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37号馆文选__本馆石达开文章总目和链接__事迹、考证、讨论、感评

录入：翼王坪 　　 　　一) 李元度其人 　　 　　李元度(一八二一——一八八七)，字次青，湖南平江人。四岁失父， “鲜有兄弟，赖母氏抚鞠教诲，得至于成人。”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以举人大挑二等官选黔阳县教谕。道光末咸丰初，曾“旅食京师，间从曾文正、邵位西、孙芝房、吴南屏、杨性农诸公游。” “诣君子相唱和，元度获窃闻绪论，心响往之，以未末修土相见礼为憾。”太平天国革命风暴兴起，李元度“仓卒南归”，决意从戎以卫封建道统。 　　 　　一八五三年一月，太平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挺进两湖，进克武昌，清朝地主阶级专政赖以存在的支柱八旗、绿营土崩瓦解。反革命头子奕泞急忙渝令各地举办团练，以挽救危局。当时，因母丧在籍的兵部侍郎曾囤藩被委任为帮办团练大臣，在湖南迅速地建立起了一支地主武装——湘军。咸丰三年癸丑冬，李元度“上书数千言官兵事”，深受曾国藩赏识，随即延之入募。从此，便正式开始了他在湘军中的反革命生涯。 　　 　　咸丰四年，李元度“以克复湘潭，功保知县，加内阁中书衔。从攻半壁山，夺田家镇贼巢，保同知，赏戴花翎。”次年正月，曾国藩苦心经营的湘军水师在都阳湖惨败逃到南昌后，妄图卷土重来，李元度奉命招募平江勇三千练成一军， 自南康渡波阳湖东岸，会攻湖口。从此，李元度所统平江营就成了湘军陆军中的三大台柱之一。 　　 　　但是，平江营和整个湘军并没有阻挡住太平军的节节胜利。李元度在湖口屯驻半年有余，始终未能拿下此城。一八五五年冬，翼王石达开率太平军突入江西，席卷赣中、赣西，至一八五六年春，整个江西除南安、赣州、饶州、广信四府和南昌等小块地盘外，其余八府五十余州县尽归太平天国版图。李元度不得不自湖口拔营移师饶州以“保全东路”。当时，湘军大将塔齐布、罗泽南相继毙命，周凤山也于一八五六年三月被石达开在樟树镇痛歼而只身逃回原籍。李元度因此崛起，成为当时太平军在江西的凶悍敌人。 　　 　　一八五六年四月之后，由于石达开奉命率师东援天京，江西战场兵力相对空虚，李元度乘机反扑，曾连陷进贤、东乡。以后近两年，他一直在江西与太平军周旋。尽管他自吹“丙辰春进攻抚州，三月至八月，五十六战皆捷”，但他随即连丢宜黄、崇仁， “老营失利”，以至降补知县。一直到咸丰七年春才“赏还花绷，给同知衔”。十月初，因力解贵(奚谷城)围，赏加知府衔。八年，援浙江解衡州围， “交军机处记名，按有江西道员缺出，请旨简放”。但是，李元度自己供认： “力保浙西一线嫡路，屡守城危，枪伤左颊几死。”曾国藩对此曾大加赞赏，认为他“以孤军支持东路，力保两城，有稗大局”，奏请嘉奖，授按察使衔，货赐色尔固楞巴图鲁号。咸丰十年闰三月，清廷命他赴浙江听从巡抚王有龄差委，旋授温处道。是时曾国藩正移师祁门，妄图一举夺取安庆，以便“将来即为克袁金陵之张本。 ”改调李元度任徽宁池太广道。八月率湘军三千抵徽州，接办皖南防务。其时正值侍王李世贤、辅王杨辅清率太平军西征南路之师进克宁国，斩提督周天受及其所部，李元度在绩溪连遭惨败，抵任不到十日，徽州旋为太平军攻占，他“频死得免” ，败走浙江开化，，悼悼然跑回湖南，募勇八千，组建“安越军”。十一年春，忠王李秀成领西征南路主力连克江西各城，威逼两湖，李元度先则应巡抚文格请“守浏阳保湘境”，继则乘李秀成回师东向进入江西，连陷通城、崇阳、义宁、新昌、上高、奉新、瑞州，赏还按察使，并加布政使衔。同年秋冬，李秀成分四路进攻浙江，李元度奉命率“安越军”抵玉山。次年春，与总兵李定太“力战保江衡”，遂先后授浙江盐运使兼署布政使，旋擢按察使。不久，遭到他姻亲恩师曾国藩再度奏劾，指责他“前不能守徽州”，后不能及时援浙江，并自称连克江西州、县， “有冒功情事”。李鸿章等爱其才，并念前功，“拯其危难，抚章请免戍绝域，”始得免归家。