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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河南艾滋病村的死者与濒死者

一个老人的拯救

沈颖

  为了那些遗孤的新生
    艾滋病制造着孤儿危机
    第14届国际艾滋病会上发布过一个令人震惊的报告:到2001年,全球有1340万15岁以下儿童的父母被艾滋病夺去了生命,大致相当于美国5岁以下人口的总数。到2010年,这个数字将增加到2500万。
    “单凭这些数字不能说明问题。”负责全球卫生事务的彼得森博士说,“这些数字没有反映出那些尽管父母还活着,但处于危境中的儿童。数不胜数的儿童生活在死神缠身的父母身边,并且照料他们。这个带来的社会影响超过了对孤儿本身的影响,也是前所未有的。”
    “自己长大的儿童将不会有正常的健康发育过程,他们将缺少食物、住所、教育、营养和医疗。”彼得森补充说。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贝米拉说,国际社会面对这一孤儿危机的策略,首先必须加强和支持家庭保护儿童的能力。她强调:“事实上绝大多数孤儿和弱势儿童都生活在他们直系亲属或亲戚家,所以对家庭的支持至关重要。这既包括对他们生存的直接支持,也有对他们的长远支持,既是经济的,也是社会心理的支持。”
    贝米拉认为:“更重要的是尽全力使他们平等地在学校接受教育。政府要为弱势儿童制定适当的政策和提供必要的服务。还要创造一个整个社会支持艾滋儿童的环境。”
    2001年5月,第五次东亚及太平洋地区部长会议上,在《北京宣言》中,中国政府对需要特殊保护的儿童(包括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作出了承诺。
    2001年6月,联合国艾滋病特别大会发表应对艾滋病问题的承诺宣言草案———
    “到2005年,制定并开始执行国家政策和战略,强化家庭和社区能力,以便在支持性环境中由负责任的成人照料和保护孤儿,增加提供适当的咨询和心理帮助,确保受艾滋病影响的家庭的孤儿和其他儿童一样,平等地入学和获得社会保健服务。保护孤儿不受虐待、剥削和歧视。”
    2003年,世界银行人类发展网络首席经济学家发表报告说:“应该把艾滋病从纯粹是卫生部的职责扩大为整个国家的经济问题,使财政部长、教育部长在决策时清楚地知道,艾滋病也是他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援助行动
    在河南省政府的艾滋病行动计划中,减免学费和照顾孤儿是政府的承诺。在一些慈善基金会(比如爱德基金会)的帮助下,由政府为孤儿发放生活补助。
    在一个艾滋病发作死亡接近百人的村庄,当地政府办起了一个孤儿院,集中了几十个艾滋病人的遗孤。
    “孤儿教育基金是农村目前最需要的帮助。”香港智行基金会的杜聪在走访艾滋病村后认为,“许多孤儿心中有很强的仇恨,这种仇恨是很大的社会危机。只有我们去关心他们,保障他们的教育,才会使他们的心灵创伤得到弥合。”
    孤儿基金对临死的父母来说也是极大的安慰。许多父母说,如果孩子能继续上学,他们会安心离去。
    李丹建立的东珍艾滋孤儿救助项目,从2003年2月至今已向24名河南艾滋孤儿资助了一学期的学费,共6233元,发放了3个月的生活费,共3000元。为了保证救助金不被孤儿的监护人挪用,他们采取了几种办法——不是一次性把钱给受助者,而是分期考察监护人;让监护人说清楚每笔钱的用途,学费等一定要有发票。
    “为了保障资金的实际救助效果,可以采取给监护人进行技能培训或小额贷款的方法。在保证孩子基本生活的前提下,额外的帮助应该以不可折现的实物形式发放,比如由志愿者带孩子看电影,组织活动等。”李丹在近期访问了英国救助儿童会后,吸取了一些救助孤儿的成功经验。
    李丹说,“东珍”今后将会更多地注重在精神和心理上帮助孩子,如在村里办图书馆、活动室等。
    由于资金和资源的缺乏,现有的民间机构仍然缺乏公共卫生、项目管理和国际经验,员工和志愿者缺乏社会工作的系统训练,以及缺乏必要的社会网络,民间机构的努力正在遭遇困境。他们只是一支补充力量,还不可能解决全部的难题。
    “我们愿意在艾滋病行动中当好政府机构的助手。”一位民间机构的组织者说。
    一个令人鼓舞的信号是:2003年3月28日,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会发起的121联合行动计划启动。该计划的支持者包括外交部、教育部、科技部等31个部级单位和中华慈善总会等47个社会团体,呼吁发动全社会力量,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的资源,救助那些生活贫困、缺医少药的艾滋病感染者和艾滋病人及其孤儿。该计划7月的主题,是为救助艾滋孤儿筹集资源,这个资源包括救助的资金、社会和人力资源。
    现在是进一步行动的时候了。
    高耀洁,一位河南省郑州市77岁高龄的退休医生,从1996年开始,她自费进行“防艾宣传”,自费给农村的艾滋病病人送药,寄钱。老人磨破了嘴皮,磨肿了脚。
    “5年过去了,我发现救助这些艾滋病人就像救火,你常常产生一种幻觉,这边的火势好像小了,那边又着起火来。然后你越来越绝望。”给高耀洁一丝希望的是救助艾滋孤儿的经历,“那些艾滋病孤儿是最大的受害者,更需要救助。”
    在高耀洁的词典里,艾滋病人死后,留下的染病的孩子叫“艾滋病孤儿”,健康的孩子叫“艾滋孤儿”。2001年元月上旬,高医生应邀去北京参加清华大学召开的“性病、艾滋病学术研讨会”,在大会上有专家提及艾滋病遗留的孤儿问题。春节过后,高医生开始着手调查艾滋孤儿的实际生活状况。
    3月19日到4月7日,她四次到一些农村调查。在那片土地上,有不少青壮年因卖血染上艾滋病死亡,留下可怜的孤儿。
    孩子们的父母在生病期间,多数被行医骗子洗劫一空,父母死后,家中一无所有,由于沾染了“艾滋”二字,也很少有人敢接近他们。
    一天,高医生去了一个村,刚进村就遇到了8个学龄儿童。其中一个小男孩握着小拳头说:“我长大要杀了他哩……”高医生问他要杀谁,他瞪大了眼睛说:“抽我爸爸血的那个人……”
    高医生听了之后很痛心:“这些小孩从小心里就种下了仇恨,长大以后呢?如果没有人加以正确的教育引导,他们将会走向何处?”
    70岁的农民张秀芝的儿子2000年10月死于艾滋病,第二年染病的媳妇也死了,只留下9岁正在读小学二年级的孙子建龙。
    前一段建龙要缴160元学费,张老太因家中无钱,急得坐在门外大哭。她要把建龙送到开封孤儿院去。她说:“孩子到了那里,好歹有口饭吃,有学上。”可是建龙紧紧抱着院里的一棵大树,死活不走。
    张老太哭着对高医生说:“建龙这孩子命毒,村里人都说他是一条毒龙,把父母克死了,以后让他改名叫建设吧。”
  
