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37号馆文选__本馆石达开文章总目和链接__事迹、考证、讨论、感评

录入：翼王坪 　　 　　(一) 　　 　　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年青英俊，文武兼备，功勋卓著，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半个世纪之后，“江淮间犹称”其“威仪器量为不可及”(《江表忠略》卷二十)，但揆其一生，又颇多争议，褒贬不一。大渡河兵败迳入清营，是中计被俘？是意欲投降？抑或是“舍命以全三军”？是长期争论的热点。最近，争议的镜头似乎已从大渡河畔拉向皖国故地安庆，以探究“安庆易制”的是非得失。这一转变颇有意义，并接触到了历史人物的喜剧的场面。试想：“先时数千里过而不留，未尝行设官安民之事”(《草茅一得》)，而自石达开主持安庆易制起，安抚黎庶，设官理民，很快就取得了“军用裕而百姓安之”的良好效果，这该要何等的气概，何等的才气！这自该浓墨重彩，大书特书。 　　 　　安庆易制是太平天国前期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位于太平天国治国安邦国策的转折点上，涉及太平天国的军事，政治，经济各个方面。只有从总体上把握它，才能理解它，以器取得正确的认识。 　　 　　安庆易制在安庆，但并非决定于安庆，而决定于天京。“易制”虽由石达开主持推行，而是由太平天国中枢所批准。仅从石达开个人立论，似有人在事兴，人去事废的错觉。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安庆易制的核心问题是开辟安徽根据地，建立太平天国安徽省地方政权，其他问题则由此展开。史式同志说：“对太平军活动过的地区加以鸟瞰。。。。。。发现有些地方是“点”，有些地方是“线”，有些地方是“面”，又说：“最典型的“面”是在安徽中部”。(史式《太平天国史研究中的点，线，面》)顺着史式先生的思路想下去：在石达开主持安庆易制，开创皖中根据地之前，太平天国之国，尚停留在若干点上，所谓一统江山七十二里半。只有在此以后，太平天国才由点到面，从而结束了“国不像国”的状态。 　　 　　 　　(二)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在中国近代后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如此，在近代初期的太平天国时期亦是如此。1853年2月24日一克安庆与同年6月9日二克安庆，由于没有驻军镇守，均成“弃土”。 　　 　　太平天国踞守安庆的时间，史有明载： 　　 　　一 《剿平粤匪方略》卷五十七载安庆巡抚李嘉端夏历九月初二奏报：“据前臬司张熙宇禀称：八月二十八夜间至次日午间，贼船六百余只，陆续停泊安庆城外，乘夜进城，不许百姓逃避。......众约五六千人。意图占踞安庆”。 　　 　　二 《光绪安徽通志 武备志 兵事四》载：“是月(夏历八月--引者注)粤逆自江西下驶，癸己(二十一日)东流陷，甲午(二十二日)建德陷，乙未(二十三日)安庆三陷。” 　　 　　三 桐城练首戴钧衡《草茅一得》载：“贼攻江西不克，八月二十四日，复回窜皖城。” 　　 　　四 桐城方宗诚《俟命矣 自序之四》载：“八月二十四日，贼踞省城。” 　　 　　五 桐城方江《家园记》卷五载：“(八月)二十五日，集贤告急于庐州，一食顷八百里羽书飞骑三过。......有污者(泥水匠人--引者注)自皖北来，局(桐城团练局--引者注)中呼入问之，曰：“吾过集贤，闻臬司又莫知去向。有吉将军者，闻贼至如中酒，起居需两人掖之。人言将军即前此报收复省城者。吾见贼泊抵岸不下八百。贼登北门城楼，用千里镜寮望。......夜，羽檄又过。” 　　 　　以上清方公私记载所说的“夏历二十四日”即公历9月26日，就是《贼情汇纂 卷一》所载石达开“癸丑八月奉伪令赴安庆一带安民”，入踞安庆的确切日期。他是天京政府派出的第一个大员。 　　 　　石达开进城，入居安庆巡抚衙门，下令在安庆设防，其措施是： 　　 　　一 安抚黎庶，稳定民心，并将不愿留在城内的百姓放出。 　　 　　二 将安庆城垣增高五尺，培厚加倍。将五门封筑，仅留小南门出入。北门一带，形势险要，太平军在这里广设枪炮，重点防守。 　　 　　三 取民间门扇窗格，修筑“黄花亭，马山，准提庵诸土城，筑迎江寺炮台，加强城外要地的防御工事。 　　 　　