从此，“杜门不复与闻天下事。” 　　 　　同治五年，贵州东北部汉族、苗族人民在白莲教支派灯花教领导下的“号军”起义，席港思南、石阡、思州、遵义、铜仁五府。李元度又被“特诏起用，督师援黔”，屠杀号军， “剿抚九百一十寨”。因此复官，授云南按察使。他请求家归终养老母，得旨许开缺回籍。其间，先后撰著了《国朝先正事略》等书。 　　 　　光绪四年，湖南“会匪将犯长沙”，他又重操旧业，领团练予以镇压， “擒渠魁数十人，散党万余人”。后来，丁母忧，彭玉麟出任兵部尚书督办广东海防，他被延请“赞理营务”。光绪十一年，任贵州按察使，迁布政使，十三年 　　卒于官，终年六十七岁。 　　 　　李元度身历四朝，先后三次出山镇压农民起义，双手沾满了农民革命先烈的鲜血。他官至臬台，发迹则是从湘军开始的。湘军这支反革命地主武装，是以封建乡土血缘为纽带组织起来的。它的大小头目几乎都是曾国藩的同乡至亲、门生故旧，出身于士绅之家。绝大多数是在科场上失意没有多少“功名”而又一心追求富贵的恶棍，连湘军大将罗泽南也不过生员出身。李元度略有不同。他从小受母教而熟读“圣贤书”， “颇尝有志于古文”，中过举人，入湘军前曾官黔阳县教谕。较之罗泽南之流，他颇具“儒将之风”，甚至 　　以所谓“不妄杀戮”而誉之为“循吏”。《清史列传》称：“元度在军几二十年，未尝妄杀人。凡缚贼必亲鞠解释者，十常七、八”。自然，这是对这个刽子手的无耻粉饰。但是，李元度比起湘军那些一勇匹夫的同僚们说来，确实要狡猾高明得多。如果说罗泽南、李续宾、王鑫这些湘军头目在镇压太平军方面格外显得穷凶极恶而以“悍战”著称的话，那么，李元度则善于伪装“仁义”而以玩弄招抚的卑劣伎俩出名。同治年间剿杀号军更是为此。 　　 　　(二) 李元度对石达开的招降 　　 　　 　　一八五七年底至一八五八年初，石达开转战赣东，军事上遇到严重困难。清方认为，石达开到了“穷蹙思降’’的时候。于是，外假“仁义”而内怀狡诈的湘军平江营头目李元度便对石达开展开诱降活动。《招石逆降书四千言》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炮制出笼的。 　　 　　李元度是石达开多年的老对手。他自认为石达开出身“富户”，知书达礼。而今又被洪氏排挤，兵困赣东，满可以说降。但是他也觉得要获成功并非容易。三言两语是说降不了这位“贼酋中最称狡桀”者。所以，他在诱降书中不得不用大量篇幅向石达开讲“理”论“势”，劝他“识时务”。其书劈头就说：“盖闻神器不可以妄假，大业不可以力争。昧顺逆者受夷诛，识时务者为俊杰。自洪秀全、杨秀清、肖朝贵、冯云山、韦昌辉与足下等称乱以来，计已八九年矣，荣毒生灵不下数百万矣。顺逆之理姑置勿论，足下亦将成败得失、祸福存亡之故猛然省悟，通筹而熟计之乎？足下现在已成骑虎之势，虽有悔悟之心，无由自达，是乃足下之苦衷也。然有绝好机会，可以转祸为福，不特救生灵、保九族，并可名垂竹帛：成足下之奇功。”接着，他一一详陈石达开参加大平天图革命必然“自取败灭”和所谓清朝“超越前古，万万无可抗逆”的道理。他断言石达开和太平天国“其所以自取败灭之由”，一共列了八大条，纯属诽谤，充分表现出一个顽固坚持地主阶级反动立场、仇恨农民革命的封建卫道士的可耻面目。他胡说中国历史上黄巢、刘福通、李自成、张献忠等辈虽“皆值主昏国乱，天命已去，人心已离，乃敢乘机起事，然且不旋踵而尽底灭亡，其故何也?天道好生恶杀，凡为戎首者，理必先亡也。”而现在石达开们则“倡乱端于圣明之世”， “平白发乱，妄起杀机”，其败更速。他对太平天国领袖们为发动起义而创立的农民革命理论和拜上帝教，改革历法，捣毁庙宇神像、批判孔孟之道的革命行动极尽污蔑之能事，说太平军“今欲以邪教压孔孟而夺其席，此乃古今未有之奇变”。 “于神则见像必毁，凶狠若狂。凡先师之木主，关帝、岳王之遗像，皆一例残灭。无识者反以神无报应，疑足下等之有所自来，不知天正欲厚其毒而降之罚耳。群孽之赏盈末报，鬼神亦有蒙垢之时”。 　　 　　他大论太平天国和清朝双方斗争形势，向石达开晓以利害。