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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惠娟纪念馆

中国古代在货币问题上不断摸索前进的过程给予我们的启迪(下)

朱永嘉

  从文帝五年到汉武帝时,前后四十多年,汉代币制没有大的变动。尽管贾谊与晁错在文帝时所言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已显露端倪,但大形势还是处在相对平稳和繁荣的阶段。《史记·平准书》对这个时期的社会状况,有一段概括的表述,一方面是社会的繁荣和昌盛,另一方面地主豪强势力兴起,奢靡之风开始盛行,反映了事物盛极而衰的变化,社会矛盾进一步尖锐化了。其云:
  
  “至今上(指汉武帝)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司马迁这一段文字,对文景到武帝初年的社会形势的分析,还是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一方面说明汉初到文景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经济繁荣,人民生活得以改善,这是形势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物盛而衰,兼并豪强势力起来了,贫富两极分化,势必形成阶级的分化和对立,那就是董仲舒所言“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这表面上是讲秦,实际上是讲汉武帝时的情况了。加上汉武帝开疆拓土,以及山东地区的灾荒,国家财政上由盈余转为亏空,当时“费以亿计,县官大空”,“富商贾或滞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氐首仰给焉。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汉书·食货志下》)二个方面的矛盾都激化了,一方面是贫富两极分化,另一方面官府与富豪之间为争夺资源和财富的矛盾也激化了,在市场的货币流通上也再次出现新的矛盾,“自孝文更造四铢钱,至是岁四十余年,从建元以来,用少,县官往往即多铜山而铸钱,民亦盗铸,不可胜数。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建元是汉武帝第一个年号,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缺额时,靠铸钱来增加收入,加上民间私铸,这个现象持续时间长了,必然是通货膨胀,于是汉武帝考虑到如何变更币制了,即如何“更造钱币以澹用”。当时官府对货币流通状况作了分析,《汉书·食货志下》续云:
  
  “有司言曰:‘古者皮币,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今半两钱法重四铢,而奸或盗摩钱质而取鋊,钱益轻薄而物贵,则远方用币烦费不省。’”
  
  此言货币有黄金、白银、铜三等,皮币作为朝聘用。这个皮币的设想,某种意义上便是纸币的一个雏形,当时经济发展的水平,还不具备发行纸币的经济和技术条件,当时想到的还仅仅是可以减轻大量货币的搬运,另外铸造银币和三铢钱,禁止民间私铸。这个更造钱币制度的具体措施是铸造大而价值高的银钱,取消四铢钱,改为三铢钱,同时禁止私铸,这是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8年)提出的方案。《汉书·食货志下》续云:
  
  “又造银锡白金。以为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两,圜之,其文龙,名‘白撰’,值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马,值五百;三曰复小,橢之,其文龟,值三百。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重如其文。盗铸诸金钱罪皆死,而吏民之犯者不可胜数。”
  
  这里一共有三条措施,一是禁止民间私铸;二是把四铢钱改为三铢钱,取消过去面值与实际重量不一致的半两钱,钱重如其文;三是另造大面额的银钱,分三千、五百、三百三种,行状分别是圆、方、椭圆三种,花纹为龙、马、龟。这个办法实际上还是行不通,仅靠法令,很难制止民间私铸,而且盗铸重点在金钱上,即使是死刑也禁不了民间对金钱的私铸,因为银与锡还是可以通过地下资源和贩运获取,盗铸在技术上也并不困难。所以这个方案提出不到一年,次年即元狩五年,汉武帝下令罢三铢钱,更铸五铢钱。《汉书·食货志下》云:“有司言三铢钱轻,轻钱易作奸诈,乃更请郡国铸五铢钱,周郭其质,令不可得摩取鋊。”从半两、四铢、三铢,最后选择五铢钱,这是汉武帝币制改革中最后一种钱币,这次改革同样经过反复。《汉书·食货志下》云:
  
  “郡国铸钱,民多奸铸,钱多轻,而公卿请令京师铸官赤仄,一当五,赋官用非赤仄不得行。白金稍贱,民弗宝用,县官以令禁之,无益,岁余终废不行。”
  
