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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秋家国梦__东归英雄 - 土尔扈特回归者
千秋家国梦

土尔扈特蒙古回归祖国

王钟翰

  
  
    一、17世纪土尔扈特蒙古西迁伏尔加河下游
    
    17世纪初,沙俄的侵略势力伸展到西伯利亚南部土尔扈特部以北地区,在原为卫拉特蒙古辖地和传统牧地上,建立了托木斯克、叶尼赛斯克、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等一系列哥萨克军事堡垒,奴役、掠夺和剥削当地广大牧民,并对与其相邻的土尔扈特部虎视眈眈,伺机南下,严重威胁土尔扈特部之生存。与此同时,在四卫拉特内部,因封建主贪婪和畜牧业生产的发展,争夺牲畜、财物及牧草场的争斗和纠纷时有发生。当时准噶尔部落首领巴图尔洪台吉逐渐取代和硕特领主地位,成为四卫拉特联盟盟主,“恃其强,侮诸卫拉特”①,并企图兼并土尔扈特等部。在这种形势下,原分布在塔尔巴哈台西北雅尔(今新疆塔城西北及俄罗斯境内乌拉札地区)的土尔扈特部,在其首领和鄂尔勒克带领下,连同附近一部分和硕特、壮尔伯特部众,共约5万帐19万人,于1628年离开了塔尔巴哈台和额尔齐斯河中游西岸的原游牧地②,经过长途跋涉和无数次战斗,击败了途中阻拦的诺盖人,越过哈萨克草原,于17世纪30年代,向西迁徙到伏尔加河流域下游南北两岸的广大草原。③当时的伏尔加河下游,不属于任何人,荒无人烟或人烟稀少,是一片有待开垦的处女地。土尔扈特人把这里看作是休养生息、发展牲畜业、繁衍部落的理想境地,放牧牲畜,逐水草而居,行围猎之利。④活动范围,东至乌拉尔河,与哈喇哈尔榜为界,西至顿河,界图里雅斯克(即土耳其),南至黑海北岸哈萨克地区,西至萨拉托夫,接俄罗斯国境。①部落居住中心是在伏尔加河与乌拉河之间的马怒托海②,部落首领和鄂尔勒克的牙帐设于伏尔加河支流的阿赫图巴河③。在这里,他们遵循古老部落组织的习惯和观念生活着,“置鄂拓克,设宰桑”④,管理部众。按照传统政治制度建立的议会组织“固尔札”,是本部最高的议事、决策和权力机构,经常商定部落内外大事,制订法律和执行部落传统的习惯法,解决部落之间的矛盾、争议和各种纠纷,维护社会秩序和部落的稳定。土尔扈特人敬佛诵经,按蒙古习俗生活,并一直保持和加强与其它卫拉特部及内地的联系,从无间断。
    164O年(明崇祯十三年,清崇德五年),和鄂尔勒克曾出席由准噶尔部巴图尔洪台吉等发起召开的喀尔喀、卫拉特封建领主大会,共同制订了《蒙古卫拉特法典》,法典长期以来在伏尔加河下游蒙古地区沿用。土尔扈特经过几代开发经营和休养生息,牧业经济有了较大发展,牧民的生活也有些改善,其所在领域不断扩展,传至第四代阿玉奇时,“东西可行三十日,南北可行二十日”⑤,土尔扈特部的财富和实力有所增长。但是,土尔扈特人开发伏尔加河下游是在极其困难和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他们想把伏尔加河下游建设为乐园的理想和雄心壮志,并未能维持多久,主要原因是由于其北邻沙俄的干扰、破坏和侵略。
    
    二、沙俄对土尔扈特的残酷统治和压迫
    
    土尔扈特西迁伏尔加河下游后,沙俄一直将其视为眼中钉。
    16世纪中,沙俄用武力相继占领喀山汗国、阿斯特拉汗国和诺盖汗国后,接着就把侵略魔爪伸向其觊觎已久的土尔扈特蒙古,侵略破坏活动连续不止,曾遭到土尔扈特人的抗争。
    1643年,和鄂尔勒克率部进攻俄占阿斯特拉城,在战斗中牺牲。沙俄鉴于土尔扈特有相当的实力,企图在四卫拉特中进行分化瓦解,1642年,沙俄利用土尔扈特部和准噶尔部的矛盾,派遣克列皮可夫见巴图尔洪台吉,诱骗他和沙俄合作,用武力联合进攻土尔扈特部,遭到拒绝,⑥后又企图拉拢和硕特部阿巴斯一起进攻,也未能得逞。
    面对沙俄侵略的威胁,和鄂尔勒克子书库尔岱青并没有在沙俄淫威下屈服,而是继承其父遗志,对沙俄侵略者进行坚决斗争。认为“自己有权在草原上游牧,在河流中航行”,因为“土地和水是佛的”,并对侵略者说:“他们永远不当谁的奴隶,除神以外,他们不怕任何人”。⑦1646年(清顺治三年),沙俄为了达到控制土尔扈特的目的,乘书库尔岱青赴西藏熬茶礼佛、晋拜达赖喇嘛之机,在土尔扈特贵族中,大肆进行煽动,诱骗他们“要求俄国保护”,但其企图也落空。之后,又从军事上施加压力,在土尔扈特部沿边周围,修筑军事要塞,屯驻侵略军,并不断对土尔扈特部进行骚扰。在武力威胁因遭土尔扈特部众反抗未能奏效后,即转换策略,采取政治手段,在贵族中进行威胁利诱和分化瓦解,以图达到控制土尔扈特并使其归顺的目的。如沙俄妄图以升官和物质引诱书库尔岱青及其子朋楚克等人来归顺,均遭他们的拒绝,其妄图直接统治土尔扈特的阴谋终于未能得逞。
