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父亲的这篇报告文学,所叙述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一批批青年人为了参与改革开放的建设需要,为了追回被耽误的光阴,努力参与市里举办的高中语数班的补习,来提高贫乏的文化水平。在提篮前监狱内,政府对关押服刑的年轻犯人,同样争取给予他们学习提高的机会,在监内开设出了文化补习班。故事就发生在狱中…… 报告文学《从“杨教员”到“杨经理”》(一) 笔名:王一得(八大队二中队45号徐景贤) 三十多岁、戴着眼镜、一副斯文相的杨国玉,坐在提篮桥上海市监狱八号监大楼的屋顶平台上。仰望头顶上的天空,是湛蓝湛蓝的,偶尔飞过一朵白云,会把人们的思绪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环顾平台周围的高墙,墙上密密层层的铁刺竖立着,像一排排尖利的牙齿,把天空撕破了,人们马上就意识到:这蓝天,这白云,以及外部世界一切象征着自由的东西,现在都不是属于自己的。于是,他们的心又像坠了一块铅块那样地沉重起来。 这一切,对于杨国玉来说,实在是太熟悉了,他曾经无数次地坐在这屋顶平台上,仰望蓝天白云,仰望那在空中自由翱翔的鸽群,幻想自己也变成一只凌空展翅的鸽子。今天,一九八五年的四月十六日,他来到这里的时候,情景依旧,但是,他自己却真的变了:他不再佩戴着番号布坐在台下的犯人中间,而是坐在台上,坐在八大队政府管教人员的旁边,以一个自由的新人的身份,向大家介绍自己出监半年以来创业的经过。当主持会议的政府管教队长宣布“现在请新人杨国玉同志发言”时,他的心头徒地一热,眼眶不由自主地温润起来。因为,在这样特殊的环境里,他还是第一次听到在他身上花费了大量心血的管教队长称自己为“同志”呢! 他看着台下那一张张熟悉的和不熟悉的脸,有友好地向他微笑的,有流露出妒忌和欣羡的神色的,但更多的是瞪圆了眼睛、充满着好奇的神情,仔细地谛听杨国玉回顾自己怎样从一个强奸犯,成为罪犯文化学习班的教员,又怎样获得提前释放、变成国玉百货商店“经理”的生活历程…… 他并不是文盲和“法盲” 一九八一年,刚满三十岁的杨国玉,在xx区住宅公司第四工程队当工人。他自幼父母双亡,靠着哥嫂把他养大。在xx中学毕业以后,他对数学、物理继续有着浓厚的兴趣,当了工人以后,他考进了xx区业余工大,攻读电子计算机专业。父母去世的时候,给他留下了一间房子,他还结识了一个女朋友,两人的关系不错,准备等杨国玉在业余工大毕业以后就结婚成家。生活的道路仿佛是顺顺当当的,但是,当你不注意约束自己,反而沉迷在那些腐朽糜烂的东西之中,你就会在错误的斜坡上越滑越远,以致堕入深渊。 杨国玉喜欢看书,可是他喜欢上了一些他根本不应该喜欢的东西:“性解放”的“时髦”理论,一个人在婚前就应该同时结交几个女性的“新潮流”观点,外来的黄色下流画报等等,于是,在这股淫乱歪风的蛊惑下,他终于迈出了罪恶的一步。他利用邻居一个十五岁的少女的无知奸污了她。杨国玉的内心是复杂的,一面干这种见不得人的卑鄙勾当,一面又胆战心惊,恐怕事情败露。有些人往往以“不懂法律”、“自己是法盲”为理由,来为他们的犯罪活动开脱,其实他们明知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法律所不容的,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法盲”。杨国玉就是如此。最后,恐慌和害怕的心理占了上风,杨国玉的良知也没有完全泯灭,他主动到公安部门去作了坦白交代;但是,他的强奸罪是客观存在的,法院在量刑时考虑到他主动投案自首的因素,决定从轻处理,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就这样,他跨进了提篮桥监狱的大铁门。 高墙深处的“人尽其才” 当杨国玉和其他两名罪犯挤在3.3平方米的牢房里从事拆纱劳动的时候,他才真正感到痛悔了。他怀念业余工大那宽敞明亮的教室,特别可惜的是自己只差一个学期就可以取得电子计算机专业的毕业证书了,然而,一切都被自己的淫邪罪恶的行径葬送了。四年的刑期不算短,特别是对一个正当青春年华的人来说,他可以念完一所正规大学,取得学士称号;或者他可以考取研究生,成为一名硕士。而现在,难道就在这间狭小的牢房里拆四年纱头吗?杨国玉想到这里,他似乎觉得自己的心脏也冷却了,他想起了同监一个罪犯的自怨自艾:“我们就好像几只玻璃窗上的苍蝇,看得见光明,找不到前途。”杨国玉苦笑了一下,觉得这个比喻倒是生动地道出了自己此时此刻的心情。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正当他陷在消极、悲观的情绪之中的时候,党和政府却向他伸出了有力的手。 