造谣说太平军是得不到人民支持的一群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所不为的盗贼。现在所踞之地， “在江南惟江宁一城，在安徽惟安庆一城，在江西惟吉安、抚、建三城。城以外皆非所有，此犹九牛之亡一毛耳。”而清军“精锐较前百倍” “湖南义勇，援江、授鄂隶曾部堂麾下，水陆数十万人，身经百仗，饷足，固战，饷不足亦战”。他“所部之平江背九载以来杀敌不下二万”， “各路官军又复蒸蒸日 　　盛”，已将太平天国层层包围， “如鸟在笼中，插翅不能飞出”。他劝石达开要通时变，清朝可谓“宏福济天”， “超越万古”，绝对不能造反。 “以如是之深仁厚泽而欲以悖理失势违时之举，执金鼓以抗天威，是自取灭亡。” 　　 　　李元度极力钻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讧的空子，进行挑拨离间，对石达开的不幸遭遇假惶惶地表示同情，甚至说“现在韦、杨尽戮，惟足下独存，或不在劫数之内”。他大献殷情，居心巨测地说石达开“性慈不好屠戮，本年十月内犹放老稚二千余人，即此一端，亦可转祸为福。”他阴险地提出， “刻下瑞、临已复，九江、吉安不帝筌鱼阱兽。足下能将抚、建二城纳土归诚，凡城裹胁之众概令削发而缴军器，隶江西者立即遗散，隶上下江及两湖、两广者分途资送回籍，传知吉安及早投诚，免尽遭戮，仆当通票钦差及督抚各宪立即奏闻，加足下二三品之官，麾下得力之将士，亦从优升赏。”他还要求石达开以叛徒张家祥(即张国梁)为榜样，如果“解散江西党与后，留劲卒三千，驰赴江南共擒洪说什么“倘有假意，雷顿天诛!仆生平以忠信待人，断不为欺诈之事。”他声明并非“代作说客”，只是“念天心厌乱，劫运将消，不忍生灵涂炭，又闻足下有可为善之资，而恰值千载一时之念，是以推诚相告。”信之末尾，还引用“苦口是良药”谚言，希望石达开“察裁之，即赐回音为 　　幸”。 　　 　　李元度这封信，洋洋洒洒四、五千言。他引经据典，纵谈古今，大论时势，晓以利害，悬以高官，优以厚禄， “不惜苦口抉摘根由”，盼石达开翻然悔悟，投诚归顺，其用心可谓良苦矣。他妄想凭其舞文弄墨的奇特本领，说服石达开投降，一举瓦解石达开率领的太平军，从而得到清军在战场上所捞不到的东西。可是，对于李元度这番苦心孤诣的劝降努力，石达开根本不予理会。李元度不甘心，反复纠缠，石达开最后“以大幅纸书一‘难’字复之”予以拒绝(《金陵兵事汇略》)。李元度的如意算盘完全落了空。 　　 　　可见， 《招石逆降书四千言》并不是李元度的得意之作，并不是他追随曾国藩剿杀太平天国革命的成功纪录。如果说这份诱降书在一百多年前不曾对石达开发生作用而毫无价值，那么它留传至今，倒可以作为一份值得珍惜的反面教材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当我们读到这封诱降书时，回想当年石达开的处境，却终不为李元度所打动，仍然坚持反清的革命立场，这对于研究石达开本人出走天京之后远征活动是很有价值的。其次，这封信虽然对太平军进行了恶毒诽献者有之，迎附者有之，愿响导者又有之。”这段话对于我们研究太平天国革命得到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而蓬勃发展，可谓不失为极珍贵的资料。它出自一个湘军头目之口，更具特殊意义。第三，信中关于时势之论述，对于研究当时太平天国敌我双方斗争形势，也具有一定价值。因此，李元度的诱降书无论是研究石达开本人，还是整个太平天国革命，都是一份颇具史料价值的文献。 　　 　　(三) 招降书之真伪考 　　 　　本来，李元度这封诱降书在李圭的《金陵兵事汇略》一书中作过记载。可是，李圭转载其全文后又说： “《瀛寰琐记》载李少珊为曾统帅招降伪天王书与此正同，第语句稍省改易，以洪、石两逆事固不同也，用存疑以候考。”李圭交代， 《汇略》一书是以杜文澜《平定粤匪纪略》为“底本，兼及王氏之《曾文正大事记》，钱氏之《吴中平寇记》，奏氏之《平浙纪略》，王氏之《瓮牖余谈》诸书，其当日所耳闻目见，胺炙故乡入口者，亦参列一二。”