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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惠娟纪念馆

关于“狂泉”的出处和背景及其社会意义

朱永嘉

  近日有朋友问我“狂泉”的出处,我告诉他这个典故在《宋书·袁粲传》。袁粲是南朝刘宋中后期的一个士大夫,幼孤,其祖母名之曰愍孙,史称:“愍孙清整有风操,自遇甚厚。常著妙德先生传,以续嵇康《高士传》自况。”袁粲在思想上与魏晋之间名士风度相关,那个“狂泉”的寓言便是出于他的一篇作品,其本传称:
  
  尝谓周旋人曰:“昔有一国,国中一水,号曰狂泉。国人饮此水,无不狂,唯国君穿井而汲,独得无恙。国人既并狂,反谓国主之不狂为狂,于是聚谋,共执国主,疗其狂疾,火艾针药,莫不毕具。国主不任其苦,于是到泉所酌水饮之,饮毕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众乃欢然。我既不狂,难以独立,比亦欲试饮此水。”
  
  袁粲处于南朝宋齐之间,那时士大夫与君臣之间皆风行玄学,他这个寓言,多少也含有针砭时疾的意思,所谓“狂泉”,实指酒也。魏晋之际,由阮籍领头,士大夫中有一部分人嗜酒成风。汉魏之际,曹操有过禁酒的命令,《后汉书·孔融传》记载:“时年饥兵兴,操表制酒禁,融频书争之,多侮慢之辞。”孔融的文集有与曹操书,李贤注引其书云:
  
  “酒之为德久矣,古先哲王,类帝禋宗,和神定人,以济万国,非酒莫以也。故天垂酒星之燿,地列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尧不千钟,无以建太平。孔非百觚,无以堪上圣。樊哙解戹鸿门,非豕肩钟酒,无以奋其怒。赵之厮养,东迎其王,非引巵酒,无以激其气。高祖非醉斩白蛇,无以畅其灵。……由是观之,酒何负于政哉?”
  
  又书曰:
  
  “昨承训答,陈二代之祸,及众人之败,以酒亡者,实如来诲。虽然徐偃王行仁义而亡,今令不绝仁义;燕哙以让失社稷,今令不禁谦退;鲁因儒而损,今令不弃文学。夏商亦以妇人失天下,今令不断婚姻。而将酒独急者,疑但惜谷耳,非以亡王为戒也。”
  
  孔融这番与曹操针锋相对的辩论还是有道理的,问题不在于酒,曹操禁酒是为了节约粮食,那时兵荒马乱,粮食紧张,所以要下禁酒之令。在魏文帝、明帝之后,生产恢复,饮酒之风渐成气候。
  
  《晋书·阮籍传》讲到,“籍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遗落世事,虽去佐职,恒游府内,朝宴必与焉。”阮籍的嗜酒有其道理,“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晋书·阮籍传》)阮籍酣醉六十日,是不愿与司马家族同流合污,又不能得罪于司马氏。阮籍处于魏晋之际,不得已如此,陶渊明处于晋宋之际,同样以酒自娱,逃避现实政治。他以《五柳先生传》自况,其中称:“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贫不能恒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他为彭泽令,“在县公田悉令种秫谷,曰:令我常醉于酒足矣。”(《晋书·陶潜传》)
  
  阮籍处于魏晋交替前夜,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所以在忠孝二字上,他们只能强调以孝治天下,讲形式,提倡礼俗,附和司马氏的士大夫便成了礼俗之士,而阮籍与礼俗之士相处时,则一反常态,《晋书·阮籍传》载其在行为上表现为放荡不羁,而其本性又至孝,史称:
  
  籍虽不拘礼教,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性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肫,饮二斗酒,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致灭性。裴楷往吊之,籍散发箕踞,醉而直视,楷吊唁毕便去。或问楷:“凡吊者,主哭,客乃为礼。籍既不哭,君何为哭?”楷曰:“阮籍既方外之士,故不崇礼典。我俗中之士,故以轨仪自居。”时人叹为两得。
  
  阮籍的父亲阮瑀是曹魏的丞相掾,知名于世,而阮籍当时也是一时知名之士,魏晋禅代之际,司马氏也希望得到阮氏家族的支持,而阮籍抱不合作的态度,但又不能公开对抗,所以发言玄远,人们摸不清他说些什么。“口不臧否人物”,那也是为了不落把柄于人,在那个时代,知识分子要洁身自好也难,其醉酒废俗,也只是对司马氏一种消极对抗的方式,从他在母丧时的表现看,他在形式上不守礼俗规矩,而其生性又至孝,所以一再有“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其本传复称:
  
  “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及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喜弟康闻之,乃赍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
  
