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整整一百一十年前——一八五三年的三月十九日(太平天国癸好三年二月十四日，咸丰三年二月初十日)，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的革命军队，占领了江南最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城市——南京，并在此定都建国。英雄们在这里建立了革命的政权，组织了强大的武装，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实行了各项革命的政策，发动了千百万农民起义，为推翻清朝的反动统治，为摧毁封建的土地制度，而进行了十六年轰轰烈烈的斗争。这次伟大的农民起义影响所及，几乎使中国大陆整个地席卷于革命风暴之中，各地起义的时间几乎绵延了三十年之久，这是中国历史上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 　　太平天国在南京建都以后，为了消灭清朝反动中央政权，并发动北方各省农民起义，遂于这年五月间，派遣大将林凤祥和李开芳等率师北伐，这就是北伐战争的开始。北伐进军是捻军起义的契机，六月七日(五月初一日)当这支大军到达淮北，占领雉河集(安徽涡阳)以后，长期以来，处在分散、隐蔽状态中的捻党，便由反清结社转变为抗清起义，于是，和太平天国同时期的另一伟大的农民革命——捻军起义，也就从此揭幕。随着江南革命形势的飞跃发展，淮北的斗争也就逐渐发展到山东、河南和湖北等省，造成了遍地开花势如燎原的形势。 　　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的关系非常密切。捻军起义是在太平天国的影响下爆发的，也是在太平天国的推动下发展的，捻军起义的败灭，又是和太平天国的失败息息相关的。反之，捻军起义为太平天国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它是太平天国在北方的同盟军，也使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得以绝而复续者四年。太平天国的北伐、西北远征、以及长江北岸的斗争，均与捻军战争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没有这种联系，长江北岸的革命形势就会恶化，斗争就要失败，长江南岸的斗争，也不可能坚持如此长久，不可能打得那么英勇壮烈和有声有色。 　　因为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的联系这样密切，所以，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便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见解。有的人强调了联系的一面，便把两支军队硬说成一支，想把他们合并，借此延长太平天国的正朔，以致提出要取消捻军的番号、取消捻军起义的历史地位。其错误在于强调了联系，而忘记了区别的Ò幻妗Ｒ灿械娜耍康髁饲鸬囊幻妫蚜较钛芯抗铝⒌亟校闾教旃返目梢圆涣私饽砭罚隳砭返目梢圆唤哟ヌ教旃罚惺焙蛘吵常呀饽逊帧Ｆ浯砦笤谟谇康髁饲穑橇肆档囊幻妗Ｆ涫担谔教旃湍砭墓叵道铮嬖谧疟缰さ睦斫猓菏羌扔衅淞涤钟衅淝穑扔衅涔残杂钟衅涓鲂裕扔衅洹巴庇钟衅洹耙臁钡模蛉魏我幻娑际谴砦蟮摹?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出一些意见与罗尔纲同志商榷。罗尔纲同志以几乎毕生的精力从事于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在资料的搜集、整理、编纂和考证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在太平天国和捻军的关系上，我认为他的意见不正确，在这里提出自己粗浅的理解，我想这种争论是会有利于研究工作开展的。当然，意见可能是不正确的，希望罗尔纲同志及其他同志们加以教正。 　　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问题上：一、捻军正名问题；二、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的关系；三、捻军史的分期问题；四、捻军战争的历史意义。以下分别一一加以说明。 　　 　　二、捻军正名问题 　　 　　中国史上所有的一切农民起义，都被历代的封建统治者诬之为贼为匪，太平天国和捻军也不例外。“粤匪”和“捻匪”的称呼，从清朝到北洋军阀到国民党政府，几乎没有什么基本的变化。给捻军以应有的历史地位，而不把它称之为贼匪的，还是罗尔纲同志。1939年，他出版了《捻军的运动战》一书，“捻军”之称，探本求源，也从这时开始。在同一时期，罗尔纲同志曾经出版过《太平天国史纲》等书，通过这些著作，他给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以应有的地位，应该说这是一种进步。新中国成立以后，“捻军”一词，在各种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著作里，被广泛的应用着。一九五三年，由范文澜、翦伯赞等同志编纂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三种《捻军》的出版，进一步把“捻军”这个名称肯定下来，业已约定成俗，不易改变了。根据我的研究，“捻党”和“捻军”的称号完全应该肯定下来，不必要也不应该改变，因为它不仅符合习惯，而且符合历史事实，是不必在这里大做文章的。但是，一九五二年罗尔纲同志提出了这个问题，接着又把他的旧著《捻军的运动战》改名为《太平天国新军的运动战》，在此书的新版序言里，他主张把“捻军”的番号取消，改称“太平天国新军”。几年前，我在山东调查捻军史迹时，山东省博物馆的同志告诉我，他们在整理太平天国和捻军文物时，有位大学生在协助整理，便提出应把两者合而为一，因为所谓“捻军”也者，据说就是“太平天国新军”云云。当时，博物馆的同志没有接受这个意见，还是区别整理了，但由此可知罗尔纲同志的意见，是在国内产生了一定影响的。一九六○年，罗尔纲同志在《安徽史学》创刊号上发表《捻军正名》一文，就他过去的意见重加叙述，并略有改变，主张随着捻党和捻军历史不同的发展阶段，而应有各种不同的称呼。主张在和太平天国联合作战以前，可以称为“捻”或“捻党”或“大汉起义军”；在和太平天国联合以后，应该称为“太平天国部队”。这个主张仍然没有取得大家的同意，因为这种分段称呼法，实际上把捻军起义的脉络割断了。在一九六一年九月《学术月刊》上，发表了王庆成同志的《捻军正名质疑》一文，对罗尔纲同志的意见提出批评。他认为捻军的名称可以存在，虽然太平天国在当时许多农民起义中的主导地位应该肯定，但不应该替太平天国争“正统”、不应该从捻军“奉太平天国正朔”、“遵照太平天国衣冠制度”等形式上，来否认捻军起义自有其发展规律的实质，他也批评了罗尔纲同志所谓“客观主义”、“书法”、“笔法”等提法的错误。我觉得这种批评是正确的，我同意他的意见。为了解决捻军正名问题，我曾经写成《论捻党》一文，后来收在拙作《初期捻军史论丛》里。现在，为了把问题彻底澄清一下，谨据几年来整理过的文字的和调查的材料，重新加以说明。 　　关于捻党和捻军原来的称号是什么，这个问题现在已经解决，就是他们原来就称作“捻”或“捻子”。“捻”是皖北方言，意思就是一部分人、一群人、一伙人叫做一“捻”’“捻”是一个小组的、一个单位的、甚至一个集团的总称，泛指群体的集合。起初，几十个、几百个人可以叫一“捻”，后来，成千上万的，以至几十万、几百万人也可以叫做一“捻”。“捻”起初只是一般泛称，后来便成了特定的术语，专指这次反清的农民运动(捻党)，或抗清的农民起义(捻军)。早在嘉庆、道光年间，捻党就在皖北农村活动，一些人集合起来，共举一个首领，叫做捻头(也叫响者或响捻子)。捻头领导大家杀富济贫、打抱不平、打劫官府和地主，也贩卖私盐，也进行保镖 ，也搞一些不正当的活动，象打架械斗、喝酒和赌博等。“捻”的活动越来越频繁，地区也越扩大，以至村村有捻，庄庄有捻，后来连府州县，山东、河南和湖北等省也有活动了。但主要地区仍是皖北涡阳、蒙城、毫州一带。“捻子”并非专门职业，他们都是贫苦劳动者，有事就集合起来，无事就散伙回家。