  这是说明,郡国铸钱不能保证钱币的质量,既然禁止民间私铸,同时也把郡国铸钱的权力收归中央,即使中央政府自己铸钱,下令民间缴纳赋税必须用官铸的大面值的赤仄钱,同样也行不通,最终只能废除。《汉书·食货志下》续云:
  
  “其后二岁,赤仄钱贱,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废。于是悉禁郡国毋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前所铸钱皆废销之,输入其铜三官。而民之铸钱益少,计其费不能相当,唯直工大奸乃盗为之。”
  
  这是由中央政府的钟官、技巧、辨铜三个机构铸造的,所以称三官钱,而这三个官府机构又都设在长安附近汉武帝的上林苑,由中央政府直接来铸造五铢钱,这规模就比较大了,郡国的钱都回收到中央改铸,这样便把造币权收归中央。私铸也变得非常困难,因为其费用不能相当,也就是其票面价值与实际价值相当,人工上也比较困难,私铸无法获利。由于禁止私铸,经过五年时间的严刑峻法,“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赦自出者百余万人。”经过长期探索,终于找到五铢钱这个形式,恰好满足市场流通的需要,作为实物货币,文如其值,而且从做工上也杜绝私铸的可能,私铸无法贸利,再加上几十万私铸者被处死的血的代价,才使这种币制得以稳定下来。五铢钱制度的建立,自西汉中叶到清朝末年两千多年,在钱币发行的重量和形制上,大体都离不开五铢钱的基本模式。但这个基本模式确定下来以后,也不是没有反复的,如王莽改制时,又一度想倒退到过去的刀币、布币,发行大额面值的泉币,但均以失败告终。通货膨胀、滥发货币都是历代统治者惯用的手法,只有一时的作用,实际上是饮鸩止渴,这方面的现象,迄今在世界各国都反复上演。事实上在币制背后有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有官民之间的矛盾,这个民,主要是能私铸的地方豪强,还有中央与郡国之间的利益关系。同时如何建立一个合理的币制,在司法制度层面上如何保障,亦要付出血的代价。在技术层面上,如何使实物货币的面值与实际价值一致,在防伪上使私铸无利可图又难以得逞。这些都需要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不断的摸索,试错,总结经验教训,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才能最终定型,定型以后还会有反复。其实,这也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制度如何磨合的一个缩影。懂得这一点,对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还是非常有意义的,无论成功的经验,还是挫折的教训,都是我们完善自己社会制度不可或缺的社会财富,我们不会为一时一地的挫折而丧失继续前进的勇气,即使成型了,要坚持它,也要经得起反复的考验才行。统一集中发行的货币,必须集中在统一国家中央政府管控之下,才能充分发挥它作为价值尺度、支付手段及贮藏手段的效能,如果在货币问题上胡作非为,那就会导致整个社会生活的混乱。王莽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任意变更货币发行制度,扰乱整个社会生活的秩序。蒋介石政权在大陆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因为金圆券发行上的失败,变相恶性通货膨胀扰乱了整个社会经济,之所以还能在台湾立足,很重要的是台湾用的是台币,金圆券那场灾难没有波及台湾。建国以后,在财政金融政策上所以能保障国家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行,与始终一贯的货币政策息息相关。当然,中国古代的货币问题,由于市场的结构比较单纯,所以经过一段时期摸索便能基本定型,尽管在以后还有许多反复,但是它的型式还是基本稳定下来了。到了现代社会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国家的货币制度所面临的各种内外问题要复杂得多。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这对我们积极参预世界贸易、经济飞跃发展,又借以抵御外部世界经济危机的袭击功不可没。