,绝食了三天,敌人答应了后两条,我们按照原计划复食了。
  这一次斗争胜利的最大收获是取回了理论书籍,同时我们还顺便带回一些铅笔、纸张等文具用品,可以进一步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了。此后,我们的学习更为正常了,不但有规定的六个小时学习和讨论,还有文娱体育活动。
  但复食后狱方又把我们四个人调到同是第四监狱的另一个更小的院子里。不久于村、王谟因病到养病室去了几天,不知他们中的哪一位回来后告诉我说:“李胡子要你去一趟。”恰好我也得了病,得以到养病室住了二十多天。
  狱中的养病室是个长方形院子,朝东的一面修了一排房子,住着病人。病房门不准关,允许能下床走动的病人串门,这就给我们互相联系带来机会。
  
  图20 1983年9月经历文革磨难的难友们聚集在第四监狱院内。左6起陈广竹、伍乃茵、杨锡光、陈茵素、于村、李云扬、谢江亭、穗生、马锐、罗祖元
  我进去时,这里住着我们的同志:李宗林(李胡子)、刘护平、李何、好像还有杨一德等。李何和我在一间。从这里我了解到我们的人分住了几处:女牢(张子意、杨锡光医生也在那里)、第二监狱、第四监狱、航空队)。我还了解到我们中已有人过了堂:林基路、李宗林等(李宗林过堂时当场发病,而被送到养病室),另有一些人叛变。另外陈、毛两人下落不明(当时不知他俩和林基路已被杀害)。我也知道这里竟然打通了与女牢的联系。李宗林同志告诉我一位女同志与素日感情很好,但已有动摇行为的丈夫决裂,致使她丈夫停止动摇的详细经过。说时他很感慨地表示,那女同志平时很胆小,安安静静,却在紧要关头立场坚定,大义灭亲,真是个好同志。李还介绍了乔国桢之死,说他病得厉害时肺全坏了,甚至咳出石灰质小石子,整屋都臭。李宗林不怕,和他住在一起几个月,服侍他的起居,以后是刘护平同志陪伴他临终。死前乔曾把珍藏的自己孩子的两幅图画,拿给刘看,告诉他一个别人都不知道的事情,即乔是有老婆孩子的。乔的老婆自从乔在天津被捕后就嫁给了一个国民党军官,1937年乔出狱后她带着两个孩子来见我,要求复婚,被乔当场拒绝。那两张孩子画的画是是乔留下的唯一东西。
  