  限于当时恶劣的政治环境,他“口不臧否人物”,用青白眼来显示个人的好恶,尽管礼法之士疾之若仇,但也抓不到把柄,以白眼相视,也上不了刑律,这些现象都是阮籍斗争的方式。此外,在男女之间,他也不为礼俗所约束,史称:
  
  籍嫂尝归宁,籍相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设邪!”邻家少妇有美色,当垆沽酒。籍尝诣饮,醉,便卧其侧。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其外坦荡而内淳至,皆此类也。
  
  阮籍如此这般与女性相处,打破了礼俗对女性之约束,但在行为上并没有越轨,是解放思想的表现。鲁迅与毛泽东都肯定和赞叹阮籍的思想和行为,他的“发言玄远”,实际上是魏晋玄学思潮的一种表现方式,包括王弼与何晏,他们对老庄思想的提倡,都是在人性上返璞归真,是对儒学之虚伪一面的纠正。故一种思潮的兴起,人们行为的变异,在初起时,都有其合理的一面,当它走向群体性的潮流时,其末端往往走向反面,成为醉酒以后失去理性带有疯狂性的行为,到那个时候,其对社会就会产生负面影响,这种情况,在起始时便往往包含着不健康的一面。袁粲关于“狂泉”的寓言,便是指出其消极方面的作用,这个“狂泉”的泉,实际上便是指酒,那个发狂的形状,实际上是醉酒以后丧失理智那种癫狂的状态。大家都有醉酒的时候,那个世界在短暂的时期会变成所有的人都陷入疯狂而丧失理智的状态,但这毕竟是短暂的,大多数人会苏醒过来,这个苏醒需要付出代价,那就是悲剧的结局。记得我在《巳申春秋》的后记中有过那么一段话:
  
  “德国人尼采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悲剧的诞生》,他认为希腊古典的悲剧是太阳神阿波罗和酒神狄厄尼索斯完美结合的产物,太阳神或者日神是理想的象征,它把宇宙和人生当作一种梦境来把握;而酒神则是似醉似痴的状态,人们狂歌醉舞,实际上表现了痴狂的非理性状态。把这两种状态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注定会是一个悲剧的结局。”
  
  在魏晋那个时代的酒神便是袁粲所说的狂泉,那么太阳神便是魏晋之际的玄学了。阮籍尽管经常处于醉眼朦胧的状态,他的头脑还是清醒的,他的醉态是有所为而为。他写过一篇名文《大人先生传》,其略曰:
  
  “世人所谓君子,惟法是修,惟礼是克。手执圭璧,足履绳墨。行欲为目前检,言欲为无穷则。少称乡党,长闻邻国。上欲图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独不见群虱之处裈中,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裈裆,自以为得绳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灭都,群虱处于裈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处域内,何异夫虱之处裈中乎!”
  
  这简直就是一篇声讨礼俗之士的檄文,将那些人描写得惟妙惟肖,至今不难找到那样祸国殃民之大人先生们的影子。可见阮籍醉态中头脑是清醒的,其好恶也很清晰,他对官场丑陋行为之洞察也极分明,他的斥责也是尖刻的,当今之公知精英何尝没有这类人物的影子。
  
  阮籍对自己的醉态是清醒的,他是不得已而为之,并非他真的醉心于如此状态,所以他不希望自己的子侄步其后尘。史称:“子浑,字长成,有父风。少慕通达,不饰小节。籍谓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复尔!’”仲容即阮咸,是阮籍的侄子。实际上阮氏一族,皆任性而为,耽于酒色而不拘礼节,从思想境界上分析,与阮籍之酣醉完全是两回事了。史载:
  
  “诸阮皆饮酒,咸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杯觞斟酌,以大盆盛酒,圆坐相向,大酌更饮。时有群豕来饮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饮之。群从昆弟莫不以放达为行,籍弗之许。”
  
  为什么阮籍要反对阮咸及诸阮放荡不羁的行为,他对此不以为是,他自己之所以如此,是有明确的思想内涵,阮咸他们则不然,失去了明确的思想倾向,那就成了一种哗众取宠、欺世惑众的行为,变成有害而无益,其性质发生变化了。
  
  光逸,字孟祖,乐安人,他所处的时代已是西晋末年,他因胡毋辅之荐而为东海王司马越所辟举,其本传称:
  
  寻以世难,避乱渡江,复依辅之。初至,属辅之与谢鲲、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散发裸袒,闭室酣饮已累日。逸将排户入,守者不听,逸便于户外脱衣露头于狗窦中窥之而大叫。辅之惊曰:“他人决不能尔,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与饮,不舍昼夜。时人谓之八达。
  
