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在此之前习近平同志还提出过在中国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问题，2015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同志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那么目前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应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呢？ 　　 　　1月4日，权威人士的讲话，认为当前经济生活中突出的矛盾和问题是“四降一升”，即“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幅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为什么会出现这四降一升的情况？换一句话说，我们在某些领域出现了产能过剩的现象，于是工业品价格下降，企业的利润下降了，那么国民经济的增速自然也下降了。究竟是哪些产业过剩呢？3月30日《光明日报》经济学版，罗来军的文章告诉我们，“钢铁、煤炭、船舶、有色金属、铁矿石、建材和玻璃、石油化工等行业等领域亏损面已达80%，产能过剩严重，利润下降幅度在各个行业中是最大的。”那么我们不妨以钢铁为例，据《社会科学报》5月26日的头版一篇报导讲，近期在比利时布罗塞尔举行的钢铁行业过剩产能和结构调整高级别讨论会，有的国家将全球化钢铁产能过剩的矛盾，引向中国。数据显示2015年全球粗钢产量达16亿吨，从国内大中型钢铁企业的盈利状况看，全年利润总额2014年为225.89亿元，2015年则亏损645.34亿元，国内粗钢利用率明显下降，产能利用率为71.5%。再说煤炭行业，去年亏损面超过90%，2015年的利润比2014年下降61.2%，如去年10月份，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实现利润为69.6亿元，同比2014年10月，减少63.4亿元。 　　 　　同样是产能过剩，1998年主要是下游产业过剩，比如纺织，相对来说它的去产能过程的难度要低一点，这一次去产能过剩的难度要大一点。这一次去产能的对象主要在上游产业，是资本密集行业，推动去产能的压力来自金融体系的倒逼和压力，怕企业长期亏损引来债务危机进而转为金融危机。根据国务院出台的意见，在钢铁和煤炭二个行业，全国粗钢产能要在五年内压减1亿——1.5亿吨左右，这是涉及相当庞大数量的劳动力再就业的问题，具体地说，将有180万职工被分流，其中煤炭行业便有130万人，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当然这还只是一个估计的数字，在5月10日，权威人士《开局首季问大势》一文中讲到，“对产能过剩行业的调整会引起下岗压力显性化，这轮下岗的行业和地区较集中，大部分是国有企业，其中很多是40-50岁职工。” 　　 　　从劳动力的状况看，“随着产业结构调整，高技能人才短缺，技能较差的简单劳动力过剩，故更要紧的是对劳动者技能的培训。对下岗职工技能的再培训也是要成本的，这个成本由谁来负担呢？总不能让下岗职工及目前在社会上的失业者来负担吧？要社会来负担，那也要落实到具体的职能部门。1998年那次下游产业如纺织等企业，差不多有六万家企业倒闭，3000万名国企职工下岗（参见《21世纪经济报导》2015年12月26日报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谈话）。上一次调整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传统产业的去产能，涉及的劳动力比较多。这一次是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去产能，涉及的劳动力相对要少一些。为了安置企业员工，今年中央财政将安排1000亿元专项奖补资金，用于职工分流安置。但是要让40-50岁的中年工人重新学习生产技能，其难度相对要高一些，50岁以上的一部分，也许只能养起来了。那么分流一个职工的成本有多高呢？5月10日《人民日报》的第十三版《民生调查》专栏，报导了青岛处理下岗职工的情况，先要做失业登记，领取失业保险金，以青岛的钢铁厂为例，报导举了一个案例，青钢的高压配电工，80后的王伟利21岁到青钢工作14年，如果他本人缴纳社保满十年的话，那么每月可以领取失业保险金950元，一共可以领取24个月的失业保险金，加在一起，二年不过领取2万2千元失业救济金，实在是杯水车薪，怎么养家糊口？那是很困难的，二年以后又怎么办呢？特别是50岁以后的老人，到领取养老金也还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社会基金替他缴纳医保，为了促进就业，可以根据市场需求参加技术培训。青钢被分流的职工中，高中以下学历占95%，有技术特长的仅占33.2%，那么对女职工而言，重点就是家政服务，也就是当保姆、育婴师，工有的资可能高一些，但很辛苦，也要年轻力壮才行。那个王伟利就认为育婴师适合自己。对于男职工则是做电工或者汽车维修工方面的专业技能维修，想自己办一个饮食店的，那也得参加烹饪培训班。要找一个地理位置比较好的店面，也需要相当数字的启动基金，这也不是一般劳动者所能负担得起的。如果企业招一个下岗分流职工，国家可以给企业免5200元税。如此这般分流一部分企业职工，可以减轻企业的负担。如何改变企业的困境，还得靠企业在原有基础上革新技术，提高产品的品种、质量和竞争力。