到了咸丰年间，已经是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了，也还保持着这个特点，《山东军兴纪略》说： 　　“间尝博观载籍，考之往古：盗贼之发，或困于饥寒，或迫 　　于征敛，畏死幸生，铤险啸聚，少者数百，多者累千，负固山梁 　　谿垘之间，摽掠数十里而已；其甚者，如前明流寇，众常数万， 　　非一乡一邑之人，处无定巢，毕岁狂奔，无所留恋，加以天灾岁 　　歉，千里篙蓬，择地焚屠，苟延喘息，并无室庐孥贿之乐也。今 　　之皖匪不然，起于皖北颖(州)、寿(州)、蒙(城)、毫(州)之间， 　　有庐旅，有妻孥，不饥寒而抗征税。国家因用兵粤匪，挞伐稍 　　稽，遂乃子弟父兄相率为盗，私立名号，曰堂主，曰先锋，或数 　　百人为一捻，数千人为一捻，故当时号曰捻匪。恒于春秋二 　　时，援旗摩众，焚掠自近及远，负载而归。饱食歌呼，粮尽再出， 　　有如贸易者。” 　　抛开这个反动文人对起义者的诬蔑和歪曲不说，从其中还是可以看出捻军起义的特点，即其与过去农民战争的区别是：它是有根据地的，是父子兄弟同乡亲友一齐参军的，它在春秋两季“装旗”出征，冬夏两季一般在家务农或休息，它处在半武装半农民的状态中，所谓“居则为民，出则为捻，若商贾之远行，时出时归。”的说法，即由此而来。捻党仿佛民国初年河南的红枪会一样，是一种农民自发的自卫性组织，所不同的是他们初无武装，也没有地主分子参加，而是贫苦农民或游民的组织。这种组织各地称呼不同，但实质一样，象当时运河沿岸的“幅党”也是一样。捻党和幅党并无严密组织，也无一定隶属。他们离合无定，聚散不常，碰到官府压追加紧，就散伙成了普通百姓，压力一松，又复出而“打家劫舍”。他们破坏了地主豪绅的社会秩序，腐蚀着清朝的基层统治，所以，被骂成“红胡子”，意思就是土匪了。这是一种原始的农民运动，许多中国近代史的著作不了解这种特点，把他们称作“秘密结社”，其实他们是公开的活动，不是秘密结社。天地会和白莲教都是秘密结社，尤其是白莲教，秘密组织几乎遍于全国，各有一定的地区、组织、教规和首领，捻党并无这种色采，它是地上的农民运动，并非地下的秘密组织，应该加以区别。 　　涡阳有位王大球先生，写过一篇《张乐行传略》，其中谈到“捻”或“捻子”的由来时说： 　　“满清末年，黄淮之间，称一部分人为一捻子。后来逐渐 　　转变，有时称为一股，有时称为一杆。一捻、一股、一杆意义完 　　全相同。近代国史专家对于捻字解释，往往望文生义，以为聚 　　众打降为捻，或谓然脂毁室为捻，或谓闹龙灯者以一灯为一 　　捻，实则皆与事实不符。” 　　“捻军组织，以百数十人为一捻，十数小捻为一帐子，十数 　　帐子为一大捻。无论大捻小捻，皆公推一人为捻头，各捻之分 　　合战守，悉听捻头之号令。尔时淮上健儿，纠合群众，号为捻 　　头者，多至不可胜数。” 　　王先生和张乐行的后代张羹材家是亲戚，当过多年中学教师，告诉了我许多关于捻军的史实，他的说法和当地群众的说法完全一样，这当然是可以信赖的。 　　我写《论捻党》一文的时候，尚未到皖北实地调查，根据文献材料、把关于“捻”的解释归纳成四种说法。现在看来，还有助于对这个问题的说明，还要简单地复述一下。第一种是“群聚为捻说”，这以陶澍的《陶文毅公全集》、《清实录》、《东华录》、《剿平捻匪方略》和《袁甲三奏议》等官书或半官书为代表，当时虽然肯定了这种说法都是从陶澍的奏折中引伸出来的，而陶澍在道光年间当过安徽巡抚，进行过一定的反面调查，有些根据，他说：“每一股谓之一捻子，小捻子数人，数十人，大捻子一、二百人不等。”因而认为这种说法比较可靠，接近真实，可以作为初步的结论。但当时没有进行过调查，把握不大，只好暂时那样交待。第二种是“聚众打降为捻说”，这以民国本《涡阳县志》、蒋湘南的《蒋子潇先生遗集》、方浚颐的《梦园丛说》等书为代表，这些人和书都源出安徽和河南，他们对当时的捻党是熟悉的，可是，他们的说法并不正确。因为捻党聚众打降和械斗虽确有其事，但当时不仅捻党，其他各地农民也常常发生聚众械斗的惨剧，《清实录》里有不少这种材料，这是地主豪绅挑拨离间的结果，直到解放前，少数民族地区叫做打冤家，河南人谓之打黑枪，这是一种类型。聚众打降是捻党活动的内容之一，不能包括其全部活动、这也有一点痕迹，就是打降前必先聚众，而聚众皖北方言叫“结捻”，这是走了样的一种解释。第三种是“拈纸然脂，毁室劫财为捻说”，这以王闿运的《湘军志》、方玉润的《星烈日记汇要》为代表，这里把捻党说成是半夜里明火执杖，抢劫地主的强盗，这和把捻党骂成是红胡子的诬蔑属于一种类型。这是歪曲、诬蔑，当然是不对的，不过，这也有错误由来的痕迹，即捻党在“抢劫”地主以前也要聚众(结捻)，聚众以后或打降，或“抢劫”，表现了其活动的一个侧面。第四种是“闹龙灯者，以一灯为一捻说”，它以王定安的《湘军记》为代表，这种说法当然也走了样，是不对的。不过，并不如我原来说的，是王定安的杜撰。其实，捻党中人也械斗，也贩私盐，也闹龙灯，也搞迎神赛会一类活动，这也是他们活动的一个侧面。总之，以上四种说法，除第一种接近真实，比较可靠以外，其他三种说法都是以讹传讹，愈传愈走了样，不过，他们也各有一点线索作根据，均有蛛丝马迹可寻，并非全是胡说。这些说法，都能够间接证明皖北方言的说法，即“捻”就是一部分群众的结合。由此可见，“捻”和“捻子”的称呼由来已久，它是历史的产物，不能取消，也不必要加以改变。 　　“捻”和“捻子”的意思弄清了，再说“捻”和“捻子”是自称还是他称。 　　在捻军资料里，有两种说明他们是自称为“捻”的。第一种是尹耕云的《豫军纪略》，他说：“豫省东南接壤江、皖，蒙、毫、颖、寿，民俗故强悍，往往聚众剽劫，多至千余人，少亦数百人，各推贼中桀黠者为之首，自号为捻，不相统壹。”这人在捻军战争时期是河南清吏，靠攻捻发迹，著有《心白日斋集》，集中捻军资料不少，这是“捻军通”，他的话是有根据的。第二种是郭景泰等在同治三年(一八六四)所编纂的《郏县志》，他说：“贼多南阳人，自名其党曰捻子，以角子山为巢穴。”这县志编纂的时间正当捻军战争时期，角子山起义是所谓“豫捻”中规模较大的一支，这说法当然也是有根据的。以上两种资料说明，捻党和捻军的“捻”是自称，是他们自称为“捻”和“捻子”的。 　　还有一些材料，没有说明是自称还是他称，但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可以分析一下，这里也只引两种为例。第一种是方玉润的《星烈日记汇要》，他说：“捻之恶者曰二捻头；稍通文义，能计划者，谓之掌捻；凶悍斗狠者，谓之领捻；小捻入大捻谓之邦捻；又有不知名姓之类，聚数十人到处游行，遇隙便抢，谓之游捻，又名飞捻；更有新捻、老捻之称，数十年来，长淮以西，在在皆捻矣。”第二种是蒋湘南的《蒋子潇先生遗集》，他的诗有这样几句：“(捻子)见难必拯救，睚眦无不报，杀人当白昼，其名曰捻子，红胡乃诅咒。”在方玉润的著作里，还列举了许多有关捻党的术语，象捻首、招捻、勾捻、通捻、入捻、捻目、纵捻等等。很难设想，这样具体的分工和称号，会是捻党以外群众送给他们的，我看除了他们自己有这些名称以外，别人是不会这样来一一命名的。而且，蒋湘南清楚地说明，他们自己和群众称之为“捻子”，地主豪绅骂他们是“红胡子”。可以说，“捻”和“捻子”既是自称，也是他称，在这里完全是统一的，他们自己这样称呼，广大群众也这样称呼，不必斤斤计较于自称还是他称的问题。 　　文字资料是一种证据，调查资料也是一种证据。1959年，我去皖北调查过一次，当时，罗尔纲同志和其他同志已经提出这个问题，我向当地群众提出“捻”和“捻子”的称呼能不能存在，他们都说能够存在，这没有问题，直到现在，方言里还有“捻”这个术语，不过，已非普通名词，而是特定术语了。提起“捻”和“捻子”的事情来，在皖北真是家喻户晓，从老人到孩子，从青年到妇女，谁都能滔滔不绝地向你讲许多故事。这里，很多村庄当年为捻子和老牛会(地主武装)作战的场所，许多人是捻军首领的后代，他们的祖先都是“捻子”。我问他们，看除了“捻”和“捻子”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称呼，群众异口同声，一概称之为“捻”或“捻子”，也有叫做“大捻子”、“老捻子”的，“在捻”、“入捻”、“捻头”、“结捻”这些术语也很普遍，并没有其他称呼。安微历史研究所和阜阳文联的同志们，曾经进行过细致的调查，他们搜集了大量材料。这些材料我看过一些，也抄录了十几万字，这几年常常加以利用。从这些材料里，没有发现“捻”和“捻子”还有其他称呼，几百个被调查过的老年人，都是这样称呼，我看这个名称是无可置疑的。