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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光达在苏联

曾正魁

  三
  
  1932年5月,交通员把中央苏区来的李国华、陈桂、李国富、李子良和许光达编成一组,从上海搭船到营口,经中长铁路到哈尔滨。在哈尔滨,又集合了十多人。当夜,哈尔滨交通站将大家分散到十几辆牲口车上,陆陆续续地送到了满洲里。在满洲里趁黑夜艰苦异常地偷越过国境,由苏联交通员接至赤塔,然后乘火车经过七天七夜,穿越荒凉的西伯利亚,终于到达莫斯科。历时一个多月。
  许光达第一次离开祖国,幸运地来到了列宁主义的故乡。对于苏联,他早在长沙师范读书时,就听老师讲过,在一些进步报刊上也看到过,那都是支离破碎的传闻。后来,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对于苏联的了解也就多了些。他渴望把中国建成像苏联一样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国泰民安的社会。为此,他不懈地奋斗着。今天,当他置身于苏维埃的国土上,共产主义的信念更加坚定了。在苏联学习期间,他的俄文名字叫洛华。
  在莫斯科,苏联医生为许光达取出了嵌在肺部的子弹,医治了枪伤。
  9月,许光达等约五十人进入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中国班学习,同学的还有:陈郁、吴克坚、卢竞如、曹轶欧、刘长胜等,中国班建立了党支部,直属中共代表团领导。吴克坚、周平、洪波等同志担任过支部书记,许光达担任过支部委员。
  许光达深知出国留学的机会不易,如饥似渴地攻读哲学、政治经济学等课程和马列的经典著作,即使在克里米亚黑海边度假,也手不释卷,从而大大提高了理论水平。在学习期间,他参观了一些工厂和莫斯科附近的集体农庄;五一劳动节和十月革命节同群众一起参加庆祝活动,加深了对苏联人民的了解。后来他回忆这段经历,感叹地说:“这两年才算是扎扎实实、认认真真地读了几本书,才算懂得了一些马列主义的经典学说。”
  1934年秋,许光达转入中共代表团组织的高干军事训练班。这个班附设于东方大学,由该校教员授课。同在训练班的有:腾代远、高自立、李国华、李子良、李国富、陈桂、胡虎清、胡王山等人。他在这里学习了团、师、军三级攻防战术,还进行了规定作业,研究英、美、日等外军的战术,提高了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水平。
  “1935年2月,王明找我谈话,调我到苏联共产党去工作。苏联边防司令部派翻译安德列夫把我接到一个旅馆,后带我到苏联边防司令部。苏联边防司令和参谋长向我交待了任务,指派我为苏联方面的代表,去新疆调解马仲英和盛世才的矛盾。”
  ——摘自许光达《我的检查》
  
  1930年,马仲英在日本人的支持下,乘新疆旧军阀金树仁陷于哈密维吾尔族人民武装反抗之机,率领部队开进新疆,占领了哈密,并且包围了省城迪化。金树仁的军队里没有懂得军事的指挥官,不能阻止马仲英的前进。在这样危险的时刻,金树仁想到了军事教官盛世才,请他出任东路前线总指挥。盛世才原在东北军郭松龄部队任下级军官,1927年在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回国后在蒋介石的总司令部中求得了一个上校作战科长的职务。由于他不是黄埔军校系统出身,又不是浙江蒋党的嫡系,因此未被重用。1929年,新疆省主席金树仁为了整肃腐败的军队,经人推荐,盛世才被邀到新疆。金树仁感到盛世才资历太高,难以驾驭,不敢重用,只委以新疆军官学校上校教官职位。在金树仁政权难以对付马仲英军队的情况下,盛世才时来运转,被推出来独当一面。
