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几篇的回忆中，我记述了父亲对我们几个孩子的教育给与的重视和付出的心血,忆及他曾牺牲午睡的时间，陪我和毓森弟弟练毛笔字及到西安碑林博物馆买颜真卿，欧阳修，柳公权，褚良遂等名书法家的碑拓字帖，让我们臨帖学习等。 　　刚上小学，他就为我买了《三国演义》等中国古典名著。上初中时，他去北京开会，专门到书店给我们买了法国著名的科幻小说家儒勒 凡尔纳写的《海底两万里》，《格兰特船长的儿女》，《八十天环游地球》等。他的教育理念中，除了应该培养我们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外，对人文科学也是需要极为重视，不可忽略的。中国古典文学，诗词是他一生的挚爱，《古文观止》是他最为推崇的书之一，很多篇文章他都能背诵. 从小学到中学，他很多次陪我一起读《古文观止》中的《陈情表》，《出师表》等文章，给我作讲解并谈他自己的感受。在阅读方面，他的兴趣极为广泛，上医学院期间，还去旁听过文学院外文系的课，他很喜欢英国诗人威廉. 华兹华斯等的诗, 他曾用十分工整的英文抄写在本子里,闲暇时咏读.我很清楚地记得,在初中某年暑假中, 他带我去大学(四医大)图书馆去借英国著名作家哈代的小说《德伯家的苔丝》. 翻译家杨苡(杨静如) 阿姨是父亲在中大读书时的同学,也是南京大学的同事,她同她丈夫赵瑞蕻教授是父母亲多年的好友,她翻译过世界名著<呼啸山庄>等,一俟她的译著出版,就立刻签名寄给父母,所以,很小的时候, 我就读过 <呼啸山庄>,只是当时看不懂,文革时又读了一遍,还同父亲交换过读后感。 　　我还清楚地记得，五七年，前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一天晚上，父亲和母亲领着我们四个孩子到楼后面的操场上，指给我们看夜空中不停移动的象星星一样亮晶晶的人造卫星，当时真是觉得很神奇。父亲曾給我讲过，在他很小的时候（大约是二十年代初），他爷爷领着他，走了好多里路，到一个镇子里，去看刚刚装好的电话，他和曾祖父还分别对着电话跟远在县城里的人通了几句话，不过短短几秒钟时间，他觉得奇妙极了，怎么也想不明白，人隔得这么远，通过这么一个小黑盒子，就能听到对方的声音，他问爷爷，爷爷回答不出来，说这也是他的人生第一次经历。这样的感受和震撼对他以后对于科学，对从事医学科学研究抱有极大的兴趣所起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在他晚年，时常感慨这百年来，由于科学技术的革命性进步和发展，如电子工业，分子生物学，计算机，互联网等极大地推进了社会的进步，改变了社会生态和人类的生存方式甚至思维方式，同时，表达了对我们几个子女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欣慰和满意。尽管这些年，从政与经商为许多人的追求，而且更为风光和能得到更多实惠，但他始终不赞同，持明确的反对态度。1995年，毓森弟弟通过了由国家教委资助的出国留学生考试，97年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进修结束回国，遂被任命总参南京通讯工程学院院长，父亲则希望他回到他出国前工作的计算机教研室继续教学与科研工作，但因是部队院校，命令已下，无法更改，父亲颇感遗憾。好在毓森弟弟卸任以后，继续自己的专业工作，教学，带研究生，做科研，写研究论文，令父亲很满意。 　　父亲曾多次跟我提起<爱的教育>这本书,他曾试图到书店去购买,却遍寻不得,感觉很不解,他曾在年轻时读过这本书,但四九年后国内似一直未出版过, 他深感这本书对教育少年, 培养他(她)们优良的品德,健全的人格很有助益.文革后,我得知它是一部著名的意大利儿童文学作品,该书于1886年10月18日首次出版，共100篇文章，主要由三部分构成：意大利四年级小学生安利柯的十个月日记；他的父母在他日记本上写的劝诫启发性的文章；以及十则老师在课堂上宣读的小故事。其中《少年笔耕》、《寻母三千里》（Dagli Appennini alle Ande）等段落尤为知名，日记内容更包括了小男孩的一点一滴、以及同学们的生活琐事. “爱”贯穿在每一章节中，既有国家、民族、社会的大我之爱，也有父母、师长、朋友的小我之爱，处处动人心弦，感人肺腑，寄托了作者对理想世界的美好向往。本书曾被译为多种文字，广泛流传，堪称经典.父亲当年阅读此书时,一定是被它一个个小故事深深地打动了,引起了共鸣。孟子说“仁者爱人”，仁者是充满慈爱之心，满怀爱意的人 ； 仁者是具有大智慧，人格魅力，善良的人。