阜阳文联出版过一本《捻军歌谣》(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李东山等同志也出版过一本《捻军歌谣》(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其中“捻子”、“串捻”、“入捻”、“捻哥”、“捻郎”以及上边提到的一些术语，几乎和一百多年前的蒋湘南、方玉润等著作中提法一模一样，不能认为这是偶合，而确是历史的真实了。从歌谣里可以看出，“捻”和“捻子”不仅不是什么诬蔑的称呼，而且是一种亲切的称呼，广大群众对此具有亲切的感情，是象亲人一样的尊敬、爱护和关切他们，象“捻哥不来谁帮忙”，“只等捻哥来穿鞋”，“捻子哥哥下清江”，“咱上东庄去入捻”，“穷爷们结成捻”等首，且不说去读它的内容，只要看看这些标题，就完全可以理解广大群众对他们的亲切态度和感情，这哪里是什么诬称呢，这样一个由历史上形成的，今日又有文字和调查资料所证实的传统称呼，我们怎么能够不顾事实，而随便加以否定呢?我们既不能因为清朝政府骂他们为“捻匪”，而倒脏水的时候连孩子一齐倒掉，也不能因为他们曾经偶然采用过什么临时的称号(如大汉)而随便加以改变，更不能因为和太平天国曾经联合作战，而就称之为“太平天国新军”。 　　自称和他称的问题解决以后，再说说“捻党”和“捻军”这两个概念能否成立的问题。 　　按照以上说明，“捻”和“捻子”的称号既已肯定，那么，把这次起义称做“捻起义”，“捻子起义”或“捻的抗清运动”，把它的历史称做“捻史”，当然是符合历史真实的。这个问题，我也曾经反复考虑，总觉得一个历史概念的确定，既要符合历史真实，也要符合科学含义，如果在不违背历史真实的原则下，略加变通，使其更加合乎科学含义，应该是历史研究所允许的。“捻党”和“捻军”这两个术语，在过去的著作里都使用过，符合习惯，也非诬称，可以考虑不予变更。在捻军史上，以一八五三年(咸丰三年)为分界，可以分为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时期，这也是历史事实。在前期，其特点是：它是一种反清结社，是一种原始的农民运动，是一种反地主反官府的贫苦农民组织，它虽然相当活跃，但并不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因此，把这样一个成群结党，进行集体活动的组织名之曰“捻党”，应该是比较合适的。在后期，其特点是：由农民运动变成了农民战争，由反清结社变成了抗清起义，由反地主反官府变成了抗击清朝的革命斗争。它虽然在前期还没有完全成为正规的军队，还是半武装半农民不脱离生产的部队，但愈到后期，武装斗争就愈成为主要的斗争形式，终于发展成一支强大的游击兵团，因此，把这样一支武装的农民军名之曰“捻军”，应该也是比较合适的。这样，在“捻”下分别系以“党”和“军”的字样，以示其实质上的区别，加以分别使用，这样作应该是合理的。关于捻党和捻军两者的区别，我在《论捻党》一文里是这样提出的： 　　“捻党和捻军是互相联系着的，即捻党是捻军的先驱，捻 　　军是捻党的发展；捻党运动是捻军战争的准备时期，捻军战争 　　是捻党运动的最高斗争形式。但是，它们之间也还是有区别 　　的，即捻党是农民运动，捻军是农民起义；捻党是反清结社，捻 　　军是反清战争；捻党是白莲教的变种，捻军是太平天国的盟 　　友。可以说，它们的区别，是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群众运动与革 　　命战争、群众组织与战斗单位的区别。” 　　这样区别是否妥当，当然尚有待于继续讨论，但在没有更好的办法和更有说服力的解决以前，只好暂时这样办理了。 　　 　　 三、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的关系 　　 　　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的关系，大约分为下列几个时期。时期不同，关系也不一样，这里分别说明如下： 　　第一是捻党时期(一七九七年——一八五三年)。白莲教起义发生在一七九六年(嘉庆元年)，太平天国起义发生在一八五一年(咸丰元年)，中间相距半个世纪。这是中国由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变过程中两次农民大起义的高潮，捻党便诞生在这两个高潮之间的低潮时期。因此，它既和白莲教有关，也和太平天国有关。白莲教起义失败后，部分白莲教徒和裁撤回淮北的清朝乡勇，就以捻党形式进行活动，这便是捻党的诞生。一八二二年(道光二年)朱麻子和邢名章以白莲教的名义在河南新蔡起义，安徽颖州(阜阳)的捻党成员参加不少，实质上是一次捻党和白莲教联合的起义。这种联合起义后来也曾发生，一八五八年(咸丰八年)安徽阜阳白莲教徒王庭桢等起义，这里正是捻军起义的故乡，当然也是联合进行的。往上推，元朝末年白莲教的彭莹玉、刘福通以至在毫州坐过皇帝的韩林儿，都以皖北为活动基地，可知白莲教在皖北是有悠久的历史根源的。安徽历史研究所的同志们在调查捻军史迹时，没有调查出捻党和白莲教的关系，便认为我的说法毫无根据，我看这问题且不忙于下结论。既然文字资料中有这种记载，调查起来也就可能找到线索，不过，白莲教的活动距今更加遥远，恐怕靠调查来解决问题是不容易的。这也说明，捻党产生比太平天国早得多，它自有其产生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根源，不好随随便便把两者混淆在一起。即使到一八五一年(咸丰元年)以后，太平天国虽然已在广西起义，捻党却仍然在千里迢迢的淮北，天各一方，无从联系，当然也不会有什么关系。所以说，在捻党时期，这两者是毫无瓜葛的，这种关系，一直要到一八五三年(咸丰三年)以后，等太平天国的力量到达长江流域时，才开始发生了变化。 　　第二是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互为影响时期(一八五三——一八五七年)。一八五三年(咸丰三年)的年初，太平天国的大军从武昌沿江东下，一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二月二十四日占领安庆，三月十九日占领南京，清朝的安徽巡抚蒋文庆和两江总督陆建瀛均被击毙，清军望风而溃，各州县纷纷失守，清朝在江南的统治发生了根本动摇。这是一个暴风骤雨的时代，面对着这种严重的局势，中国社会各阶级和各种社会力量，根据他们不同的经济和阶级地位，迅速地发生着各种分野，分别以不同的政治态度，来对待这个翻天覆地的时代。在地主阶级方面，逃亡的将军，败死的官绅，溃退的清军乱成一团，但在这混乱的背后，却有新的反革命力量在集结，以曾国藩为首的汉族军阀就是在这种局面里显露头角的。从赋闲在籍的清吏里，清王朝委派了几十名各省的团练大臣，安徽的吕贤基和袁甲三等，都在这时起程南下，准备把各州府县里的地主豪绅组织起来，举办团练，以抗击革命运动。在农民方面，长期以来，受尽苦难凌辱的黑暗日子似乎即将过去，天空中出现了光辉灿烂的彩虹，多少人欢欣鼓舞，多少人眉飞色舞，面对着全新的局面，便纷纷揭竿而起，组织武装起义了。这时候，从安徽一直延伸到河南、山东等省，几乎每一个州县都有围城、抗粮、杀差事件发生，而其中最大的抗清起义，便是淮北的捻军。 　　太平军占领安庆以后，破监释囚，有部分被释放的淮北籍犯人把这一翻天覆地的消息，带到了淮河两岸。捻党首领张乐行，就在这时组织起义，其他各地如宿州、怀远、灵璧、颖州、庐州等地也出现了陆遐龄和纪黑壮等捻头起义，这是捻党向捻军转变的开始，这个过程一直延续了几个月，到这年六月间，北伐太平军到达皖北，占领蒙城和毫州以后，这支农民起义才发生了质的变化，捻党转化为捻军的过程宣告结束，起义正式开始，这是太平军和捻军第一次的接触，是两支大军发生联系的开端。从现有资料来看，这正是太平天国全盛时期，不仅北伐部队没有重视捻军的力量，南京的太平天国最高当局，也没有把捻军起义放在视线范围以内，因此，两军没有任何其他联系，只是太平军路过而已。捻军成员有人参加北伐，随之北上，但他们人数不多，作用不大，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一八五四年(咸丰四年)二月四日，太平军北伐援军在黄生才、曾立昌等率领下，北上山东，以谋解救北伐军的围困，援军由安庆到六安，路过淮北时，捻军起义已较上年力量壮大，人数增多，整“捻”整“捻”地参军，使原来出发时只有七千五百人的援军，突然增加到几万。许多县城，援军尚未到达，当地农民军已经破城而入。