    17—18世纪,彼得一世统治沙皇俄国,为了适应其国内新兴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对外进一步实行扩张主义政策,一方面,在南方夺取黑海出海口,和瑞典进行长期战争;为支撑战争的需要,沙俄在国内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加紧征兵征税,同时,对邻近的土尔扈特蒙古等部,通过各种手段进行政治控制和经济掠夺,并强迫土尔扈特部众当兵开赴前线为其作战,伤亡颇多,严重削弱了土尔扈特蒙古的力量。1673年(康熙十二年)后,沙俄又强迫土尔扈特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土尔肩特蒙古地区多种商贸经济特权,①并进一步在政治上实行控制,公然宣称土尔扈特已属己有②,因而遭到了土尔扈特人民的强烈反对和顽强抗击。17世纪中,土尔扈特人积极响应由俄国农民领袖拉辛率领的顿河、伏尔加河农民起义和巴什基尔人起义。
    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在阿玉奇汗(朋楚克长子)领导下,袭击了沙俄统治下的许多城市和地区,狠狠打击了沙俄侵略者对伏尔加河流域的势力。1724年(雍正二年),阿玉奇汗逝世,由其孙敦罗布喇什继位,沙俄乘机加强控制,并强制实行对土尔扈特汗的任命权③1761年(乾隆二十六年),敦罗布喇什也故去,由其子渥巴锡继位,时年仅19岁。沙俄欺其年少,乘机将土尔扈特直属于汗的最高权力机构王公议会“固尔札”,强行隶属于沙俄外交部的控制下,其“固尔札”成员实行年俸制,并派官员直接进行管辖,干涉“固尔札”内政,以达到操纵“固尔札”、架空汗的目的。与此同时,沙俄政府又在土尔扈特内部另找代理人,任命策伯克多尔济为“固尔札”首领,以分化瓦解土尔扈特内部力量,与渥巴锡汗相对抗,进而驾驭之。
    沙俄侵略者,除实行军事征服和政治控制外,还妄图从意识形态和精神上,摧毁土尔扈特人民的意志,主要是强行改变土尔扈特人民的宗教信仰。
    土尔扈特人崇信藏传佛教格鲁派(俗称黄教)。他们熬茶敬佛,在生活和文化等各方面都离不开喇嘛教。这对维护土尔扈特蒙古内部团结及保持与卫拉特其它部联系方面起有重要作用。沙俄政府懂得要牢牢控制和占有土尔扈特,必须改变其宗教意识形态,断绝他们与蒙古各部和内地各民族人民的宗教联系,而代之以西方的宗教意识——俄罗斯的东正教,用上帝的旨意来驯服、奴役土尔扈特人,使之能在“上帝”的安排下,逆来顺受,自觉归顺沙俄的统治。为此,彼得一世甚至亲自发出谕旨,要求传教士学会土尔扈特语言,以便欺骗和说服土尔扈特人改信东正教。他们“无所忌惮地给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待人施加洗礼”④,制造宗教矛盾和纠纷,对土尔扈特部众进行大规模的宗教迫害,妄图消灭喇嘛教,引起土尔扈特部众及僧侣的恐慌和公愤,激起他们的强烈反抗。
    在叶卡德林娜二世统治时期,沙俄国内以阶级矛盾为主的各种矛盾更加激化,沙俄政府除了更加紧剥削和压迫国内的各民族农民外,对土尔扈特部也采取进一步掠夺、控制和民族压迫的政策。沙俄一方面在其周围加强驻兵,以武力相威胁,形成包围之势;另方面,又派出大使基申斯科夫驻于土尔扈特部,对土尔扈特人的行动和动向进行直接监督,并从事一系列特务活动。⑤为限制渥巴锡的权力,沙俄政府于1762年宣布改组土尔扈特议会“固尔札”,规定其成员与汗有同等的权力地位,以削弱汗的势力,并阴谋策划用投靠沙俄且已加入东正教的杜尔伯特贵族敦杜克夫来代替渥巴锡汗,建立傀儡政权,妄图使土尔扈特成为沙俄管辖的行政区域。面对土尔扈特固有的政权机构即将被废除,民族独立即将丧失的危机,土尔扈特部从王公贵族至广大的牧民都表现了极大的忧虑和不安。①土尔扈特部一些热爱本民族和祖国的王公志士,为了使土尔扈特蒙古免遭灭亡和凌辱,挽救土尔扈特及其与祖国各民族的血肉联系和兄弟情谊,经过秘密酝酿,决定选择一条东返伊犁河流域的光明之路。
    
    三、伏尔加河土尔扈特蒙古与祖国的密切联系
    
    土尔扈特东返伊犁河流域的计划不是偶然的,而是它与祖国各民族人民长期交往和联系的结果。自17世纪土尔扈特离开伊犁河和额尔齐斯河流域西迁伏尔加河下游后,在政治、经济上及思想感情、宗教信仰等方面,一直和居住在伊犁河流域四卫拉特其它各部及祖国内地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和密切的交往。在沙俄压迫下,亦曾多次酝酿东返。早在1767年,土尔扈特部就曾策划返回伊犁的活动,由于被叛徒告密而未能成行。并因此加深了沙俄殖民当局对汗和王公贵族的怀疑。
    1768年,沙俄叶卡德琳娜二世为了继承一世的对外扩张政策,争霸世界,再次发动对土耳其的战争。沙皇政府强征土尔扈特人当兵充当炮灰,已死伤七八万人,仍不顾土尔扈特人民的死活。又再次发布征兵命令,规定土尔扈特人凡年满16岁以上者都要应征入伍,到前线参战:一则是为了扭转战争不利的形势;二则是借刀杀人,对土尔扈特采取战争灭绝政策。这是事关土尔扈特蒙古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引起部众极大的警惕。渥巴锡汗和诸王公岌岌不可终日,亟谋寻找出路。
