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回忆老党员胡伦 　　我父亲胡伦是建党初期的老共产党员，1919年与邓小平一起赴法勤工俭学，结识了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等老一代革命家，在那里他找到了中国革命的真理，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不论战争年代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始终不忘初心，不忘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不论斗争环境如何残酷，自身处境如何艰难，他始终绝对忠于中国共产党。在我脑海中，他是一个彻底把共产主义理念刻在头脑中，完完全全按照理想去践行的一个共产党人，他是我慈祥的父亲，也是我一生中的楷模。 　　由于他长期战斗在艰苦条件下，按他的话说，叫做九死一生，颠簸严峻的处境，迫使他很晚结婚，我出生的时候，他已经52岁了，年龄差距使我不容易从他口中听到他过去的阅历，只是日积月累地感觉着他对我的培养。孩童时，每当暑假与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多，我总缠着他要听战斗故事，故事讲到最后总是说的身边战友，很少提及自己。再以后文革期间，那时期他身处“牛棚”接受改造，全国各地造反派组织来人找他写揭发材料，涉及的都是中央和地方重要领导。作为一个与很多重要领导有过共同工作经历的老共产党员，他知道自己的责任是什么，迎合造反派歪曲历史写揭发材料，不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品格，如实写出当时的真实情况，造反派不会满意，自己免不了皮肉受苦。于是，他又操起了敌后对敌斗争的策略，佯称自己眼睛已看不见了，戴上一千度的眼镜再加两个放大镜也只能隐约看清报纸头版大标题，这一招骗过了造反派，也瞒过了家人。直到林彪事件后，邓小平复出，他眼睛才又能看清了，此时家人才恍然大悟，佩服他的机智勇敢。那时我们党处在非常时期，政权掌握在野心家手中，很多党的领导都被靠边、打倒，这样的情况下，我更没机会听他说以往的事了。长期的“牛棚”生活折磨得他腰腿骨折只能躺着或坐着，身体比以前更差。四人帮倒台后，我辨别是非的思维已经成熟，希望能听听他讲过去的往事，讲党的历史，也希望最后的日子在他身边陪陪他，我争取到从部队复原回到他身边。 　　由于四人帮刚倒台，一切还没彻底拨乱反正，我打开收音机让他听新闻广播，同时对他说，四人帮倒了！他只嗯了一声。我接着又说，你该把那些往事给我聊聊了，他一声没啃，陷入深深地沉默之中，从此，我再没听到过他叙说往事。也许，他的斗争经验告诉他，事情的结束远没我想的那么简单，也许，他的身体状况真的糟透了，我从部队回来不久，他便永远离开了我们，很多历史事件真相就这样被他带走了。这次与他对话的一年前，我的一个战友回家探亲，去家里代我看望他，战友问他有什么东西要带给我。他只说了一句话，年轻人，自己的路自己走好。战友带回来这句话，对我说，他自己很受启发，也是对自己的鼓舞和激励。是啊，在他眼中，我已经是个成年人，应该有自己独立思考和行动的能力了。以后，这句鞭策过我的话，我也一字不改的传给了我的儿子。如今，我更愿意相信，他的闭口不谈，是不想过多的表现自己，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下，他的责任感至始至终都很强烈，只是不愿多谈自己的过往功劳，正如我小时候从他那儿听的战斗故事，英雄人物都是身边的战友。 　　还好，在他的遗物中，有一本他亲笔写的简历，估计是延安整风时期填写某个表格的草稿，时间终止在1942年延安整风，后面的简历戛然而止。记得小时候还看过好像是后续，记的是写抗战胜利后在东北的简历，那时少不更事，喜欢打仗故事，所以只记得他当时担任军区参谋长带队剿匪，可惜如今再也找不到我记忆中的那个本子了。读完他的简历，才让我间接了解了他的前半生。保存下来的简历虽然是按时间顺序写的工作经历，从中不难看出他从寻求中国革命真理到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的人生历程。他年轻时目睹了推翻封建王朝的辛亥革命，从小学老师身上接受了革命思潮影响。然而，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并没有解救苦难的中国，他和很多进步青年一样，赴欧洲寻求解救中国的革命真理，并最终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在我的记忆中，父母的卧室里有一壁书柜，里面全是诸如马克思全集，恩格斯全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联共（布）党史等等书籍。除了上世纪20年代他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系统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如今临睡前阅读这些经典著作，可见他还在不断地加深理论学习。