李圭所采上述诸书，均不见记有李元度诱降石达开书内容。既然李全自己尚不能肯定其书究竟是李元度写给石达开的，还是给洪秀全的，加之书中也有一些误讹，某些内容又互相抵牾，那么，人们自然不敢轻信，甚至怀疑其真伪。所以，长期以来，不为人们所注意。 　　 　　前几年，笔者翻阅《申报馆丛书》，找到邓文滨著《醒睡录初集》。该书卷四《人事类》第一篇为太平天国史料《独秀峰题壁三十首》，第二篇即为李元度诱降石达开书。题为《招石逆降书四千言》，其文开头称： “统领平江水陆全师李元度谨寓书于石君达开足下”。全文与李圭《汇略》所载基本相同，但文字语句多有出入，内容更丰富一些。 　　 　　邓文滨系湖北黄梅县人，字沼卿，别号南阳布衣。他本为“邑知名士，才宿构困诸生累年”。太平天国革命方兴末艾，他“郁郁适燕赵”，赴京会试，结果“战闱不捷，遂绝意进取，留心著作，以维风教而翼纲常芳耳。”《醒睡录初集》便是他纂辑的主要著作。该书内容庞杂，邓文滨称“上白天时之消息，中至世远之乘除，下速人物之妍媸，旁及鬼神之情状，凡有关风俗人心足以砭愚订顽者，据事直书，间亦参以管见，若已载入前资杂集者，概不夏收，恐见不鲜反增其睡。”全书共五卷，十余万字。它成书于同治七年，同治末光绪初，已在姻亲故旧中流传。光绪年间， “申报馆仿聚珍版式重印”，作为申报馆丛书之一种。邓文滨在《醒睡录初集》的《例言》中声明， “是录固多见闻，确凿如通谕、奏稿、书檄，见自都门邸报，及碑碣、记序、诗歌、联语诸类，可以觉世牖者，长篇巨制稍为节减，亦足豁人心日。”可见， 《招石逆降书四千言》是属于确凿有据的书檄，并非邓文滨杜撰伪造。只是这个题目为邓文滨所加。李圭的《金陵兵事汇略》成书于光绪十二年丙戍冬，比《醒睡录初策》晚一二十年才刊行予世。现在，我们找到邓文滨的《醒睡录初集》，李元度给石达开诱降书的真伪问题可以得到解决。从它的整个内容看，根本不是给洪秀全的诱降信，《瀛寰琐记》把它个别语句稍作改动，说成“李少珊为曾统帅招降伪天王书”是不可靠的。《琐记》载“招降天王书”，即李元度诱降石达开书。李圭对《琐记》之说存疑，不敢肯定是李元度致石达开诱降书，可见他既未见到邓文滨的《醒定是李元度致石达开诱降书，可见他既未见到邓文滨的《醒睡录初集》本，也末对他所见的书信内容作认真考查。 　　 　　比较邓、李两氏所载李元度诱降石达开书两种本子，前者来源清楚，收录时间尚早，当最接近原信本来面目。其次，邓氏所收是书，其使用称谓、语句，均符合当时李元度的身份、立场和他撰写论说文、书檄的风格。信中所述诸事件，与历史完全吻合。李本误讹疑窦不少，缺漏更多。例如，邓本云： “孔孟之道与天地无终极，今欲以邪教压孔孟而夺其席，此乃古今未有之奇变。既为天理所不容，即为人心所不服，以此愚天下而新耳目，此与黄巾贼所云：‘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何异?独不思黄巾贼作何结局乎?其谬七也。”李本作“……今欲耶苏之教历孔孟而卷其席，”并漏掉“此与黄巾贼所云……”等重要文字。邓本记“以势论天下”时云： “足下等所踞者，在江南惟江宁一城，在安徽惟安庆一城，在江西惟吉安、抚、建三城，城以外皆非所有，此犹九牛之亡一毛耳。”李本最后一句却作“此皆九年之首尾”，接下漏掉“克庐州及巢湖，而安庆之贼困；克武汉、薪、黄及湖口，而九江之贼困”一大段。李本记石达开投降条件，云“解散江西党与后，留劲卒三千，驰赴江南共擒洪逆。”李本漏“留劲卒三千”。原信最后有很长一段文字，李本全部漏掉： “如欲仍回江、皖，则战船已扼河干，辎重岂能飞渡？且九江、湖口之师可乘胜而下，镇江、金陵之师可乘胜而上，徽、宁各有重兵，江南久非所有，饥荒遍地，野无可掠，此尤必穷之下策也。” “仆带兵五载，备历艰难，前此气焰大张之际，尚毅然不为少动，此际敌势方穷，何反代作说客？诚念天心厌乱，劫运将消，不忍生灵之涂炭。”如此等等，不一一列举。 　　 　　(四) 招降背景的考证 　　 　　邓文滨和李圭所载李元度诱降石达开书都没有落款日期。此信究竟写于何时? 　　 　　《招石逆降书四千言》云： “足下等窃发之由，或因前次洋人构衅时，中国有给洋钱事，遂疑官军不振，相率为乱。