许多县城，援军离开以后，在当地农民军的掌握下，还占领过一个时期。援军到达黄河丰北渡口时，大量捻党、白莲教徒、失业船夫、河工民伕等加入军队，《山东军兴纪略》说，这时太平军是“红巾帕头，旗帜五色”，《夏邑县志》说：“侦探谓土匪貌如贼者”。这说明，太平天国的旗帜旁边出现了捻军的军旗。究竟谁是“贼”(太平军)，谁是“匪”(捻军)，连清朝的侦探们也辨别不清了。后来，援军在山东临清的失败，与这些缺乏严格训练的“捻众”有关，把这支军队说成是太平天国和捻军的联合部队，是完全合乎事实的。但这种合作是杂乱无章的，“捻众”的溃散招致了北伐援军的失败，太平天国将领的无能，不能把这些“捻众”加以严格管理和提高，也是失败原因之一。 　　一八五七年(咸丰七年)经过杨韦事变以后，石达开把安徽战场上的太平天国精锐部队带走，军力薄弱，防务空虚，这才迫使着洪秀全和李秀成等转变政策，采取了联合捻军，增强实力的方针。在捻军方面，雉河集两次失守，迫使张乐行不得不率部南下怀远和三河尖，但依然遭受着胜保和袁甲三两军的压力。这时，双方均感到只有联合，才能共抗强敌。当时，有个叫做黄恩彤的清吏写道： 　　“初之捻匪与长发为二，今之捻匪与长发为一。当长发之 　　初起也，……是时尚未有捻匪为之助也。即捻匪初起，亦自张 　　旗鼓，不屑附于长发也。既而北犯之贼，全军受戮，无一生还； 　　上下游各要地，亦经我军次第克复。贼见势之日蹙也，于是以 　　全力守安庆，而时时分出股匪以与我争江外之地，兼挠我江北 　　之军，意谓不如此，不足以延金陵旦夕之命也。是时，捻匪屡 　　经受创，势渐披靡，不得不假长发之声势以图再振；而长发亦 　　因党与渐离，乐收捻匪以为用，于是分者始合，狠狠苍黄，急则 　　相倚，势使然也。” 　　这里说的是联合作战以后的情形，而且远不完备，但所谓“急则相倚，势使然也”却是事实。因此，李秀成通过他的部下、后来的叛徒李昭寿，向在三河尖的捻军送去札文，邀请他们参加太平天国，捻军首领张乐行、龚得树等亦即复文，表示同意，一八五七年(咸丰七年)三月四日，两军会师于霍丘城外，这是太平军和捻军联合作战新时期的开始。 　　第三是太平军和捻军联合作战时期(一八五七——一八六一年)。两军联合作战虽然双方都有需要，但也均有阻力。捻军内部后来出现过反联合的刘饿狼派，太平军内部后来发生过李昭寿和苗沛霖叛变，这在太平天国当局看来，都是和捻军一样的队伍。李秀成后来说：“且六安以西，无粮可掳，皆为捻子闹尽也。”他在另一个地方，却说成是苗沛霖的过错：“此地(仍指六安以西)正无粮，被苗沛霖之兵久害，民苦万分，官兵又未得食，饿死者多，食不充饥，如何为力。”这说明，联合作战的协议虽然达成，但双方都有各自的打算，既谈不到合并，更谈不到是一支军队了。不过会师以后，捻军接受太平天国的封号和领导，捻军成员蓄发，接受印信札文，改五色旗帜为太平天国旗帜，最高领袖张乐行，曾经被封为成天义(一八五七年)、征北主将(一八六○年前)、鼎天福(一八六一年前)、沃王(一八六二年前)等职爵，其部将如张龙被封为“钟天福”，张宗禹被封为“石天燕”，苏天福被封为“立天侯”，刘玉渊被封为“殿前指挥”。其他接受封号的将领大概还多，但已不可考了。据调查资料说，张乐行应洪秀全的邀请，曾经到过南京，天王赐予名马、银鞍和对联一副，对联原文是：“祯命养飞龙，试自思南国之屏藩，谁称杰士；中原争逐鹿，果能掌北门之锁钥，方算英雄。”它反映了太平天国联合捻军的战略思想，也反映了捻军对于太平天国的屏藩作用。会师以后，双方各派代表驻在对方地区，现在可以查出的，捻军派驻太平天国的代表是韩绣峰，这人常在苏州、南京、芜湖等地奔走、联络，还有后来的魏王李蕴泰即李允，也可能当过这种代表。太平天国派驻捻军的代表，有过钱得胜、康玉吉等人。 　　两军联合以后的关系怎样，是不是把捻军合并或改编了?是不是两军合并，都成了太平天国武装?根据资料来看，事实并非如此。当时的关系大致是：捻军依然保持着自己的独特制度和领导系统；捻军配合太平军作战，战场一般只限于安徽境内及其邻近地区，捻军没有渡江南征；驻扎地区不受约束，它先在三河尖和正阳关，后来南下六安，又北上怀定和定远地区，与太平天国邻近，但总在边缘，没有深入太平天国区；太平军不过问捻军内部事务，不改编，不奉调遣，有事联合作战，无事各自走开。这种关系，从《李秀成自述》里可以得到证明，即“虽招有张乐行之众，此等之人听封而不能听调用也。”光绪二十年袁登庸等纂修的《毫州志》里也说：“(捻党)归附发逆，留长发，受伪官、木质伪印信，赴江宁朝贺，不奉发逆调遣。”两个性质不同的资料，从正反两面部说明同一问题，既非孤证，亦非偶合。在现存太平天国本身的文件里，我们也可以找出这种关系的痕迹来，《李秀成致张洛行书》和《李秀成谕康玉吉》两文件，内容完全相同，都是说李秀成特派吴定彩、吴如孝率太平军北援捻军，要他们加以关照的。但两信措辞颇不相同，显示了太平天国领袖对待友军和对待本军的不同态度。李秀成给自己的代表康玉吉的信是“谆谕”，是“切切此谕”，是下达命令给他：“惟望弟在北凡事须听该来主将铺排，设有调遣，着即应调可也。”这信里说：“虽前曾闻该队收复菁江，军威大震。”普江即清江浦，这里说的是捻军清江浦大捷，“该队”即指捻军。但在给张乐行的信里，便变成了“虽前曾闻贵队收复菁江，军威大震。”贵队也是指捻军说的，提法截然不同。而且，在张乐行的信里，全无“谆谕”和“切切此谕”等字样，也没有叫他听吴定彩和吴如孝的“调遣”和“铺排”，反而说派他们到北地去，是“前来往援，以修旧好”，倘若是太平军本部队，不会客气地称为“贵队”，也不会“以修旧好”，显然，在这里不同的关系，决定着不同的措施和提法，这也不是偶然的。罗尔纲同志在其《捻军正名》一文里，全引了这两个文件，据此以证明捻军本是太平天国的一路军队，和太平军完全是一样的。其实正如王庆成同志所说，“从这些信中除了可以看出太平天图和捻军间存在着合作和互相支援的关系外，并不能得出捻军就是‘太平天国的一路军队’的结论；相反，这些信却透露了捻军对太平天国的一种独立状态。”把这种联合作战加以混淆，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两军联合以后，在这期间，共同进行过许多重大战役，如一八五七年(咸丰七年)的固始、霍丘、正阳关战役，一八五八年(咸丰八年)的六安战投和庐州附近的三河战役，一八五九年(咸丰九年)的定远战役，一八六○年(咸丰十年)的桐城卦车河战役，一八六一年(咸丰十一年)的湖北罗田松子关战役等。在这些战役里，有的是太平军支援捻军的，如固始、霍丘、正阳关、定远等战役；有的是捻军支援太平军的，如三河、卦车河、松子关等战役。两军领袖，太平军方面是李秀成、陈玉成和吴如孝等，捻军方面是张乐行、龚得树、苏天福和孙葵心等。在联合作战中，捻军主要以兵力之众支援了太平军，太平军主要以兵力之强支援了捻军，彼此各有优点也各有弱点，联合起来是必要的。象三河战役，予曾国藩部湘军以严重打击。这是人所共知的，但人们却极少知道捻军在此役中起过相当作用。为了支援太平天国，捻军在淮北的家乡被清军乘隙洗劫了。为了支援太平天国，张乐行不得不杀死了反联合派的刘饿狼，使捻军内部的团结破裂了。刘的蓝旗部众因此投敌者甚多，而这又与张乐行惨死、雉河集失守有重大关系。为了支援太平天国，捻军领袖龚得树和孙葵心，都战死在太平天国战场上，白旗捻军因此而渍散。然而，捻军的这种作用，往往不为史学家所了解。即当时太平天国主帅李秀成和陈玉成等，也没有对他们以诚相待，而是在利用着他们的。这原因是李昭寿、苗沛霖叛变，给太平天国造成重大损失，在太平天国当局看来，都是一丘之貉，都是“利用”出了毛病的。加以捻军只是“听封而不听调”，不能彻底作有力的配合，捻军的纪律和战斗力，亦均不能与太平军相比，因此太平天国是不得不借重他们，却又对他们无可奈何，因而印象是不好的。从捻军方面来说，这种合作只对太平天国有利，对保卫淮北根据地没有直接益处，捻军自从为了联合作战，来到淮南以后，淮北家乡就长期处在敌人占领之下，许多首领反对这种合作，主要是想回家乡。后来有许多人把部队拉回淮北，不听张乐行调遣，他们远征山东和河南，就是对这种方针的抗议。张乐行临难之前还说：“我因他们(指太平天国)待人不好，就折回老家居住。”这种关系不好，不仅太平军、捻军之间有，捻军和回族军之间也有，这根源是农民的阶级局限性，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即使象洪秀全这样的领袖，也无法把各种农民军之间的关系处理妥贴的。 　　第四是太平天国和捻军若断若续时期(一八六一年——一八六四年)。