随着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提高,我们货币政策面临的挑战也日益复杂而尖锐,货币汇率的变化往往影响着国际国内各种相互关系的全局。目前世界贸易结算单位主要还是美元,这些年美国推行的量化货币宽松政策,实际上是变相的货币贬值,借以提高商品出口的竞争力,恢复国内的制造业,增加就业机会。但是货币的贬值是要付代价的,这个代价,则由世界各国的外汇储备来承担了。然而量化宽松不能无节制地搞下去,否则的话会从根本上动摇美元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那么如果要维持美元在国际上的地位,仍然必须建立在国内生产兴旺发展的基础上,故汇率变化直接影响着相关国家国内生产的发展。过去十年,美国逼着中国人民币升值,人民币与美元的比值,在我记忆中是从8.3左右升值到6.1,升值幅度达30%,人民币升值的结果,是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下降,出口萎缩,中国的美元债券和外汇储备,无形中在双重贬值压力下,有人估计其损失达3.65万亿人民币。人民币升值,还加速了国内资本的外逃。美国逼迫他国的经济手段,便是逼迫他国货币升值,日本的那次升值,结果是日本许多年国民经济的低迷。所以我国的汇率政策决不能跟着美国的指挥棒转,这次人民币自8月11日到13日三次贬值,贬值还不到5%,美元也跟着暴跌,全国股市也随之暴跌。我在《中国青年报》看到美国的一些国会议员一意在汇率问题上指责中国通过操纵汇率获取贸易优势,纽约州的民主党议员查尔斯·舒默日前称:“多年来,中国玩弄规则,操纵人民币汇率,使美国工人无路可走,中国政府非但没有改变这种做法,似乎还在变本加厉。”俄亥俄州共和党议员罗伯特·波特曼则表示,人民币贬值“残酷地提醒美国,中国不肯按游戏规则行事的时候,美国不能坐视不理,因为美国承受不起”。密西根州众议员、民主党领袖桑德·列文称:“必须注意中国对股市和其他城市的干预愈演愈烈。”无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的部分议员,都是异口同声地指责中国操控汇率,损害了他们得利益,换一句话说,中国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必须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自身经济上的矛盾,要中国来承担责任,这不正是一付霸权主义的面孔,要别国牺牲主权来担负美国经济上的问题和矛盾,这合理吗?实际上我们人民币扩大涨跌的波幅,是人民币市场化的必要措施,也是推动人民币加入IMF特别提款权必须的措施。凭我的直觉,人民币不会大幅度贬值,中国不会像美国在货币问题上专干那种损人利己的事,美国对这次人民币扩大波幅,走市场化道路的动作作了错误估计,所以会有那样强烈而又过度的反应,这是判断上的错误,而且引起世界股市的暴跌,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最后奥巴马表态,希望中国人民币汇率市场化,这是一个比较中性的意见,接着李克强总理表示人民币汇率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总不能要求中国的货币政策及货币市场波动事先都要请示美国吧!我们的货币政策只能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服务,人民币的国际化是大势所趋,通过双边贸易用人民币结算,这样人民币已成为世界贸易中第五大支付手段,在外汇市场换手,人民币也已成为第九交易货币、世界第七大贸易货币。这说明中国的经济和贸易,在世界贸易中已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故人民币国际化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人民币国际化,用不到处处让步牺牲自己的经济利益,尽可慢慢来,使其水到渠成。因为这是贸易发展的客观需要,不是哪一个国家的恩赐和特许,更不用看哪一个国家的颜色行事,它应是货币交易过程不断博弈的结果。所以,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人民币也势必与美元、英镑、欧元、日元等一起成为可以在世界自由流通的硬通货,成为我们外贸独立结算的主要币种。总有一天,中国人民可以拿着人民币就能环游全世界。
  