  3.第二监狱时期
  大概是1944年春,敌人又把我们从第四监狱搬到第二监狱,和许亮、谷先南、郑亦生、谭桂彪等同志住在一起。
  这院子比第四监狱大,是个四合院。我们牢房斜对厕所,是个半黑房。不久马殊就和我们联系上了。他与我们联系是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打电话,即两边同时敲墙,听到敲到一处了,再改用茶缸为通话工具。这方法通话既清晰又方便。另一种是传递信方式,信写好后,做个记号,藏在放风处或厕所商定好的地方。最先成功的联系是小马从我们牢房窗口丢进来的。
  通过这种通信和通话,我们得知了如下消息:
  马殊自己是在过堂受刑后被押到这里来的。过堂时他刚一否定敌人的污蔑,叛徒潘同就走出来劝降。他大骂叛徒后就受了刑。在刑讯室他还见到老虎凳侧面有林基路用指甲刻出的“小林”二字。在那里还与小林暗中通过信,林告诉他:有叛徒,要警惕、要坚定。小马还告诉我们另一房子也住着我们的人。于是我们又和其他牢号的同志联系起来,并把我们在第四监狱斗争、生活、学习的情况向大家做了汇报。
  在这里我们得知许亮他们在我们绝食以后曾单独绝食过一次。他们几个人性格各异,郑亦生同志是老红军,性格开朗喜欢说话;谷和谭都在旧军队呆过,他俩性格类似,喜欢开玩笑,谭更活跃些;许较为沉默,但古今中外什么都知道一些,尤其是现代中国的军阀、学界名人的姓字别号等他都能说一套,像是我们中的活字典,只是胆子小一些。
  在那里我们还保持着第四监狱时期的学习习惯,每天学习六小时,文娱体育活动两小时。自从跟大家联系上以后,其他房知道我们绝食斗争的情况后,也都提出要绝食斗争。经各个牢房讨论,一致同意采取行动后,进行了第二次绝食斗争。具体时间难以确定了,但所提条件与第一次差不多,也是四条,可能在改善生活这一条里更具体一些。如要求延长放风时间、有病及时治疗、不准克扣狱中伙食费,改善伙食等。也是以最后两条为最低条件。这次斗争也取得了胜利。
  绝食后不久,有一天晚上突然听到不少人哭哭啼啼的声音,折腾了一夜。过后才知道那些人都是国民党的官员,被盛世才逮捕进来了,就住我们隔壁。自从他们进来后我们的伙食突然改善了,比绝食后改善得还要好。如此持续两周之后伙食又突然恢复原样了。
  当时狱中无法获知原委,直至出狱后才了解到真相。原来在这期间盛世才又搞投机,去电斯大林,说过去我错了,现在要恢复与苏联的关系云云。就在那段时间盛世才改善了我们的伙食。
  两周后的一天听到隔壁那些人又唱又叫,很高兴,他们的牢门打开了,当天全都被释放出去了。他们还在厕所墙上留下:“鱼龙之变”的字迹。实际上那是国民党接管了新疆,逼盛世才离开了新疆所致。
  国民党人士出狱后敌人对我们更加严厉,手法也更其多种多样。
  首先是生活上的慢性屠杀更是加紧,每日只发给我们几两带沙子的臭窝窝头,几片黄菜叶。沙子太多,营养不足,许多同志得了肠胃和牙病。
  其次是搞各种突然袭击,采用偷听、偷看,急于发现我们组织的联系方法,破坏有组织的联合斗争。这一时期不慎被敌人发现蛛丝马迹而被抓去严刑拷打的有曾传芳等同志。敌人搜查他的席子底下,发现带有数字的纸条,立刻把他抓走拷问,但老曾尽管被打得遍体鳞伤,也没有暴露联系方式的秘密。
  再有就是采用卑劣手段进行策反。如用女的拉男的,或反过来策反;以所谓个别释放,答应可以男女合住为名,进行诱降。同时一些看守也狗仗狗势,更加凶恶疯狂,动不动就打骂我们。
  后来抗战胜利,重庆谈判的消息传到狱中,我们中的一些同志一方面对敌人迫害感到极其愤怒,一方面认为时局好转我们有了通过斗争争取出狱的可能,因而提出来举行第三次绝食斗争。
  此时我已搬离原房,与方志纯、谢良洪、程九柯、于村同一牢房,还在那个院内,但已转到坐北朝南那一排房子去了。
  关于这次绝食发生了很大的争论。不少房号认为时机并未成熟,不同意在那时举行绝食斗争,尤其不同意绝食后即可出狱的估计,而是认为新来的敌人比盛世才更狡猾毒辣,与我们生死斗争多年更有经验,我方应当准备更艰苦的斗争,我们把这些分歧上报给张子意同志,征求他的意见。他来信说:具体情况不了解,不能作答,但希望我们“百子一条心”,一致对敌。记得他的信中还引用了杜甫的一句诗“家书抵万金”。我当时还有《杜诗镜诠》在手头,即找出这首《春望》,并且常在狱中吟唱。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后来62年到江大后在一次中文系召开的纪念杜甫文艺座谈会上,大家要我讲话。我一方面对前一个讲话人吴大逵老师的意见提出异议,表示他把杜甫的进步作用夸大了,说杜甫反对当时的统治阶级,我不同意。一方面我又回忆起牢中这一段事,并且当众吟诵这首诗。但是文革中学校批斗我时硬说我是在攻击三面红旗。这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真是令人哭笑不得。
  狱中坚持提出绝食的同志们等不及了,宣布若大家不同意,他们将单独绝食。在此情况下我们决定全体支援投入绝食。
  这次绝食条件跟前两次差不多,也是以一二条为抗议性条件,三四条为实质性条件,不过内容更详尽些。声明反对虐待抗日有功人员,反对无罪拘押,要求宣告无罪释放回延安;反对非法审讯,要求公审;反对生活上的慢性屠杀,要求改善生活,改善伙食;反对打骂,要求集中在一起等等。
  但是绝食后不久敌人即将我们分开了,我被押到第二监狱旁一个新修的房间里。那时正值严冬,新房子墙上水迹未干,都冻成了冰。我穿上所有的衣服,盖上被子也还是冷。到了绝食的第五六天,凶狠的敌人把饮水也掐断了。到了第七天下午我忽然听到隔壁一个同志叫我,是薛汉鼎的声音,他说我们是否可以向对方提出先实现大房子集中再商量对策,我同意了。到了第八天上午敌人就把我们十来个人集中到一间大房子里。我到的时候已经有四五个人在那里了,其中也有马明芳、薛汉鼎等人。人到齐后我们几个开了个会,估计了敌我形势,一致决定立即复食。第三次绝食就这样结束了。