    为了消除沙俄殖民当局对王公贵族的怀疑,渥巴锡汗一方面亲自率领土尔扈特士兵前往前线,与土耳其奋战,取得沙皇信任,消除沙俄政府的怀疑;另方面,下定决心,积极策划和准备武装起义,率部东返伊犁河流域,与卫拉特四部汇合。
    土尔扈特人自迁至伏尔加河流域后,由于远离蒙古诸部,势单力薄,无法抗御沙俄的欺凌和自然灾害的袭击,因此时常怀念伊犁河流域蒙古各部和祖国故土。他们虽曾几度想要东归,终因路途遥远,阻力重重,整个部落迁徒十分艰难,而未能实现。但他们矢志不渝,一直在寻找和等侯东返机会,并不断派人到伊犁蒙古诸部和祖国内地建立密切联系,使节往来不绝。
    1640年,和鄂尔勒克携子亲自前往塔尔巴哈台参加喀尔喀和卫拉特领主会议。后来当准噶尔和哈萨克人多次发生大规模战争时,土尔扈特部也派人参加。为联络感情,消除隔阂,土尔扈特还和准噶尔部结成世代姻亲的关系。和鄂尔勒克将女嫁与准噶尔巴图尔洪台吉,巴图尔亦将女儿嫁给和鄂尔勒克之孙朋楚克。和鄂尔勒克重孙阿玉奇又将女儿嫁给巴图尔之孙策旺阿拉布坦。几代联姻,加强了土尔扈恃与卫拉特诸部的关系,导致土尔扈特和伊犁河流域同胞之间政治、经济和文化多方面的联系。
    土尔扈特和内地的联系也一直没有中断。
    1646年(顺治三年),当青海和硕特部固始汗向清朝朝贡时,和鄂尔勒克子书库尔岱青、罗布藏诺颜就随固始汗进表“附名以达”②。
    1655年(顺治十二年)起,书库尔岱青曾多次遣使进表入贡,与清政府建立直接联系。其后,和鄂尔勒克子伊勒登、罗卜藏诺颜及子多尔济都曾于1656年(顺治十三年)和1657年(顺治十四年)相继向清朝贡献驼马,并要求清朝准其在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进行茶马互市,允许他们去青海、西藏熬茶礼佛,皆被清政府接受。阿王奇为汗时期,和清政府的关系更加密切,使节表贡不绝。
    1699年(康熙三十五年),准噶尔首领噶尔丹进攻喀尔喀蒙古和东蒙古,圣祖亲征,在昭莫多一战,噶尔丹军惨败。圣祖为防其窜回伊犁,断其归路,命策旺阿拉布坦在阿尔泰山堵截,阿玉奇汗也派兵千人前往策旺阿拉布坦设防。后噶尔丹兵败身亡,土尔扈特遣使至清政府祝捷。
    1704年(康熙四十三年),阿玉奇嫂携子阿喇布珠尔由伏尔加河出发,前往西藏熬茶供佛,回归时途经准噶尔地,为策旺阿拉布坦所阻,无法返回伏尔加河。便“以准噶尔道梗,留嘉峪关外,遣使至京师,请内属”①。要求清政府予以安置牧地。清政府允其所请,封阿喇布珠尔为固山贝子,划嘉峪关外党河东之色尔腾为其游牧地。
    阿玉奇汗和清朝与内地联系的贡道曾一度为准噶尔所阻隔。
    1712年(索熙五十一年),阿玉奇遣使臣萨穆坦假道俄罗斯境西伯利亚和库伦地区至内地向清政府进贡,并协商接回阿喇布珠尔事,旅程十分艰难,历经两年多才到达。之后,土尔扈特部又遣台吉乌巴什多尔济和吹札布入贡上表。吹札布假道俄罗斯,历程三年才到达北京,受到清朝的重视和热忱接待。高宗在热河(今承德市)避暑山庄,亲自接见吹札布等人,赐宴万树园,并派遣官员护送其入藏熬茶献物。吹札布一行返回北京时,高宗又再次召见他们,详细询问土尔扈待人在伏尔加河下游的生活、生产情况和与沙俄的关系,吹札布介绍了他们受沙俄的侵略、压迫、剥削和奴役的遭遇与困境,一再表示土尔扈特是远离祖国的大家庭成员之一,并非沙俄属国,并为高宗绘制伏尔加河下游所属分布图。②高宗对土尔扈特远队伏尔加河流域,历经艰辛,不断遣使来贡,加强与内地的密切联系深为感动,对他们十分重视和热情,每次来使回归时,均隆重相送,并赏赐大量金银财物、罗绫绸缎,以示抚慰。
    同时,为了表示对寄居异域的土尔扈特部的关怀,清朝政府还先后两次派遣使团至伏尔加河下游,进行慰问和探望。
    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五月,清政府正式派出访土尔扈特蒙古图理深使团。使团主要成员有:太子侍读殷札纳、厄鲁特人舒哥和米斯。另有随从武官3名,家仆22名,连同阿喇布珠尔所遣4人,总计34人。由于去伏尔加河土尔扈特部之道路为策旺阿拉布坦所阻隔,使团只能绕道俄罗斯境而行。使团于六月三日,由北京出发,经张家口,直北穿察哈尔蒙古至喀尔喀蒙古,再由楚库柏兴(今俄罗斯色楞格斯克)到西伯利亚,向伏尔加河下游进发。沙俄对清政府所遣使团很猜忌,采取不欢迎态度,百般阻挠使团行动,使团行程很艰苦,直到1714年(康熙五十三年)一月二日才抵达俄罗斯与土尔扈特的边界萨拉托夫。当阿玉奇汗及其部众,接到使团到达的消息后,欣喜万分,立即动员组织部众,整修毡帐,制作衣服和食品,作好一切准备,迎接祖国派来的亲人。同年四月十二日,图理琛等抵达阿玉奇驻地马奴托海。阿玉奇命各部台吉、喇嘛各率所属人众前往迎接,沿途陈设筵宴,排列牲畜,热情接待,欢迎仪式十分隆重,图理琛等人向阿玉奇下达圣祖谕旨,转达圣祖问候。阿玉奇激动地对图理深等人说:“满洲、蒙古大率相类,想起初必系同源”,而俄罗斯“乃衣服语言不同之国,难以相比”③