……去年在粤东滋事，已尽杀而病惩之，且烧洋行十三家。”前段指道光二十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后段指咸丰六年九月英国制造“亚罗”号事件，乘机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广州人民和各阶层爱国人士奋起反抗，严惩侵略军。李元度称这一事件发生于“去年”，可见诱降书写于咸丰七年。由于信中叙述到“本年十月内犹放出老稚二千众人”，我们又可以断定此信作于咸丰七年十月之后。信中还说：“刻下瑞、临已复，临江、吉安不帝筌鱼阱兽。足下能将抚、建二城纳土归诚，”等等。表明李元度写信时，江西瑞州、临江已被清军攻陷，九江、吉安已陷重围，但抚州、建昌尚在太平军手中。查《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和地方志，瑞州陷于咸丰七年七月十日，临江失于同年十二月初八日，九江、抚州、建昌、吉安分别沦于八年四月初七日、四月二十、二十四日、八月十五日。由此可见，诱降书的具体写作时间，当在咸丰七年十二月初八日临江失陷之后，咸丰七年底之前，即一八五八年—月下旬至二月上旬之间。 　　 　　是时，正值石达开抢渡赣江不成，吉水失利而北折回到抚州之际。他退回抚州，处境相当困难，下一步行动正在考虑，突袭浙江的计划尚未见诸实施。李元度认为，这是石达开“穷蹙思降”，易于受抚的难逢之机了。于是写下了这封信。难怪信中提到湘军“援江、援鄂”，不曾提及援浙之事。石达开接信后，并来及时回复。他拒绝诱降的复信，当在一八五八年二月亲自统率大军离开抚州的前夕。 　　 　　需要说明的是， “本年十月内犹放出老稚二千”，李圭《汇略》本作“去年十月”。这是错误的。既然信中已明确说到英国制造“亚罗”号事件、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为“去年在粤东滋事”，那么这个“去年十月”就成了咸丰六年十月。可是，这时正是石达开举兵靖难的时候，阴历九月下旬，他从韦昌辉虎口逃脱去安徽，十月上旬尚在安庆、桐城一带，随即从洪山调兵组成靖难之师声讨韦氏，中旬下救宁围，二十日前后返回天京。根本无所谓“十月内犹放出老稚二千人”。李元度所谈此举，系咸丰七年十月石达开由安徽 　　远征江西抵达抚州之事。 　　 　　诱降书曾说，洪、杨“称乱以来，计已八九年矣”，并未肯定已经九年。书还云“足下离家乡已经七载”，这均同我们考订该信写作于咸丰七年底相吻合。可是， 《汇略》本将“七载”作“多年”，并在“足下等倡乱端于圣明之世”前，加上一个确定数词“九载”。加之诱降书又说到“已破邵武矣，不能乘势收闽、浙之要郡，而为团勇之数十万所歼。”这就给人一个错觉，似乎李元度这封信写于咸丰八年七月石达开远征福建邵武之后。其实，信中所讲“已破邵武”，并不是指石达开重克邵武事，而是咸丰七年三月六日杨辅清率太平军攻占邵武之举。不久，杨辅清部即被清军和地方团练击败，闰五月初，七日丁亥退出府城，九日己丑，署福建泉司赵印川等遂入城内。是时，石达开还在安庆，未入江西。如果说诱降书写于咸丰八年七月之后，九江、抚州、建昌均被清军攻陷，李元度还要石达开以献出抚、建二城作为投降条件，岂非咄咄怪事! 　　 　　《汇略》本将“本年十月”作“去年十月”，也许是李圭转抄所误，但不排除他把信中讲“已破邵武矣”，误认为石达开事，故将“本年”妄加改动作“去年”。 　　 　　郭廷以在他撰著的《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一书中有关一八五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咸丰六年十月二十日)条下记载：“清廷闻韦正、石达开失和，达开出走，命曾国藩预筹招抚处置达开之法(十二、十四日)国藩致书达开招降，或在此时。李元度亦有书致达开劝降。”