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家国梦
石达开远征始末(五) 回师广西
镝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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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庆会战后，石达开率部退入广西，可以视作其远征的一个分界点：此前其在赣浙湘的战场可视为太平天国主战场的一部份(以清廷重视程度和吸引清军的数量质量来衡量)，此后则下降为战略上的“第二战场”。 石达开此番回师广西，驻留达两年之久，这两年间，远征军并没有经历太大的战事，但这场首尾六年的远征最低潮最艰难的时期恰恰出现在这期间，而它也是整个远征引起争议最多的一个时期。鉴于这一特点，本篇将不同于前几篇基本集中于军事行动的叙述，而会涉及一些其他方面，如远征军的部队离散，宗教政策，礼制变更，军纪状况等等。 很多著作在考证石达开远征军后期活动时，几乎全凭广西巡抚或四川总督官方奏报中的一面之词，窃以为这实在是非常草率的，盖清廷官方讳败为胜及虚功邀赏的行为十分普遍。曾为追剿太平军的钦差大臣赛尚阿主办奏折的丁守存就曾当着咸丰的面承认，奏报内容通常只有“八分实情”，并称这是“体制”需要，也就是为了照顾朝廷的面子而“造假有理”。丁守存既对皇帝说是“八分实情”，则实情能有四分就不错了。如为曾国荃办理奏折的机要幕僚赵烈文就明白地指出：“君父之前，立言有体，虽近世捷报，大半虚辞，然亦必稍有根柢，不敢全然诳语”，换句话说只要“稍有根底”就不妨“大半虚辞”，曾国藩的幕僚薛福成也有类似记载，其《书擒巨寇石达开就擒》云：“按达开初到大渡河边，北岸实尚无官兵，而骆文忠公(即骆秉章)奏疏谓唐友耕一军已驻北岸，似为将士请奖张本，不得不声明防河得力，因稍移数日以迁就之。当时外省军报，大都如此，亦疆吏与将帅不得已之办法也”，不但指骆秉章诳功，而且直言“外省军报，大都如此”，则当时官方奏报作伪之严重也就可想而知了。石达开远征后期活动于西南地区，清廷鞭长莫及，难以考合，军报不实的情况自必更加严重。 另一方面，江南太平军多少留下了一些书信，公文，告示，有《李秀成自述》《洪仁玕自述》这样较为详细的太平天国自己人留下的亲笔史料，又有大量清方主要将帅及其幕僚的家书私函，日记笔记，乃至外国人的记述作为旁证，而石达开远征军后期这些方面的相关记载则严重缺乏，这也增加了考查真相的难度，因此，本文中参考了许多地方志中的记载----后者虽然也存在有意或无意的不实之处，但偏差的侧重方向与奏报有所不同，如地方志惯于夸大本地团练的作用，但对官军，特别外来军队的虚夸张功就少得多。当然，地方志也是官修史料，基本口径和倾向性仍是清朝官方立场，但至少在记载太平军与官军交战的历史时的客观性要比官方奏报高得多。 (一)回师庆远 “宝庆会战”后，石达开率部退入广西，据《平定粤匪纪略》记载，“九月，石达开全队犯广西桂林省，击却之，旋窜陷庆远府”，《文宗显皇帝实录》对桂林城下战况说得更为详尽，“(清军)或轻师出袭，或左右环攻，夜乘大风抛掷火箭，喷筒，延烧贼巢，水陆均设伏兵，以备夹击。又出示宣谕，悬重赏以购逆首。萧启江苏凤文等督军长驱直进，分途围杀，列营北门，逼近城屯之后。参将萧荣方等自柳州管带(火赤)勇来剿，在石门洞大破贼兵。九月初四，萧启江所部由南门，文昌门分投进剿，与蒋益澧等水陆兜击，擒杀无数，贼众遁回西路，初十日，全由南路溃散，城围已解。首逆石达开，拥众溷逃，釜底游魂，难稽显戮。 《平定粤匪纪略》是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清政府派人编纂的官修“平叛史”，《文宗显皇帝实录》是咸丰一朝的国史，是后人撰写“本纪”的主要依据，由于这两者的记载，后世很多著述都延用了石达开攻打桂林的说法。 