在这一点，东西方的理念应是相通的，同一的。父亲学贯中西，对于爱，包括对人，及祖国，文化，历史，民族，他有自己深刻的理解与感受。 　　五七年父亲从苏联留学回国,除带了当时颇为稀罕的德国产相机(蔡司相机?),洗相设备等, 还带了电动留声机和不少古典音乐唱片,那时的唱片是胶木的,33 或78 转,音响效果同当下的CD 唱片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当年也算是极大的听觉享受了.唱片中有约翰. 施特劳斯的圆舞曲<蓝色多瑙河>,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 <天鹅湖>, < 睡美人>,莫扎特,巴赫，贝多芬,舒伯特,李斯特,肖邦,勃拉姆斯, 柏辽兹等作曲家的作品和一些意大利的歌剧, 如威尔第的<茶花女>等, 除此以外, 我和弟弟, 妹妹印象很深的是一张印度歌舞曲唱片, 极富印度民族风情, 欢快, 幽默, 节奏感很强且朗朗上口, 据父亲介绍,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一个印度歌舞团访问前苏联, 引起极大轰动后录制的. 其中一首歌的歌词是 ”鼻个子大呀, 鼻个子大呀……”, 因为不懂印度文, 只能用发音类似的中文来帮助记忆, 近六十年过去了, 我们仍不忘它的曲调.我还记得父亲在五十年代去苏联前后买过好几本著名作曲家的传记，如贝多芬，莫扎特，舒伯特等，他有一个好的习惯，对任何事务，一旦投入进去，必定把它的背景，历史等弄清楚，而最好的途径就是读书。由于繁忙的临床医疗，科研和教学工作，在我的记忆里，他几乎没再听过那些唱片，可以肯定的是，在1966年前，家里听的最多的人是我。文革一开始，这些明显属于“封，资，修”的唱片，在面临一波接着一波的 “造反”的抄家“革命行动”，似乎是在劫难逃了。父母亲好几次跟我说，让我交出去或者砸了，但我实在是舍不得，拖了又拖，最后，挑了大部分，交给当时在西安交通大学读书的发小康庄，存放在他的宿舍里了。现在，它们仍静静地躺在国内父亲的家中，有了激光CD，谁还会去听它们呐？ 但就是它们，给了我古典音乐的启蒙，也留下了我少年时代美好的回忆。 　　刚上高中那年，六三年秋天，从报上得知中央乐团交响乐团来西安，在人民大厦礼堂演出，高中时住校，学校（西安二十中，即原来的西安高中）在东厅门，离在新城广场的人民大厦很近，下午吃完晚饭，上了一小会儿自习，就溜出教室跑到人民大厦，因未事先买票，在门口等了好一阵子退票，运气还不错，“钓鱼”钓到一张，我记得很清楚，花了一块钱，在当时也不算便宜了。一进演出厅，第一个节目音乐已响起，雄壮威武，节奏感极强，顿时为它吸引并有热血沸腾的感觉，我以前对这首曲子不熟，音乐会中间休息问邻座才知道是法国作曲家比才的《卡门》，最开始的是《卡门》序曲，是当晚演奏的《卡门》组曲的第一只曲子。记得整场音乐会的指挥是韩中杰，指挥的很有气势，干净利落。后来才知道他同中央乐团首席指挥李德伦都是五十年代在前苏联学习过的，喝过洋墨水。那场交响音乐会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卡门》组曲。乐曲生气勃勃、充满活力，表现了斗牛士英武潇洒的形象和斗牛场内兴奋活跃的气氛，具有凯旋进行曲特点，坚定有力的节奏和威武雄壮的曲调表现了斗牛士的飒爽英姿，反复时提高八度，使曲调显得更为高昂，激奋。星期六下午回到家里（那时，只有星期天放假），问父亲知不知道《卡门》，为甚么回国时没有买《卡门》的唱片，他知道比才，也知道卡门，他说：好的作曲家太多了，好的作品也太多了，我不可能全都买，也没那么多钱，有机会欣赏到一百年，甚至二百年前优秀作曲家的作品是很幸运的事，其实，不少作曲家生前是很落魄的，特别在晚年穷困潦倒，饥寒交迫，如莫扎特，比才等都是，在三十几岁就过世了。但他们的作品经久不衰，传颂至今，成为人类文化遗产中的最璀璨的至宝。后来，我在解放路民生百货商店买过《卡门》中几首曲子的国产唱片，尽管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和美国著名进行曲《星条旗永不落》都是我很爱听的，但《卡门》序曲一直是我的最爱。 　　父亲医学院同班同学郭庆林伯伯十分喜欢欣赏古典音乐, 是西洋乐曲的”发烧友”, 当他得知父亲带回很多知名作曲家作品的唱片, 即于第一时间到家里并立刻选了若干张带回家欣赏, 此后, 每过一, 两个星期, 他就会到家里来借唱片, 有的他特别喜欢的曲子, 他借过好多次。父亲多次对我说，郭伯伯和郭妈妈有很好的音乐修养和很高的鉴赏能力，应多向他们请教和学习。