在社会主义的中国,监狱不仅是犯人们劳动改造的场所,更是一所改造人、造就人的特殊学校。监狱办起了各种程度、多种形式的文化学习班、技术训练班、美术学习班、医务训练班等等,把一批批原来危害社会的“害群之马”,教育、改造成了四化建设的有用之才。从来也没有上过讲坛的杨国玉,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居然会成为这所特殊学校的教员。市监狱八大队的政府管教人员,了解到杨国玉曾经在业余工大读书以后,就决定“人尽其才”,发挥他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的作用,把他调到了大队教员组。 杨国玉既感到激动,又有些自负。他教的是高小和初中的数学。他想:凭自己这样一个业余工大将近毕业的学生,教教这种程度的班级还不是“三只手指捏田螺——十拿九稳嘛。”但是,他忘记了他自己也是一个犯人,也没有分析他那些程度参差不齐的学生们的特点,所以当他第一次走上讲台的时候,就闹出了一场风波。 那天,上课的哨音一响,杨国玉就面对着一群并不熟悉的学员,讲开了事先早已背得滚瓜烂熟的教材。他那平淡而枯燥的讲授,很快就对讲台下的人丧失了吸引力。在教室的临窗的一偶,坐着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犯人,他叫巢玮,脸庞长得很清秀,但是举止行为很粗野,他在打架斗殴中动刀子捅伤了别人,因伤害罪被判刑五年。巢玮在十年动乱中号称“高中毕业”,但实际水平还不到初中,而他自己偏偏又不虚心,处处流露出懂得很的样子。 杨国玉只讲了几分钟,巢玮就在下面咕哝开了:“这个教员没水平,开快车,讲不清楚。” 杨国玉朝他瞪了一眼。巢玮根本就不理他,继续对隔座的小伙子轻声说:“他是卢湾区的,我们中队有一个犯人和他在拘留所一起关过。” 杨国玉忍不住了,指着巢玮厉声说:“上课不准讲话!” 巢玮装傻说:“啥人讲话?我又没有响。” 杨国玉跳起来:“你还赖?刚才就讲了两次!” 巢玮阴阳怪气地回答:“咦,讲得像真的一样,你有啥证据?” 杨国玉怒不可遏:“在课堂上你还耍流氓态度!” “什么?你敢骂人!”这下子轮到巢玮发火了,“别忘了你也是戴番号布的,有什么资格管别人?” “我是教员,我就是要管!” “拿面镜子照照你自己吧!强奸幼女犯,比我还推板呢(注:推板,上海土话,差劲的意思。)!” 巢玮揭了杨国玉的老底,这一下整个课堂都轰起来,秩序大乱。 “你……你……”杨国玉气得满脸通红,再也说不出话来,第一堂数学课就这样地被搅散了。 事情闹到分管文化教育的史队长那里。史队长及时判明了是非,宣布对巢玮作反省处理,然后找杨国玉作一次严肃而亲切的谈话。杨国玉坐在政府管教队长的面前,课堂上的一肚子委屈竟化作了眼泪倾泻出来,这个汉子抽抽答答地哭了。 史队长温和地说:“杨国玉,这第一堂课值得很好地总结一下,要在这所特殊学校里当好一个教员,是有着许多困难的。” 杨国玉想打退堂鼓了:“我也是犯人,说话不响,加上我从来没有教过书,水平不够……” 史队长变得严肃起来,一字一句地说:“要记住,你的犯罪只说明了你的过去,而现在你自己也要上好这改造的第一课:要得到学员的尊重,首先自己要树立高尚的道德品质,同时要了解自己的教学对象,不断提高教学水平和改进教学方法。我们政府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教和学,使你们在文化知识的熏陶下,懂得应该怎样做人。这才是我们真正的愿望。” 管教队长不但从思想上启示杨国玉,而且从业务上给予他无微不至的关怀,特意把他调到一个老年教员的监房里。那个老教员解放初期就在大学里任教,有着比较丰富的教学经验。队长让杨国玉搬进去,使他们两个人可以朝夕相处,互相切磋,帮助杨国玉早日提高教学水平。 夜深了,杨国玉静静地躺在铺上,很久不能入睡。他凝神望着铁窗外那闪烁的星空,想得很多很多:“是呀,我自己怎么才能上好这第一课呢?……” 杨国玉是个有心人,从老教员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教学的业务水平逐渐地有所提高。 一九八五年上半年,虹口区教师进修学院的老师们到上海市监狱里来办教学辅导班。政府又选送杨国玉和其他教员一起,到这个辅导班去进修如何教初中的数学和语文。回来以后,教员组还成立了备课组,杨国玉从集体备课,相互听课的过程中,得益不少,他尽量撷取别人的长处,在教学方法上开始老练起来。 (未完待续) |
原文 发表于1986年,提篮桥监狱中 浏览:10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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