  大集中不久又被分散了。这次我被单人关到一间房子里,只是不久就得了痢疾,一连闹了几天,十分难受。忽然听到对面房子马明芳的声音。他说得了这病不要紧,可以养好的。他建议我向狱中医生要一种什么药,吃后多喝水静养就会好。按照他的话去做果然渐渐病就好了。
  隔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次被集中关押。同牢房的有:曾传芳、赖世禄、于村、马锐等人,一直被关到回延安为止。
  此后敌人加强了审讯。一天叫我去过堂。到那里一看桌边坐着一个问话的,旁边站着两条大汉。坐着的人说:“你就是李志梁?你是留过学,学过哲学的吧,我们来谈谈哲学,好不好?”
  我拒绝,不理他。
  他又说:“你是有学问的知识分子,是新疆的青年领袖,我们委员长就是喜欢你们这样的人。你只要同意,明天就可能到重庆,然后再回你的老家。要官有官,要钱有钱。”我严词驳斥了他,坚定地提出我就是要回党中央那里去。他不等我说完就说:“中央在哪里?”我说:“就是毛主席领导的延安”。他大骂我一通,说只有一个中央,就是重庆的国民党政府。他带有挑衅口吻说道:“共产党是不要知识分子的。你们这样的知识分子将来会想起我的话来的。我原来也是中共党员,资格比你老,我是看透了,只有委员长才是看重知识分子的。”我不等他说完,痛斥他说“我们的队伍里是不会容得你的!”他气得拿起桌上的报纸说:“我告诉你,延安边区没有了,都统一到中央国民政府,朱毛已经到重庆做大官去了。不信你看这报纸。”我顺势拿过来,飞快地浏览,有重庆谈判的消息,又翻开一版,发现登有高树勋集团军在白沟失利,高和军长不知下落。那人看我不断翻看,就迅速把报纸抢走。他说“你看完怎么想?”我斩钉截铁地告诉他:“我们无罪,你们有宣告我们全体八路军无罪释放我们回延安。”他大怒,一拍桌子说:“你是共产党里的顽固分子,对你们这种人,我们有办法,最近美国人发明了一种新药,注射到你身上,全身都会化成水。怎么样考虑好了没有?”我大声对他说:“还是那句话,回延安,回到毛主席身旁。”他更加用力拍桌子,说:“给我拉出去!”我听了这话,头也不回就走,身后两个大汉立刻架住我的胳膊,还有一只手枪顶住后背,拉出审讯室,丢回原来的牢房。
  没等我站起来,同志们围过来问过过堂情况。我一一告诉他们,尤其是把我军在豫北打了大胜仗的消息写到纸上,秘密传递给其他号子里的同志们。
  又过了一段时间,敌人把我们集中到第二监狱大院里住,各个牢门打开,可以串门了。后来才知道是张治中来到迪化,待遇有所改观。
  一天来了个矮麻子,把大家集中起来,在我们面前走来走去,认出吉合和杨芝华,与他们讲了几句话就出去了,据说那就是蒋经国。
  此后不久,1946年6月初,方志纯通知我与另外五位代表(杨芝华、吉合、高登榜、薛汉鼎)出去和张治中谈回延安之事,要我们提出以下要求:
  1.)宣告全体无罪释放回延安
  2)保证我们全体人身绝对安全,直到到达延安。
  3)要求出狱后出发前有一段休息时间,以便休整。
  4)了解他对国共谈判前途的看法,以便向中央汇报。
  那天主要是杨芝华与张治中谈。谈完以后张治中以瞿秋白的私授弟子名义请大家吃饭,他夫人也作陪。
  我们提出的要求,除第三条以外其他都同意了。至于此中原因大概张也是担心内战即将爆发,这些人走不了就麻烦了。
  十一.回到延安
  从乌鲁木齐出发,十多辆十轮美式大车,装上了近200人。其中,从几个月的小孩,到七八十岁的老汉老太,无奇不有。一路上起早贪黑,早上五六点即动身,晚上七八点才歇宿,但遇到风雨,有时半夜才到站,走了半个月才到延安。
  路上遇到过几次险事。一次在六盘山华家岭时遇大雨,山洪暴发,把车队冲乱了,丧失了一些衣物,好在没有人员伤亡。一次在咸阳,胡宗南派一宪兵上校来,要求我们下车住下接受检查。随车护送的张治中派来的少将交通处长与之交涉,最后张治中致电蒋介石,蒋答应了才又放行,差一点离开新疆鬼门关,又进陕西阎王殿,最后还是平安到达延安了。
  回到延安的共129人.其中有由莫斯科归国的14人:马明方、张子意、方志纯、杨之华、秦化龙、李握如、刘护平、杨南桂、沈谷南、李景春、曾传芳、娄曼文、任德山、韩福英。我党派驻新疆的工作人员43人:高登榜、吉合、于村、鄢仪贞、熊梅影、蒋连穆、王伟、朱旦华、杨锡光、陈茵素、郑亦胜、李云扬、伍乃茵、马殊、刘勉、徐明乐、王顺志、冯家树、郭春则、钱萍、王韵雪、郝冰清、张东岳、马锐、许亮、李涛、申玲、李何、王谟、罗乃棠、胡鉴、陈谷音、程九柯、刘子平、谷先南、陈广竹、薛汉鼎、李宗林、曹建培、白大方、陈清源、谭桂标、严振刚。我党派往新疆学习航空技术的人员31人:黎明、陈熙、金生、胡子昆、李奎、周立范、王云清、夏伯勋、方槐、方子翼、吴峰、张毅、云甫、刘忠惠、吕黎平、丁园、周绍光、袁彬、刘子宁、赵群、方华、谢奇光、陈御风、陈旭、朱火华、安志敏、杨一德、王东汉、曹麟辉、刘子立、黄思深。我党在新养病和学习人员8人,他们是:谢良、谢江庭、罗云章、胡子明、罗祖元、曾明友、肖永汉、谢良洪。在新疆的家属和孩子35人,他们是:张文秋、刘松林、邵华(陈安安)、张少林、赵建华、郝流霞、郝玉霞、王妈妈、王淑贞、陈楚三、吉新军、吉新华、吉新玉、方玲芝、李万钟、阎友、张虹生、苏妈妈、瞿独伊、周健、刘志蕴、马玉贞、黎苦苦、陈小兮、马苏苏、谢继先、胡狱燕、胡民平、林海洪、林枚、秦秀灵、程源航、程源敏、毛远新、谢五一。路上谢奇光和胡狱燕因病去世.
  
