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期间，本报记者来到河南省上蔡县邵店乡后杨村。 　　　　这个村９００多户人家、３８００多口人，当年１５岁—６０岁的农民９０％以上都卖过血，其中又有９５％以上的村民感染上了艾滋病毒，现在确认的艾滋病患者或病毒携带者达１０００多人，至今已有２００多人死亡。 　　　　因艾滋病死亡者多是青壮年，每一个死者的身后都会留下１—３名遗孤。粗略统计，整个后杨村至今已有１１０名双亲或单亲死亡的艾滋病孤儿。还有的，尽管父母都“健在”，但都染有艾滋病，有可能是未来的艾滋病孤儿。更有许多１０岁以下的儿童因母婴传染而成为艾滋病患者或艾滋病毒携带者，不久也有可能将随父母而去。 　　　　或因为家境原本就贫困，或因为父母临终前的医治，孤儿大多一贫如洗，根本上不起学，父母双亡的孤儿大都由白发苍苍的爷爷奶奶或外婆外公艰辛抚养。 　　　　２００２年９月秋季开学，程东阳申办的“艾滋孤儿学前班”在后杨村启动了。这个班的首任老师是辍学在家的１３岁女孩周金勇。现在，则由村上惟一的在校大学生张贺暂时代课。但张贺很快将返校上课。孤儿班又将没了老师。 　　 　　　　不幸的村庄无辜的村民 　　　　农历大年初八，几经辗转，记者来到河南省上蔡县邵店乡后杨村。 　　　　“艾滋孤儿学前班”的创始人程东阳说，从上个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始，包括后杨村的上蔡县十里八乡，卖血成为一种致富的时尚途径，除了傻子、神经病人，几乎是全民大卖血。村民们卖血的愿望很“低贱”：按年龄划分，２０多岁的，男的是为了找对象，女的是为了穿衣打扮漂亮好看；３０多岁的是盖房、供子女上学；四五十岁的是为了儿女婚嫁，并维持自己的生活。 　　　　“为何不进城打工赚钱？”针对记者的疑问，程东阳说，在上蔡县各地，某个村庄只要有一个人外出打工，可带动全村人出去打工赚钱。但更多的是像后杨村，当时并没有人带头外出打工。在上个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先是村上一些游手好闲的地痞无赖四处卖血，然后吃喝嫖赌；到了８０年代末期，上蔡地区发生百年不遇的干旱，地上不出粮，靠地为生的村民收入微薄，大多村民口粮都难以维持，更缴不起公粮款、农业税、计划生育罚款及孩子学费等，陷入生活困顿。 　　　　于是，后杨村近４０００村民，从十五六岁到６０岁左右，无论男女，把祖辈几代视之为“洪水猛兽”的卖血演化为一种全民式的致富捷径，成千上万的村民涌向遍布全省各地的合法或非法的“采血站”，卖一次血挣四五十元，除了路费、吃、住，加上中间“血头”、“血霸”抽头，可赚二三十元人民币。一些“采血站”为了“便民”，甚至把简陋的“采血车”直接开到村上，提供“上门服务”，挽起袖子就是四五十元花花绿绿的人民币，又少了“血头”的中间盘剥，卖血的村民们蜂拥而至，一天卖血３次成为家常便饭，有的甚至抽得面无人样，甚至昏死过去，被人抬下卖血床。村干部也不能幸免于难，现任的村干部中有３人的妻子已经因艾滋病病发身亡，他们自身也已被诊断传染到艾滋病。 　　　　在疯狂卖血的背后，村民们谁也没有料到，一场天大的灾难悄然而至。 　　　　进入９０年代，村民中陆续有一些人得上莫名其妙的怪病，发病不久即凄惨死去，而且死亡的村民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死亡迹象十分近似：发烧、灰指甲、类风湿症状、腰腿疼、溃烂、骨瘦如柴……这种莫名的怪病在省内的各大医院医治根本毫无疗效，不仅夺去了很多村民无辜的性命，也使他们陷入几乎赤贫的境地。 　　　　