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日登载的是陈冀德阿姨写于2009年的回忆纪念文章，我们原本考虑放进父亲第二部回忆录的附录中。由于该文触点比较敏感，香港出版社在审稿时，考虑各种因素，没敢在附录中刊用。在我们心目中，陈阿姨有着一贯敢想敢做、直言不讳、无所畏惧的性格。她于2008年在香港出版了回忆录《生逢其时》，从她所处的角度，分析看待文革时期的各种事件和经历。 　　从她的作者自述中，大家可以感受到她为人处世的鲜明性格： 　　陈冀德 生于一九三六年，俗话说：七三、八四，阎王不叫自己走，虽不敢自比圣贤，但，卒于何年，已指日可待。 　　“文革”期间，曾任《朝霞》文艺丛刊、《朝霞月刊》、《外国文艺摘译》三刊主编。老实说，当年并无这样的名份。除了在《朝霞》编辑部曾自称“助编”之外，我的实际身份，只是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文艺组联系这三个刊物的负责人。今日之所以大言不惭若此，是因为，这三刊主编的职称的“评定”，是在我下岗、并被禁止再做文字工作之后的事，且与“阴谋文艺”、“四人帮”的骨干，亲信等等头衔共生。认得认，不认也得认。不认就白不认啦。当然，这种是一定让80后的人们有点看不懂，是滑稽？是幽默？还是讽刺？……其实，是悲怆！ 　　好在，一切都过去了，现在的我，是一个快快乐乐每一天的老太太。因为，我曾经追求过，曾经奋斗过，曾经拥有过。生逢其时，此生无悔。 　　 　　老徐去世后的一天，有朋友问我，去不去参加遗体告别？我答以不去。朋友颇为惊讶，问，为什么？随即又释然地说，理解、理解。我不知道他说的理解是什么，但我理解他的惊讶。后又有朋友来电相问去不去？我还是答以不去。这是位有通家之好的挚友，听了我的回答以后，反问道：若是我走了，你去不去？我断然道：也不去。他说，好啊！那我就不走了。他的话让我一时语塞，但，我理解他的幽默。 　　我这大半辈子，只参加过四次葬礼。公公、婆婆、母亲和我在文学研究室工作时的领导王道乾。前三次是出于责任。在公公、婆婆的葬礼上，亲友们哭声震天，我一滴眼泪未落。为此，被亲友们把我当做教训自家媳妇的反面典型。母亲的葬礼，没有通知任何亲友，包括远在国外的外孙。就我和她的女婿张春生两人。为此，也让我的娘家人腹诽不已。王道乾的葬礼，是戴厚英硬把我拉去的。当时我问她，人死如灯灭，有意思吗？她说，不为王道乾，为他的夫人钱孝如。钱曾在作协上海分会的资料室工作，我们曾是同事。我拗不过戴厚英，去了。 　　“道是无情却有情”。1994年，我与戴厚英同去浙江奉化雪窦寺礼佛，在议论到人的生与死时，她说，每当她想到殡仪馆出租祭奠亡者的花圈，就会感到恶心。这不，刚才还放在张姓灵堂里的花圈，一会儿搬到了李姓的灵堂，再一会儿又到了王姓的灵堂……她还说，假如她死而有灵，一定会再死一次。我很有同感。此外，我还讨厌看到那些人家活着的时候往他头上死踩，死了以后又到他灵前去高唱哭丧歌的人；讨厌看到人活着的时候饱受屈辱，而死后冠以八股式的溢美之词的报导。我只想把对亲友逝去的哀伤，一炷心香，留存在记忆里。有道是千人千面，表达情感的方式，千人千种，我，不过是其中的一种而已。“你不去参加我的葬礼吗？那我就不走啦！”老友的诙谐与幽默，也许正道出了我潜意识中的愿望：但愿人长久！ 　　其实，老徐遗体告别仪式的那天，我和张春生在天平路他的家中为他守灵。徐夫人蕴芳和孩子们都去了遗体告别仪式现场，家里设有老徐的灵堂，点有香烛。我与老伴俩自告奋勇，留在天平路家中，守着灵堂。 　　这里的一切，都是我再熟悉不过的。略显昏暗的房间，中间是一张触目的大床，周边，桌、几上，乃至凳椅上，杂乱地放着许许多多的书报杂志。老徐会习惯地坐在他的老爷位子、那把嘎吱作响的摇摇椅上。胸前，捂着一件随手拖来的衣服或一块毛巾。听到我的脚步声，他从不回头或起身，只是指点着摇摇椅旁边的沙发，用他那倍感亲切而沉厚的男中音招呼道：阿德，来，这里坐。他的呼唤总会让我心里暖暖的。 　　几十年的交往呵！