一八六一年(咸丰十一年)底，张乐行因为不满意太平天国的对待，而且，这时安庆已经失守，英王陈玉成困守庐州，桐城、舒城、庐江相继沦陷，反革命湘军曾国藩部气焰大张，淮南地区太平军已经基本上溃败，捻军在淮南已无必要，张乐行遂将其最后一块基地定远，交给太平军接防，率部假道正在抗清的苗沛霖区，从寿州附近渡过淮北，回到颖上暂住。与太平天国长达五年的淮南联合作战时期结束，而开始了和太平天国若即若离若断若续关系的时期。 　　张乐行部回到颖上时，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初，英王陈玉成应苗练邀约，派出以马融和为首的一支太平军，到达皖北，和张乐行、苗沛霖三部联合，共攻颖州，将清朝代理安徽巡抚贾臻围困在城内，是为颖州战役。三月间，胜保奉清廷之命来到皖北，招抚苗练，苗沛霖二次叛变降清，并袭击太平军和捻军，颖州战役失败，马融和率部到西去找陈得才部，张乐行率部由颖上回到雉河集老家，偶然的联合又告结束，捻军在淮北独自苦撑着危局。 　　庐州失守以后，英王陈玉成撤兵北上，向苗沛霖假道，拟由寿州北上，进而联合张乐行与陈得才、赖文光各部，重振旗鼓反攻安徽。陈玉成在寿州被苗贼出卖，被俘后即由苗练从寿州解往颖州的胜保大营，张乐行听到这消息后，曾率部连夜向东南进发，驻军颖州、寿州间的江口集，准备拦截囚车，解救英王。但没有成功，失望北归。此后安徽境内的太平天国地区沦落殆尽，只有雉河集尚若孤岛一样存在，到一八六三年(同治二年)春天，雉河集失守，张乐行殉难，初期捻军战争结束，和太平天国的关系也就宣告断绝了。 　　初期捻军和江南太平天国的关系结束了，但以张宗禹、任化邦、陈大喜为首的后期捻军，却和西北太平军陈得才、赖文光部结下了不解之缘。西北太平军由淮北入陕时，张宗禹等部随行西征，太平军进入陕西，捻军留在豫西和鄂豫边界，互相结为犄角。一八六四年(同治三年)西北太平军东下，谋解南京之围，张宗禹、任化邦、陈大喜等又率捻军随行东征，联合向南京进发，军事上的合作关系又前进了一步。南京失守前，这支联军被清军僧格林沁、官文等部阻击在鄂东麻城地区，浴血苦战，仍然突不破清军的防线，无法前往南京。南京失守后，联军士气受到沉重打击，军心涣散，战斗力大减，遂被清军击败。十月三十日的霍山黑石渡战役，是西北太平军失败的标志，主帅扶王陈得才军溃自杀，其他将领如马融和等叛而降清，张宗禹、任化邦、陈大喜部也大败于英山土门河、红花界等地，无论是太平军和捻军，这时都面临着覆灭的厄运。民歌中有“提起黑石渡，心中就难受，迷路入了山，人马掉了肉。”多少反映了这种情形。这时，太平军只有赖文光部尚保存数千军力，其他各部均已溃散，捻军实力则尚有数万，算是江北唯一的革命力量了。全国形势突然转入黑暗，太平天国已经失败，革命低潮已经到来，反革命清军疯狂屠杀，人民的鲜血流成了河，白骨堆成了山，南京城内被曾国藩焚烧成一片火海，雉河集一带许多村庄被僧格林沁杀得炊烟断绝，太平军和捻军，都是面临绝境，国破家亡了。到哪里去?今后怎么办?革命的旗帜究竟还能打得好久?这是生死存亡的问题，而且必须迅速地抉择。而对着这种险恶的局势，合则可存，分则败灭，于是，两军正式合并，大家拥护赖文光为首领，请他出面挽救危局，共抗强敌，以图生存，这就是《赖文光自述》中所说的局势了：“于甲子十四年春，由汉中而还师东征，图解京师重困未果，以致京都失守，人心散离。其时江北兵士无可依归者共有数万，皆是蒙、毫之众，其头目任化邦、牛宏升、张宗禹、李蕴泰等誓同生死，万苦不辞，请予领带，以期报效，此乃僧帅好戮无仁之所致也。可谓‘行一不义，杀一不辜’，以此思之，诚哉真千古不易之良言也。予视此情状，君辱国亡家破之后，不得已勉强从事，竭尽人臣之忱，以听天命。”从此以后，太平天国和捻军的关系进入了最后一个时期，但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时期。 　　第五是太平天国和捻军合并作战，以太平天国为领导，以捻军战争为主体的时期(一八六四年——一八六八年)。这个时期，应从一八六四年(同治三年)十月，霍山黑石渡战役后开始，直到一八六八年(同治七年)西捻军败灭于直东战场为止。这时，中国大陆上的抗清运动，是以太平天国为领导，以捻军战争为主体，在赖文光、张宗禹和任化邦的率领下，以新的流动战术和以僧格林沁为首的清军主力相周旋。在部队里，奉太平天国正朔，遵照太平天国衣冠制度，接受太平天国封号、印信、旗帜和领导。在这期间，捻军领袖被封王的，有张宗禹(梁王)、任化邦(鲁王)、牛宏升(荆王)、李蕴泰(魏王)、张禹爵(幼沃王)等。原太平天国将领有遵王赖文光、首王范汝增、怀王邱远才等。(邱远才封王，可能也在这期间)。根据各种迹象判断，捻军后期领袖封王，当在一八六四年(同治三年)南京沦陷以后，这可以张禹爵的幼沃王为例。张禹爵即张五孩，年纪最小，是老沃王张乐行的侄子，乐行之兄张敏行的儿子，他在一八六三年(同治二年)六月，张乐行死后数月，张宗禹率部重回雉河集时，才参军离开家乡，当时，两军尚未合并，张宗禹等尚未封王，他当然更不可能袭封了。因此，袭封当在两军合并南京沦陷之后是可以肯定的。这说明，太平天国虽然已经败灭，但在江北这支独存的军中，仍然执行着太平天国的一切制度，赖文光代天王或幼天王而颁赐封爵，在这种情况下，采取这种权宜之计，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一八六六年(同治五年)东西捻军分军以后，两军关系依然如故，没有多大变化。不过，这里可以注意的是：许多太平军领袖和战士，都留在东捻军里，西捻军里则以原张乐行旧部为主体，张宗禹主要统率的是这种力量，这里只有怀王邱远才等少数太平军人士，不起多大作用。在皖北调查时，王大球先生对我说：“你不应该把赖文光作为捻军最高领袖，实际上应该是张宗禹和任化邦，任化邦一死东捻军也就败灭，因为太平军当时人数不多。”蒙城坛城集小任庄的任化邦后代，有位老人也说：“赣榆战役以后，鲁王(任化邦)死了，皖北的老战士泄了气，他们把他埋葬以后，就散了伙，赖文光无人支持败死了。”根据史料，赣榆战役以后，东捻军主力覆没，赖文光不久就败死扬州，与调查情况相同。赖文光自己也承认“其时江北兵士无可依归者共有数万，皆是蒙、毫之众”，说明太平军实力确实很小了。过去人们不熟悉这段历史，过高地估价了赖文光在后期战争中的作用，过高地估价了一八六四年(同治三年)以后太平天国的历史作用，相反地，对张宗禹和任化邦的领导作用估价过低，对后期捻军的历史作用估价过低，看来是不够妥当的。应该说，从一八六四年到一八六八年的抗清运动，是以太平天国为领导，以捻军战争为主体，以赖文光为名义领袖，以张宗禹和任化邦为实际领袖的。此后得以继续坚持，其原因就在有捻军主力的存在，没有这支生力军的参加，赖文光等部是无力支持下去的。当然这不是说太平天国的正朔不可以延长，太平天国的历史可以而且也应该延长到一八六八年(同治七年)，但问题的实质已如上述，应该弄清楚。 　　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的关系，全部说来，就是上边这些。这说明：两军关系是很密切的，由影响到联合，由联合到合并，客观环境的险恶，迫使他们必须走上合并的道路。但是，它究竟是两支军队，他们有过联合，但也有过分离，而且有过小小的不愉快。因此，不可以说他们是一支军队，既不可据此而取消捻军的番号，也不可据此而称作太平天国新军。我的意见还是：有同有异，有联系也有区别，有一般也有特殊，所以，不同意罗尔纲同志称蒙、毫之众为太平天国新军，却偏偏不叫做捻军的办法。 　　 　　四、捻军史的分期问题 　　 　　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的关系问题，影响着捻军史的分期问题，关系问题弄清楚了，分期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 　　一九五六年七月五日，我在《光明日报·史学》专刊发表了《关于捻军史分期问题》一文，这是分期间题探讨的开始。后来安徽历史研究所的同志们在他们的刊物《史学工作通讯》、《安徽史学》上，就此专门组织过讨论，大约有六、七位同志发表过意见。这里，只提出三种意见来研究一下。 　　第一是罗尔纲同志的意见。在《捻军正名》一文里，他把捻军史划分成下列几个阶段：一是捻的诞生阶段(一八○四——一八一三)；二是捻有了组织在群众中树立威信的阶段(一八一四——一八五三)；三是捻响应太平天国在长江以北四处起义的阶段(一八五三——一八五五)；四是捻党起义统一领导建立大汉称号阶段(一八五五——一八五六)；五是以张乐行为首的起义军加入太平天国阶段(一八五七——一八六三)；六是改变了地方性起义队伍的性质，在天京失陷之后，改变为太平天国的正规军，由遵王赖文光领导，在长江以北，继续革命战争的阶段(一八六三——一八六八)。 　　