  图21 回到延安的全体八路军人员及其家属,共129人。
  车队离城还有七里,中央派来迎接的人已在那里等候,中组部王甫处长代表组织前来欢迎,没想到的是,朱总司令也骑马来迎。进城时锣鼓声大作,窑洞中跑出无数当地延安民众,他们举着红旗,高呼口号,这个场面令人永生难忘。
  住进了边区招待所,第二日,毛主席即亲自来慰问,与我们(包括怀里的小孩)一一握手,宣布全体出狱同志奋斗辛苦了,如今胜利归来,每人的生活享受中央委员待遇休息三个月,期间检查身体,在党校学习后再分配工作。还规定新疆回来的同志,都可以到延安各机关访友(当时延安整风后曾规定访问要有介绍信)。
  
  图22 解放日报头版刊登新闻
  
  图23 李云扬在1946年8月6日解放日报上发表的忆为梁文章,是全国第一篇纪念林基路烈士的文章。
  在休整期间,我写了几篇回忆林基路烈士的文章,追忆烈士的丰功伟绩,头一次将林基路烈士的辉煌诗句《囚徒歌》登出来,鼓舞激励后人。
  
  图24 1946年8月解放日报根据李云扬狱中保存的资料首次刊登出林基路烈士囚徒歌歌词。
  
  图25 1962年新疆难友们在张子意同志家聚会
  这样过了三个月,就分配工作。我被分到三五九旅去当王震司令员的秘书。这一段我干了两件事:一是参加汾孝战役,在陈赓,王震司令部当秘书。曾奉命陪同延安派来的中央慰问团慰问全军,并出席了烈士刘胡兰同志的纪念会,及参加太原战役。任太北司令部后勤部政治处主任,负责管理几千民工的支前工作。
  年底,正在包围太原准备总攻时,我得了个副伤寒大病,半个月几乎死去。回到后方吕梁区党委,王司令已奉命率部随彭德怀司令过河保卫延安。因我大病初愈,留在后方,参加列席区党委常委会,并兼机关支部书记,政治宣传科科长。
  打下临汾后,奉命回后方。区党委组织个土改工作团,叫我当团长,工作了九个月,搞了个小村土改,发动贫下中农斗争,挖底财。回区党委后,既奉命回晋绥政治部,当政治部秘书,不久奉命回北京准备随军南下,收复广东。
  