《平定粤匪纪略》中的记载过于简略，出处不易确定，但《文宗显皇帝实录》中的这段记载与咸丰九年九月十六日广西巡抚曹澍钟的《奏报石达开大股南窜省城解围情形摺》的相关文字几乎完全相同，只有只有个别字句上的出入，所以前者显然是根据后者写成的。但是，两者对史实的记载实际上却又有很大差异。曹澍钟奏折中说：“初四日。。。。。。该逆石达开畏避义宁，余贼惊恐。。。。。。初十日。。。。。。查知该匪遗弃辎重分路奔竄，并据传闻石逆复自义宁折回，拥众混逃。。。。。。”，根据曹折，初四日发生战事的时候石达开根本不在桂林，而在义宁，初十日也只是“据传闻石逆复自义宁折回，拥众混逃”，姑且不论是真有此等传闻还是只是曹澍钟凭空编造出来的夸功之词“，根据曹折的内容，太平军攻打桂林期间石达开根本没露过面，直到太平军撤退之日也仅是“据传”他“自义宁折回”而已。但是，《文宗显皇帝实录》中略去了“石达开畏避义宁”及“据传”几个字后，这段历史就变成了石达开亲自指挥了整个桂林攻城战，最后“拥众溷逃”了。 《文宗显皇帝实录》篡改了广西巡抚曹澍钟奏折中的史实，那么，未经被篡改之处就可信吗？我们不妨看看湖南巡抚骆秉章是怎么说的： “自石逆由江西竄楚，复遣另股分竄两粤，潜相勾结，其势更张。。。。。。竄粤西者为逆目何文彪及伪国宗聂姓两股。。。。。。”(九月十九日奏) “逆贼(指石达开军)畏楚军速至。。。。。。踞兴安、灵川两县，而于严关、大溶江一带延扎营垒，以拒援军。其伪国宗聂姓一股，勾结粤西恭(城)灌(阳)各贼已先由兴安，灵川扑广西省城。。。。。。。”(九月十九日奏) “初四日客军三路进剿，毙数百，中路锐进，因地势生疏，中贼地雷，伤亡弁勇竟至五百余名之多。刘长佑于初九日已驰至桂林，共筹进剿。贼闻楚军大至，即于是夜卯刻悉数由南路遁竄，城围立解，现在正筹追剿。并据禀称，竄扑广西省城者为伪石国宗一股。。。。。。此次竄扑广西省城之伪石国宗，即臣前奏另股贼匪竄扰南路各属摺内所称石逆率大股竄攻宝(庆)郡其另股阑入楚界者，以逆目何文彪及伪石国宗两股为稍大。据各路探报，该逆本聂姓，广东惠州人，冒称石姓。。。。。。”(九月二十四日奏) 由骆秉章的奏折可以看出两点： 第一，骆秉章虽然对“伪国宗”的姓名不甚了了，但对这支队伍从江西起与石达开分兵，转战至两粤的来龙去脉叙述得十分明白，连石达开进入湖南后部下何名标(即奏折中的何文彪，有些记载提到的“石逆由宝庆败回者”即指此人)曾与“伪国宗”短暂合作之事也一清二楚。因此，他关于石达开未到桂林，攻城者实为“伪国宗”的记载当属可信。再对照江西，福建的其他史料，以及《石镇吉供词》中“七月间到兴安县，进攻桂林省，与官兵打一仗，杀死蓝顶官二员，兵七百余名”的说法，我们可以确定这位“伪国宗”就是曾在浙江与石达开分兵作战的石镇吉。(1858年石达开自福建回师江西时，石镇吉没有随行，此后一直单独行动。太平天国称诸王兄弟为“国宗”，清方公私文献对石镇吉常称“伪国宗”或而不名，因此石镇吉虽为悍将，其名却长期不为清廷所知)。 一些地方志中也有类似记载，如： 《平桂纪略》：“二十九日，石镇吉犯桂林”，“石达开陷据义宁。记名按察使刘长佑营灵川以备之。。。。。。九月初十，贼目陶金汤窜阳朔，石镇吉窜永福，石达开由永宁走融县，省城围解，而贼愈滋蔓矣。” 《临桂县志》，“(七月)二十九日，(石镇吉)由兴安犯省城。。。。。。镇吉见楚军大集，又闻达开至，邃拔营窜永福，石达开亦由义宁窜融县。” 两者都明确指出攻打桂林者系石镇吉，且对石达开本军由义宁至融县，石镇吉部走永福的路线记载也相同，亦可相为印证。而作为清朝国史的《文宗显皇帝实录》的编纂者，对骆秉章前后多道奏报视若不见，却抓住曹澍钟奏折中一句捕风捉影之词大施“春秋笔法”，其用心也可谓昭然若揭了。 