四 在城厢内外，遍立望楼，以为寮望指挥之助。 　　 　　五 分军进驻枞阳等地，拱卫安庆侧翼。 　　 　　六 在城外各庄“打先锋”，索贡献；在城外开炉，“添造刀矛”，以利久守。 　　 　　经过一番紧张的布置，太平军在安庆的防御已趋牢固，随即转入反攻。 　　 　　太平军在安庆设防驻守，已察觉太平军这一动向的清安徽地方当局，加强了在集贤关一带的防守。已革按察使张熙宇、汉中镇总兵恒兴率山东，陕甘兵千余，广勇五百镇守集贤，游击赓音泰统领抚标千人扎营十里铺，勇目、亡命徒杨老四率领的六百庐州勇，竟进至五里营，并常到北门一带骚扰。 　　 　　肘腋之患，势在必除。10月12日，太平军派出小分队出北门向庐勇寻战，庐勇不知是计，倾巢出动。太平军且战且退，诱敌入门，遽扼城门，另派大队出东、西两门，分进合剿。至此庐勇方知大事不妙，夺门返奔，死伤过半。杨老四连人带马，跌进陷坑，三跃不起，顿时毙命。太平军医举踏平了五里营敌营。 　　 　　25日，太平军往攻十里铺，与敌赓音泰部接战。另派大兵绕到集贤关前，攻其要害。正在进餐的张熙宇“闻兵声投箸(足俞)垣而走”，直奔桐城。守关之兵随之而逃。庐勇为泄五里营败不相救之愤，放火将关前营房全部烧毁。赓军见后火起，知已陷入腹背受敌之境，一片混乱。太平军乘机推进，毙赓音泰以下六百余人，进克雄关。 　　 　　经此一战，敌军已无法在集贤关立足。11月12日，太平军进克练潭，14克桐城，29日克舒城，太平军继续北上，进围安徽省临时省会庐州。在此之前，太平军已入踞池州、青阳、建德、东流、望江、太湖等安庆周围各地。 　　 　　军事上的胜利，为建政安民铺平了道路。 　　 　　(三) 　　 　　石达开到安庆，下船伊始即布告安民，剖明其前来安徽的目的是“抚安黎庶，援救生灵”。殷望“良民各安生业，勿受妖惑，惊惶迁徙”，致使“或丢家业，或丧身命”之害。(《翼王训谕》)并将《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安抚四民诰谕》广为散发，用以揭露清妖罪恶，宣传太平天国威德，号召士农工商各安其业。象这样的太平天国文告，安徽群众见之多矣。如殿左一检点曾添养等颁发的《晓谕众民放胆宽心以勤稼穑札谕》等等。所不同的是，此次随之而来的是紧张的建政活动。 　　 　　众所周知，太平天国的地方政权分省、郡、县三级，废除了清制“道”这一级。县以下则按太平军制，实行乡官制度，废弃了清朝的保甲制度。 　　 　　太平天国安徽省地方政权的组建，是以军队为骨干，自上而下展开的。石达开以从天京带来的由南昌调来的太平军军官为基干，搭起了安徽省级机构的架子。省会设在安庆。首任行政首脑是恩赏丞相赖裕新。赖裕新曾接见前来安庆进贡的石台乡民刘海庵等人，颁给刘等太平天国官书，要刘等返里，速速公举乡官，安抚民众......其继任者是殿右捌指挥杨。他们都是石达开部下，石达开通过他们执掌全省政务。 　　 　　郡、县两级政府首脑，起初多由当地驻军首领兼任。我们今天尚能见到的安徽省首批县级政府首脑名单是： 　　 　　罗忠球：功勋土正土一戊一监军，曾踞东流县 　　张立旺：典圣粮，踞建德，东流等处。 　　李名玉：繁昌县监军。 　　黄振钧：潜山县监军。 　　黄振兴：铜陵县监军。 　　万成桂：青阳县监军。 (均据《贼情汇纂》) 　　 　　也许正与处于打天下的战争环境有关，太平天国郡、县主管官员的职权，比清朝同级官员要大得多，“虽大辟不以上闻”。(据《贼情汇纂》) 　　 　　当时，最麻烦的是组建基层乡官政权。正因如此，它更受到石达开的重视。为解决贵池县在这方面遇到的困难，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十月十八日(1853年11月22日)，石达开颁布《训谕》： 　　 　　“本主将奉天安民，抵此安徽，前于十月初一日饬遣使人四名，欲递训谕，谕尔该城内外人等，速宜敬天，依限回禀，讵料我使今止转来二名。据云贵池县各耆民人，经读圣书及诰谕、训谕等，颇能回心敬天，独有高村罪民，胆敢逆天......本主将必定兴师，剿洗高岭......并谕尔等各村民人一乡谕知：遍传合邑诸耆良民，准宜速急依制，举官遵限呈册，以五家设一户长，二十五家公举一两司马，一百家公举一卒长，五百家公举一旅帅，二千五百家公举一师帅，一万两前五百家立军帅。所举各官，须要注明三代履历，及本身岁次，家口若干。至民家亦须注明某姓、某名、一户男妇老幼，合家总共几十名。速于倒限十一月二十日旦，写明载册，交与举任卒长，旅帅，师帅等，亲身赴安徽投案。” 　　 　　十日后，殿右捌指挥杨给繁昌人民《札谕》，限该镇于“十一月初九日举齐旅帅、两司马等官，填名造册，赴安徽省呈报本指挥衙门，以便发给门牌”。