  十二.胜利之后的曲折
    但到了中组部,却叫我到王明处当秘书,我对王明十分不满,拒绝奉命,因此仍留中组部办公厅当机关总支(当时无党委)副书记、政教科长,以后分配到中组部中央干部子弟学校华北中学(现101中学)当副校长。吕梁军区副书记副政委罗贵坡当时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任命为援越顾问团团长。他得知我在华北中学,即向中央提出要我和他一起去。这样,我就当了顾问团(原名联络团)团部的支部书记,兼顾问团政治秘书。
  
  图26 李云扬、伍乃茵在晋绥边区(1948年2月)
  在越南近两年,参加了越北战役、任总后勤部顾问。当时越南正处在弹尽粮绝时期,中央决定给予支援,派出一个运输团,两百多辆汽车,载满了粮食、炮弹,来往于广西云南与越北之间。我代表中方,越南公路总局长一位姓段的代表越方。我代表中方接受移交车上的粮食弹药。车来了即卸货,运入了附近的山洞中,一连三昼夜。最后奉命回后方,到了后方,越方后勤总司令(后曾任越南国家副主席)向我慰问,倒了满满一杯缴获来的法国牛奶敬我。然后,我立即奉命到陈赓同志处汇报,坐在他的床上,一开口即腹痛大作,黄豆大的汗珠不觉滚下,不能出声,只能躺在他的床上呻吟。如此过了一夜。这一夜,陈司令一直都在房外走廊中行走,文天明,陈的一位少将卫生处长来说,司令部决定给我开刀,问我意下如何,我说服从决定,他即出去洗手准备动刀。其实当时在游击区山上住的是竹屋茅房,床上可见天光,四处无设备防护,一开刀即会传染死亡。正在准备时,处长进来说,胡志明主席知道了,派了他身边三位法国医生来了,不开刀了,三个医生来后,诊了脉,打了一针(大概是止疼药)即不痛了。随即胡主席又来指示,说可立即回国治疗。止了痛,回国后,到了北京,带上乃茵一道去越南参加越南劳动党成立大会。
  
  图27 李云扬(右1)接送越南同志李班(左1)去北京。
  
  
  图28 中国顾问团在越南北部丛林与胡志明合影。前排左1李云扬、左2韦国清、左3罗贵波、左4胡志明
  陈赓率军事顾问团来后,我与乃茵与另两位军事代表回国,再任中组部政教科科长。
  
  图291953年组织部的年轻人欢送李云扬科长赴教育部工作
  
  1952年调到当时教育工作委员会高教司任副司长,一年后成立高等教育部,我任部党组成员,机关党委副书记兼综合大学司司长,兼高师司与政治教育司司长。1960年初因对三面红旗失误的一些评论,被批判,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被取消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郊区人民公社当宣传部副部长。劳动不及一年,即因大病(甲亢)回教育部。
  
  图30 1955年与厦门大学领导合影。左5李云扬,左6陈嘉庚
  
  图301958年3月时任司长的李云扬陪同教育部杨秀峰部长访问莫斯科大学
  1962年,周总理开国务会议,为我及其他部一级的干部平反,发给我甄别书。之后我被分配到江西,任江西大学党委副书记。一年后江西省省常委会通过任校长兼书记。我辞退校长(举荐吕梁同志任校长)一职,只任书记。
  十三。江西大学时期,(从1962年至1976年)
  从1962年到1966年这一段工作是我比较得意时期,主要因为省委书记兼省长方志纯同志极为信任,甚至言听计从,他支持我办了三件大事,一是强调学好毛主席思想,并以此为各学科(尤其是文科)的指导灵魂,以此加强对师生的政治思想工作,提倡老苏区的井冈山精神,反对当时流行的只专不红的思想,二是在全国高校内首创学生军训,成立民兵师,进行真枪实弹的训练,以此加强全校的纪律性,提高政治思想工作水平,曾得到军委称赞并认为这一经验可向全国高校推广。三是为了加强师生的实践观点,在昔日红都瑞金创办了江西大学分校,创办农场与工厂,实行劳教结合,访问农村,向老红军学习。正拟办青山湖蚕桑场及纺织厂时,爆发了文革,拟办的事全被搞乱取消了。这段历史至今还为老江大的教工所传颂。
  
  图31 1964年李云扬在江西大学大礼堂作党代会报告
  
  我对江大是专心一意的,也有一个办好这个大学,使之成为全国重点大学的理想。具体地说那就是:1,要搞出一个文理工渗透,学研产结合,比当时苏式的综合大学更为科学更为适应经济建设需要,专业课程更为宽阔,着重革命老区文化与赣文化相互统一的新型大学,特别开创实习实验与课堂教学密切相连,培养既基础牢固又具有自由思考能力立意创新的学风的教育方法。这本是我后来在北京牢中仍构思了数年的方案,甚至后来连在校的师生也知道了。可这一方案最终胎死腹中,原因还是四人帮作怪。
  我着重谈谈创办瑞金分校。
  64年上半年高教部召开讨论如何执行毛主席春节谈话指示的会议。会上关于文科改革问题有两派意见。一派主张小改,另一派主张彻底大改。我同意后一派意见。当时即有文科应更快彻底改,实行半工半读之意。
  64年暑假我参加了省委召开的庐山大会,会上听到了魏文伯传达的刘少奇几个有关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讲话,回来后即向文科两系领导吹风,并请他们提出教改方案。政教系参考了延安抗大的计划,提出的方案较好。我将此方案归结为七点,向全校做了个报告,要求进一步改进。
  64年11、12月间教育部杨秀峰部长在广州召开中南华东两区文科教改座谈会。我和刘光宇、刘运祺参加。会议期间曾请他们参观农讲所,特别要他们注意其中的课程项目,教学安排,以便我们修改计划时参考。此后即根据政教系的七点和此次参观的心得,把文科教改原则定为四条:
  一是文科的培养目标应是培养意识形态领域里阶级斗争的战士,也就是培养宣传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阶级斗争的战士。
  二是应以毛主席著作为主要教材,以毛泽东思想为红线改造文科。
  三是不要过于着重课堂讲授形式,应以从斗争中学习,斗争中成长为主,尽量争取参加三大革命运动斗争的锻炼。
  四是根据以上三点要求,教学方法应根据主席指示培养学生的批判能力为主,反对注入式,提倡启发式,培养学生的活泼、生动、主动的学习精神。
  以上四条不仅在党委常委及文科两系师生讲了,而且在全校大会中也讲了。还曾向康生同志和陆定一部长汇报过。
  后来有人怀疑,认为半工半读是刘少奇提出的,毛主席还未说话,故而我又在一次全校大会上列出了毛主席有关半工半读的一条条指示,证明是毛主席早就提出的。
  广州会议时我即将半工半读的意见向杨秀峰说了,他也表示同意,并说到江西后与省委研究具体方案。
  广州会议结束刚回到江大,家里的常委同志于生、白尚德等人即向我说教育厅开了一个会,通知各校根据中央及省委指示,要加强备战工作,各大学都要搞小三线---办一个分校。厅里指定铜鼓、永修一带,由我们挑选具体地点。我去找方志纯同志,问他意见如何,他认为铜鼓一带不好,最好还是瑞金。因为那地方原来办过瑞金大学,现在那里办了个农干校。不合适。另外瑞金又是老苏区,政治条件好,他要我们去看看。我向常委汇报后,即带了五个人(白尚德、李芳、于学忠等)到瑞金去。到了那里大家考察后开会都同意设在当地,回昌后开常委会,大家也一致同意设在瑞金。
  关于地点也有不同意见,有人提出不如到弋阳漆工镇,也是老根据地,又是以前实习的地方,较为熟悉。但经认真研究,还是确定在瑞金。
  
