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那些遗孤的新生 　　　　艾滋病制造着孤儿危机 　　　　第14届国际艾滋病会上发布过一个令人震惊的报告：到2001年，全球有1340万15岁以下儿童的父母被艾滋病夺去了生命，大致相当于美国5岁以下人口的总数。到2010年，这个数字将增加到2500万。 　　　　“单凭这些数字不能说明问题。”负责全球卫生事务的彼得森博士说，“这些数字没有反映出那些尽管父母还活着，但处于危境中的儿童。数不胜数的儿童生活在死神缠身的父母身边，并且照料他们。这个带来的社会影响超过了对孤儿本身的影响，也是前所未有的。” 　　　　“自己长大的儿童将不会有正常的健康发育过程，他们将缺少食物、住所、教育、营养和医疗。”彼得森补充说。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贝米拉说，国际社会面对这一孤儿危机的策略，首先必须加强和支持家庭保护儿童的能力。她强调：“事实上绝大多数孤儿和弱势儿童都生活在他们直系亲属或亲戚家，所以对家庭的支持至关重要。这既包括对他们生存的直接支持，也有对他们的长远支持，既是经济的，也是社会心理的支持。” 　　　　贝米拉认为：“更重要的是尽全力使他们平等地在学校接受教育。政府要为弱势儿童制定适当的政策和提供必要的服务。还要创造一个整个社会支持艾滋儿童的环境。” 　　　　2001年5月，第五次东亚及太平洋地区部长会议上，在《北京宣言》中，中国政府对需要特殊保护的儿童（包括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作出了承诺。 　　　　2001年6月，联合国艾滋病特别大会发表应对艾滋病问题的承诺宣言草案——— 　　　　“到2005年，制定并开始执行国家政策和战略，强化家庭和社区能力，以便在支持性环境中由负责任的成人照料和保护孤儿，增加提供适当的咨询和心理帮助，确保受艾滋病影响的家庭的孤儿和其他儿童一样，平等地入学和获得社会保健服务。保护孤儿不受虐待、剥削和歧视。” 　　　　2003年，世界银行人类发展网络首席经济学家发表报告说：“应该把艾滋病从纯粹是卫生部的职责扩大为整个国家的经济问题，使财政部长、教育部长在决策时清楚地知道，艾滋病也是他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援助行动 　　　　在河南省政府的艾滋病行动计划中，减免学费和照顾孤儿是政府的承诺。在一些慈善基金会（比如爱德基金会）的帮助下，由政府为孤儿发放生活补助。 　　　　在一个艾滋病发作死亡接近百人的村庄，当地政府办起了一个孤儿院，集中了几十个艾滋病人的遗孤。 　　　　“孤儿教育基金是农村目前最需要的帮助。”香港智行基金会的杜聪在走访艾滋病村后认为，“许多孤儿心中有很强的仇恨，这种仇恨是很大的社会危机。只有我们去关心他们，保障他们的教育，才会使他们的心灵创伤得到弥合。” 　　　　孤儿基金对临死的父母来说也是极大的安慰。许多父母说，如果孩子能继续上学，他们会安心离去。 　　　　李丹建立的东珍艾滋孤儿救助项目，从2003年2月至今已向24名河南艾滋孤儿资助了一学期的学费，共6233元，发放了3个月的生活费，共3000元。为了保证救助金不被孤儿的监护人挪用，他们采取了几种办法——不是一次性把钱给受助者，而是分期考察监护人；让监护人说清楚每笔钱的用途，学费等一定要有发票。 　　　　“为了保障资金的实际救助效果，可以采取给监护人进行技能培训或小额贷款的方法。在保证孩子基本生活的前提下，额外的帮助应该以不可折现的实物形式发放，比如由志愿者带孩子看电影，组织活动等。”李丹在近期访问了英国救助儿童会后，吸取了一些救助孤儿的成功经验。 　　　　李丹说，“东珍”今后将会更多地注重在精神和心理上帮助孩子，如在村里办图书馆、活动室等。 　　　　