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红军人物志主政岁月（上）
齐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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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小平决策胡赵担纲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确定了改革开放的墓本路线，在新老交替的重要 时刻，十二大胜利召开，胡耀邦当选为中央总书记，与赵紫阳等走上了前台。 胡耀邦曾说：中央常委中，现在是我和紫阳同志共同主持，重大问题向小平、 陈云、先念同志他们请示一下，其余一般的就定了。 在取得历史性转折之后，在新老交替的重要时刻，十二大胜利召开，新的中央 委员会形成，胡耀邦，赵紫阳走上了前台。 1982年9月13日下午， 十二大选出的新的中央委员会举行它的第一次全会和第 二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一楼宴会厅，二十八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在讲台 上铺着雪白桌布的长条桌前主持会议，同出席全会的三百四十七位中央委员和候补 中央委员以及二百八十多位列席全会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委 员，面对面地坐着。这种朴素、亲切的气氛，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次中央全 会完全一样。但这次全会同以往的中央全会有一个不同之处，那就是中央委员和候 补中央委员中，年龄比较轻的明显地增加了。 胡耀邦作为新当选的中央总书记，在一中全会结束前的讲话中，代表中央书记 处提出了对今后工作的四点意见。一他讲完后，满怀激情地说： 我还要着重强调一点，就是从现在起，今后五年内、、党和国家的命运，是同 我们这个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新的战斗指挥部息息相关的。我想我们这个领导集体 的每一位成员，都会意识到自己肩上的历史重任。 只要大家都能向前看，都能时时想到人民的需要和自己的不足，那就一定能够 不断前进，作出新的贡献。 我们这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不但可以担负起重大的历史责任，而且应当比上一 届中央领导集体做得更好一些。 这一席充满信心的语重心长的讲话，深深地激起了大家的共鸣。春雷般的掌声， 顿时席卷全场。 一中全会刚刚结束，中央领导同出席、列席全会的人们就来到楼下洋溢着欢愉 气氛的大厅里。全体十二大代表和候补代表。共一千七百多人，整整齐齐地排列在 多梯级的钢架上，等待着同中央领导一起合影留念，这是又一幅别开生面、激动人 心的图景。在围成一个半圆形的钢架前，摆着约摸两百来张靠背椅。十二大的秘书 处规定，除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座位外，年龄在七十岁以上的代表或候 补代表都有座位，而七十岁以下的，不论他担任什么职务，都是或者站立在钢架上， 或者蹲在座椅前的地毯上。新当选的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谷牧、陈丕显、胡启 立，候补书记乔石、郝建秀，国务委员黄华等，这些不到七十岁的领导人，都同其 他代表一起，站在座椅的后面。新当选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杨勇，则同人民解放军代表团一起，盘腿席地而坐。虽然他今年已六十九岁，可是 按规定，也没有坐在椅等上。代表们笑着议论说：这正是我们党所倡导的敬老尊贤， 党内平等，不搞特殊化等优良作风和传统的具体体现。 解决好干部队伍的新老交替，尽快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 专业化的问题，是十二大的主要议题之一。从历史上看，交接班的问题从来都是关 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一件大事。这个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过惨痛的 教训，在中国党内也有过严重的教训。十二大顺利地、有意不紊地进行交接班，这 是罕见的。正如陈云讲话中指出的，这证明中国共产党已经进一步成长为一个成熟 的伟大的党。＿ 新老交替的问题，在中国是六十年代初期开始被提出来的。那时候，党中央领 导的年龄在六十岁左右，中央各部和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年龄在五十岁左右。 有鉴于此，党中央和毛泽东曾提出，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 人。以后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这样一个关系到党和 国家盛衰存亡的大问题被搁置下来。 干部一年比一年老化，新老交替的问题一年比一年更严重地摆在党的面前。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1979年7月底， 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指出，思想路线、 政治路线已经确立了，现在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是组织路线的问题。解决组织路线问 题，最大的问题，也是最难、最迫切的问题，是选好接班人。他大声疾呼：现在摆 在老同志面前的任务，就是要有意识地选拔年轻人，选一些年轻的身体好的同志来 接班。他语重心长地说；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工作，王洪文就说，十年后再看。 ……我们对林彪，‘四人帮’的影响不能低估，不能想得太天真了。要想得远一点。 一定要趁着我们在的时候挑选好接班人，……亲自看他们成长起来。后来，邓小平 又在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强调说：认真选好接班人，这是一个战略问题，是关系到 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大问题，要忧国、忧民、忧党啊！ 鉴于党历史上曾经有过把林彪当接班人写进党章，林彪摔死后又提出王洪文当 接班人那种侧重个人交接班的失败的教训。党中央确定，新老交替采取集体交接班 的方式。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开始考虑这个问题。