到１９９９年，一些患上这种怪病的村民在北京某专科大医院检验出：这种怪病竟是令人恐怖的不治之症————艾滋病！当年死亡的就达３０多人。很多卖过血的村民不愿相信、也不肯承认这是事实：很多村民被化验出是“艾滋病患者”或“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后，因承受不了压力，或投井自杀，或上吊身亡。 　　　　艾滋恐慌笼罩在原本充满生机活力的后杨村，进而弥漫到附近的自然村，最后蔓延到整个上蔡县，该县包括邵店、芦岗、齐海、五龙、无量寺、大路李、黄埠、城郊等８个乡的数十个村庄，都以卖血疯狂而闻名。 　　　　后杨村９００多户人家、３８００多口人，当年１５岁—６０岁的农民９０％以上都卖过血，其中又有９５％以上的村民感染上了艾滋病毒，现在确认的艾滋病患者或病毒携带者达１０００多人，至今已有２００多人死亡，大多都是当年卖血最为疯狂的青壮年。 　　　　从２００２年夏起，按照地方政府规定：经化验确诊为艾滋病患者的村民，每月可从卫生防疫部门领取５０元的代金券，到指定地点看病领药，这种药物对艾滋病只具有缓和而不具有治疗功能。由于村里频繁发生艾滋病人死亡，后杨村的火葬、计划生育、公粮款上缴、农业税收缴等正常工作已基本停止。 　　　　按后杨村风俗，家庭有人死亡，三年内不许贴红纸对联。记者在后杨村调查的几天内，尽管是春节期间，却几乎看不到红纸对联。村前村后的田头，一排排新坟令人毛骨悚然。过年是走亲戚的日子，但后杨村很少见外来人走亲。村民告诉记者：一般亲戚大都断亲了；关系亲密的，要么把礼物捎来家里，要么来家里坐一下不吃饭就走，自家回节的礼物也都会被悄悄丢掉。 　　 　　　　艾滋病孤儿正急剧增加 　　　　因艾滋病死亡者多是青壮年，每一个死者的身后都会留下１—３名遗孤。粗略统计，整个后杨村至今已有１１０名双亲或单亲死亡的艾滋病孤儿。还有的，尽管父母都“健在”，但都染有艾滋病，是未来的艾滋病孤儿。更有许多１０岁以下的儿童因母婴传染而成为艾滋病患者或艾滋病毒携带者，不久也将随父母而去。 　　　　或因为家境原本就贫困，或因为父母临终前的医治，孤儿大多一贫如洗，根本上不起学，父母双亡的孤儿大都由白发苍苍的爷爷奶奶或外婆外公艰辛抚养。 　　 　　　　案例一 　　　　张翠大妈，今年７７岁，老伴因病早逝，目前带着７岁的孙女胡梦真、６岁的孙子胡明扬。 　　　　张大妈有４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张大妈的４个女儿都卖过血，其中二女儿已经染病身亡。儿子胡新芳和儿媳程慧敏从十六七岁就卖血，儿子染上艾滋病后于２００１年冬天病死，儿媳不到一个月就抛下一双儿女改嫁他村。 　　　　“南京爱德基金农村助养计划”每季资助张大妈１１２·５元。２００３年春节前夕，村里可怜祖孙三人，给胡家扯上电线，免费使用电灯。 　　　　胡梦真在后杨村小学读书，本学期学校学费减免政策取消后，张大妈让小梦真和弟弟一起到程东阳的“艾滋孤儿学前班”读书。 　　　　张大妈多病缠身，走起路来颤颤的，村里分的田已经抛荒两年，住的还是土坯房，张大妈说，当年儿女卖血钱都买粮吃、买衣穿了，还有就是为儿子娶了个媳妇，根本盖不起房。 　　　　记者在张大妈家看到，没有什么值钱的家什，全部家当加起来也卖不了５００元钱，烧饭用的是玉米秆。 　　　　