    以此表示自己是祖国多民族大家庭成员之一,充分流露出思念祖国故土之情。使切在土尔扈特逗留旬余,筵宴不绝。在宴席上,阿玉奇等王公贵族详细询问祖国各方面情况,表达土尔扈特人的对祖国的关怀。
    1714年(康熙五十三年)六月,使团在阿玉奇汗和土尔扈特人欢送下,离开伏尔加河下游踏上归途,并于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四月回到北京,完成了圣祖交付的出使探访使命,受到嘉奖。
    图理探访问团是清朝派往中亚的第一个使团,给土尔扈特蒙古族带去了清朝的慰问和各族人民的兄弟情谊,增强了土尔扈特部和祖国人民的联系与感情。这是清政府争取土尔扈特的重大措施,也是促使土尔扈特部以后下决心离开伏尔加河流域回归祖国大家庭的一个重要因素。
    圣祖之后,世宗又于1730年(雍正八年)和1731年(雍正九年)两次向伏尔加河流域派遣使团探望土尔扈特亲人。
    1730年所遣使团中,以满达伊为首的一部分人到莫斯科后,前往伏尔加河流域再次对土尔扈特部进行探望和慰问,表达了祖国人民的思念和心意。
    1731年(雍正九年),世宗又遣以班弟巴依等人组成使团欲往伏尔加河下游探视,由于沙俄政府对土尔扈特人和祖国亲人的接触与交往,充满妒忌和恐惧,出于他们吞并和统治土尔扈特蒙古的政治目的,当使团到恰克图后,便对使团百般刁难,从中阻挠,并对土尔扈特部施加压力和威胁,终于迫使使团不能成行,中途折返,未能达到前往伏尔加河流域探视土尔扈特部众的目的。
    
    四、土尔扈特不畏强暴历尽艰险回归祖国
    
    1770年(乾隆三十五年)秋,渥巴锡汗在沙俄对土耳其的战争中获胜回来后,得到生活在伏尔加河流域150年饱受沙俄侵略、奴役、欺凌和肆虐之苦的土尔扈特部众和王公的支持,一致主张返回伊犁原牧地,“离开这个异教徒之国”,以摆脱民族灭亡的命运。渥巴锡汗召开秘密会议,召集策伯克多尔济、巴木巴尔、舍楞、达什敦杜克和大喇嘛洛桑丹增等人进行商·议,作出武装起义决定和制订东返的具体计划,并将此决定和计划告知各大小部落的头人知晓。渥巴锡汗召开各部大小宰桑会议,强调东返伊犁之利,得到大家的支持和拥护,纷纷“整顿兵马,束载牲畜为远行之计”①。
    渥巴锡汗等的东返计划,正在紧张地准备和实现过程中,消息不径而走,传入沙俄驻土尔扈特官员基申斯科夫处。但他是个极其狂妄和高傲之徒,对土尔扈特一向采取蔑视态度。他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认为在沙俄强大的军事力量和严格控制下,根本不相信土尔扈特部能有逃跑的企图和能力。他用骄横态度笑斥渥巴锡汗说:“你只是用链子拴住的一只熊,赶到那儿就到那儿,而不是想到哪儿就去哪儿”。②渥巴锡汗的东返计划,亦传入与之邻近的俄国阿斯特拉罕总督贝格托夫的耳中。他是个极其狡诈之人,与基申斯科夫有积怨,当他派人了解到土尔扈特即将东返计划后,即向沙皇政府报告,沙皇政府又转告基申斯科夫,但他根本不相信,并嘲笑其对头胆小怕事,回禀沙俄政府并无此事,沙俄政府亦受其蒙蔽,未再防范。按渥巴锡计划,其起义时间原待伏尔加河结冰后进行,这样可和分居于河北之土尔扈特一万数千户牧众共同举事东返。但由于这年冬天气温较高,伏尔加河未能早日结冰①,河南虽已准备就绪,无法与河北汇合,而东返消息又被泄漏,势在必行。因此,渥巴锡汗不能再等待河北共同行动,乃决定提前起义。他集合全体部众,历数沙俄罪行,特别揭露沙俄向土尔扈特征兵之举,是要灭绝土尔扈特人。舍楞和策伯克多尔济也在会上揭露沙俄征兵和进行宗教迫害之阴谋,其目的是不让土尔扈特部独立,而要将他们沦为沙俄的奴隶,驱向苦难的深渊,进而消灭之。渥巴锡汗等指出,只有起而反抗,摆脱沙俄的黑暗统治,返回故土,才是唯一出路,号召大家投入战斗。部众义愤填膺,同仇敌忾,一致表示决心要与沙俄侵略军决一死战,实现东返故土的愿望。
    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一月五日②,渥巴锡汗率领河南部众33000多户,169000多人③,在寒风凛冽,白雪和阳光映照下,赶牛羊、载辎重,扶老携幼,在青壮年牧民的护卫下,离开伏尔加河流域,踏上归途,进行震惊中外的长途跋涉。他们为表示东返决心,由万名骑士把不能带走的东西全部焚毁④,向平时对他们作威作福的沙俄侵略军营地进攻,把基申斯科夫闻讯派来营救的殖民军全部歼灭。
    沙皇政府在得知土尔扈特起义东返,大为震怒,派遣哥萨克士兵日夜兼程追赶。同时,对伏尔加河北岸未能东返的1万多土尔扈特人采取更为严厉措施,加紧控制,以防他们起义和东返。