刚解放时期，他在一家大型军工厂任党委书记军代表兼厂长，遗物中我找到很多写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本，长长的数字和一些简短的工作纪要，都是那时生产的军工产品，半成品，原材料等等数据资料，枯燥的数字看得我非常乏味，却表现出他调查研究的深入细致，可见他对工作是多么认真。后来他调重工业党委，常下基层检查工作。我岳父那时也是一家军工企业厂长书记，给我讲到他的故事。他到厂里听情况汇报，认真听后，总要在随身带的小本上认认真真记录，汇报完了派车送他却不见人影，找到他时，还在车间具体深入了解。那时认为他大事小事不厌其烦，事后想起来是他对待工作的认真态度。简历里还记到，他在日本人的监狱里，失去了党的联系，他串联狱中的党员成立党小组开展工作，发展进步青年，宣传抗日救国。可见他在如此危险的场合，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忠贞，不顾自身安危，自觉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方针。简历里那些坚守信仰，忠于党的事迹比比皆是，我就不说太多，广安政协委员邱秋老师根据这本简历写过一本书——《不朽的忠诚》，记录了他那些年的人生经历。 　　若干年来，很多听说我父亲经历的人都劝说我写一本书，把他那些传奇人生记录下来流传下去。实话说，我了解我父亲前半生并不多，我不是搞历史研究的，掌握资料有限，他的简历也写得主线清晰，但缺乏细节描述，写书的事只能留给历史学家去做，我只以我的所见所闻来回忆我的父亲。时值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他的人生大部分时间都与党的历史分不开，我也在他身上看到一个老共产党员的人生追求和担当，正如他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寄给父亲的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全世界无产阶级解放底问题，尤其是我们中国无产阶级的生存问题，非我们自己起来担负起这个责任不可。”他是这样定位自己的人生，也是这样去实践自己的人生。我们把他留下的，记有他人生信念的这张明信片，捐给了广安邓小平纪念馆，也把他的这段话刻在了他的墓碑上，教育后人坚持信念不忘初心。我也把我从他身上学到的共产党人品格写在这里，以期与大家共勉。 　　成年后回顾我的少年时期，才懂得自小父亲就在以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标准教育我们，生活上要独立面对自立自强，思想上要品格高尚信念坚定，学习上要勤学好问永不止步。读小学的时候，他把我们送到学校住校，从小培养集体主义观念，自行解决生活难题。每到放暑假，学校要推荐购买课外阅读书籍，他总是给孩子们一人买一套。我妈说，同样的书买一套大家轮换看不就行了吗？后来才明白，他是为了让我们反复阅读，深入理解。最不可思议的是，除了学校推荐的书籍，他还给我们每人买了一本刘少奇写的“论共产党员修养”单行本，后来细想，那时他就有意识培养我们对共产党的信仰。我才七八岁时他教我游泳，刚会巴拉几下，就把我扔进水里，让我挣扎着游向他，不论怎么叫喊都得自己完成，从小培养我面对困难勇于承担。上世纪60年代国家经济困难，他干脆让我们周末也不回家住在学校，学校每顿只有两根细细的红薯，馋得我们捡干菜叶充饥，听得我妈都心痛，后来才明白，他的这些举动，是要培养我们吃苦耐劳艰苦朴素的作风。他对我们如此严苛，然而，那些年他却陆续出钱支助三个贫苦学子读完大学走上工作岗位。小学时我迷恋上了无线电，想找父亲要点零花钱买无线电零件，父亲总是不给，让我自己动手制作。而周末那些他支助的大学生来家要书费、生活费，父亲总是慷慨解囊。不过，也不是总那么慷慨。一次一个大学生毕业分配工作，把到外地报到的路费携女朋友回农村老家办了一场体面的婚礼。出发前红着脸来我家，拉着我的手，找我父亲讨要路费。我父亲严肃的批评了他，说你刚参加工作，是踏上报效祖国为人民服务的起点，却把心思和金钱花在讲排场要面子上，你对得起培养你的祖国吗？说完这番话，我父亲还是重新给了他路费。以后我懂得了，他在不同条件下的区别对待，区分节俭和慷慨，对人宽对己严，是从小给我们灌输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始终和人民心心相连，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关心群众的疾苦，了解他们的心愿。我每次跟着他上街，街边的群众都热情地称呼他“老大爷”，他也坐下来与大家聊家常，没人知道他是一名官员。一次，我跟随父亲去他曾经担任过军代表的那家军工厂，本来是私事临时去的，一到工厂宿舍区，被人认出来，很多工人就围了过来，我父亲也一一给大家打招呼。一个工人师傅拉着我的手对我说，你父亲在我们厂当书记军代表兼厂长，很大的官，但他和蔼可亲穿着朴素，与工人打成一片，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像他这样穿草鞋的大官。又过了很多年，当年的工厂宿舍区成了房地产开发区，因为我是出生在那里，我和我妈跟着我的大姐一起去寻根，我大姐比我年长，依稀还能记得我们家旧址。