张大妈哭着说：“孙女梦真模样长得周正，人也聪明，上学期语文考了９５分，数学考了满分；也化验过了，她没染上艾滋病，我就盼着好心人领养她！” 　　 　　　　案例二 　　　　今年７８岁的张天老人有点耳背，和老伴原本跟着两个小儿子过活。三儿子张新立因卖血染上艾滋病于２００１年５月死亡，死时３５岁；三儿媳罗爱荣因卖血染上艾滋病在２０００年７月去世；张新立的小女儿张梦星因被传染上艾滋病于２００２年死亡，死时只有５岁。四儿子张建立在其前已经因卖血染上艾滋病于１９９９年死亡。张天大爷的大儿子因患脑出血，死得早，二儿子２００１年因艾滋病发作死亡后，二儿媳已经改嫁。现年７６岁的老伴常年卧病在床。 　　　　张新立的女儿张锐利今年１６岁，上到初一后因家贫失学在家；弟弟张夏依小学５年级未毕业就于２００２年夏辍学了，四处干泥水匠，维持家计。悲痛万分的张天大爷为了养家糊口，每天天刚亮就手扶拐杖，步行十多里到县城乞讨。 　　　　张家的５亩多田租给同村人耕种，当初承诺每年每亩给３００斤粮食，但几年了至今没有兑现。 　　　　张家的房子是新盖的，房间内铺设了漂亮的地板砖，如果不是这场灾难，张家在村里应该是数一数二的富裕户。 　　 　　　　案例三 　　　　２００３年农历大年初九，是后杨村“艾滋孤儿学前班”报名开学的日子，后杨村５组６８岁的张玉莲大妈，牵着老四的儿子来报名上学，看到有记者采访，多次托人说有话要对记者讲。 　　　　张大妈说，她的５个儿子和４个媳妇都卖过血，老五因家贫没有娶上老婆。老夫妻俩跟着老四老五一块过。２００１年，老四侯文周在山西煤矿打工时一条腿被砸断，路都走不成；老四媳妇在山西煤矿上艾滋病发，死在回家的火车上。侯文周有一个１０岁的女孩侯娟在后杨村小学上三年级，因缴不起学费，今年要辍学了；５岁的儿子侯继涛送到“艾滋孤儿学前班”读书。 　　　　张大妈几近哭泣地反复请求记者：你回去给上级说说，能不能照顾两个孩子上学读书？ 　　 　　　　案例四 　　　　齐志成，今年３７岁，妻子陈金叶，今年３９岁，后杨村１６组农民，夫妻两人都因卖血成为艾滋病患者。 　　　　齐志成膝下有三女一子，老大１４岁，老二１２岁，老三１０岁；老四是儿子。一心巴望要个儿子，但５岁的儿子很可能被传染上艾滋病毒，因为化验一次要７０元钱，夫妻俩自顾不暇，还没来得及化验。 　　　　齐说，他从１６岁开始卖血，整整卖了１５年，先后到驻马店、义马、确山、郑州、新乡、焦作、许昌等地卖血，卖了不下１０００次，有时一天卖三次，每次卖７、８百毫升，直被抽得从献血床上抬下来，卖了多少钱，也算不清楚，反正是单浆采血是４５元一次，全采是７５元一次。靠卖血的钱盖了三间房，缴了１００００多元的计划生育罚款，但家里至今还欠村委会３９００元的公粮款和计划生育罚款。 　　　　眼见自己和妻子没几天活头了，２００３年春节吃年夜饭时，齐志成对７１岁的老母说：“娘，俺俩走后，四个孩子就托给您照顾了。”老母亲说：“我也是快入土的人，托给我不等于没有托？”一家人相对无言。 　　 　　　　孤儿学前班燃起新希望 　　　　程东阳，１９７１年１２月生，初中文化。在全民卖血的高潮时，他才十五六岁，就开始到上蔡、驻马店等地的采血站卖血，一次５０元，总共１００次左右。妻子张春枝，结婚前也曾卖血上百次，卖血得的钱供他们结婚、生子、维持生计。 　　　　２００２年农历４月１８日，一向身强力壮的妻子艾滋病发作，全家四处求医花费３万多元，妻子还是凄惨地离开仅仅生活了２８年的人世，留下两个孤苦伶仃的孩子。程东阳却奇迹般地和艾滋病毒无缘。 　　　　村里不断有亲朋好友因艾滋病发作先后死去，没有双亲或单亲的孤儿和“未来孤儿”的总数在不断攀升。