  图32 文革前江西大学校领导李云扬(二排左7),谷霁光(左8),臧靖(左9)与毕业生合影。
  十四 白庙八年
  实际上我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即失去自由,1967年10月更被四人帮以叛徒特务之名押赴北京,被监押于北京警卫司令部第六监狱共八年,小平同志复出后得以平反。
  1966年5月中文化大革命起,月余后,全国大学校领导几乎全部垮台被斗。只有匡亚明之南京大学和我所在的江西大学还能正常学习。一日华东理论处长来校问:何法得以维持至今?我答以不能只看形式,说不定一夜之间即有大字报铺天盖地袭来。他们说:“不会,经调查90%以上学生拥护的领导是跨不了的。”然而,一周后即爆发大字报潮,进而被夺了权。但两个月后造反派们得不到我的罪状,又无材料,一时只能将我作为牛鬼蛇神的头,天天劳动改造,无法进一步处理。
  然而第二年清华、南开串联放火团来后,奉康生之命,造反派们要抓叛徒,遂采用大会斗争逼供、喷气式批斗,当然毫无结果。大约9月的一天的批斗大会上,他们把我说的话颠倒成“炮打毛主席”云云。当即我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并被押送公安厅拘留所。
  我是1967年10月27日被人用专机从江西南昌送到北京的。1967年9月被押送江西省公安厅拘留所月余后,我绝食要求宣布罪状,要么上中央见毛主席解决。没想到三日后的午后被人唤起,他说:“快穿衣整装,上北京。”见一红旗车,遂被人以黑布覆面,旁坐两人,驶向机场。上机前已被去掉黑布,见有多人立在机舱前,她们恭敬地说“请上机.”我错愕间不知作答,她们第二次催上机,我乃双手示以手铐,她们始知误会。忽闻机上一人说:“知道了,你们走开,!”随即一彪形大汉伸手抓我衣领,一双手提上了机门。及入门,始发现这是安二或苏机安二式,机舱只有押送我的二人(一红卫兵,一军区秘书)及我三人而已,即所谓专机也。按那时规定,只有副总理以上因公事出差者,始能坐飞机,而我却因为当时新疆冤狱一案,有幸得享受这种殊荣。一路停机处,都入贵宾室享受贵宾待遇。最后发现手铐后,大都一哄而散。想那些空姐,上了这个当,当会大笑数日的。当天晚上七时到北京西苑空军机场。直至夜二时,驶来一小车,上有三军人,直开到德胜门处,国防工委五院大楼后面第六监狱。亦即离开德胜门二公里外,名双泉堡,内部称为白庙六号,即北京军区军事监狱第六监是也,住514号房,我从此设有了自己的名字,只叫514。
  出狱后我曾针对此事赋诗一首
  喜迎宾
    平生一觉南柯梦,
    贫贱书生作公卿。
    到处逢迎贵宾至,
    共笑双手露囚形。
    上京应作日边客,
    入狱才知饱烙刑。
    从此南冠常覆额,
    笑看蜂房冬日营。
  我进白庙狱中一年后的春天,狱方按照林彪、四人帮的指示,捏造事实对我审讯。我一直不承认什么叛徒;相反我认为我们在国民党狱中坚持对敌斗争,态度坚决毫不动摇,坚持了共产党人革命气节。
  开始对我审讯的是三个穿军装的人,据称都是师团级干部。他们说这是北京卫戍区的军事法庭。他们拿出的东西完全是无中生有、异想天开。有的简直另任何人都难以想象。些东西完全是无中生有的甚连我自己想也没想到。例如他们对我说:“你们是集体叛变了,集体参加-了国民党,又集体参加了国民党的特务,打入延安中央身边埋伏下来了:”还有:“你们在释放以前,曾经开过一个晚会,一个庆祝晚会。在这-晚会上有人唱歌,你(指我)就是在晚会上拉过琴,拉过胡琴。”这真是—个笑话,我平时会弹扬琴,但只是弹的,不会拉胡琴’连“万多林”也不会拉,我只会弹。我绝没有在新疆那个地方拉过胡琴,也没有弹过扬琴,他们说我参加了.那个晚会,拉琴;有人唱歌,有人表演。说是庆祝国民党什么,还说集体拍了照。这真是莫名其妙的事,我真没想到他们竟然会捏造出这宗事来。要说集体参加国民觉,国民党时代有过这种例子。但是,既然国民党要派我打入延安,当秘密的国民党特务,为什么还要集体地参加特务组织呢?一经集体参加,不就互相认识了吗?这样彼此不就可以互相揭露了吗?就是一个普通有常识的人,也不会这样做嘛。他们竟然扯了弥天大谎,这不能不使我很大惊奇.我当时只有一句话:“绝没有这回事!”因此,他们就虐待我了。我咬紧牙关,—句话没有放松。他们问我也罢,叫我写那个审讯的什么记录也罢,我从来也没有违背原来的事实来讲.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大谎话呢?到出狱以后,我才知道真相.愿来是林彪、“四人帮”加上那个所谓理论权威,所谓顾问康生这个大坏蛋,共同捏造出来的一个大谎言。原来是在陕西西安,有一个也在新疆工作过的人,是个真正的叛徒,被盛世才抓进监狱,图民党来了以后就释教了.以后我们解放新疆,不知道他怎么样又混到我们部队
   出狱后,亲朋见面,常问个中情况,在常人看来,狱中一切都像是很神秘怪异的,其实也平常得很;我所住的514房,实在狭窄,横走六步,纵走八步,那就是我的散步场。除了一板床外,别无他物。床上只有草垫,一薄被,这床特别窄小,一翻身,被子就丢下去了。北京冬日寒冷,常在零下十数度以下,极端时零下二十度。而身下除草垫外别无他物,且草垫过小,只容半身。尤其在四更后冷极时,冻得全身发抖,不能成眠。我的肠溃疡病及半边瘫,就是这样冻出来的。最不可耐的,就是夜冷尿多,常在便急时,需扣门要求上厕所,每晚在七八次之多。这就带来的奇怪的虐待,狱卒怀疑我捣蛋,常不开门。别无他法,我只好尿床,甚或将脸盆当作便盆而后盖以毛巾。后来狱卒奇怪我这些天的不平常举动,因而每晚伏小窗观察。次日早晨,终于被其发现。他进门检查,发现后即大骂。我出示内裤(因遗尿而常湿)与其申辩。他们不理,罚我或跪尖砖,或喝下我自己的尿,以证明这是水。我只好喝了自己的尿。如此不堪的生活,我却想出了自我解脱的办法,一为朗诵毛主席诗词,一为自作诗,记下自己心声,狱卒又大骂“反革命分子为什么还唱歌?”(他们以为我吟诗的腔调是唱昆曲!)这种叫人可笑又复可恨的事情,每日几乎发生多次。
  这正是我狱中记事小诗所云:
    横六纵八一小房,
    家徒四壁别无装,
    举头已触天花板,
    翻身薄被落下床。
    朔风过壁吹横笛,
    酷暑蒸窗起白烟,
    如此蜗庐何可住,
    心安自觉志亦昂。
  我被押军事监狱,罪名已由林、江等贼定为叛徒、反革命、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云云。我们据理力争,终不低头。林、江之辈大怒,点了九个人的名,定为死不改悔者,应予肉体消灭,成了待枪决的死囚。在这种情况下,狱卒成了最高执法者,他出口即成至高无上的宪法。只要看不顺眼,就尽量设法折磨你。走路时只准两眼向前直视,但对面恰遇狱卒迎面走来,你会被骂为心怀叵测。但若在房中思索,又错了,说是你想低头造反吗?如此等等,出人意料的罪名会无时无刻泼头迎面而来。
  特别是我得了右脑主动脉血栓,后遗症是左偏瘫,导致左脚无力走路困难,只能一瘸一拐地走。那狱卒手拿长杆,见我瘸着脚行走,却大喝“快走”,并以竹竿鞭打,简直像是耍猴。本来每次放风本是一天最开心的时刻,可以在较空旷的地方(可以围绕周边走二三十步的小三角空地)享受一些较为清新的自由自在空气的欢乐活动,可那时却变成被人当猴耍的刑罚之地。我含泪回房,即腹中成诗如下。
  狱中记事之二
    待决死囚实可怜,
    血雨腥风奈何边,
    抬眼被猜怀侧目,
    低头招怒思翻天。
    抑郁已成血梗瘫,
    放风步步行路难。
    如此不堪谁可耐,
    深信求实自安然。
  在狱中每日必做之事就是写日记,我出狱时积攒了近十本日记。以下是一些摘录:
  其一
  10月9日(1974年) 高22 低10
  今日一件大喜事突然降临到我头上。早饭后正在照例大便,忽然看守在外招呼快出来。我心里奇怪,什么事这么匆匆忙忙?恐怕是所里或专案组找我谈话来了。待我出来,看守告诉我:“你家属来了,快换套新衣服会见。”我哪里有新衣,只好到洗漱室,拿刷子刷了帽子和鞋上的灰尘,快步上车。专案组老许(中央三办许凤家同志。输入者注)已在车上,我的旁边一边一个看守夹坐着。路还是去年的老路,我想大概是去年的老地方了。果然过了82中往北拐,再向东就到了一所像是中学,又像机关的大院。这回却见到三个孩子出来接了。
  安利一见面,叫了声爸爸就哭起来了。她长得又小又矮,出乎意料。谈话中得知胜利得了肺病已治好,回农村了,但看起来比去年却瘦了。小三则胖了,但也不结实。乃茵和姐姐都来了信。