在1980 年2月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 中央政治局常委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 等，经过深思熟虑，建议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领导下处于第 一线主持日常工作的机构，书记处和国务院的领导要逐步年轻一些，增选比较年轻 一点的胡耀邦、赵紫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别主持书记处和国务院的工作。邓小 平、李先念、陈云、王震还提出，他们在五届三次人代会后不再兼任副总理。十一 届五中全会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为总书记，并选 举了书记处的其他成员。 19gr） 年9月召开．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接受中共中央建议，任命赵紫阳为 国务院总理，同时任命几位年纪较轻的同志为副总理、这是中央为解决新老干部交 替而采取的第一个重大步骤。 在1981年6月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 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由于犯 “左”的错误而提出辞职。在酝酿新的人选时，尽管邓小平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 是全党公认的，但是他推荐了胡耀邦担任党中央主席，得到全会的批准。他的这种 胸怀，为党实行新老合作、新老交替作出了光辉的榜样。 1982年上半年中央机关和国务院各部委的机构改革，是中央为实现干部队伍的 “四化”，有秩序有步骤地实现新老干部交替的又一个重大决策。这次改革，不仅 使中央一级的党政机构和工作人员的编制大大缩减，而且使部、司（局）两级领导 班子的平均年龄普遍下降了四至六岁，其中新提拔起来的中青年干部已分别占到部、 司（局）两级新班子成员总数的百分之十六和三十二。 十二大决定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这是党历史性的创举，是根据中国党的实际 情况确定的。它是在新的历史时期解决党新老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它的目的是要 使中央委员会能逐步更年轻化一些，同时相应地使一些老同志退出第一线后继续发 挥他们的作用。早在七十年代的后期，邓小平就提出了建立顾问委员会的设想。他 同时指出，顾问委员会只能是一种过渡的组织形式，要实现干部队伍的年轻化，更 重要的还是要建立退休制度。根据新党章的规定，中央顾问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领 导下工作，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实际上它要对中央委员会起支持 和传帮带的作用。顾问委员会委员除必须具有四十年以上的党龄外，还要对党有过 较大贡献， 有较丰富的领导工作经验，在党内外有较高声望。十二大选出的172位 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的平均年龄为73．3岁， 其中81岁以上的有14人，年龄最小的 为63岁；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以及抗日战争时期人党的占97％以上；他们中间有 64人是上一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或候补和委员。 同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相比，十二届中央委员会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吸收了一大 批德才兼备 年富力强、经验丰富。具有专业知识的中青年干部走上了中央的领导岗位。 年轻一代党员中的这些优秀代表，将在老一辈人的直接培养和扶持下挑起重担， 成为最高领导层的接班人。 中央委员会里112位55岁以下的中青年， 是在党中央这些年来不断敦促下从全 国各地悉心选拔出来，第一批进入党的最高领导层的接班人。年轻一代党员中的这 些优秀代表，这些将要在中央领导同志直接培养、扶持下挑起重担的后起之秀，都 是些什么样的人呢？中央决定趁一中全会召开之际，让他们同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 的全体领导见一次面。 9月13日下午， 中央领导同出席十二大的全体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合影留念后， 来到大会堂的新疆厅。 下午4时半，39位新当选的年轻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 怀着兴奋的心情依次步人大厅。中央领导都从座位上站起身来，表示欢迎。胡耀邦、 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等和政 治局、书记处的其他领导人，这一天全都到场了。这种“满堂红”的欢迎方式，使 那些年轻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们既兴奋，又有点紧张。他们围了一圈，坐在 中央领导的后面。中央组织部的同志—一唱名，向中央领导简要地介绍这些新一辈 接班人的情况。第一个被介绍的、是52岁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女副部长李淑铮， 她是新选出的候补中央委员。当介绍她的情况时，她腼腆地原地站起身来。介绍到 最年轻的中央委员王兆国时，胡耀邦插话说：他是小平同志发现的人才，是第二汽 车厂的副厂长。王兆国也同前面几位一样，原地站了起来。陈云问他：多大年纪？ 中央组织部的同志答：41岁。陈云侧过身来对王兆国亲切地的招手说：请你再站近 些，让我仔细看一看。王兆国离开座位。来到大厅的中央，脸上激动地泛起红光。 中央领导仔细地端详着这位1966年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露出了满意的会心的微笑。 轮到介绍下一位时，胡耀邦说：你们胆子大一点站到中间来！于是每一位被唱测同 志都照办了。 中央领导对后辈们的亲切感情和平易近人的作风，使大家解除了拘谨。他们在 回到自己的座位之前，走到每一位中央领导同志面前，同中央领导同志—一握手。 