一块待开发的空地上，一个老汉在种菜，我们就上前打听这里是不是以前的厂长家。老人听说我们是胡厂长的家人后，异常兴奋，执意要带我们去见见那些当年的老工人。当老人找来更多的老工人时，大家围住我们，纷纷叙说我父亲当年那些往事，还说如今的年轻人不知道，健在的老工人都记得胡厂长。我不清楚他们说的那些过去的往事，但从他们脸上热情洋溢的表情，我能读出一个老共产党员在工人心目中的敬仰之情。 　　好多听说过我父亲经历的人，都提出一个相同的疑问，按他的资历，他应该当上很大的官，为什么反而他的官越当越小？是不是犯了什么错误？对这样的问题，我无法回答，也许从他自己的话语中能够找到解答。一次，我大姐在同学家中听到大人们谈起，时任山西副省长的刘格平，行政级别3级，资历远不如我父亲。她回家就问我父亲认不认识刘格平。我父亲说，怎么会不认识呢，也是很早参加革命的老党员。我大姐说，他都行政3级了，比你高好多级呢，还没你参加革命早。我父亲笑着说，傻孩子啊，我们是干革命的嘛，不是比待遇高低的。简单的几句话，从中不难看出他淡泊名利的心态，为革命干工作才是他加入共产党的初衷。以我多年对我父亲的了解，他对地位的理解有更高尚的层面。从加入共产党的那一刻起，他就把党的宗旨奉为神圣使命，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在人民的利益面前，自己的金钱、地位、权力不值一提。他把完成党安排的各项工作，看成是对党忠诚，对人民负责义不容辞的责任，把不同的职位看着是担当责任的分量和范围。所以，不论他在哪个岗位上，从来没听到他抱怨和不满。上世纪50年代，周恩来总理来重庆视察工作，欢迎的文艺晚会上，周总理步入会场，在远远的人群中看见了我父亲，便问陪同的市委书记任白戈，那是胡伦同志吗？任白戈见周总理认识我父亲，便派人把我父亲叫来，周总理身边陪同人员起身让他们坐在一起。多年不见的老战友相见，亲切交谈。没聊上几句，演出开始了，我父亲起身站起来，任白戈见状说，胡老，你就坐在这儿吧。我父亲只简短的说了一句，我有自己的座位。说完后回到后面自己的座位。从这简单的回答中，不难看出他对“位子”的理解。他能找准自己的位置，在自己的位子上做好份内的工作，不为别人的猜疑而烦恼，不为地位与贡献不对称而不满，因此他可以从容面对越当越小的官。他是把官位当作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的岗位来对待，而不是当作个人名誉地位来看待。 　　他对地位等级如此淡薄，对党的忠诚和信赖却非常坚定。文化革命时期，一小撮野心家篡夺了政权，党的领导受到严重削弱，大批的老干部老党员受到迫害，甚至是身体摧残，我父亲也不例外，被关进多个“学习班”一次次接受改造。有次我去看他，见到他腰腿骨折，身体状况极差。我心里很难受，对以后的局势，也很悲观。我对他说，你这样怎么能挺得过去。我父亲却说，要相信党，相信组织。我随口冲出，现在的具体情况下，党在哪里！组织又在哪里！你还那么相信那些理念！我父亲仍然固执地说，相信党，相信组织。也不作再多解释。也许他的坚定信念来自于目睹了中国共产党经历的风风雨雨。几十年来，他见证过中国共产党每一次波折，不论弯道多大，最终都走向了正确道路，所以他的结论如此坚定，这不是在预言，而是坚信。最后的事实验证了他的结论，不久后全国开始拨乱反正，党取得了又一次胜利，国家安定，经济复苏。政权稳定，可惜他在黎明前离去，没有看见他坚信党一定会胜利的结局。紧接着的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逐渐强大的中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人民生活得到极大的改善，我们还在朝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来的奋斗目标继续前进，党带领全国人民，要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建国100周年两个一百年到来时，实现我们的中国梦。这是他的理想，也是他永远不忘的初心，是他一生的坚守。正如他早年明信片上写下的信条：我们中国无产阶级的生存问题，非我们自己起来担负起这个责任不可。他早已经确信，中国共产党能够担负起这个责任，共产党人能够承担起这个任务。如今，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在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下，中国正在强大，中国人民正在一步步实现自己的目标。 　　写完这些，我的心境是平静的，多年来我有一个夙愿，要把我父亲一生对党的忠诚，对理想的追求写下来，一是激励自己继续前进，二是鼓励后人建立对党的拥戴。我父亲的一生，面对艰难困苦，面对权力地位，面对人民群众，始终保持平和的心态，很少看到他情绪激动，我想，我写这些对他的回忆，他也会平静地接受。 　　 　　胡晓棣 　　2016年7月1日 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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