    漫巴锡汗的归途十分艰难。后有沙俄政府军追击,前有哥萨克拦截,并遭受巴什基尔人和哈萨克人的袭击,途中还要受严寒和饥饿的煎熬,情况十分严峻。他们经过八天艰苦历程,越过伏尔加河和乌拉尔河之间的广阔草原,摧毁乌拉尔河库拉金纳萨克要塞,穿过结冰的乌拉尔河,进入哈萨克大草原,但哥萨克人并没放过他们,而是继续追击。由于土尔扈特驱赶牲畜、分散行进,遭到哥萨克人袭击时,无法集中力量进行战斗,处于劣势,一次就牺牲9000名骑士。当土尔扈特队伍到达奥琴峡谷时,又惨遭抢先占领要隘的哥萨克人的袭击和拦截。渥巴锡汗亲自组织战斗,选拔精悍战士组成分队猛攻,终于占领山口,击败哥萨克人。当这支哥萨克败军后撤时,又遭到策伯克多尔济后继部队的袭击,被断归路,全军覆灭,从而为牺牲的9000同胞报仇雪恨。⑤
    土尔扈特艰难地过关斩将,到达吐尔盖河时,又遭到沙俄奥伦堡总督特鲁本堡率领数千政府军及其控制的哈萨克小帐努尔阿里和巴什基尔人所组成的两万军队追赶。伤亡、疾病、酷暑、饥饿困扰着他们,情况十分危机,有人对东返失去信心。在此关键时刻,渥巴锡汗和策伯克多尔济及时召开固尔札会议,指明两条道路:要么就沦为沙俄的奴隶,蒙受耻辱,永远失去自由;要么就坚决东返,到达理想之邦。他们鼓舞大家要奋勇前进,向东,再向东。会议统一了大家思想,使广大牧民激发勇气,提高战斗意志,增强克服困难的信心。土尔扈特人不甘屈服,不怕牺牲,继续东进。由于他们的坚定和勇敢,终于迫使追赶的沙俄殖民军被远远抛下,望畏而却步。在策伯克多尔济指挥下,经过两天残酷战斗,“血流成河”①,击溃了尾追的哈萨克——巴什基尔人联军。战斗结束后,土尔扈特人拖着疲惫不堪的身驱,越过有毒的黄水草滩。时值酷暑,只好以黄水解渴,很多人丧失生命。历经劫难的土尔扈特部以自己的毅力和勇气,终于在当年六月底七月初(阳历),越过清朝和沙俄的边界坑格尔图拉(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回到我国境内。②为避免再度被袭击,他们向南绕道沿吹河、塔拉斯河,进入伊犁河流域沙喇伯勒,在察林河畔受到清军接应。从伏尔加河举事,6万多户16万人,到伊犁时,只剩下15000多户,7万多人,牺牲过半数,付出了巨大代价。土尔扈特部以其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和忠贞不屈的精神,战胜凶残的敌人和各种困难,最终实现东返伊犁河流域的愿望,演奏了一曲反侵略反压迫和爱国主义的颂歌,为举世所瞩目。
    
    五、清政府对土尔扈特的安置
    
    当清政府听到土尔扈特回到我国境内的消息后,高宗极为关切和重视,亲自过问此事,派遣官员巴图济尔噶勒立即前往新疆督,办土尔扈特来归事宜,又命新疆乌什参赞大臣舒赫德前往伊犁协助伊犁将军主持接待事宜,并谕令:要在热河避暑山庄接见土尔扈特大台吉以上的所有官员,还派御前大臣亲王固伦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前往迎接。③。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九月,高宗在热河木兰围场接见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舍楞等13人。接见时,高宗用蒙古语详细询问他们的历史以及他们身居异国和举义东返的情况,高度赞赏他们返归祖国的英勇行动。高宗多次设宴万树园,大加庆贺,要他们随同围猎助兴,并仿建新疆伊犁庙和西藏布达拉宫等庙宇,举行盛大落成仪式欢迎他们。高宗还亲自树碑铭文,把他们热爱祖国、不畏强暴、可歌可泣的悲壮义举,载入史册,题名为《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以资纪念。
    清政府对回归的土尔扈特等部,采取优待上层,安置部众,因其俗而统驭之的政策,并提倡黄教,从思想上加以控制。将其41位首领都赐以爵位④。敕封握巴锡汗为卓哩克图汗(即英勇之王),策伯克多尔济为布延图亲王、舍楞为弼里克图郡王、巴木巴尔为毕锡尔图郡王。对其它各部首领,皆分别授以贝勒、贝子、辅国公、札萨克、闲散王公等官职。这样,使刚刚回到祖国的士尔扈特上层,得到安抚,部众情绪趋于稳定。
    土尔扈特部从伏尔加河流域踏上归程,路途遥远,长期颠沛流离,加上途中不断遭受沙俄侵略军及其控制指挥的巴什基尔人和哈萨克人的拦截与袭击,进行多次恶战,又经严寒酷暑和恶劣的自然环境,加上疾病流行,牧民大量伤亡,牲畜倒毙损失和宰杀几尽,其它财产亦丧失殆尽。土尔扈特人回到伊犁地区时,个个衣衫褴褛,满身污垢,不少牧民衣不遮体,食不果腹,无法维持生计。清政府采取紧急措施,进行赈济。下令新疆、陕西、甘肃、宁夏、内蒙、张家口等地。拨出银两、口粮、牲畜、帐篷、衣服、皮张、羊裘、茶叶,发给土尔扈特部众。为了帮助土尔扈特人安家落户,进行生产,维持生计,仅从新疆本地伊犁、塔城等地区购买赈济的牲畜就有95000头牛羊。据统计,当时从上述地区调拨到采购物资发给土尔扈特牧民的,计牲畜26万余头,粮食4万多石,茶叶2万多封,羊裘5万多件,棉花59000斤,棉布61000多匹,还有大量帐篷、毡子等等。这些物资对帮助土尔扈特部众安家落户,度过生活和生产难关,起到很大的作用;同时,也表达了全国各民族人民对他们的支持和兄弟情谊。