程东阳合计起来：何不把这些孤儿召集起来，免费给他们提供读书、生活的机会？程东阳的计划获得家人的一致同意。 　　　　２００２年９月秋季，程东阳申办的“艾滋孤儿学前班”在后杨村启动了。教室就设在程家新建的大约５０平方米的平房内。 　　　　“孤儿班”的第一任教师是一个刚从上蔡县幼儿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每月工资３００元，中午管一顿饭，后因用不起辞退了。程东阳继而聘用了村上１３岁辍学在家的女孩周金勇任“孤儿班”老师，每月支付小金勇１００元工资。 　　　　小金勇两岁时爸爸因患癌症去世，三个已出嫁的姐姐和哥嫂都有卖血记录，而且也已经被检测出是艾滋病患者；二姐被检测出是艾滋病患者后，经受不住压力，１９９９年投井自杀。 　　　　“艾滋孤儿学前班”第一学期只招到１０名学生，最小的３岁，最大的７岁，大都是没有双亲或单亲的艾滋孤儿，其中４名已被检测出是艾滋病毒携带者。当时很多村民对程家此举持一种怀疑态度：谁家会做赔钱的买卖？程家说不定怀有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说不定就是为了那些外来的捐钱。程家感到莫大的委屈。 　　　　“艾滋孤儿学前班”经媒体报道后，海内外不少好心人捐款捐物，这是“艾滋孤儿学前班”维持运转的主要支撑点。 　　　　本报记者正好赶上“艾滋孤儿学前班”的２００３年春季开学。程家四合院里，人声鼎沸，白发苍苍的老人牵着懵懂的顽童上门报名；八九岁的姐姐、哥哥抱着三四岁的弟弟妹妹来上学；患有艾滋病的爸爸妈妈带着即将无依无靠的儿女来上课。初九上午，到“艾滋孤儿学前班”报名的孤儿就将近６０名，而且前往报名的孩子家长还是络绎不绝，但教室只能容纳４０名学生。“艾滋孤儿学前班”大爆棚，忙得程家团团转。 　　　　按照“艾滋孤儿学前班”的要求，入班读书的孩子限制在４—８岁，必须是双亲或单亲因艾滋病已经或行将死亡的家庭，学校免费负责学生的书包、课本、日常读书用具，并负担教师工资，中午孤儿们可吃到学校做的饭菜。 　　　　程东阳不忍心将那些符合条件的艾滋孤儿拒之门外，但“孤儿班”又实在容纳不了太多孩子；扩大学校规模的最大“瓶颈”就是资金问题，不仅是建校资金，更重要的是维持运转费用。目前的运转靠的就是海内外社会各界的捐助，如果这些捐助断了，程家根本办不起这样的“学校”。 　　 　　　　老师不好找运转有困难 　　　　２００２年下半年，１３岁的周金勇算是“艾滋孤儿学前班”名正言顺的首任老师。 　　　　２００２年春季，周金勇升入邵店乡中学时，学校按政策免去了她１５０元的学费，但另外１１０元学费家里还是没能凑齐，看着同学都发了新书而自己因缴不起学费连书本都没有，最后成绩很好的小金勇谢绝了班主任的挽留，回家当起了“艾滋孤儿学前班”的老师，每月挣１００元工资。当时的小金勇打算攒足了钱回去读书，将来考医科大学，为乡亲父老治疗艾滋病。 　　　　“艾滋孤儿学前班”经媒体报道后，小金勇个人陆续收到２、３千元的捐款，这些钱足够她把三年初中读完。２００３年的农历大年初九，周金勇到附近的城南中学缴了报名费：学费２９２元，住校费２０元，每月生活费２０元。 　　　　周金勇走后，她留下的空缺被后杨村唯一的在读女大学生张贺暂时承担下来。张贺，今年２１岁，南阳理工学院医学班二年级学生，母亲董妮旦是后杨村小学的语文教师。这是全村惟一一家没有卖过血的家庭。但是张家的境遇并不比村里别家好。 　　　　