我们都曾是“丁学雷”中的一员；“文革”开始时我当过他的并无正式任命的秘书；以后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办公处就在贴隔壁……1969年张春生从部队复员后，在开市轮渡的船老大手下当学徒，船老大们对这个来自海军的徒工宠爱有加，经常会弄些当时非常稀罕的鱼鲜让他尝尝。这时，张会巴巴的拎着活蹦乱跳的渔鲜，从我那时住的虹口区武进路穿过半个上海拿去给住在徐汇区康平路的老徐一家子分享。而老徐知道我对当时十分流行的挂历情有独钟，每到年底总不会忘记为我留上一本……。 　　1976年10月6日那场事变后，老徐先是接受隔离审查，在上海的清查运动，以马天水，王秀珍等10人的逮捕法办宣告取得决定性胜利后，据说老徐则因“态度端正，交代彻底”而被中央明文免于逮捕法办。可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过了一段时间后，中央文件在上海不作用了，老徐依旧被判决徒刑18年，在上海的提篮桥监狱服刑。我，则在看守所待了一年半，之后，被放逐到工厂劳动。在这十八年中，我从未去提篮桥探过监，但，我们两家人却并未因此而断了往来。当然，来来去去，分享的只是彼此的伤痛和苦涩。 　　1992年，老徐在服刑十五年后，因病保外就医。这时的我与他都已过了退休年龄，尽管彼此都已有病在身，却依然庆幸彼此总算还活着，背后都有一个和睦的家庭作支撑，并且，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信心…… 　　可他竟先我走了，而且是连招呼也不打一声，走的这么突然！ 　　此时此刻，摇摇椅上已是空空的，再也听不到那亲切的呼唤。只有那白百合花散发出的芬芳，充满着整间屋子，老徐略带微笑的半身遗像高高的挂在灵台之上。老徐走的匆忙，没有为家人、为朋友、为自己留下片言只语，这可不像他的风格。而，他想说却又被他永远地带走了的会是什么呢？我没有落眼泪，却不无伤感。记忆的闸门由此打开…… 　　那是上世纪的1960年，全国第三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我和老徐，还有当时《萌芽》编辑部主任施燕平，利用会议间歇，同去颐和园昆明湖上划船游玩，船到湖心，老徐兴之所至，放下船桨，一跃入水，在湖中畅游起来。我不会游泳，即便会，也绝不敢跳下水去。也许，就在这跳与不跳的瞬间，蕴含着有朝一日，我们会在各自的人生观上各行其是的宿命？ 　　果然，十几年后，1974年发生的《朝霞》事件【注】把我们在人生观上的分歧突现了出来。它犹如横亘在我和老徐间的一堵墙。一股本出同源的水，由它而各向东西。说实在的，我不想一而再而三的去提起它。总归是伤心事。但又无法不一而再而三的提起它。因为，人们，乃至有些朋友，至今对老徐在这件事情上的表现，难以释怀。 　　事实上，老徐并非《朝霞》事件的主谋。这在事发后，我找上门去责问他时，看到他那一脸的无奈，就已有所感觉。还由此而联想到了巴金在《家》中塑造的那个典型形象——高觉新。在作品中，作为长房长孙的他，身受封建专制家长制的桎梏，所爱不能去爱，所护不能去护。一边竭尽全力奉行着高家老太爷的旨意，一边又心有不甘、不平。在他身上，被扭曲的人性，使他在把痛苦加之于别人的同时，自己承受得更多。高觉新是个反面形象的典型吗？不。更多时候他只是个弱者、牺牲的典型。然而，又是什么，使得堂堂的共产党市委书记的老徐会表现出“高觉新式”的懦弱来呢？就是他头顶上那款市委书记的乌纱帽啊！市委书记的头衔，约束着、干扰着、打乱着他的人性的正常的思维。而人性，又以自身顽强的张力，不时的与桎梏着它的这顶乌纱帽抗争着。“高觉新式”的懦弱就成功地被创造出来了。话又要说回来，所谓的懦弱与刚强，只不过是极其复杂的人性中的一个对立面。而且，可以说，没有人能够做到完全的、永远的刚强或者懦弱。有着“高觉新式”的怯懦的老徐，能够在提篮桥坚持15年的牢狱生活，足以显现他刚强的一面。 　　(未完待续)

原文 发表于原文写于2009年徐景贤去世近两周年之际  浏览：5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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