这39人，还有新当选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46岁的郝建秀，53岁的民政部部长崔 乃夫，53岁的水利电力部第一副部长李鹏，47岁的天津市委书记李瑞环，52岁的福 建省委书记胡平，47岁的交通部女副部长郑光迪，50岁的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宋健， 52岁的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何光远，52岁的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张寿，51岁的空军某 军军长于振武。最年轻的是甘肃省建委副主任胡锦涛，他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只 有39岁。另一位年轻的是42岁的李慧芬，她也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任天津无线电 联合公司第一副经理兼总工程师。所有这些人，都是具有现代化知识，精通自己专 业的实干家。 将近一个钟头的会见结束了。胡耀邦最后说，今天是同大家认识认识，这一次 见面的， 只是中央委员会112位55岁以下的同志中的一部分。其他的同志，今后开 全会时再分两次见面。 在全面改革的最好时机，胡赵担纲制订“七五”计划，坚定改革信念，承担风 险。 1985年春天，北京西郊的一个幽静院落，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的一个文件起草小 组，正在着手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 因为这是党和国家面临的重大课题。中央决定由胡、赵亲自主持文件的起草工作。 “从一定意义上讲，‘七五’计划应该是一个改革的计划。”赵紫阳在向起草 小组的成员传达中央对“七五”计划的看法时明确指出了这个总方针。这句话有两 层含义：一层意思是说要以改革的精神制订计划，另一层意思是说计划要以改革为 重要内容。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也一再讲到：如果我们不搞改革，不坚持开放政 策，我们制定的发展经济的战略目标就不可能实现。 第八节小平决策胡赵担纲 （第二部分） 对“七五”期间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的制定，中央十分慎重。为了考察“七五” 计划战略设想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中央领导除了在中南海运筹之外，还到全国各地 做了大量的深人的调查研究，广泛征求各方面、各阶层的意见。 在文件起草的前一阶段，无论是胡耀邦出访南太平洋五国，彭真对日本的访问， 还是赵紫阳对西欧三国的考察，他们都想到要了解中国“七五”期间经济发展的世 界环境，称一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世界经济发展“天平”上的分量。 在国内，他们对经济建设和改革的考察就更具体细致了。胡耀邦、赵紫阳、万 里、胡启立、李鹏、田纪云等都曾多次到基层了解情况，总结新鲜经验。 与此同时，中央还为起草小组邀请了一些 “外脑”，其中不仅有一些负有盛名的专家学者，还有相当数量的颇有建树的 中青年理论工作者。 从不同渠道汇集的许多重要想法和建议，源源不断地从中南海传递到西郊起草 小组所在的大院里，使在这里酝酿起草的“七五”期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思想框架 不断得到丰富、充实和深化。 经过认真地讨论和修改，六月间，形成了（建议草案）的第四稿——也是提交 更高层次和更大范围讨论的第一稿。 于是，一场关系到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前途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讨论在中南海内 外展开了。 7月上旬， 在中南海勤政殿书记处的会议厅里，由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连 续举行了两次全体会议，对（建议草案》草稿逐句逐字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提出了 许多重要的修改意见，形成了第五次草稿。 过了不久， 在北京举行了有207人参加的为时一个星期的大讨论，其中有中央 党政军各部门的负责人，有老中青经济理论工作者和科技工作者，还有特意从地方 和大企业请来的一些在第一线工作的负责人。 在此期间，中央把《建议草案》草稿发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由当地的党 委常委分别主持召开了同样的讨论会。 在北京的中央委员会、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同时都 收到了 《建议草案》草稿，请他们仔细阅读，提出修改意见。 各地参加讨论或个别提出过修改意见的，共有1000多人。其中经过八易其稿， 终于产生了“七五规划”。 《建议草案》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央提出了一个科学的设想，拟出了一个崭新 的模式： 在“七五”期间，中国的改革将全面展开，要以建立新的管理体制的雏型为目 标，用五年左右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逐步建立起一整套新的运行机制和调节手段， 基本奠定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这成为“七五”计划的核心 内容。 当然，对于经济发展和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对于我们当前仍然面临的许多困 难，中央也不回避，而是在《建议草案》中都实事求是地指了出来。 胡耀邦指出：无论从经济形势上看，还是从改革形势上看，目前都是全面改革 的最好时机。在新旧体制的交替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也是曾 经预料到的。中央既然坚定了改革的信念，就作了承担风险的准备。如果想用停止 改革的办法来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那是“因噎废食”。 