张贺２５岁的哥哥在县电信局做临时工，每月收入根本不足以维持家计；老实巴交的爸爸一天到晚在地里刨食，除了卖粮有些经济收入外，也常常到附近的砖场做工，但每月３０天上满工也赚不到４００元；妈妈在后杨村小学教二年级语文，每月收入６００元左右。按说，这样的家庭在后杨村是最为村民羡慕的了。但是张贺嫂嫂患上一种莫名病症，下半身偏瘫。为了嫂嫂的病，张贺一家曾经四处借钱，家里至今已经为此担负了五六万元的外债，但病情依然不见好转。 　　　　张贺曾向学校申请助学贷款，但学校贫困生太多，她根本排不上队。面对记者的询问，显得瘦弱的张贺泪流满面、哽咽难言：每年５５００元的学费和每月不足１００的生活费，已经令这个美丽、懂事的女孩无法承担。 　　　　张贺告诉记者，报考医学专业的初衷与大部分村民染患艾滋病有很大的关系。看到曾经熟悉的村邻一个个因艾滋病死掉，张贺说她很痛苦，又无能为力。她还想继续攻读医学本科，但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允许她继续读下去，怕是一毕业就要找工了。２月２３日张贺就要返校上课，孤儿班又要没了老师。 　　　　程东阳说，艾滋孤儿学前班的老师很难找：层次太低，教不好孩子，更是对不起他们死去的父母；村子里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外来学过幼师的又不愿到村里来。到记者发稿时为止，程东阳的“艾滋孤儿学前班”的老师还没着落。 　　 　　　　确保下一代教育是关键 　　　　近几年，后杨村孤儿数字不断在扩大。地方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保证这些孤儿有上学读书的机会。 　　　　从２００２年春季开学，按照上蔡县政府规定，被确认为艾滋病患者或艾滋病毒携带者的家庭子女上学，小学每学期减免学费１００元，初中减免学费１５０元。据称这是南京爱德基金捐助给上蔡县“希望工程”的资金。２００３年春季入学，艾滋孤儿们却发现：去年的政策优惠悄然终止了。 　　　　后杨村小学全校有５００多名学生，９０％以上的孩子父母都是艾滋病患者或艾滋病毒携带者。据今年春开学统计，全校近２０％的学生因缴不起学费而没有发到课本，并可能被拒于校园之外。 　　　　记者在后杨村时，适逢冷雨绵绵，整个村庄显得冷冰冰的。走进后杨村小学，雨水泥浆没鞋，两排简易教室，房顶漏雨，四面透风，衣衫褴褛的后杨村孩子们就在这样的环境里读书。后杨村小学负责人告诉记者，按照地方教育部门的规定，村小学教师工资由县乡财政划拨，而学校的办公经费则来自学生上缴的学杂费，如果缴不起学杂费只是个别现象，学校还可以考虑照顾，如果成为一种大面积现象，学校还办不办得下去？ 　　　　因为遭受艾滋病的蹂躏，目前的后杨村，除了周金勇因外来捐助而重返校园外，村子里再没有初中生，也没有高中生；除了张贺家因没有卖过血、没被感染上艾滋病，女儿有了上大学的机会，村里更找不到另外在读的大学生了。 　　　　也许到５—１０年以后，后杨村的艾滋病灾难才会最终消失，但随之而来的，还将是全村性的文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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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3/3/15 8:5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