由于资金和资源的缺乏，现有的民间机构仍然缺乏公共卫生、项目管理和国际经验，员工和志愿者缺乏社会工作的系统训练，以及缺乏必要的社会网络，民间机构的努力正在遭遇困境。他们只是一支补充力量，还不可能解决全部的难题。 　　　　“我们愿意在艾滋病行动中当好政府机构的助手。”一位民间机构的组织者说。 　　　　一个令人鼓舞的信号是：2003年3月28日，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会发起的121联合行动计划启动。该计划的支持者包括外交部、教育部、科技部等31个部级单位和中华慈善总会等47个社会团体，呼吁发动全社会力量，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的资源，救助那些生活贫困、缺医少药的艾滋病感染者和艾滋病人及其孤儿。该计划7月的主题，是为救助艾滋孤儿筹集资源，这个资源包括救助的资金、社会和人力资源。 　　　　现在是进一步行动的时候了。 　　　　高耀洁，一位河南省郑州市77岁高龄的退休医生，从1996年开始，她自费进行“防艾宣传”，自费给农村的艾滋病病人送药，寄钱。老人磨破了嘴皮，磨肿了脚。 　　　　“5年过去了，我发现救助这些艾滋病人就像救火，你常常产生一种幻觉，这边的火势好像小了，那边又着起火来。然后你越来越绝望。”给高耀洁一丝希望的是救助艾滋孤儿的经历，“那些艾滋病孤儿是最大的受害者，更需要救助。” 　　　　在高耀洁的词典里，艾滋病人死后，留下的染病的孩子叫“艾滋病孤儿”，健康的孩子叫“艾滋孤儿”。2001年元月上旬，高医生应邀去北京参加清华大学召开的“性病、艾滋病学术研讨会”，在大会上有专家提及艾滋病遗留的孤儿问题。春节过后，高医生开始着手调查艾滋孤儿的实际生活状况。 　　　　3月19日到4月7日，她四次到一些农村调查。在那片土地上，有不少青壮年因卖血染上艾滋病死亡，留下可怜的孤儿。 　　　　孩子们的父母在生病期间，多数被行医骗子洗劫一空，父母死后，家中一无所有，由于沾染了“艾滋”二字，也很少有人敢接近他们。 　　　　一天，高医生去了一个村，刚进村就遇到了8个学龄儿童。其中一个小男孩握着小拳头说：“我长大要杀了他哩……”高医生问他要杀谁，他瞪大了眼睛说：“抽我爸爸血的那个人……” 　　　　高医生听了之后很痛心：“这些小孩从小心里就种下了仇恨，长大以后呢？如果没有人加以正确的教育引导，他们将会走向何处？” 　　　　70岁的农民张秀芝的儿子2000年10月死于艾滋病，第二年染病的媳妇也死了，只留下9岁正在读小学二年级的孙子建龙。 　　　　前一段建龙要缴160元学费，张老太因家中无钱，急得坐在门外大哭。她要把建龙送到开封孤儿院去。她说：“孩子到了那里，好歹有口饭吃，有学上。”可是建龙紧紧抱着院里的一棵大树，死活不走。 　　　　张老太哭着对高医生说：“建龙这孩子命毒，村里人都说他是一条毒龙，把父母克死了，以后让他改名叫建设吧。” 　　 　　　　资助，164个 　　　　2001年4月30日，高医生在一个小学校做调查，100多名学生中有29个艾滋孤儿。当时有个姓董的9岁女孩，眼泪汪汪地拉着高医生的手说：“高奶奶，您救救我妈吧，我不能没有妈妈，我爸去年害那个病（艾滋病）死了，我不能再失去妈妈了……”孩子撕心裂肺地哭着。 　　　　此后不久，这个数字又增加到33个，而且它一直在增长。 　　　　每到一个村庄，高医生就记下村子里需要资助上学的孩子的名字和地址。慢慢地越积越多，最后达到了164个之多。 　　　　这时，高医生一直还抱着一个念头，艾滋孤儿在父母或父母中的一个死亡后，其他亲属会抚养他们，他们所需要的只是在经济上的支援。早在1999下半年，高医生开始给少数几个孤儿寄钱，现在她资助的孤儿人数是164个。 　　　　寄一次学费就是近5000元，164个孩子，一般是每个人每年需要200多元钱。 　　　　记不清陆陆续续寄了多少了，有据可查的加起来就有8万元左右。其中两万多是高医生从自己口袋里掏的，还有两三万是有偿看病的收入。