  这八个人当时都是名流,在国难当头,因逃难到江南,他们却仍然放荡不羁之如此,钻狗洞,光着身子,不分昼夜,酣饮累日,这与当年阮籍反对礼俗已完全是两回事了。这些人都多少是在位者,他们的结局都不好,如此放荡不羁,不仅亡了个人性命,也亡了朝廷。这股思潮最典型的代表人物是王衍,他与东晋之王导皆出身于琅琊临沂的大族王家,史称其“口不论世事,唯雅咏玄虚而已”,其本传载:
  
  衍既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贡。兼声名藉甚,倾动当世。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为事。每捉玉柄麈尾,与手同色。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改更,世号“口中雌黄”,朝野翕然,谓之“一世龙门”矣。累居显职,后进之士,莫不景慕放效。选举登朝,皆以为称首。矜高浮诞,遂成风俗焉。
  
  这个时候王衍已成为空谈老庄玄学的领袖,是一代风气的代表人物了,另一方面他的妻子郭氏又聚敛无厌,好干预人事,王衍倡导的“唯谈老庄为事”已是他用来装门面、掩饰自己贪黩的工具了,这与魏晋间何晏、王弼等在学术上祖述老庄玄学已经完全不同。当时王衍的政治地位越来越高,在成都王司马颖执政时,“以衍为中军师,累迁尚书仆射,领吏部,后拜尚书令、司空、司徒。衍虽居宰辅之重,不以经国为念,而思自全之计。”这也是王衍之问题的要害所在,国难当头,如果一个执政者只想保全自己,真能自全吗?其结果只能是坑国家,害自己。在这种环境下,魏晋玄学在统治者手上早已变味了,形势发生急剧变化时,真要他挺身担当,他会怎样呢?史载东海王司马越讨苟晞,“衍以太尉为太傅军司。及越薨,众共推为元帅。衍以贼寇锋起,惧不敢当。辞曰:‘吾少无宦情,随牒推移,遂至于此。今日之事,安可以非才处之。’”那么当年“居宰辅之重”时为什么不引身自退呢?到了国家危急存亡之际却说自己“非才”而无以处之,说到底还是“为自全计”把个人的身家性命放在第一位。王衍被石勒俘虏以后的表现如何呢?史载:
  
  勒呼王公,与之相见,问衍以晋故。衍为陈祸败之由,云计不在己。勒甚悦之,与语移日。衍自说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劝勒称尊号。勒怒曰:“君名盖四海,身居重任,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坏天下,正是君罪。”使左右扶出。
  
  王衍被俘以后,反而想拍石勒的马屁以求自全,这样的人哪有什么节操可言,连奴隶出身的石勒都鄙视他,如此情况下,他又何以自全呢?拿老庄作空谈的资料,在官场上鬼混,即使混出头了,形势一变,又有谁能看得起他呢?又如何能自全呢?王衍最终是被石勒派人“夜排墙填杀”,换一句话讲,他是被石勒派人活埋的,史载:“衍将死,顾而言曰:‘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那时再说这句话,已为时太晚了。
  
  当一种思潮在社会上兴起时,都有它合理的一面,当这种思潮广泛传播成为风靡一时的潮流时,人们往往忘记了其当初之所以兴起的原因,把它作为时髦的东西盲目模仿,那样它就慢慢地走向反面,这个过程往往表现为酒不醉人人自醉的状态。希腊古典神话中,太阳神阿波罗是理想的象征,人们生活中不能没有理想,理想支持着人们在生活中不断奋发向前的勇气。人不能没有理想,如果没有理想,那一辈子只能是一个庸庸碌碌无所作为之人。但也不能一味迷恋于理想,否则就会陷入酒不醉人人自醉的状态,往往难以自全。因为理想具有脱离实际的一面,行事还得从实际出发,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进,理想只能是前进的目标,而不是现实的东西。二个青年人一起生活,在他们结婚的时候,对他们未来的生活往往有非常美好的憧憬,如果你把这种憧憬当作能够立即实现的现实生活,那必然会失望,如果仍然固执己见,最终得到的只能是婚姻破裂的悲剧。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太天真,有美好的憧憬固然好,但它有环境和各种条件的约束,你要迎接各种苦难来袭的思想准备,理想这时是鼓励你不断向前奋斗的动力。在社会层面的理想追求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如祖述老庄的这种观念,被一部分统治者吹捧和提倡,它会成为一种时髦的行为方式,在从众心理的影响下,如王衍那样的行为方式,便能倾动当世,使朝野翕然从之,最终必然使国家发生断崖式坍塌,那时再回归理性已悔之晚矣,那就是王衍临死时短暂的清醒。
  