  盛世才虽然施展了自己的看家本领,带领部队在东面阻止了马仲英的西进,吐鲁番、喀什等大城市却发生了反抗金树仁的叛乱。1932年4月12日,由驻省城的归化军出面,以讨索欠饷为名,闯入省政府,金树仁从后门逃走。归化军司令部俄罗斯人巴品古特会同合谋驱金的乌鲁木齐县县长陶明樾、空军军官李笑天等人出面,邀请盛世才出任新疆省临时督办,盛世才一下子登上了‘新疆王’的宝座。
  1932年底,马仲英从甘肃第二次进攻新疆。马仲英的力量比盛世才大得多,他既有蒋介石的支持,又有日本人从绥远向他供应军火,到哈密后与维族头目尧乐巴斯勾结,势如破竹,一举攻到迪化城下;张培元的暂编第八师和马仲英相配合,从伊犁驻地向东进军,形成马、张两部东西夹击迪化城内盛军之势。这时,盛世才的唯一出路是请求苏联红军出兵替他解围。
  盛世才的书柜里摆满了《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和《列宁主义问题》等书籍,标榜自己早在学生时代就信仰社会主义,并坚定地表示:只有依靠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才有前途。因此,他希望与苏联合作,在新疆建立苏维埃政权;甚至可以作为一个加盟共和国并入苏联的版图。盛世才在他当了‘新疆王’后,就积极开展了对苏联的外交攻势,苏联领事馆的大门早已对他敞开。
  而苏联认为:当时新疆是日本、英国和德国争夺的目标。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后又向热河、察哈尔、绥远和新疆前进,企图在新疆建立伊斯兰帝国,作为反苏反共的中亚细亚基地;英国从南面利用他的殖民地印度和阿富汗越过帕米尔高原,在南疆扩充他的势力范围;法西斯德国则利用欧亚航空公司在新疆设置了据点。其中,尤以日本的威胁最大。新疆如有所失,不但是中国人民的巨大损失,而且苏联中亚的几个加盟共和国也要陷于不安全境地。所以,苏联决定支持盛世才。在金树仁当政时代,征调俄国十月革命后逃到新疆的白俄官兵组成了一支归化军,人数不超过四百。1933年底,苏联红军以新疆归化军的名义,换上当地军队的服装,从北部塔城进入新疆,首先击溃从伊犁出兵的张培元部,张自杀身亡;马仲英在苏军追击下,无立足之地,不得不南下喀什,在苏联的劝说下,他把部队交给其姐夫马虎山,撤到和阗地区与盛世才对峙,而自己则携带一些随员前往苏联谈判。
  马仲英一到莫斯科,情况就变了。给马仲英的那一榔头,实际上是敲小日本一下。现在,苏联得让他感到有点温暖感,既不能让他对苏联的‘盟友’盛世才构成太大的威胁,也不能让他完全不存在,以至于盛世才翘尾巴。于是,苏联决定派一个得力的人,代表苏方出面调解盛、马纷争。其并无具体的谈判任务,而是代表一种强大的军事和政治背景,去完成深入虎穴的特殊使命。显然,执行这一特殊使命的人,必须同时具备相当的政治才干和军事才干,而且要有极强的应变能力。当然,汉语和俄语基础及对两国国情的晓悟,特别是忠于苏维埃政权,都是不用说的了!