  乃茵的信几十年来第一次表现了她的热情。特别使我高兴的是她也能读古诗,并且能和我谈起诗来,由此可见她的进步。这封信给我印象很深,解除了顾虑,有信心和她搞好关系。临走时看守把孩子们带来的副食品都扣下来了,说是下次再见面时和另外的一起给我。
  乃茵信中告知以后除了马列,其他一切都不准寄了,晚饭后张干事把那信还给我,但带来一张和梓高合影照片,回来后不见了,希望不要失去才好。
  其二
  1975年3月21日高14 低-2
  好久未出现零下温度了,今日却出现了。
  最高法院释放战犯,许多兵团司令和中统特务头子都被释放了,而且给予工作,准许去台湾,随便来回。这是世界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情。试问哪一个高叫仁政的朝代能有这种仁政?
  辨证唯物主义讲话又写了一段,生产方式部分,快写完了。
  构思成诗一首:
  囚隐 七律
  囚隐京华已八年,
  最繁荣地作闲人。
  屋漏渍泥成丘豁,
  丝飞挂隅似垂帘。
  朔风过隙笛声寒,
  炎暑蒸墙生白烟,
  却有一番勘羡处,
  捻须读卷亦悠然。
  十五 再获自由
  一九七五年五月的一个早晨,吃过了稀饭就咸菜加窝窝头的早饭,我照例坐在床上,背靠倚墙的被褥,正在执笔沉吟,写牢中哲学笔记,打算利用坐牢的空闲岁月,继续钻研几十年前东京时代就开始的马克思辨证唯物论的学习,并打算运用几十年来积累起来的革命斗争经验,向艾思奇那样,写出一本通俗的哲学读物,供广大基层干部和大学生学习之用。书上要尽量少讲术语,大道理要融会贯通在若干小故事之中,深入浅出地做到尽人能懂的程度。不仅打破哲学神秘性,而且尽量使读者从中悟得改进工作的方法,正确的做人的道理。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这个任务其实超出了我的能力和水平,但我觉得这是时代赋予的任务,责无旁贷,决心在牢中完成它。为此我先进行了一个多月的阅读。书、笔记本、圆珠笔都是儿子探监时带来的。自从带来这些书后我的牢中生活起了很大变化,日子也觉得过得飞快。一个月过去,笔记摘要已写了半本,讲义提纲也写了两三章。这天的课题是写出辨证唯物论的法则和范畴,脑中构思着可以表达对立面的统一与斗争法则的几个故事。
   “五 一 四”,突然耳边响了一句号码称呼,这就是我的牢中姓名。我吃了一惊,差点将手中圆珠笔掉下来,抬头一看,原来是一个牢中看守。就是他历来对我斥骂、侮辱,甚至迫使我喝下夜间遗下的小便,此人今日却一反常态,不是瞪着那一双牛眼,嘴角上翘,而是细声细语地对我说话。我心想:大概又要过堂了吧?不禁问他为何如此态度。他微笑着,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却用右手,指着左腋下夹的一份什么东西,说:“你看这是谁的东西?”我仔细一看,那是个蓝白花纹的布袋,是我进牢时用来装衣物的,好像已托儿子带回去了,怎么到他手上了?“怎么,儿子又来探监了吗?”对我的疑问,他的回答是我大吃一惊,“你爱人、儿女都来了,快跟我走!但还得先去见一个人”。这件事来得太突然,使我晕头转向。按常规探监是坐车到牢外,得走到十几公里外的团部小楼或是士兵住房里见面,从来不在监内进行。这大概也是警卫部门的一种用意,即不让亲人认识监狱所在地,以免发生意外吧。可今天看守却未带我出监门,而是走向办公楼去呢?更让人生疑的是他路上叮嘱我:“我给你先打个招呼,后面遇到任何情况,不准激动,不准喊口号。”我心中一惊:难道是最后一天到来了吗?他们终于要下毒手了,枪决人又不准高呼口号,除非他们割掉我的舌头,这在国民党法西斯时代也难以做到啊。然而下面的事实却出乎我的意料。
  上了二楼,在一间会议室模样房间面前,他打开了门,叫我进去,他自己却站着没动,脸上依然带着可怕的神秘微笑。
  一进去,我愕然了。眼前是一间大会议室,摆着十几张沙发,厅当中站着一个人,手里拿着一页纸,仔细读着。他见我进来,第一句话就像一声惊雷:“云扬同志,请坐吧。”
  同志,当时使我张大了嘴巴的这两个字,请坐,这尊重人的文明字眼,沙发,这舒适的现代家具,已是整整八年多从我的经验中消失了。我所听到的是:514、混蛋、不老实、回去坐硬板床这些语言。今日怎么了?是天翻地覆,改朝换代了吗?
  我坐下后,他咳嗽一声,说:“我代表中央来宣布对你们案件的平反。过去审查过程是事出有据的,经过审查,你们是无罪的。现在你恢复自由了。”这时候要不是事先的不准高呼口号的警告发生效力,我真会跳起来,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他见我还镇定,正常,又继续说下去:“小车已在下面等着,刘护平和你一起被释放。你们两家都在公安部招待所等你们团圆。快去收拾一下东西吧。”他这一说,倒使我有些为难,一是我满脸胡须,下巴胡子长到近半尺,牢房里又有半床书籍,收拾好起码得半天时间。我提出这些,很快得到答复:胡子可在牢里剃掉,理发室就在楼下。书本可叫看守代为收拾。等到把一切办完,我杵着拐杖上车时,已经快到十二点了。
  汽车出了监狱大门,我不禁几次回头观望这所住了近八年的老地方。但见铁门、高墙上织满了电网,八年前的一个深夜我就是在昏睡情况下进入这所黑牢的。当时夜里无月,只见一堵高墙黑影和象征着只能入不能出的大铁门,我是怀着此门一入,出门何时的感觉进去的。而今五月的阳光灿烂,大门大开。车子一出门,我仔细观察了周围的一切,才知道迎面是国防科委五院大楼,汽车拐上大路时可以看到一面路牌标着:双泉堡站。眼前是一条大道直通德胜门外大街。
  20分钟后,车子就停在公安部招待所门前,只见我的三个孩子就站在那里焦急地张望着。车停了,他们都拥上来。可是我却没见老伴的身影,问男孩,说:“说是昨日宣布你是和刘伯伯同时释放,刘伯伯早就回来了两个多小时了,只是不见你来,妈妈正在房里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呢。”孩子担心我的身体,说:“怎么样,走路还行吗?”我把手放在他的肩上,走了一段,为了不使老伴伤心,又独自杵着拐棍走进去。孩子们在后面叫慢点,小心摔倒。终于走进一间十余平方的小屋,一个年老似曾相识的女人出现在我的面前。这是她吗?脸上的苹果红哪里去了?那么多银丝为何爬上她出众的黑发中?相逢见面,我们没有说话,只是互相端详着八年风霾给予对方的印迹。多年的内乱啊,一个完整的家庭,裂成了四个;分别八年不准探监,不准通信。我们彼此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除了外貌,还有更多的恐怕是内心、精神、习惯呢。梦里的情人啊,站在对面,似乎有千言万语,却又说不出来。这时,还是孩子乖觉,“爸爸累了,坐下吧。”
  我刚坐下,他们一连串的各种各样问题让人应接不暇,我只好一一道来耽搁出狱的原因,只是未能解释监狱方为何用这种方式释放,我自己也是百思不得其解。休息了一会,孩子们提醒我:“应该去看看刘伯伯,他的身体比你还差呢。”我站起来正准备迈步,突然看到一个青年扶着老战友,老难友刘护平步履蹒跚走过来。此时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为什么过去一个精力充沛、红光满面的壮汉,这时却变成一个佝偻着身子,病弱体衰,大口喘着气,吃力走来的老人。我甚至一时反应不过来,他却突然激动起来,充满激情地拥抱我,还拍着我的背说:“老李,好同志,好同志啊!”怕他过于激动,我强按下自己的感情,招呼他的儿子过来扶他。
  还是一天以后大家交流了情况,我才知道了那种奇怪释放作法的原因和老刘激动的原因。
  原来好事也会杀人,宣布释放也会当场死人。据说放我之前看守所就因为放人出了事,有两次当看守宣布犯人无罪可以自由出狱时,老同志过于高兴,大呼口号,心脏病发作,突然死去。等了多日的福音却成了活无常的催命索。听说还有一个老同志听到叫他穿好礼服,参加国庆宴会时,啊的一声,心脏病发作死去,这就难怪他们改变作法,先叫我认出自己的布袋,有所暗示,又叮嘱不准呼口号了。
  老刘告诉我,原来他先回来后,他的老同学公安部副部长于桑同志来看他,告诉他我们案子中我和他都受了不少磨难,却始终未讲假话。我明白了:老刘是热血男儿,他是红军侦察员出身见过不少侦察员突破敌人包围,完成任务归来,那时他是领导,就是用这种方式和那一句话来鼓励那个满身伤痕的同志的。
  小平同志批准为新疆叛徒集团案平反后,原新疆监狱党支部的我们八人(方志纯作为江西省头号被批斗对象被留在了江西)从北京狱中回家。我刚回到南昌,即传来江青这老妖婆给江西省委发布的命令,要省委密切监视我们的言行,每天向上汇报一次。在此情况下,万般无奈,只好请假往广州治病。
  