  玄学毕竟是一种哲理上的思想观念,放荡不羁只是他们的行为方式,如果是一种宗教观念呢?那情况更复杂了。马克思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烟,是一种麻醉剂,一旦宗教狂热在下层群众中出现的话,那就会出现群体性盲动的现象。为什么下层群众容易接受某种宗教狂热的影响?一是贫困,为生活所迫。二是文化知识低下,容易受到宗教迷信的蛊惑。一旦这种思潮受到当地权威人物的倡导,那么在从众心理影响下,它很快就会弥漫开来,成为群体性的非理性行为。中国近代史上太平天国的起始便是如此,洪秀全那二篇《原道救世歌》、《原道救世训》都是受西方基督教影响布道的作品,当它与拜上帝会这个秘密组织结合起来,那不仅是宣传于群众,而且把底层民众组织起来,一旦与当地政府机构在具体问题上发生冲突,便会成为带有宗教狂热色彩的群众性反抗运动,当然这是阶级斗争最原始的形态。中国近代历史上另一个带有宗教迷信色彩的群众运动,是义和团运动,义和团本名义和拳,是底层群众练拳自卫的一个非常散漫的自发性组织,它活动于山东地区闭塞的农村中,其中有许多迷信活动,他们画符念咒请神的法术,自称能练成神拳,可以做到刀枪不能伤身,还能使敌人刀枪失灵。他们所请的神也是五花八门,什么神话故事、戏剧小说中的人物都奉为神仙,当地的官员有的主张取缔,有的主张收编,给他们一个扶清灭洋的宗旨,借以对抗当地的教案,义和拳变成义和团。由于官府的倡导,便迅速发展起来,参加的成员也更加复杂化,同时他们又向慈禧太后表奏,在北方各地冒出来,成为燎原之势,一直蔓延到北京。他们与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教会势力发生冲突,事态扩大以后,引起八国联军出兵干涉。当时朝廷的一部分官僚如大学士刚毅也真的相信学了“神拳”以后能够避刀避枪,朝廷宣布承认义和团,并向各国下了宣战诏书,他们幻想依靠神奇的法术便能轻易地把洋人打跑,于是便把义和团推到同帝国主义侵略军作战的前线。当时战斗的第一线在天津,朝廷派往天津视察官员的报告中说:“团民大半手持刀矛,以血肉之躯与火药相敌,均属发于义愤。”可见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是勇敢的,但毕竟还是失败了,靠宗教狂热煽起的思潮和群众运动,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失败是必然无疑的。
  
  我举这二个例子,说明以宗教迷信为思想武器,在底层群众中煽起带有如痴如醉的狂热激情,那只能维持一个时期,当然这种热情宣泄完了,它又必然以悲剧结局。只要社会生活中继续存在贫富两极分化,贫民仍处于愚昧落后的状态,那么这种悲剧还会反复出现。而鼓动和利用这个思潮,总离不开上层某一集团的支持,否则的话它也起不来啊!这种现象从古到今反复出现,不是偶然的,所以袁粲关于“狂泉”的寓言,是一种社会现象的概括,这个狂泉之泉也是各色各样的,酒不过是一种催化剂,嗜酒的朋友尽管都懂得醉酒对身心的祸害,但人们在生活中还离不开酒神的影响。我不嗜酒,也没有醉过酒,但我见过不少酒醉以后种种失态的怪相,所以饮酒以后不能驾车,酒驾一旦被查实必定处以刑罚。同样的道理,掌控一个地区的领导,可不能醉酒啊!不能如王衍那样迷失方向,那可是颠覆性的失误,到临终时再悔不当初,那就太晚了。早年我在课堂上听陈守实先生讲课,给我印象最深的话,他说:“在中国历史上,宗教不能进入宫庭,一旦进入宫庭,必然引发政局的变动和社会的动荡。”他举了梁武帝为例,梁武帝迷信佛教,自己几次出家,造了那么多庙,最后是侯景之乱,八十几岁的梁武帝饿死在朝堂之上。凡是宗教进入朝廷,就不是好兆头,作为领头羊的国主,那样带头丧失了理智,羊群也就跟着走上邪路了。我老师这句话,不正好与袁粲之《狂泉》寓言相对应嘛!
  
  从精神现象学的视角看,理性与情感是人们精神生活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光辉的创造性的历史事件都是二者创造性的结合,一旦理性为旁门邪道所支配,它与狂热的精神生活相结合,这就为荒唐颠倒的悲剧创造了条件。太阳神与酒神的结合,如果理想是科学与合理的,又能适应实际情况,在激情的支配下,那就不一定是悲剧了,也可能是震撼历史的不朽功业。中国还有一句俗语,那就是“酒后吐真言”,那就是他说话时还未丧失理性,从情感上讲,他是想一吐为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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