  苏方求助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最后选中了许光达。
  苏联从马仲英带来的随员中选出吴应祺(河南人,曾留学苏联,当过马部的参谋长)、葛纪云(甘肃人,曾是中共党员,善于机谋运筹)、李XX(陕西人,马部作战处长,自称是中共党员)与许光达同行,而让马仲英仍留莫斯科继续谈判。显而易见,其中含有对许光达安全的考虑。
  老谋深算的马仲英,为了让吴、葛二人到达新疆和阗能够控制住马的残部,临行前匆匆忙忙地给吴应祺任命了个师长,将葛纪云任命为顾问。苏联方面派人把许光达送到塔什干,与先期到达的吴等三人会合,由苏联边防部队用汽车送到边防站,再由边防军派一个班的便衣武装护送跨过了中苏边界。此行的目的地是南疆重镇喀什。过境不久,许光达一行便骑马踏进了茫茫的戈壁。晓行夜宿,十几天后,终于到达了喀什,喀什警备司令刘斌(属盛世才管)接待了许光达一行。刘斌极有礼貌,但态度却极其冷淡,许光达顿时闻到了一股浓烈的火药味。
  用完早茶,许光达不紧不慢地提出:希望见一见苏联驻喀什的领事人员。刘斌派人把许光达一行送到离喀什两站地的一个小县城,苏联驻喀什领事馆的副领事伊凡诺夫与他们接上了头,并向他们介绍了和阗的有关情况,及到达和阗后与马部联络的方法。
  进入马仲英部队的管区后,许光达同样受到高规格的礼遇:只要有部队,不论建制大小,都列队表示欢迎,旅长、团长们都要设宴款待。然而许光达很快发现,自己的一言一行已经受到严密的监视,他除了偶尔接触到旅长、团长之外,其他人再也无法接触,仿佛四周都挡着一道无形的墙。
  制造这道墙的,是马仲英的姐夫马虎山。
  许光达想,由自己出面说话,就现实情况来说,既不可能,也不会收到好的效果。必须抓住吴应祺和葛纪云,在马仲英的队伍中,他们仍有一定的市场,马虎山要约束他们是不可能的。于是许光达采取除盛、马双方代表面对面的时候外,其他场合自己只做记录不说话,保持高度的沉默。
  这一招果然灵验。吴、葛二人不敢有辱使命,生怕在未来的谈判中出现不可收拾的局面,因而每到一个旅都忙坏了,挨个儿地找旅长们谈话,介绍马仲英在莫斯科谈判的情况,以及目前他们部队所面临的前途问题等等。这样,他们在行程途中所经过的每个旅都耽搁了一天,第四天中午,他们才到达师部驻地,马虎山打马迎来。
  马虎山原是一名旅长。马仲英临走时,口头宣布他为代理师长。因此,他便以受任于为难之际的功臣自居,根本不把别人放在眼里。落座后,吴应祺掏出马仲英的亲笔信款款递上:‘马旅长,这是马司令让我捎给你的信。’
  马虎山一听不对味,他早已不适应别人称他为‘旅长’了。于是手去接信,眼却瞪着吴应祺的脸。及至看到信中任命吴应祺为师长的字样时,立刻勃然大怒,三下两下把信撕得粉碎,咬牙切齿地掉过头去。第一次见面不欢而散。
  一连数日,马虎山拒不露面。许光达觉得再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便提出要单独会见马虎山。
  对于从不说话的许光达,马虎山在保持戒心的同时,一直比较敬畏。见面便问:‘特派代表,我是个带兵打仗的粗人,不会绕圈子,你有什么话,就请直说吧!’
  许光达缓缓说道:“带兵之道,言而有信,令出如山!可你连主帅白纸黑字的命令都当做儿戏,怎能让部属听令于你?”