    清政府组织全国各民族人民的支援,只能帮助土尔扈特部克服暂时困难,根本问题是要帮助牧民重建家园,发展生产,使他们的生活能得到保障和改善。因此,除支援必需的牲畜外,当务之急是要给土尔扈特等部分配游牧地,固定牧场和耕地。
    1772年(乾隆三十七年),清政府对土尔扈特等部实行与其它蒙古地区相同的行政建置——盟旗制度,按原部落系统:指定游牧地,进行安置,使他们各安生业,过着正常的游牧生活。同时为了防止土尔扈特势力过大,以便于控制,特下旨令:务使“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巴木巴尔、舍楞、默们图、恭格等人,分别远隔指地而居”①。因此,将渥巴锡汗及其同族共设10札萨克(旗),为乌讷思苏珠克图盟,称旧土尔扈特,分布在新疆准噶尔盆地南北及西边;舍楞一支,分二旗,为青塞特启勒图盟,称新土尔扈特,在科布多游牧;和硕特恭格等,设4札萨克,为巴图色特启勒图盟,附于旧土尔扈特游牧。
    1775年(乾隆四十年),清政府又把旧土尔扈特部分为南、北、东、西4路,设4盟,立盟长,以达到众封以分其势,使各部相互牵制、分而治之的目的。清政府对敕封的盟旗官员都发有印缓,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尚存有银印8颗。如1775年(乾隆四十年),清政府颁发给渥巴锡汗的“乌讷恩苏珠克图旧土尔扈特部卓里克图汗之印”,颁发给策伯克多尔济的“乌讷恩苏珠克图旧土尔扈特北部盟长之印”,还有各札萨克之印。这些印章,有力地证明了土尔扈特和祖国具有不可分割的历史关系。
    土尔扈特蒙古的回归和清政府对他们的热情接待与妥善安置,使沙俄政府非常恼怒。1772年(乾隆三十七年),沙俄行文清政府蛮横地要清政府归还这些属民,并以兵戈相威胁,遭到清政府的严正拒绝和驳斥。清政府在复照中指出,土尔扈特不是俄国属民,而是中国西北蒙古的一部分,并表示“或以兵戈,或守和好,我天朝唯视尔之自取而已”②。由于清政府态度坚决,据理驳斥,致使沙俄自感没趣,不便再进行交涉。
    土尔扈特蒙古为反抗沙俄的压迫奴役,不畏难险万里迢迢回归祖国,这不仅是18世纪我国民族史上一桩可歌可泣的重大事件,而且也是世界史上罕见的悲壮义举。长期以来,土尔扈特部众和新疆其它各族人民一起,内勤耕牧,外御强敌,为开发和捍卫祖国西北边疆作出了重大贡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大清一统志》卷四○四,《蒙古统部》。
    ②《清史稿·地理志》卷七八,第2422页。
    ③《皇清开国方略》卷一,第1、3页。
    ①《皇清开国方略》卷一,第1、3页
    ①一说厄鲁特或额鲁特,原为卫拉特蒙古中处于魁首的部落,后成为卫拉特的统称。一说为同音异译或音转。
    ②魏源:《圣武记》卷三,《康熙亲征准噶尔记》。
    ③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第111、112,121页所引材料。
    ④张穆:《蒙古游牧记》卷一四,《额鲁特蒙古新旧土尔扈特总叙》。
    ①霍渥斯:《蒙古史》第1卷,第616页。
    ②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九,《厄鲁特要略一》,第9页。
    ①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九,《厄鲁特要略一),第9页。
    ②梁玢:《西陲今略)卷七,《嘎尔旦传》。
    ③《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首,《御制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序》。
    ④同上书,《御制亲征朔漠纪略》。
    ⑤同上。
    ①魏源:《圣武记》卷三,《康熙亲征准噶尔记》。
    ②嘉庆朝《大清会典事例》卷七三九。
    ③《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首,《御制平定朔漠纪略》。
    ④魏源:《圣武记》卷三,《康熙亲征准噶尔记》。
    ①《清圣祖实录》卷一七二,康熙三十五年四月乙未。
    ②魏源:《圣武记》卷三,《康熙亲征准噶尔记》。
    ③《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四三,第29、30页。
    ④《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四一,第44页。
    ①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中译本,第325、326页。
    ②霍握斯:《蒙古史》第1卷,第648页。
    ③《卫藏通志》卷一三。