被分流的职工承担了企业的困难，他们以后要正常走上新的就业途径，特别是在不景气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生活水平往往下降很多。问题是每年还有几百万大学毕业生要就业，部队转业的人要求就业，再加上流入城市的农民工，整个社会在就业问题上的压力，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还是很沉重的负担。 　　 　　5月10日，权威人士谈当前中国经济时，对形势作了进一步分析，比年初讲的“四降一升”又进了一步，他认为我们面临的固有矛盾并没有解决，一些新的问题也有所暴露，稳定的基础仍然主要依靠老办法，即投资推动。部分地区财政收支平衡压力较大，经济风险发生概率在上升，特别是民营企业投资大幅下降，房地产泡沫、过剩产能、不良贷款、地方债务、股市、汇市、债市、非法集资等风险点增多，一些市场化程度较低、产业低端、结构单一的地区，经济下行压力还在加大，就业问题突显，社会矛盾有所加剧。因此，“综合判断，我国经济运行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的走势。”换一句话说，经济的运行，更大的可能是在底部盘旋相当长一段时间，它不可能是迅速翻转的形势，实际上是要大家咬紧牙关，共度这个比较困难的时期，要通过创业创新让新的动力挑起经济发展的大梁，还需要一个过程。一个新兴产业，没有十多年的蓄势，是很难挑起国家经济之大梁的，我们现在只是为新兴产业的兴起和发展准备条件。所以强调是L型，不是V型或U型，是为了让大家尽心尽力去做好实体经济的工作，不要追求速成，搞形式主义的东西，更不要在股市中吹泡泡，泡沫只是一时看上去红火，一旦破裂会带来更严重的后果，造成严重的经济危机。去年国内证券市场上的股灾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现在这个问题已过去了，许多事往往欲速则不达。美国这次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便是在经济上吹肥皂泡引起的，给世界经济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我对经济形势的发展不是悲观主义者，但要正视实际存在的困难，是为了大家齐心协力地一起克服困难，翻转形势，争取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那才是真正的新常态。 　　 　　那么权威人士1月4日讲的“四降一升”及5月10日所讲的房地产泡沫、过剩产能、不良贷款、地方债务、股市、汇市、非法集资的风险究竟怎么来的，这就需要政治经济学来回答这个问题。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话”中有这么一段话：“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了，《资本论》过时了。这个说法是武断的。远的不说，就从国际金融危机看，许多西方国家经济持续低迷、两极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加深，说明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但表现形式、存在特点有所不同。”中国今天面临的产能过剩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也就是由美元所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影响，所谓国际经济秩序，也就是国际的资本主义市场秩序，市场经济说到底便是国际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从时序上讲，各国的宏观调控是不协调的，由于各国经济复苏的情况不一，故各国的宏观调控政策便出现差异。美国经济有一点复苏的情况，美国开始进入银行利息加息周期，而欧盟、日本却仍在执行负利率，各自为战之下，世界经济复苏更加缓慢，欧洲有的地区还处于高失业、高负债的状况，债务危机还迫在眼前，很难应对美国加息周期的溢出效应，对我国来说也存在这个矛盾。为什么？因为美元是世界货币，美国的货币政策，不仅影响国内，也影响世界，美元加息势必吸引资本向美国回流的倾向，对各经济体的复苏也必然带来不同的影响。对中国而言，首先是加重了人民币贬值的预期，从而引起换汇与资金外流的倾向，这也是这个时期民营企业投资意愿向下波动的一个原因。由于中国有充足的外汇储备，能应付这个矛盾。但美国也要懂得由于美元是世界货币，美国不能利用货币政策仅仅满足本国经济的需要而损害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发展，如果长此以往下去，会从根本上动摇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基础，一旦出现这种状况，不仅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终结，美国的霸权主义地位也将终结。美国应该知道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它的货币政策对世界经济应当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中国参加了WTO以后，接受的国际市场的秩序，在本质上便是国际垄断资本所掌控的市场运行规则，那么中国的国内市场也势必受国际资本市场的影响，在这个市场运行，还很难避免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财政部长樊纲在《环球人物》杂志第五期上有一个讲话，他给中国经济这十年的走势作了简要的说明，这十年出现过两个巨大的波峰，可以称之为两次过热，第一次是2004年到2007年，在那一个时间段，美国正处于房地产加金融的大泡沫的时期，带着全世界一起过热。