  马虎山一怔,‘特派代表’一说话,口气竟然如此严厉,顿时结结巴巴,不知怎样回答。
  “更何况,你的主帅又是你的何人?他在莫斯科的谈判桌上,又是如何夸下的海口!当初他将队伍交付给你,难道还不能证明他对你的用心甚于他人?如今,你撕碎军令,是想置他于何地呢?”许光达乘胜出击,穷追猛打。“马旅长,我希望你配合谈判,拿出诚意来,莫斯科那边还等着我的回话呢!”说完,许光达连招呼也不打,起身径直走了出去。
  当晚,马虎山的态度变了,以吴、葛为马方代表,把他们送到喀什,积极安排与盛方代表进行谈判。许光达也随吴、葛二人离开了合阗。到达喀什在刘斌的警备司令部住下之后,那位马仲英的作战处长李XX才悄悄地对许光达说:‘老兄啊,我为你捏着一把汗哪!’原来,马虎山的手下曾有人出谋划策,要把许光达扣下来做为人质,表面上是说不放心马仲英在莫斯科的安全,实际上是想让马仲英永远也回不了他的部队。这样,马虎山便可以名正言顺地取代马仲英的地位了。
  但是,马虎山没有这么做。他从许光达的口气中感到了苏军的强硬。现在,他唯一要做的,便只有利用许光达的身份拖住盛世才,再做下一步的打算。
  接下来长达几个月的谈判,对于许光达来说,已完全是一种外交仪式,双方代表的接触,全都不涉及实质性的问题,满口外交辞令。许光达静观其侧,知道此仗还得打下去。他将了解到的情况和自己的看法,一一向苏军边防司令部最高长官做了汇报。在喀什的谈判已经毫无意义,许光达当机立断要回莫斯科。1935年11月,马虎山派手下一个也姓马的旅长到苏联去向马仲英汇报,途经喀什时,许光达乘机提出陪同马旅长前往。经葛纪云和苏方同意,许光达同马旅长于1936年1月到达莫斯科。
  听完许光达的汇报,苏联边防军司令对他说:‘这次的任务,你完成的不错,我们很满意。我们考虑过你的情况,你当过红军的师长,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我们希望你能留下来,继续在苏军中服务。’
  边防军参谋长也伸出一只大手:‘非常欢迎你!我们会同中共代表团联系,你放心。’
  许光达婉言谢绝了司令和参谋长的好意。他到苏联来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学成之后报效祖国,他怀念那些还在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友,他思念故乡的亲人……
  就在许光达从新疆启程返回莫斯科时,中央红军经过万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通过塔斯社新闻早已传遍苏联的大街小巷。从苏军边防司令部出来,许光达跑到中共代表团驻地向王明报到。
  ‘任务完成得不错,都听说了,很好。’王明这天的情绪不错,接着说道:‘苏军领导同志对你很感兴趣,怎么样?都跟你谈过了吧!’许光达回答:“谈过了,但我谢绝了。”
  ‘为什么?’王明感到吃惊。
  “我要求回国参加战斗!”
  王明有点不高兴了。‘热情可佳。只是……目前来说,交通阻断,怎么回去?你还是先回列宁学院学习吧。’
  第二天,许光达回到了列宁学院。老同学陈云、陈潭秋、曾山、孔原、腾代远、高自立、胡虎清、胡王山、李国华、李子良、李国富、陈桂等纷纷围拢过来,大家七嘴八舌地讯问、诉说着分别一年来的情况。‘喂,“光蛋”同志,今晚你得请客!’一位同学提出建议,立即得到了大家的应合。
  “光蛋”是同学们根据许光达名字的谐音给他取的外号。当年曾同许光达一起在苏联学习的原西北军军官李席儒先生,五十年后,在他的回忆录〈留苏杂忆〉中写到:‘……在这所学校里,我又认识了一批新学友,印象最深的,就是外号叫“光蛋”的许光达同志。怎么给他取这个外号呢?原来,那时我们享受着苏联红军尉官的待遇,每月可领到七十多卢布。可是许光达平日节俭,很少到外面餐馆去“打牙祭”,按理他一定积蓄了不少钱。奇怪的是,到了月底,他的两袋依然是空空如也。同学们喊他“光蛋”,他并不生气,反而冲着你说:“留着钱做么事,想当资本家吗?”解放后我从一位朋友处得知,那时共产党的留学生都把钱交党费去支援革命了,这种革命责任感多么感人!’
  1936年秋,王明找许光达谈话:‘我们组织了一个汽车训练班,想从在列宁学院和东方大学学习的中国同志中抽四十来个人去学习。专门学开汽车,时间是三个月。学好了,可以把汽车开回国!’这消息是令人振奋的。王明接着说:‘你在黄埔不是学的炮科吗?机械方面应该也不陌生,去学习班算个技术骨干吧!’