应该说，罗尔纲同志在《捻军正名》一文里提出的意见，比他在《太平天国新军的运动战》等著作里的意见，有了很大的进展。可以看出，《正名》一文采取了近年来捻军史研究的成果，认真考虑了大家的意见，把自己过去一些不妥当的意见否定了。因此，关于“捻”的解释，关于和太平天国的关系，关于捻军史分期等问题，就有很多地方是值得重视的，我们的意见是逐渐接近了。这里，对于罗尔纲同志的分期法，谨提出如下几点意见：一、关于捻党诞生之年，目前尚无有力证明，只能暂据一说。马杏逸《捻军述略》原书已佚，此地据方玉润《星烈日记汇要》的摘录，和陶澍的《条陈缉捕皖豫等省红胡匪徒折子》，这两个材料都说捻党产生于白莲教起义失败以后，但却没有说出具体的年份，因此，与其确定在一八○四年(嘉庆九年)即白莲教起义失败之年，倒不如确定在一七九七年(嘉庆二年)，因为马杏逸明明说：“捻之始，起于嘉庆二年”。二、把捻党时期划分为两个阶段，也是根据陶澍的奏折，这是有些理由的。因为陶澍的奏折确切地说明了捻党在一八一四年(嘉庆十九年)前后的区别。但捻党时期史料较少，都是孤证，且其活动并不显著，再分两段，似过细密。如果要分，一八五一年(咸丰元年)太平天国在广西起义以后，全国范围内的农民起义显著增多，捻党活动亦突然频繁起来，这有《剿平捻匪方略》所纂资料始自咸丰元年可作证明，因此，倒不如在这里再划分一段。三、以一八五三年(咸丰三年)太平天国占领南京和进行北伐为一个阶段划分的根据，以一八五五年(咸丰五年)雉河集会议作为一个阶段划分的依据，以一八五七年(咸丰七年)太平军和捻军联合作战作为一个阶段划分的依据，以一八六三年(同治二年)雉河集失守，张乐行就义作为一个阶段划分的依据，以一八六八年(同治七年)捻军战争的结束而截止，这几个阶段的划分是有理由的，正确的，可以肯定下来。四、是四、五两段之间，不必再划出一个一八五六年(咸丰六年)冬天来，而应直接以一八五七年(咸丰七年)为标准，既作上段之结束，亦作下段之开始。因为两军会师在一八五七年三月四日，年月日都是明确的，用一八五六年是没有意义的。五、初期捻军战争之结束虽在一八六三年(同治二年)，但两军之正式合并，尚在如前所述之一八六四年十月底黑石渡战役以后，按照罗尔纲同志第六阶段划分的意图，倒不如依一八六四年十月为起点更准确些。 　　第二是祁龙威同志的意见。龙威同志对太平天国史和捻军史都有一定研究，他的意见也是值得重视的。在《史学工作通讯》一九五七年第二期，他有《关于捻军史分期问题的商榷》一文，提出了自己的分期法。他分捻军史为三大段。即从一八五三年到一八五六年是响应太平天国革命时期；从一八五七年到一八六四年是和太平军联合作战时期；从一八六四年到一八六八年是继承太平天国革命时期。他这样划分的理由是：“捻军战争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太平天国运动的一部分。太平天国的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对捻军战争的过程和性质都给了深刻的影响。捻军和太平天国关系的三个发展阶段，即从响应太平天国革命到和太平军联合作战以及最后成为太平天国革命的延续的三个阶段，不仅形成了捻军战争的三次高潮，而且显示出不同的历史特点。因之，我建议以此为标准把捻军史分做三个时期。” 　　太平天国对捻军起义影响很大，已如前述，这两者的关系抛开捻党时期除外，也是四个阶段，而不是三个阶段，捻军起义的高潮也不是和太平天国一样的波浪起伏，而是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规律。因此，龙威同志根据太平天国单方面的因素来划分捻军史的分期，就不是全面的处理方法。这种分期，既要考虑太平天国的外来影响，也要考虑捻军起义本身的内在联系，只以前者为标准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和罗尔纲同志的见解一样，不能为我们所完全同意。而且，捻党运动是捻军起义的先驱，探本溯源，研究捻军史必以此为起点，分期而不把捻党时期包括在内，也是不对的。 　　第三，说一说我个人的意见。在分期问题上，我已发表过几次意见，这次，再根据研究的进程，参考同志们的意见，对过去的分法加以改正，使其更具体更确切些。 　　一、从一七九七年(嘉庆二年)捻党产生起，到一八五三年六月七日(咸丰三年五月初一日)北伐太平军到达皖北，占领雉河集(涡阳)前夕止，这是捻军的先驱——捻党时期，时间共约五十六年。这里，把原定的一八○八年(嘉庆十三年)改为一七九七年(嘉庆二年)，是因为一八○八年之说，原据《清仁宗圣训》卷九九，这是官书上第一次记载捻党活动，不一定就是捻党真正产生之年份，倒不如根据马杏逸《捻逆述略》更合适，其理由已如前述，不再详说。下限之时期，不但冠以年代，且冠以月日，这就更具体、更确切些。 　　二、从一八五三年六月七日起，这是北伐军占领雉河集之日，即捻党转化为捻军，起义正式开始之日，到一八五五年(咸丰五年)八月雉河集会议召开前夕为止，这两年多是初期捻军起义时期。雉战争的三次高潮，而且显示出不同的历史特点。因之，我建议以此为标准把捻军史分做三个时期。” 　　太平天国对捻军起义影响很大，已如前述，这两者的关系抛开捻党时期除外，也是四个阶段，而不是三个阶段，捻军起义的高潮也不是和太平天国一样的波浪起伏，而是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规律。因此，龙威同志根据太平天国单方面的因素来划分捻军史的分期，就不是全面的处理方法。这种分期，既要考虑太平天国的外来影响，也要考虑捻军起义本身的内在联系，只以前者为标准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和罗尔纲同志的见解一样，不能为我们所完全同意。而且，捻党运动是捻军起义的先驱，探本溯源，研究捻军史必以此为起点，分期而不把捻党时期包括在内，也是不对的。 　　第三，说一说我个人的意见。在分期问题上，我已发表过几次意见，这次，再根据研究的进程，参考同志们的意见，对过去的分法加以改正，使其更具体更确切些。 　　一、从一七九七年(嘉庆二年)捻党产生起，到一八五三年六月七日(咸丰三年五月初一日)北伐太平军到达皖北，占领雉河集(涡阳)前夕止，这是捻军的先驱——捻党时期，时间共约五十六年。这里，把原定的一八○八年(嘉庆十三年)改为一七九七年(嘉庆二年)，是因为一八○八年之说，原据《清仁宗圣训》卷九九，这是官书上第一次记载捻党活动，不一定就是捻党真正产生之年份，倒不如根据马杏逸《捻逆述略》更合适，其理由已如前述，不再详说。下限之时期，不但冠以年代，且冠以月日，这就更具体、更确切些。 　　二、从一八五三年六月七日起，这是北伐军占领雉河集之日，即捻党转化为捻军，起义正式开始之日，到一八五五年(咸丰五年)八月雉河集会议召开前夕为止，这两年多是初期捻军起义时期。雉河集会议召开何日，史料无考，只好暂缺。本时期的特点是：遍地而起，非常分散，未曾集中。 　　三、从一八五五年八月雉河集会议召开起，到一八五七年三月四日(咸丰七年二月初九日)两军会师霍丘前夕止，这是捻军起义由分散走向集中时期，这有将近两年时间。本时期的特点是：捻军有了根据地，有了最高领袖，有了五旗军制，正在结束分散状态，走向统一的领导。 　　四、从一八五七年三月四日，即太平军和捻军联合作战起，到一八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张乐行率部离开定远，假道寿州苗练区，从马厂集、姚家湾渡过淮河，回到颖上为止。这四年半，是太平军和捻军联合作战时期。这个时期，可以一八五八年(咸丰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六安失守为标志，再分为两个小段：前段是六安时期，后段是怀远和定远时期。六安时期两军联合作战最多，捻军主要是在太平天国区域内活动；怀远和定远时期，主要是两军结成犄角，捻军在北为屏障，太平军在南为依托，联合作战较少，但关系仍极密切。刘饿狼事变、李昭寿叛变、苗沛霖开始组织团练、张龙在凤阳反复无常，都是这个时期的大事，而分裂派的捻军远征山东和河南，客观上有利于太平天国和捻军在淮南的联合行动。 　　五、从一八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张乐行北归以后起，到一八六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同治二年二月初六日)雉河集失守，张乐行就义前夕为止，这两年多是初期捻军战争结束时期。