高医生是河南省有名的妇科医生，治疗不孕症很有经验。她看好了人家的病，人家要给钱，她就给他们那些调查得来的孤儿地址，让他们给孤儿寄钱。当然也有很多遗憾，“很多人认为艾滋病是脏病，是孩子们的父母造的孽，该他们受罪，帮助他们都嫌丢人。” 　　　　钱款的第三个来源是无偿捐助。全国各地的人听说她的事很感动，纷纷伸手援助。有个老太太，是个佛教徒，瞒着丈夫给她寄钱。 　　 　　　　反差 　　　　2002年春天，按照名单上的地址，高医生每到一个村就问村里的孩子，名单上的孩子有没有在上学，结果让她非常伤心。名单上得到她捐助的164个孩子中，100多人都没有去上学，少数孩子即使上了学，也是处于半停课状态。 　　　　钱都到哪里去了？有一对姐弟，父母都是卖血得了艾滋病，双双病故，高医生一年给姐弟俩寄了近2000元钱，后来孩子写信告诉她，她才知道只有370元用到了孩子身上，她去邮局查，发现钱被姐弟俩的叔叔拿走赌博去了。这导致两个孩子曾经有三个月没有钱买盐吃。 　　　　高医生深入访问了十多个艾滋病家庭。这些家庭12岁以上的孩子全部失学。 　　　　有个叫冯团伟的小男孩，父母双亡，家中留下三男一女四个孩子，老大、老二已辍学外出打工两年多了，小团伟才13岁，正在读书。高医生每学期寄给他的学费都到了他伯父伯母手里，他们不让他读书，而是叫他去装卸沙子！ 　　　　有的孩子承受不了这种重体力活，流落到社会上去偷盗，被判劳动教养。 　　　　高医生意识到，这种远距离的资助并不能真正帮助那些可怜的孩子。 　　 　　　　接孤儿过春节 　　　　恐艾症不仅在村庄弥漫，也在城市里盘踞。有人甚至建议说：“让这些孤儿自生自灭吧。”还有人说：“不能让这些孩子发展了，将来他们会来讨债。” 　　　　2002年春节，高医生接了3个艾滋孤儿来她家过春节。孤儿一下汽车，高医生就带她们到河南省防疫站做HIV抗体检查，结果都是“阴性”。这证实她们没有感染HIV，都是健康的孩子。但许多人对她们还是惟恐避之不及，高医生首先要面对的就是自己的儿子。 　　　　儿子来了，他进家门第一次看见孤儿就黑着脸、瞪着眼说：“快把孩子送回去，万一她有艾滋病怎么办呢？”“我批评他不学习、无知，谁知他一走七天不敢回来。他是大学副教授啊，竟吓得不敢回家吃年夜饭。”高医生那个读高中二年级的16岁小孙女倒是来了两趟，把自己多余的衣物、文具、玩具等等送给了小朋友。高医生问她：“你来给她们送东西，不怕传播艾滋病吗？”小孙女说：“奶奶不怕，我也不怕。” 　　　　高医生的大学同学来了，也是个医生，看见艾滋孤儿，气冲冲地说：“老高，你真是个精神病，管这些孩子干嘛！她们能活几天呢？” 　　　　高医生说：“孩子已检查过了，她们没病。” 　　　　同学还是不解地说：“艾滋病这玩艺，传染病嘛，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管这些人太没意思了。” 　　　　这一年，高医生过了一个异常冷落的春节。 　　 　　　　分散收养 　　　　2002年7月31日以后，高医生不再大规模地给孩子们寄钱了，只是选择了几家特困户。“单纯经济上援助是不行的，集中办孤儿院、孤儿学校也是困难重重，因为多数孤儿养成了一种懒惰、不思进取、得过且过的习惯。”高医生总结说，“他们有丧父丧母的共同经历，这个阴影在他们的心里难以抹去，若把他们集中在一起生活，不利于他们的心理健康。” 　　　　高医生选择了她认为目前救助孤儿最好的一种模式——让艾滋孤儿进入正常人的家庭接受分散抚养。“他们接触的全是正常的小伙伴、小同学。一段时间后，可能会慢慢地忘记了往日的痛苦，精神就能集中在正常的学习上了。” 　　　　从河南去山东曹县的6个孩子的经历，使高医生坚持这种模式有了更多的信心。“希望更多的艾滋孤儿能拥有一个正常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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