    资助,164个
    2001年4月30日,高医生在一个小学校做调查,100多名学生中有29个艾滋孤儿。当时有个姓董的9岁女孩,眼泪汪汪地拉着高医生的手说:“高奶奶,您救救我妈吧,我不能没有妈妈,我爸去年害那个病(艾滋病)死了,我不能再失去妈妈了……”孩子撕心裂肺地哭着。
    此后不久,这个数字又增加到33个,而且它一直在增长。
    每到一个村庄,高医生就记下村子里需要资助上学的孩子的名字和地址。慢慢地越积越多,最后达到了164个之多。
    这时,高医生一直还抱着一个念头,艾滋孤儿在父母或父母中的一个死亡后,其他亲属会抚养他们,他们所需要的只是在经济上的支援。早在1999下半年,高医生开始给少数几个孤儿寄钱,现在她资助的孤儿人数是164个。
    寄一次学费就是近5000元,164个孩子,一般是每个人每年需要200多元钱。
    记不清陆陆续续寄了多少了,有据可查的加起来就有8万元左右。其中两万多是高医生从自己口袋里掏的,还有两三万是有偿看病的收入。高医生是河南省有名的妇科医生,治疗不孕症很有经验。她看好了人家的病,人家要给钱,她就给他们那些调查得来的孤儿地址,让他们给孤儿寄钱。当然也有很多遗憾,“很多人认为艾滋病是脏病,是孩子们的父母造的孽,该他们受罪,帮助他们都嫌丢人。”
    钱款的第三个来源是无偿捐助。全国各地的人听说她的事很感动,纷纷伸手援助。有个老太太,是个佛教徒,瞒着丈夫给她寄钱。
  