中国为了抑制过热，在2006年，中国的财政政策由积极转向稳健，货币政策连续收紧，信贷规模和固定资产投资出现了大幅回落，央行也不断减少房地产开发的资金支持。尽管作了调整，经济过热、房地产泡沫依然存在，问题不过潜伏着没有充分爆发。第二次过热出现在2009年到2010年，随着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爆发，中国经济迅速下滑，出口急剧下降，经济面临硬着陆的风险。在这种局面下，中国政府于当年11月推出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十项措施，预计到2010年底大约需要投资四万亿元人民币，外界将其解读为“四万亿刺激计划”。当时世界危机的势头太猛，各国普遍都采取了刺激政策，中国的选择是在整个大环境下不得已的刺激。当时，连奥巴马都对此表示欢迎，因为这对世界经济的复苏有利，海外的经济学界把中国经济的高歌猛进称为拉动世界经济的火车头。现在中国钢铁产能过剩，你们不能回过头来埋怨我们，当初我们为世界经济挑起担子，现在你们反而责怪我们，实在不讲道理。樊纲也认为那时中国对经济的刺激大了一点，但也不是没有好处，高铁的发展也就是那次刺激下功夫搞起来的。现在回过头来看，那次刺激计划也是有得有失，当然铁路系统因此也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刺激一年以后，经济开始过热，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房价爆发性地上涨，政府又掉头泼冷水，2011年4月，住房限购政策出台，之后连续打压，过热的后遗症却延续至今。由于房价过热，也带动了房地产的迅猛发展，带动了钢铁、水泥、玻璃这些行业的过热，这是今天产能过剩的一个重要因素。有了过热一定有过剩，这就是全世界的经济规律。在产能过剩背后便是不良债务，债务背后是不良企业。中国经济过热的内部原因在于地方政府的公司化，唯GDP的政策考核，通过土地财政、政府信贷，它就超越当时宏观调控的限制，从而推动了通货膨胀、资产泡沫、社会一时表面的繁荣。而地方政府的债务最终都要中央政府来负责。当信贷收紧时，一些在建项目资金链断裂，农民工欠薪问题随即泛滥成灾，成为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我们还没有跳出过去“一放即乱，一收就死”的旧规则，这也是中国经济极容易过热的一个重要原因。 　　 　　樊纲讲的“有了过热一定有过剩，这是世界经济的规律”，这是一句老实话，所谓过剩，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最本质的特征。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有一大段对世界经济危机的非常精辟的描述，他说： 　　 　　“自从1825年第一次普遍危机爆发以来，整个工商业世界，一切文明民族及其多少尚未开化的附属地中的生产和交换，差不多每隔十年就要出轨一次。商业停顿，市场盈溢，产品滞销，银根奇紧，信用停止，工厂关门，工人群众因为他们生产的生活资料过多而缺乏生活资料，破产相继发生，拍卖纷至沓来。停滞状态持续了几年，生产力和产品被大量浪费和破坏，直到最后，大批积压的商品以或多或少压低了的价格卖出去，生产和交换的运动逐渐恢复起来。运动逐渐加快，慢步转成快步，工业快步转成跑步，跑步又转成工业、商业、信用和投机事业的真正障碍赛马中的狂奔，最后，经过几次拚命的跳跃重新陷入崩溃的深渊。如此反复不已。从1825年以来，这种情况我们已经历了整整五次，目前（1877年）正经历着第六次。这些危机的性质表现得这样明显，以致傅立叶把第一次危机称为crise　pléthorique即由过剩引起的危机时，就中肯地说明了一切危机的实质。” 　　 　　我们在这十年中的两次经济过热所引起的产能过剩，是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危机联系在一起的，这几年我们强调的与国际接轨，本质上还不就是与资本主义的世界秩序接轨，这个秩序是美国在起主导作用。1990年我们采取市场经济的取向时，邓小平同志主张姓社姓资不要争论，这还是对的，如果一争论，那么市场经济就搞不起来了。市场经济在我国历史上古已有之，在中国古代那是小商品市场，私有制产生以后，就会产生集市作为商品交易的场所，一旦货币在流通过程中转化为资本，劳动力也进入市场，那么这个市场的性质是与资本主义生产相适应的。如果资本成为市场的主角，那么这个市场便从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了，市场的属性是由事实来说明的，与人在主观认识上的争论无关。现在搞了二十多年，市场经济已有相当大的规模，我们的证券市场也搞了那么多年，那还不就是资本流通市场嘛。我们的劳动力也市场化了，市场与国际接轨的过程，难道还能说它不是资本主义吗？那么社会主义国家是否可以利用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那么多相当大规模的民营企业在这二十多年蓬勃兴起，掌握民营企业资本的，是不是资本家？当然是资本家了，何必要掩盖这一客观的基本事实呢？这一层窗纸也该捅破了。其实我们社会上流行的称谓很有趣，似乎称民营企业家比资本家要光彩一点，其实是一回事。有一个时期把领导称老板，把学校的研究生导师称老板，这当然是戏谑之言，但这些称呼背后，反映了相互关系的某些变化，社会崇尚什么？