关于清廷命令曾国藩着手招降石达开和一八五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咸丰六年十一月十七日)曾国藩复奏清廷如何招抚之策问题，本文第二节已经叙及。这和李元度咸丰七年招降石达开是两件发生在不同时间、地点的事情。郭廷以把二者混为一谈，显然是错误的。 　　 　　邓文滨《醒睡录初集》所载《招石逆降书四千言》，比之李圭《金陵兵事汇略》所记诱降书准确可靠。邓本为我们正确考订李元度这封信的写作时间提供了最可靠的依据。由于李圭转录了诱降书全文后又疑怀既可能是致石达开书，也可能是致洪秀全书，加之《汇略》本内容多有误讹，疑窦横生，使得人们对李元度诱降石达开书的真伪发生怀疑。今天，我们找到邓文滨《醒睡录》本，李圭在光绪年间就悬而未断的问题可以解决。邓文滨《醒睡录初集》记载的《招石逆降书四千言》，多年埋没，少有所知。毫无疑问，它是研究石达开和太平天国革命斗争的一份珍贵资料。现在，我将它从该书中全文抄出，分段加以标点，作为本篇附录，转载于此，供研究太平天国史的同志参考。 　　 　　附：招石逆降书四千言 (李元度) 　　 　　录入：翼王坪 　　 　　统领平江水陆全师李元度谨寓书于石君达开足下：盖神器不可以妄假，大业不可以力争。昧顺逆者夷诛，识时务者为杰俊。自洪秀全、杨秀清、肖朝贵、冯云山、韦昌辉与足下等称乱以来，计已八九年矣，荼毒生灵不下数百万矣。顺逆之理姑量勿论，足下亦将成败得失，祸福存亡之故猛然省悟，通筹而熟计之乎？足下现在已成骑虎之势，虽有悔悟之心，无自由达，是乃足下之苦衷也。然有绝好机会可以转祸为福，不特救生灵，保九族，并可名垂竹帛，成足下之奇功。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足下其亦知之否乎？今且不遽以空言劝足下，而先将其所以自取败灭之由，与我圣朝超越前古，万万无可抗逆之处，一一陈之。如足下祖宗有灵，则愿敬听鄙言毋忽。 　　 　　从来草窃倡乱，如汉末之黄巾，唐末之黄巢，元末之刘福通、徐寿辉、张士诚、陈友谅，明末之李自成、张献忠辈，皆知主昏国乱，天命已去，人心已离，乃敢乘机起事。然且不旋踵而尽底灭亡，其故何在？天道好生恶杀，凡为戎首者，理必先亡也。至若重熙累沿之世，朝无失政，民不离心，从未有平白发乱，妄起杀机，如足下等者。以足下诸人之气焰，于黄巢(《汇略》本作陈)、张、李，百不逮一，又况洪、杨、肖、韦之现报已在目前，足下尚昂然得意乎？其谬一也；自古以布衣得天下者，惟汉高祖、明太祖。后世之乱贼，皆欲妄拟，不知彼值秦远运终之后，为天下真主，而又有陈、项、张、刘之辈先为之驱除，且五六载即成帝业。足下等倡乱端于圣明之世，身为祸首，而听踞之郡县日败日蹙，党羽歼灭过半，足下岂犹在梦中耶？其谬二也；足下等所张伪示，多以夷夏之界为辞。无论舜生东夷，文王生西夷，古有明训。且足下等奉者，乃西洋之天主教，不自相矛盾乎？其谬三也；西洋风俗以女为主，生男反以嫁人。本国皆杂种，无一姓有真骨脉者。足下甘从其数，是相率而为杂种也。且天主教有兄弟而无父子君臣，以妻为妹，以母为妹，灭绝伦常，真无人理。中国能行此道乎？其谬四也；足下等窃发之由，或因前次洋人构衅时，中国有给洋钱之事，遂疑官军不振，相率为乱。岂知洋人志在贸易，原无窥窃之心，故朝廷姑以大度容之。迨后来进粤城，则已严拒之矣。去年在粤东滋事，已尽杀而痛惩之。且烧洋行十三家，勒赔关税三百万矣。真洋人尚不敢猖狂，而谓窃其绪余者，独能成大事乎？其谬五也；治历明时，闰余成岁，自羲皇舜帝，载在尚书。月望则圆，月晦则缺，昭然共见。足下等欲妄更之朔望，弦晦一概颠倒，是谓逆天。至于改支干如丑好、卯荣、亥开等字，与所谓“天父下凡”及“六日造成山河”等语，皆丑怪荒诞，令人呕吐。其谬六也；孔孟之道，与天无终极，今欲以邪教压孔孟而夺其席，此乃古今未有之奇变。既为天理所不容，即为人心所不服，以此愚天下而新耳目，此与黄巾贼所云：“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何异？独不思黄巾贼作何结局乎？其谬七也；《礼》曰：“天子祭天地，诸侯以下皆不得偕。”