胡耀邦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利用两神资源——国内资源 和国外资源；打开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打开两个市场——国内市场 和国际市场；学会两套本领——组织国内经济建设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书记处多次讨论了沿海发展战略问题，一致赞成胡 耀邦阐述的一个指导思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利用两种资源——国内资 源和国外资源；打开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学会两套本领——组织国 内经济建设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进一步明确了对外实行开放的战略地位。 84年4月的北京，春光明媚。中南海翠柳拂堤百花争妍。 30日下午2时半， 一辆辆轿车驶进中南海西门，在怀仁堂的朱红大门前停下。 这天，党中央政治局在怀仁堂的会议厅召开会议，作出一个关系到我们国家现代化 建设的重大决策。怀仁堂是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的场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 和国家一系列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决策，都是在这里讨论决定的。 政治局会议由胡耀邦、赵紫阳主持，会议要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前不久召开 的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开放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的建议，作出最 后的决定。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之前，中央书记处在4月19日的例会上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 决定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的纪要报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派主管这项工作的中央书 记处书记、国务委员谷牧向在外地的陈云汇报。政治局常委对纪要都表示同意，并 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意见然后由书记处提请政治局会议讨论。 为了集思广益，政治局请书记处、国务院、中央顾问委员会等机构的领导人列 席会议。会议经过热烈的讨论，一致通过了座谈会纪要，决定进一步办好现有的四 个经济特区（包括把整个厦门岛划为经济特区），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 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十四 个沿海港口城市和海南岛，在这些地方实行经济特区的某些政策，增强它们开展对 外经济的活力。这是继五年前在深圳开始兴办经济特区之后，在实行对外开放方面 又一个重大步骤。这些港口城市加上所在的省、自治区，是我国经济、技术、文化 的发达之地，工农业总产值、工业产值、国民收人、财政收人都占全国之半；科技 力量、对外贸易、企业经济效益，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些沿海城市连同深圳等 四个经济特区和海南岛，从北到南形成我国的对外开放前沿地带。 加快这一地带的经济发展速度，将会带动、促进全国经济的发展。这是长期以 来，中央反复考虑的一个战略思想。现在，开始逐步付诸实现了。 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邓小平就提出，对外经济工作是关系我国四化建设 的一个战略问题。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提议，确 定了我国对外实行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重大战略方针。 1982年1月， 胡耀邦在中央书记处一次会议上，就对外开放和自力更生的关系 问题，又作了系统的阐述。他指出，我们十亿人口大国的现代化事业，应当而且只 能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但是，我们又绝对不能围于过去的狭小圈子里，把自力 更生曲解为闭关自守、孤立奋斗。我们一定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把视野从国内 范围扩展到国际范围，不但要放手调动国内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而且要放手 利用国外一切可以为我所用的因素，以天下之长，补一国之短。 他还指出，马克思。 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说过，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各民族之间经 济上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逐步取代了原来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在近代条 件下，经济问题决不是一国的现象，必须联系到国际关系来考察，而不能与之割裂 开来。 当代许多事例也都说明了这一问题。联邦德国和日本在战后经济的复苏和起飞， 都大量吸引了外国投资，引进了外国技术。历来有大量资本输出的美国，同时也有 大量资本输人。 1982年美国在国外的资产为8340亿美元，外国在美国的资产为6660亿美元。据 今年5月ZI日出版的一期《美国与新闻世界报道》 的预测，到1985年底，美国在国 外的资产将达到9500亿美元，而外国在美国的资产将达到9700亿美元。美国作了很 大的努力，从别区引进他们急需的科学技术和科技人才。苏联从六十年代以来借用 外资累计达280亿美元， 用来开发石油、煤炭、木材等资源。各国之间经济交流日 益扩大，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一大特点和必然趋势。 党中央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确定了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中央领 导同志多次讲过，我们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不只是为了解决我国当前缺少建设资金 和技术落后的问题，即使将来我国经济强大之后，对外经济交往和技术交流，仍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