    ④《清世宗实录》卷三一,雍正三年四月已卯。
    ⑤1723年,青海蒙古罗卜藏丹津举兵反清,败逃准噶尔。清廷要求噶尔丹策凌将他押往京师。噶尔丹策凌未及时答复,至1729年秋,始派人押送京师。当押解队伍行至伊勒布尔和硕,听说清廷以其延误押送为由,兴师征伐,遂将罗卜藏丹津携归伊犁,双方矛盾加深。
    ⑥昭槤:《啸亭杂录》卷三,《记辛亥败兵事》。
    ①《清世宗实录》卷一三九,雍正十二年正月甲申。
    ②阿睦尔撒纳为和硕特拉藏汗子丹衷之遗腹子。丹衷死,其母博托治克(策旺阿拉布坦女)改嫁辉特部台吉伟征和硕齐,不久生他,故他曾为辉特台吉,实系和硕特部后裔,牧于雅尔一带。
    ③兹拉特金:《俄国档案材料记载的有关阿睦尔撒纳的情况》,载《蒙古族的语文历史》,第292页。
    ④《清高宗实录》卷三七三,乾隆十五年九月壬戌。
    ①《平定准噶尔方咯》正编卷一,第3页。
    ②《皇朝藩部要略·厄鲁特》卷一二,第11页。
    ③魏源:《圣武记·乾隆荡平准部记》卷四。
    ①理藩院的雏型为蒙古衙门。1636年(崇德元年)设置蒙古衙门,1638年(崇德三年)改为理藩院,1661年(顺治十八年)复将理藩院升格,使之与中央六部同等,代表清政府对蒙古、新疆、西藏等事务行使立法,监督和颁布行政命令的权力,并汇编《理藩院则例》作为法律依据。
    ②《清史稿》卷二九六,第10380页。
    ①《饮定大清会典》卷六三。
    ②《钦定大清会典》卷六三、六四。
    ③《蒙古游牧记》卷七、八、九、一○。
    ①详见《大清会典事例》卷七九三。所谓”备指额驸”,即是对早已与清廷王室有通婚联姻关系的外藩札萨克王公及额驸所生男性后裔,“十五岁以上,二十岁以下,有聪明俊秀,堪指额驸的台吉、塔布囊,将衔名、年龄注明……令其父兄于年节请安时,各带来京”朝觐,以备选为清室公主、格格们的夫婿,在袭爵晋级时,享有优厚待遇,使“北不断亲”。
    ②嘉庆《清会典》卷五一;《清世宗实录》卷七七,雍正七年正月丙午条。
    ③《理藩院则例》卷二三。
    ①阿拉特,蒙古语“平民”或“平人”之意。旧指蒙古贵族以外的平民,占蒙古族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蒙古社会的基本生产阶级。在封建领主的土地上放牧,必须向领主提供阿勒巴(赋役),对封建领王有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其占有数量不等的牲畜和生产工具,生活和地位也有差异。。
    ②阿勒巴图,蒙古语音译,意为“承担赋役者”。即在蒙古封建领主制下,向领主承担赋役的属民,清译作“所属之人”或“所属旗人”。向大领主承担赋役的领主也可以称之为阿勒巴图,但通常是指阿拉特牧民。其中一部分人,因作战、服役或输财有功,被豁免赋税和劳役,亦称之为“达尔罕”或“达尔哈坦”。
    ①《咱雅班第达传》第7、12、21、22页。
    ②参阅戈尔通斯基:《1640年蒙古—卫拉特法典》第24、26条等。
    ③《1648年蒙古—卫拉特法典》第93、25条。
    ④梁赞诺夫斯基:《蒙古习惯法之研究》第59、63、66、75页条文;帕拉斯:《蒙古民族历史资料集》,第315页。
    ⑤详见戈尔通斯基《蒙古—卫拉特法典》,第65页。
    ⑥同上。
    ⑦梁赞诺夫斯基:《蒙古习惯法研究》,第60、61、75、79页。
    ⑧《蒙古—卫拉特法典》第38、78条。
    ⑨梁赞诺夫斯基:《蒙古习惯法研究》,第73、79页。
    ①《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七四三,第1页。
    ②同上。
    ①《清圣祖实录》卷一五三,康熙三十年十月丙申条。
    ①《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二二,第30页上。
    ②《理藩院则例》卷一二。
    ③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署理四川陕西总督马尔泰折》,乾隆七年十二月七日(朱批)
    ④金志章:《口北三厅志》卷六,《考牧志》。
    ⑤同上。
    ①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月折档》,雍正十二年三月十九日富鹏奏折。
    ②椿园:《西域总志》卷三。
    ③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甘肃布政使蔡廷衡折,嘉庆十年二月四日。
    ①彭无瑞:《御制诗文十全集》卷一○,《蒙古田》。
    ②据《清圣祖实录》卷二四九,康熙五十一年三月壬寅条所载,仅1712年中,“山东民人往口外垦地者多至十万余”。
    ③张鹏一:《河套图志》卷四。
    ④清初规定,内蒙古札萨克旗蒙古族每15丁给地广1里纵20里;以资生计。