郭伯伯对古典音乐的热爱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五十年代末，中央乐团独唱独奏分队来西安，被学校倶乐部请到四医大演出，当时文化界还没有象65年以后那样极左，表演的节目基本都是西洋经典歌与曲，我还记得有男中音歌唱家刘秉义唱的选自哥德著的《浮士德》改编的歌剧中的“跳蚤之歌”(俄国作曲家穆索尔斯基作曲)，女高音歌唱家孙家馨唱的《茶花女》中的“祝酒歌”，女高音歌唱家刘淑芳演唱的古巴歌曲“鸽子”，手风琴演奏家方国庆拉的“马刀舞曲”（俄国作曲家哈恰图良作曲）等等，另外，节目中还有印尼歌曲“宝贝”，“哎哟，妈妈”，阿根廷歌曲“在路旁”和一些苏联歌曲如“红梅花儿开”，“卡丘莎”，“莫斯科近郊的晚上”等。其中不少歌曲都登在那几年出版，风靡一时的《外国名歌二百首》和《外国名歌二百首续编》里，当然，几年后的六四，六五年，这两本歌集都作为“坏书”，“黑书”而被批判，歌集里的歌也不准唱了。那一次，父亲和我一起去听音乐会，在我的记忆里，那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和他一起听音乐会。音乐会一结束，我立刻站起来，准备往门口窜，因怕慢一点，人多，挤不出去。父亲一把拉住我，非常严肃地说：你现在不能离开，我们作为听众，应该充分表达对表演者劳动的尊重，你这样做是很不礼貌，很不好的，父亲的批评让我很羞愧。我随父亲站立，热烈鼓掌，直至演员们谢幕完毕，退场，然后跟着父亲缓缓地随着人流，走出了大礼堂。父亲的这几句话，一直刻印在我脑子里。从此，我去看任何演出，演出结束后都会起立，鼓掌，等到所有演员退场后才离去。 　　父亲回忆在苏联学习生活时，曾提及为了看一次世界著名的莫斯科大剧院的芭蕾舞表演—最负盛名的乌兰诺娃主演，柴科夫斯基作曲的《天鹅湖》, 因为票价贵，只能和另一位同学搭伴，两人买一张靠前的票，一张后边的票，中场休息时交换位置。到美国后，我能感受留学生的艰苦。九四年，父亲来美参加北美消化病年会，会后，与母亲同来紐约小住，刚好赶上圣诞节，我买了几张林肯艺术中心紐约芭蕾舞团演出的柴科夫斯基作曲的《胡桃夹子》的很靠前的票，想陪父母去欣赏，也弥补一点在莫斯科的遗憾，不料，在演出前，父亲突然患病，错失了这次观看，也使我失去了很难得的同父母一起欣赏表演的机会。 　　父亲为人极为内敛和低调，是淡泊律己的恂恂儒者，谨言慎行的谦谦君子，其温文敦厚，宽容大度为其同学，同事，学生和亲友等广为称道。对他自己在工作和事业上所取得的成就和曾经的辉煌，即便是对家人，子女也不提及。七四年春，我从部队复员，分到西安市中心医院病理科任病理技术员。当年或是七五年，一天中午在医院食堂吃饭时，碰到消化科主任李增烈大夫，他对我说，他刚参加全国消化病内镜专业会议回来，在会上，南京鼓楼医院内科主任吴锡琛教授作报告时说：大家以为我是第一个进行胃镜检查的（吴教授写了国内第一部胃镜检查的专著），其实，我是跟当时在南大医学院的张学庸教授学后, 才开始这项检查的。他还问当场的听众，有谁知道张教授是否来参加这次会议了？当台下有听众说，张教授因病未来，他表示很遗憾。李大夫说自己很敬佩老一辈医务工作者的风范，又问我是否知道这事，我说我父亲从来没跟我说过，我还真不知道父亲是甚么时候开展胃镜检查的。七九年，刚改革开放，国际学术交流活跃起来，一次，某位美国的著名免疫学家来西安，在四医大大礼堂作学术报告，那时我在西安医科大学读二年级，才学完免疫学，得到消息，和两，叁位同学一起到四医大去听报告，没想到是父亲做翻译。快结束时，听到旁边一位年轻教员对他的邻座说，你看这不是张教授的专业，他还翻译得这么好，就是因为这些老教授从小就上的是教会学校，初中，高中，大学这么一步步读上来的……, 我当时想，我都不知道父亲读的教会学校，他还真能猜。报告结束，我未回西医，在家吃了晚饭，饭后父亲回来，说学校领导请那位作报告的教授吃饭，父亲当陪客，席间同他聊了不少，父亲很感慨那位教授的渊博学识，也很感慨免疫学的飞速进展，同时痛感由于文革，耽误了十多年大好光阴，影响了几代人，拉大了与国外同行的差距，这差距可真不是一点，父亲当时说话时略带忧郁的神情，我永远都忘不了。那些年，不少老医生，老教员对我说，要不是这些年同国外的学术交流多了，还真不知道张教授英文这么好，词汇量这么大，我回答说，我以前也不知道，我知道的是，听父亲的老同学说，他以前念书特别用功，而且特别喜欢读英文原版著作。 　　毓京 2016-2于新泽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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