  许光达“啪”地敬了一个军礼:“我听从组织安排!”
  这一人生环节与许光达后来负责共和国装甲兵的创建,事实上多少有些关联。当时的许光达对这点自然是一无所知的。中共代表团指定他负责汽车训练班的党务工作,而学习和行政上的事务则由苏方人员负责。班主任克里木夫,是许光达要好的朋友。
  训练班开办在莫斯科近郊的一座别墅里,算是东方大学的一部分。按照学习训练需要分成三个小组,同学大多是熟悉的,像李国华、李林、辛武、刘大祥、刘树成、张福才、孙三、倪景阳、李有、王恕、洪波、胡王山、胡虎清、孙进友、李国富等,都是和许光达共同生活了好几年的战友,彼此十分投脾气。学习的课程,开始是学汽车,后来增加学炮、各种步兵武器射击;还学了坦克驾驶及坦克排、连、营攻防战术和技术保障、车辆管理,以及行军、宿营、侦察、警戒等课程。
  中共代表团开办这个训练班的初衷,是要支援当时已西渡黄河、正在祁连山和腾格里沙漠与‘二马’部队血战的西路军。后来由于西路军失败,支援计划成了腹中死胎。三个月的学习训练紧紧张张一眨眼的工夫就过去了,回国的消息却反而变得虚无缥缈。许光达去问王明,王明只说现在不能走,先等着。这样又过了几个月,学习没有新内容,国内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而训练班的学员却只能遥遥无期的静等。凭直觉,好像国内发生了什么事,但究竟发生了什么,大家又一无所知。许光达多次向王明反映同学们的意见,要求中共代表团通告国内情况,传达国内文件;暂不能回国,要求增加新的学习内容。王明严厉指责许光达煽动同学反对他,派邓发到训练班对许光达进行审查。莫名其妙的审查当然注定了毫无结果。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消息迅速传到莫斯科,训练班的学员再次提出回国参加抗日的要求。许光达抓紧时间整理可能用得着的军事资料和自己的学习笔记,准备带回国去。有些笔记经历了文化革命的浩劫后,至今还保存得完整无缺。
  1937年11月,中共代表团决定汽车训练班全体学员,加上其他单位学习的部分学员,其中有冯铉、宋一平、刘光梯、周全、刘汗、段子俊等,共五十多人,集体回国。当时中共代表团的负责人王稼祥(王明、康生已先期回国)指定由许光达和高自立带队。他们从莫斯科乘火车到达阿拉木图,再乘汽车到达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中共驻迪化代表团陈潭秋、邓发等负责接转。因为天气不好,辗转兰州的苏联飞机上不了天,许光达他们只好在迪化住了二十多天。其间,盛世才接见了他们,企图说服他们留下作为建立摩托化师的骨干。但同志们渴望早日回到红军中去,一致要求立即起程。为了路途安全,他们佯称是‘国民政府西北考察团’,许光达为团长,高自立为副团长,分乘四辆苏制卡车,车上安装重机枪,每人携带步、短枪和手榴弹,补足给养、弹药和经费,离开迪化东行,途经兰州在八路军办事处休息了一天,1938年元旦前他们到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新年过后,办事处将他们送往延安。
  1938年1 月,毛泽东接见了这批回国留学生,勉励他们说:中央欢迎你们这批在列宁故乡学习过的干部,你们是有学问的,你们是我党的宝贵财产,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正在发展,今后还要大发展,党需要你们,越多越好!毛泽东谈了抗日是当前主要任务后,接着说:在你们当中,很多同志学的是汽车、坦克、飞机,现在还用不上,我们还没有机械化部队,但是,将来一定会有的,一定用得上。他还说:你们学过阵地战,今后还要好好学习游击战、运动战,学会用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这些谈话,使许光达深受教益。
  
原文 发表于<中共党史人物传>之<许光达传>  浏览:3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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