其特点是：两军联合作战结束，太平军在江北的地区纷纷失守，曾国藩的湘军据安庆进攻南京，苗沛霖在寿州的叛变，加速了逆流的增长，张宗禹、任化邦的后期捻军远走河南，以张乐行为首的初期捻军孤处淮北，革命逐渐定向低潮。 　　六、从一八六三年的三月二十四日起，到一八六四年十月三十日(同治三年十月初一日)即西北太平军和捻军联合部队大败于霍山黑石渡战役前夕为止。这将近一年半时间，是捻军战争由初期向后期转变时期。其特点是：初期捻军已经失败，后期捻军尚有待于长成，南京已经沦陷，革命已经转入低潮，西北太平军溃败，赖文光以余部数千并入张宗禹、任化邦捻军中，捻军正由半武装半农民状态向全部正规化转变，有根据地的斗争转变成流动式的作战，数万人马面临着险恶的绝境。 　　七、从一八六四年十月三十日起到一八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同治五年九月十五日)东西两支捻军在河南许州分军前夕为止，这是捻军战争的复兴时期，时间约达两年。其特点是：以太平天国为领导，以捻军战争为主体。捻军接替了太平天国的未竟事业，成为中国大陆上的反清主力。它以中原为活动区，以流动战为基本战略方针，且已全部易步为骑，并获得若干新式武器。它消灭了僧格林沁的内蒙古骑兵，打败了曾国藩的湘淮军，使捻军声名大震，又转入了捻军起义的短暂高潮时期。潘骏文曾说前期捻军与后期捻军有三点不同，一是“盖昔日之捻，装旗有时，众皆乌合；今则飘忽无定，习于斗争”。二是“昔日之捻，多属徒行，又鲜火器，今则熟于骑战，且多洋枪。”三是“昔日之捻，尚恋乡井，饱掠则归；今则不据巢穴，流窜靡已。”这话也多少反映了前期与后期的不同特点。 　　八、从一八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起，到一八六八年八月十六日(同治七年六月二十八日)西捻军在山东茬平南镇之役前后覆灭止。这将近两年，是捻军战争的末期。其特点是：东捻军活动于中原，而后覆灭于江苏；西捻军先活动于西北，后活动于华北，而后覆灭于直东战场。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由于农民起义的失败，逐渐由内向外，由反封建转向反侵略，国内的阶级斗争，下降到次要地位，对外的民族斗争上升到主要地位，全国范围内发生的反对外国教会和传教士的运动，成为新时期的新内容。 　　九、从一八六八年八月十六日以后起，到一九○○年(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运动时期为止，这三十二年是捻军起义的尾声时期。这期间，还发生过一八七二年(同治十一年)李四等起义，一八七六年(光绪二年)涡阳旷同等起义，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牛世修等起义，一九○○年(光绪二十六年)河南晏得仁等起义，这些起义仍然用“捻”和“捻子”的名义，是捻军起义的继续，不过，它已不是历史的主流，不可能起多大作用。但这却又说明：原来和义和拳有过历史渊源的捻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又和义和团运动合流在一起。在研究捻军史时，不能过分强调捻党时期和尾声时期的历史作用，但是，历史事实既然如此，在分期的时候，就不能把它摒除在外。 　　以上是具体的分期。关于分期的标准应该是：捻军起义既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内容，分期亦当应以此为主要依据；由于它和太平天国关系的密切，因而分期时既要考虑到太平天国的影响，也要考虑到它本身的发展规律。从以上几种不同的意见，也可以看出有些意见是相同的：大家都以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的重大军事事件为主要依据，对于几个主要的年代，对于捻军起义的起迄(一八五三——一八六八)并没有分歧，可以说，彼此“同”多于“异”，这就有可能取得完全的一致。 　　 　　 五、捻军战争的历史意义 　　 　　上边的几个问题解决了，那么，剩下最后一个问题，即捻军战争的历史意义问题，也就易于估价了。 　　捻党运动产生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的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当时。中国有三大反清结社，北方是白莲教，南方是天地会，中部便是捻党。捻党上接白莲教起义，下接太平天国革命，产生和活跃于两次农民起义高潮之间，起过承上启下的作用。捻军起义产生于中国近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初期，当时，中国南方和西南、西北都有汉族和少数民族起义，它地处中国中部，使江南的革命烽火，延烧到北方和西北，起过桥梁作用。捻党运动从一七九七年(嘉庆二年)到一八五三年(咸丰三年)，共达五十多年，捻军起义从一八五三年(咸丰三年)到一八六八年(同治七年)，共达十五年。如果加上尾声时期，则捻党和捻军的斗争绵延了一百零三年。捻军起义以后，其活动地区曾达十个省的范围，这就是安徽、山东、河南、湖北、江苏、陕西、山西、河北、甘肃和四川，可知影响的地区很广泛。捻军战争的历史意义，可从以下几方面来看： 　　第—、捻军是太平天国在北方的屏障，又是太平天国革命的继承者。捻军起义在淮北，太平天国在江南，两大区域紧相联结，大体上从湖北英山、罗田起，中经安徽庐州(合肥)、定远，东达来安、天长，可以作为两个地区的分界线。由此分界线往北，渡过推河，直到山东、河南等地，遍地都有捻军起义，真是如火如荼，绵延不绝。这种情况，给予清朝政府地方政权以严重威胁。从北京到江南的交通道路被切断，兵力无法南下，粮草无法运行，从北往南清朝要组织对太平天国的反攻是很困难的，这就对太平天国起着屏障作用。攻捻军将领若袁甲三、胜保之流，实际上陷于捻军起义的天罗地网里，如入泥淖，愈陷愈深，毫无战功可言。北方清廷的精锐——僧格林沁部及各省地方清军，就这样被长期拖在捻军战场上，无可如何，无法到江南进攻太平天国。在太平天国整个革命时期，强有力的反革命进攻总在东西两侧，而不在北边，这是和捻军战争的屏障作用分不开的。到太平天国革命后期，曾国藩及其湘军在长江上游，从安庆向东推进，拖住陈玉成部太平军；李鸿章及其淮军，配合所谓“常胜军”从上海向西推进，拖住李秀成部太平军；左宗棠及其楚军，配合所谓“常捷军”，从钱塘江上游向下游进攻，拖住李世贤部太平军，达三支反革命力量，形成东、西、南三支箭头，针对着南京逐步进行包围，但在北方，清廷始终组织不成强有力的反攻，四面包围，却独独缺着北边，僧格林沁的反动清军始终不能构成直接对太平天国的威胁，这不是因为别的原因，而是由于捻军起义及其地区起了屏障作用。 　　太平天国灭亡后，留在江北的主力是陈德才、赖文光部，留在江南的主力是李世贤、汪海洋部，一在西北，一在东南，两支大军都面临着险恶的绝境。东南太平军很快被左宗棠打败了，西北太平军在黑石渡战役以后，仅余数千人，但它后来不但没有败灭，而且蹶而复起，掀起了另一次抗清运动的高潮，赖文光本人的真正光辉历史，也是从南京沦陷后才开始的，这并不是由于赖文光的个人才能有多么卓越，也不是由于西北太平军战斗力异常强大，而仅仅是因为江北尚有捻军生力数万，与它合并改编，共抗强敌，才能使太平天国革命的历史绝而复继者四年。从一八六四年到一八六八年(同治三年到同治七年)，捻军接替过太平天国的未竟大业，高举起太平天国的革命旗帜，这种作用是了不起的。这四年，是处在全国革命低潮时期，反革命进攻非常猖獗，要知道在低潮时期坚持四年，那是和在革命胜利发展的高潮时期坚持斗争颇不相同的，所以，这四年是不容易的，是艰难困苦的。这时，捻军成为全国革命斗争的中心，是暗暗长夜中的唯一希望，江南各地被打散了的革命者，江北各地被打散了的农民领袖，纷纷向捻军里去集中，这就是它对太平天国革命的继承作用。 　　第二，捻军是西北回族起义的推动者，又是它的同盟军。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西北太平军陈德才、赖文光部进入陕西，捻军张宗禹、任化邦部随行西征，在潼关内外，两军结成犄角。就在这种外来力量影响下，五月间，从渭南仓渡镇，大荔王阁村开始，揭起了西北回族起义的序幕。