    反差
    2002年春天,按照名单上的地址,高医生每到一个村就问村里的孩子,名单上的孩子有没有在上学,结果让她非常伤心。名单上得到她捐助的164个孩子中,100多人都没有去上学,少数孩子即使上了学,也是处于半停课状态。
    钱都到哪里去了?有一对姐弟,父母都是卖血得了艾滋病,双双病故,高医生一年给姐弟俩寄了近2000元钱,后来孩子写信告诉她,她才知道只有370元用到了孩子身上,她去邮局查,发现钱被姐弟俩的叔叔拿走赌博去了。这导致两个孩子曾经有三个月没有钱买盐吃。
    高医生深入访问了十多个艾滋病家庭。这些家庭12岁以上的孩子全部失学。
    有个叫冯团伟的小男孩,父母双亡,家中留下三男一女四个孩子,老大、老二已辍学外出打工两年多了,小团伟才13岁,正在读书。高医生每学期寄给他的学费都到了他伯父伯母手里,他们不让他读书,而是叫他去装卸沙子!
    有的孩子承受不了这种重体力活,流落到社会上去偷盗,被判劳动教养。
    高医生意识到,这种远距离的资助并不能真正帮助那些可怜的孩子。
  
    接孤儿过春节
    恐艾症不仅在村庄弥漫,也在城市里盘踞。有人甚至建议说:“让这些孤儿自生自灭吧。”还有人说:“不能让这些孩子发展了,将来他们会来讨债。”
    2002年春节,高医生接了3个艾滋孤儿来她家过春节。孤儿一下汽车,高医生就带她们到河南省防疫站做HIV抗体检查,结果都是“阴性”。这证实她们没有感染HIV,都是健康的孩子。但许多人对她们还是惟恐避之不及,高医生首先要面对的就是自己的儿子。
    儿子来了,他进家门第一次看见孤儿就黑着脸、瞪着眼说:“快把孩子送回去,万一她有艾滋病怎么办呢?”“我批评他不学习、无知,谁知他一走七天不敢回来。他是大学副教授啊,竟吓得不敢回家吃年夜饭。”高医生那个读高中二年级的16岁小孙女倒是来了两趟,把自己多余的衣物、文具、玩具等等送给了小朋友。高医生问她:“你来给她们送东西,不怕传播艾滋病吗?”小孙女说:“奶奶不怕,我也不怕。”
    高医生的大学同学来了,也是个医生,看见艾滋孤儿,气冲冲地说:“老高,你真是个精神病,管这些孩子干嘛!她们能活几天呢?”
    高医生说:“孩子已检查过了,她们没病。”
    同学还是不解地说:“艾滋病这玩艺,传染病嘛,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管这些人太没意思了。”
    这一年,高医生过了一个异常冷落的春节。
  
    分散收养
    2002年7月31日以后,高医生不再大规模地给孩子们寄钱了,只是选择了几家特困户。“单纯经济上援助是不行的,集中办孤儿院、孤儿学校也是困难重重,因为多数孤儿养成了一种懒惰、不思进取、得过且过的习惯。”高医生总结说,“他们有丧父丧母的共同经历,这个阴影在他们的心里难以抹去,若把他们集中在一起生活,不利于他们的心理健康。”
    高医生选择了她认为目前救助孤儿最好的一种模式——让艾滋孤儿进入正常人的家庭接受分散抚养。“他们接触的全是正常的小伙伴、小同学。一段时间后,可能会慢慢地忘记了往日的痛苦,精神就能集中在正常的学习上了。”
    从河南去山东曹县的6个孩子的经历,使高医生坚持这种模式有了更多的信心。“希望更多的艾滋孤儿能拥有一个正常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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