  图33 1975年出狱第二天在家人搀扶下,带着小板凳,走一步歇一步,来到天安门前留影。
  
  图34劫后余生。1975年5月近九年后全家好不容易终于团圆,在南昌合影。
  1978年我奉命到合肥中国科技大学,任副书记副校长,主要抓教学工作。
  
  图35与副校长龚升一起与中国科大79届数学系毕业生合影
  1979年初我调到暨南大学,回到我的故乡广东省,一心要恢复这个大学的元气,办出一个有特色的华侨大学来。
  
  图36 在暨南大学与王越老校长谈工作
  
  图371982年在暨南大学接见国外友人。
  十六. 离不休,耄耋唤青春
  1984年我离休以后,接触了不少离休干部,了解他们一些思想情况和问题。离休初期,许多人都有失落感,觉得一旦退闲很不习惯。而当时离休制度不健全,政治和生活待遇都不适应,正在十年内扎之后,百废待兴,不如人意的事甚多。因而有一些老同志一见面往往发牢骚,或传小道消息.或谈绯语流言。这种情绪不免影响他们的家人。有些老干部子女正是由于受到这种影响而对党和社会主义产生不满情绪。一旦风波乍起,很容易卷入其中并且推波助澜。
  开始实行离体制度之时,有的报刊曾一度只宣传老干部的任务就是长寿,致使有的老同志政治贵任感淡薄了。有的人目光只限于孙子、儿子、妻子、车子、房子。更有甚者,利用他们昔日的领导地位所形成的政治影响和社会联系,大搞官倒等不法之事。许多人不读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著作,不看党的文件,不过组织生活,谁也管不着。
  
  图38老来乐,伏案有收获
  当时我看不惯这种现象,但人单力弱,徒然心忧,只能在常来找我谈天的一些同志中做发动工作,通过时事讨论,集聚了三、五个人。到十三大时,我们建立了学习十三大文件小组,约定自由结合,有两个人即可对话:不说官场话,要直抒己见,无所顾患;可插话,可辩驳;遇有分歧,不作结论,留待将来事实判别是非。省老干部局局长得知此事,建议由我组织马克思主义理论研讨会,发动省市离休干部参如,由老干部中心招收会员,报名者包括省直近30个单位120余人,多为厅局级干部。1990年7月改名为广东省马列主义理论及时事研讨会,并增收了新会员。
  我将此情况写信汇报给当时的中顾委负责人宋平,想不到他于1991年10月10日发表了《宋平同志回复李云扬同志的公开信》。信中指出:“李云扬同志今年78岁了,建国后一直在高教战线上勤勤恳恳地工作,离休前任广东暨南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去年11月他给我写了一封信,对老干部工作讲了很好的意见,表达了众多离退休同志关心党和国家命运的共同心情和呼声。
  我们党有一大批老同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出生入死,艰苦奋斗了大半生,现在他们虽然离休退休了,但仍时刻关注着党和国家的安危,继续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做了许多工作。我看了李云扬同志的信,很受感动,为我们党有?一大批坚持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老同志,由衷地感到高兴和振奋。
  我赞成李云扬同志的意见,要把组织离退休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老干部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有的地方,有的部门,已经这样做了,效果是好的。当前,我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老干部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有的地方,有的部门,已经这样做了,效果是好的。当前,我们党面临着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考验,反对“和平演变”的考验,有许多新的问题,迫切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深人探讨,作出科学的回答。这是全党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老同志一项义不容辞的光荣任务。”
  宋平同志的信鼓舞着我继续我们小组的学习,促使我们不断进步。
  
原文1999 发表于广州暨南大学明湖苑  浏览:14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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