这次起义，是回族人民反抗清廷民族牢狱政策的总爆发，也是清朝反动派压迫少数民族的必然结果，但它的爆发，却又是和太平军与捻军的外来影响和推动分不开的。一八六四年(同治三年)西北太平军和捻军东下解救南京重围，陕西回族起义力量孤单，不得不从渭水流域退往甘肃境内，说明江南局势密切地影响西北局势的发展。一八六六年(同治五年)西捻军张宗禹部入陕、陕西巡抚刘蓉连忙从西部“回防”前线率部东下堵击，西北回族起义又得以从甘肃向东发展到陕西，并随之发展到陕北，又说明彼此的影响是多么密切。西捻军入陕后，虽与回族起义军关系不太好，未能联合作战，但客观局势促使着他们必须互为犄角，形成共抗强敌的局面。这时，宁夏、河州、肃州的起义军，纷纷扩大力量．形成西北抗清运动的高潮，斗争的火焰燃遍了从潼关到帕米尔高原的广大地区。一八六七年(同治六年)西捻军离陕，东出黄河，解救东捻军的围困。西捻军走了，西北的局势马上又一变，陕西回族起义处境孤单，又不得不退往甘肃境内去了。此后，西北回族起义因为没有汉族农民起义的支援，便由高潮逐渐走向低潮，左宗棠“攻捻”以后继续“攻回”，这里的斗争便一蹶不振，终于被左宗棠镇压下去。这说明，江南的革命运动推动了少数民族起义，革命的火种由江南传到了西北，捻军起义在江南太平天国和西北回族起义之间起过桥梁和推动作用，西北回族起义与捻军起义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三，捻军是北方农民起义的中心。捻军起义以后，北方各省农民纷纷起义，起义军成千上万，围城杀官、抗粮杀差的斗争绵延不绝，这都是在捻军的影响下爆发的。这些地方性的农民起义，有的也自称为“捻军”，有的虽另有名义，却与捻军有密切联系。还有的则是在捻军过境时，乘机起义的。他们应用的旗帜，提出的口号，活动的方式，内部的制度，一般也与捻军大同小异，基本上是按照捻军的一套作法行事的。这些农民起义，约有下列主要几支：一是苏鲁边区的幅军。在捻军的直接影响下起义，坚持十余年，地跨苏鲁两省数十州县，曾和捻军联合作战，捻军领袖李成后来就牺牲在捻、幅联合的斗争中。二是鲁西南的长枪会军。鲁西南也是捻军入山东必经之路，捻军对山东农民起义影响之大，从下边这首民歌里反映出来：“四月里，麦子黄，张老乐山东去打粮，过了濉溪口，来到老枣庄，当地百姓齐响应，廿四县动刀枪。”捻军和长枪会军也常常联合作战，斗争失败后，长枪会的一部分人转入黄河、运河交叉地区的水套里。进行水上活动；一部分人便南下入捻成为捻军的组成部分。三是鲁西北的白莲教军。它是在北伐太平军和捻军影响下起义的，地区大，人数也多，据有直鲁豫三省边界地带。白莲教军对胜保和僧格林沁军都作过战，对捻军有相当支援作用。起义失败后，有的成员南下入捻，有的转入地下活动，这里后来还不断地发生过抗清运动，斗争一直坚持到义和团运动期间。四是山东淄川的刘德培起义军。此军人数很少，困守县城，终被僧格林沁扑灭。围城时，刘派其部下司冠平南下请援，捻军和文贤教军都曾入援。五是河南南阳角子山起义军。他们自称为“捻”，但与淮北捻军并无联系。山东义军多与捻军关系密切，河南义军却与捻军联系较少，所以，官书中没有“鲁捻”和“皖捻”的区别，却有“豫捻”和“皖捻”的称号，这是区别之一。六是河南联庄会暴动。联庄会原是地主团练性质，是反动武装，但因兵荒马乱，地主豪绅怕死不愿当团首，有些村庄的联庄会领导权，便转入贫苦农民手里，这个组织也就成为抗清运动的工具。河南禹州，豫北新乡的联庄会首先起事，后来逐渐蔓延到几十个州县。不过地主豪绅对它总有影响，因而斗争内容以抗粮、抗税、抗捐为主，斗争方式以集体请愿为主，这是农民起义在河南地区的歪曲的表现形式。七是豫南陈大喜、张凤林起义。这是河南农民起义军中力量最大的一支，后来当过山东巡抚的张曜及其嵩武军，就是靠打这支军队发迹的。斗争失败后，张凤林被杀，陈大喜率部出走，并入捻军，成为后期捻军组成部分。《豫军纪略》中所谓“豫捻”，主要指这支军队，河南地方清军也主要和它作战。八是山东邹县文贤教军起义。邹县是孟子家乡，群山环抱，地形有利，在咸丰年间，有文贤教起义。这支军队常和捻军联合作战，后来捻军自顾不暇，起义军遂被僧格林沁击灭。僧在此大肆屠杀，死者数万，至今该地尚有孤魂碑、孤魂塚，是僧格林沁大屠杀的罪证。九是河南商邱金楼寨起义。起义由当地白莲教首领郜永清领导，即据此寨与毛昶熙、僧格林沁的大军对抗，皖北捻军首领有许多人是郜的弟子，寨子被围时，捻军曾来援救，双方关系也很密切。这次起义人数少，且仅据此寨，但斗争惨烈，僧格林沁后来将全寨几乎斩尽杀绝了。 　　以上九次起义，都和捻军起义有过直接的或间接的关系，捻军是这些起义的影响者、推动者、组织者，也是他们的中心。没有捻军这样大规模的起义的爆发，也就不会有这许多小规模的起义的爆发，随着捻军起义的败灭，他们也陆续败灭了。这说明，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主流和支流，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也是同呼吸共命运的。 　　第四，捻军严重地打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捻军起义的目标就是反地主反官府特别是反对清王朝，因而，它对清朝反动统治打击甚大，这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一、在政治上：捻军活动区是北达黄河南岸，南达长江北岸，东达山东海滨，西达陕甘边界的。在这里，不但有捻军随时过境。也有地方农民军的杀官围城斗争，还有太平军北伐和西北远征。从咸丰初年到同治七年(一八五一——一八六八)大约有十八年时间，地方上是兵荒马乱极不平静的。不能说这些地方的清政权全部垮台了，但能说它是瘫痪状态，是半垮台状态，用军事术语说，全部是“游击区”，清朝政府没有力量控制它。过去在这些地方作官，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是肥缺，如今在这里作官，却随时逃亡，随时有被击毙的可能。李昭寿在英山杀何桂贞的时候，就连同消灭了几十个流亡的知县。太平军所过之地，县城更是随时被占领，地方官吏被杀者总在几百以上。捻军在安徽占领过雉河集和蒙城等十三个城池，在河南占领过永城、夏邑等九个城池，在湖北占领过老河口、天门等七个城池，在山东占领过城武、曹县等八个城池，在江苏占领过丰县、清江浦等四个城池，在陕西占领过延川、绥德等四个城池，在山西占领过吉县、乡宁等三个城池，在直隶占领过祁州、饶阳等六个城池，即以这个不完全统计来说，已达五十四个城池，由此可见，清朝地方政权当时是处在怎样一种残破的局面里。若再加上太平军占领过的城池，地方农民军占领过的城池，还有的城池是长期被占，有的是经常被占，这种拉锯式的、犬牙交错式的频繁的战争，对于清朝反动统治打击之重，也就可想而知了。在捻军路过之区，青年人参加了捻军，清朝的兵源断绝了。捻军把粮食搞走，清朝的粮食征发落空了。捻军把财物搞走，清朝的兵饷落空了。贫苦农民到处参加起义，地主的租课和国家的粮赋及徭役，也就一并断绝了。这种打击的直接后果，是使清朝的反动统治削弱，所谓“同治中兴”，不过是一个满目疮痍的破烂摊子，要想恢复元气，那是谈何容易的。 　　二、在军事上：捻军打败过胜保、袁甲三、英桂、英翰、刘蓉、丁宝桢等清朝的将军和大吏；捻军打败过“东军”、“豫军”、“皖军”、“鄂军”等许多地方清军。当时，清朝的主力部队都调到江南前线去了，对付捻军的多是各省督抚和各省地方军，他们都被捻军拖住、拖垮了，“鄂军”被消灭了，“东军”和“皖军”被打败了，从战斗中受到反革命锻炼而发迹的是张曜的嵩武军和宋庆的毅军，这两部分的前身就是“豫军”。被捻军打死的清军将领不少，总兵以下的很多，最高的头子是僧格林沁及其军队。这人是清朝良将，其军队是清朝“王牌军”，过去，清廷一意培养，用以对抗新起的湘淮军，其目的是江南太平天国由湘淮军来打，江北捻军由僧格林沁来打，既可平分秋色，亦可见清朝还有一些力量。但是僧格林沁败死了，李鸿章称之为“畿辅”的“长城”崩塌了，清王朝的幻想破灭了，不得不死心塌地依靠汉族军阀来攻捻。然而，曾国藩及其湘军的攻捻也失败了，最后是李鸿章和左宗棠出马，才打败了捻军。从攻捻战争中，彻底暴露了绿营兵的腐朽，清代兵制从此发生变化，由湘淮军改编成的“防军”，和从绿营里脱壳的“练军”随之出现，军权由王公贵族向汉族军阀转移，军事影响着政治，贵族集团的统治削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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