    ⑤清初漠南蒙古1旗规定,每个箭丁给地15晌;在王府当差的阿拉特亦由札萨克指给地15晌,为户口地,各个时期占地数有所变化。
    ⑥《热河志》卷九二,《物产》。
    ⑦同上书,《山田诗》。
    ①其中包括军粮地、入官地、官庄地、庄田、公主府地等等。
    ②如漠南东部地区的外仓地,伊克昭盟的牌子地(伙盘地)等,名义上都是旗有地。
    ①据《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五八,《户部·保甲》所载:乾隆八军(1743)规定,“设立牌头、甲总,令其稽查。即于种地民人内择其成实者,每保设牌头四名,总甲一名,如种地民人内有拖欠地租,并犯偷窃等,及来历不明之人,即报明治罪。如有徇隐,将该牌头等一并治罪”。
    ②清廷在北京御河西岸南部设有“里馆”,在安定门内外,设有“外馆”。
    ①《清朝政纪》卷八。
    ②傅恒:《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四七,《杂录一》。
    ③参阅奥勒托:《卫拉特文字》,载《蒙古学手册》第1编,第5卷,第2分册,第198页。
    ①关于此书编成年代,各说不一,有17世纪下半叶及17世纪末或18世纪初等看法。
    ①姚元云:《养吉斋丛录》卷一六。
    ②《清史稿·艺术一》卷五○二,第13880页。
    ①张穆:《蒙古游牧记》卷一四,《额鲁特蒙古新旧土尔扈特部总叙》。
    ②加班沙拉勒:《关于卫拉特人的故事》,第39页。
    ③详见《卡尔梅克诸汗简史》;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第164页。
    ④祁韵士:《西陲要略》卷四,《土尔扈特源流》。
    ①何秋涛:《朔方备乘》卷三八,《土尔扈特归附始末叙》。
    ②霍渥斯:《蒙古史》第1卷,第526页。
    ③巴特雷:《俄国·蒙古·中国》第2卷,第439页。
    ④祁韵士:《西陲要略》卷四,《土尔扈特源流》。
    ⑤图理琛:《异域录》。
    ⑥巴德雷:《俄国·蒙古·中国》第2卷,第125页。此时巴图尔已娶和鄂尔勒克之女为妻,西部关系有所改善。
    ⑦帕里莫天:《留居俄国境内时期的加尔梅克人史纲》,第17页。
    ①加恩著江载华译:《早期中俄关系史》,第63页。
    ②祁韵士:《西陲要略》卷四,《土尔扈特源流》。
    ③巴克曼:《土尔扈特族自俄返华记》,《东方文化》1955年第2卷,第94页。
    ④加恩著江载华译:《早期中俄关系史》,第145页。
    ⑤斯文赫定:《热河·皇帝城》,第37页。
    ①内达金:《西部蒙古族及满洲族》日译本上卷,第36页。
    ②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厄鲁特一》卷九。
    ①祁韵土:《皇朝藩部要略》,卷一○。
    ②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厄鲁特五》卷一三。
    ③图理琛:《异域录》卷二。
    ①何秋涛:《朔方备乘》卷三八,《土尔扈特归附始末》;卷七十一:《西域总志》卷六。
    ②霍渥斯:《蒙古史》第1卷,第574页。
    ①何秋涛:《朔方备乘》卷三八,《土尔扈特归附始末》。
    ②渥巴锡汗起义的时间,有不同说法。本书据诺伏列托夫著《卡尔梅克人》,第42—48页所载。
    ③乾隆:《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碑文。
    ④须佐嘉桔:《西蒙古部族考》,第93页。
    ⑤德昆西:《鞑靼人的反抗》,第38页。
    ①斯文赫定:《热河·呈帝城》,第53页。
    ②参阅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土尔扈特档》,中国社会科学民族研究所民族史研究室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满文部译编:《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第7—17页。
    ③《清高宗实录》卷八八六,乾隆三十六年六月戊寅、己卯;《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第19页。
    ④《满文土尔扈持档案译编》,第135—145页。
    ①满文土尔扈侍档案译编》,第164页。
    ②《清高宗实录》卷九一四,乾隆三十七年八月丙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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