在人们下意识观念下，究竟在崇尚什么？这个变化在意识形态领域又意味什么呢？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意识、有节制地搞一点资本主义，我们这样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有没有根据呢？有根据。只要我们读一下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论述，就可以知道了。列宁有一篇文章，题目是《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而且是1922年俄共（布）中央的决议。他在文章中有一段话：“现在不但容许而且还在发展由国家调节的自由贸易和资本主义，而另一方面，已经社会化的国营企业也存在改用所谓经济核算，即商业原则。”他还说：“无产阶级国家只要不改变本质，在一定限度内，在国家调节（监察、监督、规定形式和手续等等）私营商业和私人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是可以允许贸易自由和发展资本主义的。”这里所谓“贸易自由”就是市场经济，我们的民营企业，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企业。至于外资企业，更是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企业，它的基本关系，就是接受无产阶级国家的宏观调控，微观上进行必要的监督和管理。然而必须要看到我们的国家毕竟还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国营经济仍然占主导地位。关于国营企业，列宁在这篇文章中，也说：“国营企业实行所谓经济核算，同新经济政策有着必然和密切的联系。在最近的将来，这种形式即使不是唯一的，也必定会是主要的。在允许和发展贸易自由的情况下，这实际上等于国营企业在相当程度上实行商业原则。由于迫切需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使每个国营企业不但不亏损而且能够赢利。”列宁在《论粮食税》一文中还说：“我们应当大胆承认，在这方面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而且应当向资本家学习。”要注意，列宁这样说可不是为了把国营企业私有化，而是为了加强国营企业的管理和营销的能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实力。当然，在国营企业内部，管理层与工人之间也会有矛盾存在，列宁在《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一文中，曾经指出：“由于迫切需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使每个国营企业不但不亏损，而且能够赢利，由于必然会发生照顾本位利益的现象，上述情况就难免不在各企业劳动条件的问题上，造成工人群众利益同管理国营企业的经理人员或其主管机关的某些利益对应。因此在社会化的企业中，工会就一定要保护劳动者的利益，根据可能促进他们物质生活的提高，经常纠正由于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弊病造成的经济机关的错误，和过于热心本位利益的现象。”列宁说的这些问题，在我们这里同样存在，还有一些体制上的问题，如临时工和劳务工制度，也要考虑工人的实际利益，他们也应有参加工会的权利。这方面的问题，在农民工和建筑工人身上表现特别明显，也要帮助他们树立自己是企业和国家主人翁的地位，也应该吸收他们参加企业的民主管理，不断提高自己文化和技术水平，逐步参加二参一改三结合的活动，培养国家主人翁的意识，从而大大增强我国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目的是在国内把资本主义发展引上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说到底，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之间，或者说一定时期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四项基本原则的关系，有一个经与权、纲与目之间的相互关系，不能把两者关系搞反了。故经济发展除了市场经济这只无形的手，还有国家调控（包括计划安排）和监管的另一只手。所以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利用市场经济调动国际国内两方面资源来加快国民经济发展。这几十年我们的经济之所以能如此迅速的发展，得益于市场经济的取向，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动摇我们国家的性质和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那么目前我们经济生活所遇到的“四降一升”的问题，其根源在哪里？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呢？也许我们还得根据习近平同志所言，向马克思学习，从《资本论》上找到理论根据。（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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