该札谕附有“举官次第名目，三代履历及民户款式”，工作趋于规范化。 　　 　　同时，杨指挥在另一件《札谕》中谈到“该省各郡州县已投册者请领门牌。”这就是说，组建乡官基层政权的工作，并不限于贵池、繁昌，而是在安庆周围各地同时展开。时至1854年2月，潜山县已公举了“六军帅，十八师帅，七十二旅帅”，组建工作，已经完成。 　　 　　建立一定的生产秩序、生活秩序，求得社会的安定，这是任何政权的绝对要求。可是，自回师西征以来，特别是秋收以后，安徽沿江一带的社会秩序混乱。大量人口由沿江近水之地，迁至深山老林。许多人家只剩少量精壮维持生产，谨守门户，并随时准备离去。这种情况的出现，广大太平军将士深感困惑。太平天国癸好三年七月廿五日(1853年8月29日)，西征军重要将领曾天养《札谕》中说： 　　 　　“民为邦本，食为民天。兹我天王合万亿之众，行仁义之师。原以使天下享舜躬之福。尔等轻信人言，自相恐吓，背井离乡，殊不少解。本大臣？？在抱，胞与为怀，特剀晓谕尔等：继自今宜拜天父天兄，恪守天王诏旨，为农为圃，各宜其生，乃积乃仓，毋废厥业。何必奔走四方，辗转沟壑也！且我天朝整旅兴师，南征北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尔等不归之于今，其欲归之于后乎？谕后各当猛省回头。” 　　 　　石达开乍到之时，亦不明实情，以为是“惑于妖言，擅自迁徙”。但很快就发现，致乱之由在太平军内部。太平天国甲寅四年正月二十六日(1854年3月1日)顶天侯秦日纲《札谕》写道： 　　 　　“本侯恭奉天命，出师安良。凡官民兵士人等，莫不教导，俾得个个修好炼正，化醒心肠。但新投军人兵士甚众，良莠不齐，难保无不法之徒，乱行滋扰......前翼王颁行训谕，严禁逆徒滋扰在案，至今未见尔等良民举公秉正擒拿前来送案......特行札谕，仰军民人等知悉：自谕之后，倘有圣营兵士人等，胆敢不遵天命，妄到乡村骚扰者，不论欺勒吾民与不欺勒吾民，准尔等放胆扭拿送案。本侯定将该犯讯明，按天法究治，以警凶顽而安良善。” 　　 　　石达开与秦日纲虽归罪少数不良分子，但已接触到问题之所在。而且，允许良民“放胆扭拿”，下情定能上达。究其实，百姓之弃家废业，迁徙在途，与太平天国的“贡献”制与强征入伍的“掳人”制，直接有关。数量不限，次数不限的“贡献”制，使人民应接不暇，难以承受。而“贼之所至，专务胁从，其壮者为兵，蠢者役使之，士则掌其文书”(方宗诚《柏堂集 续编》卷十一)，更使人无法忍受。显然，不易此侵犯许多人利益的“苛制”，所谓建政安民，只能是一句空话。正因如此，太平天国领袖们才决心在安民区内，以计亩征粮，计货收厘的新制度，取代“贡献”制，并严禁掳人，而进行招募。 　　 　　“不甚理会邪教俚说”的石达开，衔命赴安庆主政，敢于面对现实，爱民亲民，锐意易制，在很短的时间里，实现了从没有根据地到创立根据地，从没有地方政权到建立地方政权的伟大转变，并为从贡献制至赋税制，普遍征兵制至募兵制的转变打下基础，提供条件，使太平天国军民都受到实惠，功勋卓著。1854年初天国首开翼试，天王特以“翼化如春润”为诗题，以“美其安恤安庆之功”。(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 　　 　　 　　(四) 　　 　　本文开头一段，我们谈到石达开安庆主政，开辟安徽根据地之前，太平天国只有“点”、“线”而没有“面”。其所以如此，与定都天京之后，太平天国上下对形势的估量有关。当时，他们把打平江山，取得天下，视为易事，以为倚马可待。“三两月之间”，即可“灭尽妖清”。因此，在从北伐军出征到西征南昌的这段时间里，他们采取来许多临时性的措施，如“打先锋”，索贡献，掳人当兵，别男行女行以及固守孤城等等。 　　 　　可是，师行间道，疾趋燕都的北伐军，在预定时限之内并未能完成预期的任务。军事发展的客观进程迫使太平天国领袖们不能不考虑以新的战略，取代原先的设计。北伐是太平天国性命攸关的大事，起初为实现北伐，不得不调整自己的军事部署，致有撤南昌之围而占踞沿江特别是占踞安庆、九江之举。而且，随着北定中原的时间延长，又不得不废弃临时措施，为天京，为全国军民，谋得衣食以及战争费用的长久之计。窃以为，似是这些因素，促使太平天国对安徽中部这一盛产米粮之地进行开辟。 　　 　　安庆主政，崭露出石达开出众的政治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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