且祀典正神，尤为圣帝明王所首重。足下等称天以灭诸神，于天则每食必祭，亵越殊深；于神则见像必毁，凶猥若狂。凡先师木主，关帝、岳王之遗像，皆一例残灭。无识者反以神无报应，疑足下等之有所自来，不知天正欲厚其毒于降之罚耳。群孽之贯盈未极，鬼神亦有蒙垢之时。待其气衰而歼之，将见报愈远，而祸愈毒。足下等平日(自？)倡乱，杀生灵数百万，残神像数百千，既伏天诛，足下尚得高枕而无忧乎？其谬八也。 　　 　　凡此皆彰明较著者，然既以理言之，请再以势论之。天下十八省，合奉天为十九省，而蒙古之四十八部皆隶本朝版图。足下等所踞者，在江南惟江宁一城，在安徽惟安庆一城，在江西惟吉安、抚、建三城，城以外皆非所有，此犹九牛之亡一毛耳。伪示中动称万国来朝，岂不可愧？此广狭之万不能敌也。自官军克扬州、镇江及广州，而金陵之贼困；克庐州及巢湖，而安庆之贼困；克武汉、蕲、黄及湖口，而九江之贼困；克袁州及瑞州，而吉安之贼困。现在金陵、安庆、九江、吉安皆合长围，粮尽援绝，如鸟在笼中，插翅不能飞出。足下等所恃者，不过踞城坚守耳。我军以长围困之，粮草纵多，围至一年半载，势所必尽。请观武汉、镇江、瑞、庐守城之贼皆痛歼殆尽，人肯为足下等死守乎？此强弱之万不能抗也。足下等犯北之众，渡黄河者十万有奇，竟至只船不返。且起事以来，踞武汉而不能取荆、襄，踞扬州而不能得淮、徐，踞岳州而不敢图巴蜀，踞常、澧而不敢窥黔、滇。已破湘潭矣，不能溯流以通两广之老巢，而为塔军门之千二百人所败。已破邵武矣，不能乘势以收闽、浙之要郡，而为团勇之数十万所歼。此事机之多梗也。自得金陵后，即志得意满，骄奢贪淫，又加以猜嫌忌刻，杨逆谋杀洪逆，反为韦逆所杀，诛其全家。足下欲为杨报仇而歼韦逆，洪逆复深忌之，全家被戳，身几不免。祸起萧墙，自相鱼肉。此种奇变，足下自思，当亦寒心。然非足下所得自主也。恶贯既盈，天欲假手以正其罪也。足下等如此猜忌，其党羽肯信从乎？现在胁从之众，愁苦不堪，思逃者十有八九，独足下梦梦耳？此本根之先拔也。足下起事之初，假仁义愚天下，禁掳掠、禁杀戮、禁奸淫，人也亦颇为所愚。故所过都郡，自献者有之，迎附者有之，愿向导者又有之。此不过掩耳盗铃之术，其势必不能行也。不掳掠，则衣无从得，食无从得，一切皆无从得。天下有甘受饥寒之贼乎？裹胁者皆无赖之辈，能保其不奸淫乎？既掳掠，复奸淫，有不杀戮者乎？足下知其如此，偶取一二尤甚者斩之以愚黎首，而仍阴听其所为。百姓已皆看破而深恨之亦。从前百姓畏贼，十万人可以横行乡里。间今则人人怨愤，处处团练，一县可得十万人，步步皆荆棘矣。足下亦人，也非三头六足可以吓人也。今百姓既看破足下之伎俩，而又屡遭荼毒，财务被汝劫，房屋被汝烧，妻女被汝淫，童稚被汝掳，其充乡官多未经战阵，是以当之辄靡，足下等遂肆然天下无人。今则历练儿及十年，官军之精锐较前百倍矣。我湖南兵尤称义勇，援江援鄂曾部堂麾下，水陆数十万人，身经百仗，饷足固战，此乃国家之气运所为，非可勉强而得者。即如仆所部之平江营，五载以来杀敌不下二万矣，足下当深忌之。足下在广西时精锐积于一起，故尚得手。今则散为数十起，势分则力薄，日久则气衰，后来者远不如前者。又见死伤过多，如曾天养、罗大纲等，先后就戮，莫不灰心丧气，各路官军又复蒸蒸日盛，窥破伎俩，屡战不疲，是今日之军情与前大不相同也。以理若彼，以势若此，足下试平心察之，可有一语之不确否？ 　　 　　凡举大事，在识时变。使足下等举事于汉、唐、元、明之末造，不仁之行尚未必可得天下。今我圣朝全盛之时，忽发之难，则万万非其时矣。且足下亦知我圣朝之所以超越万古者，固大有在乎！自古得天下者，三代以下汉，明为正。然或为亭长，或为寺僧，于前代犹有君臣之义。惟我朝龙兴东土，与前明为敌国。迨明运告终，中原无主，吴三桂敦请入关定鼎，葬明帝以殊礼，今臣民服丧如考妣，死难之臣褒忠表节，自唐虞以来未有若此之盛者也。得统之正，此其一；圣祖仁皇帝御极六十(一)年。高宗纯皇帝御极六十年，禅位之后又三年而非遐，享年之永，各以一朝驾梁，唐，晋，汉，周五代而犹复过之，自殷中宗以后无能比者。国祚之长，此其一；本朝之疆域，中国即大一统，又合以东省及内外蒙古，西藏，新疆诸部，纵横五万里。