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3月，公开的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被迫从重庆撤回延安，重庆消息闭塞，白色恐怖加剧，在此情况下，几个失掉组织联系的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试着办起了报纸，初无报名，以后与地下党组织接上头，发展成为地下中共重庆市委的机关报，遂取名《挺进报》。正式的《挺进报》于1947年7月开始出刊，到1948年4月被破坏，前后9个多月，共出版23期。 　　 　　　　《挺进报》作为地下中共重庆市委的机关报后，市委分工领导《挺进报》的，是时任市委委员的彭咏梧（江竹筠的丈夫）。1947年11月，彭咏梧改任下川东地工委副书记，《挺进报》改由市委常委李维嘉领导。该报由蒋一苇负责主编和刻写，陈然负责印刷，刘铸负责发行。《挺进报》内部建有党的特别支部，刘铸为特支书记，1948年3月刘熔铸奉命转移，陈然代理特支书记。此外，地下市委还建有主要为《挺进报》提供信息的电台支部，电台支部将收听到的新华社电讯记录下来，供《挺进报》使用。 　　 　　　　《挺进报》社址设在重庆南岸野猫溪陈然家中。开始主要在党内和进步群众中发行。发行的方式一部分为邮寄，但主要的发行渠道则是通过各级党组织的地下交通传递。由于党组织的不断扩大，《挺进报》的发行网也越来越大，每期的印数，也从最初的100多份扩大到1000多份。当时不仅在重庆市内，川东各地的地下党组织和进步群众也能看到《挺进报》。在白色恐怖下，《挺进报》像一面战旗，起到了传递信息、宣传人民、教育人民、鼓舞斗志的作用。 　　 　　　　1948年初，负责领导川、康、云、贵地下党活动的中共中央南京局（即原中共中央南方局）上海分局指示，川康地下党组织要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开展对敌攻心斗争。为了有效地开展此项斗争，《挺进报》改变发行方针，大量地寄给敌方人员，敌特大小头目经常收到一封封的“亲启”信，里面是一份份的《挺进报》。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其心脏腹地共产党还有这么大的活动能量。毫无疑问，此时的《挺进报》又像一把利剑，直插敌人心脏，使敌人为之一震。 　　 　　　　《挺进报》的内容丰富，其主要内容大体有这么几类：一是“战局综述”，编辑人员根据收听到的新华社播发的新闻，将人民解放军各个战场的战况进行综合报道。二是“评论”，反映川东临委和重庆市委对地下斗争的指导思想。三是’特载”，即全文或节录转载重要文告，如第14期《挺进报》，就节录转载了苏联领导人日丹诺夫1947年9月在波兰举行的共产党情报会议上发表的“论当前国际局势”。四是“新闻简报”，刊发的是一些国内发生的政治性新闻。五是“开导、警告敌特的文章”。如第19期就刊载了《重庆市战犯特务调查委员会严重警告蒋方人员》等文章，用以瓦解和动摇敌人。 　　 　　　　在敌特大小头目经常收到《挺进报》后，恐慌之余，他们也对《挺进报》引起了注意。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首先发难，他向行辕二处处长、军统特务徐远举下达了“限期破案”的手令。 　　 　　　　徐远举立即行动，纠集重庆军（行辕军官大队）、警（重庆市警察局）、宪（宪兵24团）、特（行辕二处和军统重庆站）的全部精锐，从侦破《挺进报》入手，在以重庆为中心，遍及川东20多个县的范围内，展开了对重庆和川东地下党的疯狂破坏活动，终于酿成大批地下党员被逮捕、川东及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的“挺进报事件”。 　　 　　　　据解放初期的统计，受“挺进报事件”直接或间接影响而被捕的共133人，其中重庆67人，上下川东41人，川康17人，沪宁8人。这些被捕者脱险和因种种原因被释放的仅25人。有12人变节叛变投敌。绝大多数革命志士，坚守信仰、宁死不屈，谱写了世所罕见的狱中斗争壮烈篇章，革命志士大义凛然的革命气节和革命精神，犹如一座丰碑,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教育和激励后人。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川东和重庆地区的地下党组织虽然遭受了1948年的大破坏，但上级组织和活着的党员就在敌人召开庆功授勋大会不久，便着手清理整顿组织，重新投入战斗。1948年9月，在《挺进报》被敌人查获不到5个月后，新的《挺进报》又出现在重庆。新的《挺进报》由李累负责编辑，吴宇同、廖伯康负责刻印，然后通过党的各个系统内部发行。 　　 　　　　重庆市档案馆现藏有4期新《挺进报》。新《挺进报》的用纸是8开普通机制毛边纸（原为16开），报头下均标有“新1期”、“新2期”等期数，每期2至5版不等。为了吸取原《挺进报》被破坏的教训，根据1948年川东及重庆地下党惨遭破坏的情况，中央给逐渐恢复起来的川东和重庆地下党组织的指导方针是“保存力量，保护城市，迎接解放，配合接管”。新《挺进报》也适当调整了办报方针，只在地下党内和进步群众中发行，不再寄敌特头目。在新2期中编辑室有个启事：“这是我们自己的报，不可靠的朋友别拿他看，自己看后，不要乱丢，最好把它烧掉，免得落入敌手。”

原文2000年10月30日 发表于中国档案报  浏览：7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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