  世界经济的复苏,是需要几个大经济体协同前进的。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世界性金融危机,是中国的四万亿投资,带动了世界经济的复苏,而这四万亿投资集中在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和房地产投资上,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收回投资的回报,当这些投资因饱和而发展速度慢下来时,带来的是与此相关的钢铁、水泥、建筑及其他相关配套的产业产能过剩,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设法调整结构来稳定增长,逐步把经济下降趋势扭回来,这需要时间。现在是美国、欧洲经济逐渐走上复苏恢复正常状态,美国从零利率的刺激回归到加息预期,但是它带来的是大量美元回流,中国出现地下钱庄套汇活动猖獗,我身边就有认识的亲友在把人民币换成美元,带来的结果是流动性趋紧,股市非理性的暴跌。在这个时候美国加息预期的日子越来越近,美元大规模回流,实际上变成趁火打劫,与2008年中国的挺身而出承担责任相比,这样的做法也太不讲道义了吧,你们要当老大,但不能不顾别人的死活,那也太缺德了。
  
  同时,我们当然也看到自身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利用市场及经济,怎样在证券市场做好资源配置的工作,让国有经济,特别是大型国企发展混合经济,让国有企业接收社会游资,改进企业管理。但这也有二条不同的目的趋向,一条趋势是把国有企业私有化,一条是在党的领导下,不改变国有经济的性质,在证券市场上募集资金做强做大,提高其在全球大企业间的竞争能力。当然我们只能走后一条路,不能走私有化消解国有经济的死路,要让国有经济能做强做大,又要让创新的实体经济得到融资的机会,又减轻银行信贷的负担,这样我们开放了融资融券,放宽了IPO上市条件,放松了股指期货多空宝的监管,这就助长了市场上投机的气氛,这样刺激起来的股市行情毕竟是吹泡泡。股市这一年坐了二次过山车,从5000点又回到3000点以下,使中小股民丧失了信心,最近的降准降息也难以一下挽回股民信心。在这种情况下,大型国企融资搞混合所有制的打算一时也难以实现了。这个窘境有我们自身的原因,美国的加息预期催化了中国股市的暴跌,对大家创新创业也增加了困难,实体经济恢复增长道路也更加艰难一些。我对中国经济调结构稳增长,还是充满信心,无非是用时间来换空间,毕竟我们是大国,基数大,长期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传统,熬一两年时间,可以缓过气来的,与历史上经济建设方面的大起大落相比,这一点动荡不算什么。
  
  前一个时期,股市暴涨时,我听到过不少人心动于股市牟取暴利的机会,这也很自然,其实马克思也超过股票,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书信集中,有过一次这样的记录:马克思在1864年6月25日,致信菲利普斯,他在信中说:“医生不允许我从事紧张的和长时间的脑力劳动,所以我——会使你大吃一惊——做起投机生意来了,一部分是做美国国债有息证券的投机(即美国国债的买进卖出以攫取差价),主要是做英国股票投机,我用这办法赚了400多英镑,而现在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又给投机活动大开方便之门的时候,我又开始搞起来了。搞这种事情,占去的时间不多,只要稍微冒一点风险,就可以从自己的对手那里把钱夺过来了。”四百英镑在当时不算小数目了,按目前价值要将有一万英镑左右了,但这对马克思而言,只是偶尔为之,他还是沉浸在紧张和长时间的脑力劳动进行经济理论的思考之上,做股票买卖的冒险事业,只能偶尔为之,不能以此作为职业,否则的话,我们不会有马克思主义了。
  
  我在凤凰网和澎湃新闻网上看关于股民在这二次过山车过程中的报道,不同类型股民的心态大不一样。有一个大学生花了二万元进入股市,先是赚了,很高兴,从而迷恋于此,两次补仓,经过这二次暴跌后血本无归,没法再干了。我不赞成大学生炒股,分散学习经历,没有经验,必输无疑。另一个典型,是一个退休工人,闲着无事可干,拿积蓄进入股市,有二十年的炒股经验,问他这两次暴跌的感想,他说:跌久了,总会升起来的。他不割肉,不盲动,跌了,无非用时间来换空间罢了。还有一个做股指期货多空宝的,他本金是800万,第一次强制平仓资金2.8亿,还剩下不少,这次8月27日强制平仓时,只剩下300万了。这三个典型说明,在股市不能有贪欲,偶一为之,见好就收,如马克思那样。长期在股市混的,应该如那个退休工人一样,以平常心看暴涨暴跌,以时间换空间,玩玩而已。不能如那个做期货的那样,在股市过山车中埋葬了自己。既然身在股市,那就应以平常心待之,不要盲动,赢了不要贪得无厌,输了也不要心灰意懒,资金是在流动的,去了还会回来,只要留有余地,青山在不会没有柴烧。维护股市正常的秩序,发挥资源配置作用,股市的发展要与实体经济建立良性互动的关系,靠泡沫,欲速则不达。(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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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客文选评论(评论于2017/8/6 23:30:17
访客文选评论(评论于2017/7/16 2:25:38
ch001558文选评论(评论于2017/5/15 12:10:50
ch001558文选评论(评论于2017/5/15 12: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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