黔，滇，楚，粤，川，陕，改土归流之郡县以百余计。外如琉球，朝鲜，高丽，安南，交趾诸国，莫不奉正朔，献贲书，遣子入侍，为开辟后所未有。幅员之广，此其一；我朝以神武定天下，入关后张，李滔天，逆焰如爝火之见太阳。康熙初三藩之变，天下几失大半。圣祖年未弱冠，次第削平。此后，如平准噶尔，平青海，大小金川，平黔，滇，平台湾，平西藏，平回疆，平川，楚教匪，平苗部，凡天戈所指，皆不劳而定。武功之盛，此其一；自古宦官女谒，至汉，唐，明而极，汉之常侍，唐之门生天子，明之九千岁，以及吕，武诸后，皆遗恨千古，此外不可胜举。我朝宫范肃穆，内官不过六品，如斜封，墨敕及廷杖诸弊政，均一扫而空之。家法之善，此其一；前代人主多耽安逸。如明神宗至二十余年不见大臣。我朝列圣相承，无日不召见臣工，文官知县以下，武官守备以下，一一过目。辇毂之下，纤悉必闻；万里而遥，威严咫尺，所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也。政治之隆，此其一；国脉之存亡，视人心之向背，皆不可强为。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皆免天下全租者七次，分别蠲免不可胜数。今皇上不动声色，芟夷大难，用兵八载，田不加赋，户不抽丁，恩泽之及人，最深且久。以故贼踞城池，城以外即非贼有，贼去之后，立即反正，被扰之邑，依旧完粮。贼虽妄恣屠戮以威之，不能禁也。人心之固，此其一；以如是之深仁厚泽而欲以悖理失势违时之举，执金鼓以抗天威，是自取灭亡，至死不悟也，岂不哀哉！ 　　 　　虽然足下既已成骑虎之势，则亦有不能中止之苦。闻足下系桂林富户，为杨，洪所逼胁出于不得已。又性慈不好屠戮，本年十月内犹放出老稚二千余人，即此一端，亦可转祸为福。现在韦，杨浸戮，惟足下独存，或不在劫数之内。仆是以不借苦口抉摘根由，愿足下急急回头。如果以鄙言为然，即气迅复一信。刻下瑞，临已复，九江，吉安不啻筌鱼陷兽。足下能将抚，建二城纳上归诚，凡城裹挟之众概令薙发而缴军器，隶江西者立即遣散，隶上下江及两湖，两广者分途资送回籍，传知吉安及早投诚，免尽遭戮，仆当通禀钦差及诸抚各宪立即奏闻，加足下二三品之官，麾下得力将士，亦从优升赏。倘有假意，雷殛天诛！仆生平以忠信待人，断不为欺诈之事。且足下独不闻江南副帅即昔日之张家祥乎？彼在广西投诚，今已官至一品，名满天下矣。又不闻福建之世袭澄海公黄梧，世袭靖海侯施琅，皆海寇郑成功之部将乎？彼当郑氏将亡之时，归顺反正，公候茅土，至二百余年，孰得孰失，何去何从，在足下自择耳。足下既与洪逆为仇，此日金陵合围，不日可破。若足下于解散江西党与后，留劲卒三千，驰赴江南共擒烘逆，上报圣朝，下抒夙愤，封侯在指顾耳。倘仍徘徊歧路，眷恋穷城，则抚，建非可割据之区，江，皖更无立足之城，将回窜粤西而赣宁不能越，湖南更有精兵，团练则处处同仇，羽翼则纷纷剪除，彼时麾下之士必有谋献足下之首以取功名者。兴言及此，足下离家乡已经七载，自相残杀，一事无成，若待穷蹙之时而始有归顺之一，一失势之匹夫而已。广东兵威正盛，广西及湖南援兵数万，已克平，柳，恩，浔各府，前有劲敌，后有追兵，吾见足下之束手就擒也殊甚易易。如欲仍回江皖，则战船已扼河干，辎重岂能飞渡？且九江湖口之师可乘胜而下，镇江金陵之师可乘胜而上，徽宁各有重兵，江南久非所有，饥荒遍地，野无可掠，此尤必穷之下策也，岂待仆之赘陈耶？昔日项羽以拔山盖世之英雄，经汉兵围在垓下，尚有乌江之刎，此无地，失势故也。仆为设身处地反复思维，进退皆无善策，惟有归顺投诚一着立地见效，不惟保全宗族，并可建立奇功。足下其果猛然省悟焉否？仆带兵五载，备历艰难，前此气焰大张之际，尚毅然不为少动，词此际敌势方穷，何反代作说客？诚念天心厌乱，劫运将消，不忍生灵涂炭，又闻足下有可为善之资，面恰值千载一时之会，是以推诚相告。谚曰：苦口是良药。惟足下查裁之，即赐回音为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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