第二，曹澍钟奏折中写到九月初四日战事的时候，称官军“水陆兜击，擒杀无数”，而骆秉章奏却说仅仅“毙数百”，而官军本身也付出了五百伤亡，萧启江和蒋益澧等都是湘军将领，骆秉章对他们的战绩只会夸大不会贬损，因此可以肯定是曹澍钟讳败为胜。 骆秉章对桂林之战的奏报比曹澍钟客观，但他的奏报是不是就完全可信呢？非也。 首先，石镇吉被俘后，在供词中说这一仗太平军杀死官军七百人，由于审问石镇吉的人正是稍后即抵桂林城下的湘军将领刘长佑，他对清军当时的实际伤亡人数是很清楚的，因此石镇吉不太可能在他面前夸大数字，相反，《石镇吉自述》篡改之处甚多，刘长佑将石镇吉所供之数字少报的可能性却是存在的。由此看来，骆秉章所谓五百人的损失很可能也是少报了的，只不过比曹澍钟谎称对太平军“擒杀无数”而对官军的损失一句不提的可信度高一些罢了。事实上，此战清军的损失很可能较太平军为大。 其次，曹澍钟和骆秉章都提到了湘军到桂林后与太平军有两次交战，一次是柳州赴援的湘军萧荣芳部“石门洞大破贼兵”，一次是萧启江部“三路进剿，毙数百”，都给人以太平军因交战不利而撤围桂林的印象，区别只在于曹澍钟说“防御益严，令该逆无可肆逞。于是被胁者各怀离散，臣因势利导。。。。。。虽楚兵未至，而贼胆已寒矣”，而骆秉章说“贼闻楚军大至，即于是夜卯刻悉数由南路遁竄，城围立解”，一个强调自己的谋划与桂林兵勇的作用，一个强调湘军的声势。但《临桂县志》对桂林之战的记载又却有很大不同： “益澧以八月初二至，省勇多疲病，人皆震恐。调北城外崔大光等，率勇出文昌门击贼，勇众争先，火药泻地，烧死勇丁，轰塌城楼，城门不能闭，昇尸出城，仍复固守。受火伤归营者，沿途号呼，伤心惨目。时方黎明，贼不知所为，疑不进，城之不破，亦天幸也。九月初二日，石镇吉解围走。” 根据这一记载，石镇吉在九月二日就“解围走”了，它根本没提“石门洞大破贼兵”，更没提九月四日之战，这是怎么回事呢？ 据骆秉章说，柳州赴援的湘军于八月二十五日在桂林东北的“石门洞大破贼兵”，而萧启江一军在八月二十八日已经到达桂林城下。但广西学政李载熙八月二十七日的奏折明明说柳州湘军尚“为贼所隔，至今未到”，萧启江部也还远在途中，故奏陈“省城危急，外援难到”，请求皇帝“俯念桂林一城关全省大局，飞饬该统兵大员全力以赴”，岂不怪哉？ 笔者以为事情大约是这样的：太平军攻打桂林城，比较大的战役只有一战，此战清军兵勇伤亡惨重，而且一度被太平军造成“轰塌城楼，城门不能闭”的危险局面，只是由于天色黑暗，太平军不了解这一情况，犹疑不进，以致错过了破城的大好机会，所以地方志称桂林城未破实属“天幸”。其后，太平军于九月初二解桂林围，开始撤军。彼时，萧启江部湘军于九月四日抵达，正因太平军已经开始撤退，湘军(包括萧启江部和稍早到达的柳州援军)急欲有所建树，才会轻敌冒进，连基本情况都没摸清楚就急于进攻，结果“因地势生疏，中贼地雷，伤亡弁勇竟至五百余名之多”。九月九日，刘长佑率领的第二路湘军援军终于赶到桂林，这时太平军或早已全军离去，或尚余断后部队，见湘军援军续至，便向南撤退，与主力会合去了。所谓“贼闻楚军大至，即于是夜卯刻悉数由南路遁竄，城围立解”就是这么一回事，这也就是骆秉章所说的九月十日解围的由来。而在这一天，石镇吉本人率领的太平军主力早已到了永福。 那么，从湖南赶来的萧启江和刘长佑两部的湘军为什么会姗姗来迟呢？清廷于九月十一日给骆秉章的上谕中提到“骆秉章前派萧启江，刘长佑两军赴援，现于兴安，灵川一带为贼所阻，节节攻坚，未能长驱直进，桂林情形待援甚急”，为我们提供了答案。原来，这两支湘军是因为在兴安和灵川一带为太平军所阻挡，“节节攻坚，未能长驱直进”，才耽误了援救省城的时间。再问一句，在兴安和灵川阻挡湘军弛桂林的太平军是谁的部队？----“逆贼(指石达开军)畏楚军速至。。。。。。踞兴安、灵川两县，而于严关、大溶江一带延扎营垒，以拒援军”，由是可知也。 湖南湘军两部人马进援桂林，却被太平军在兴安，灵川拖延了数天，以致第一部到达时太平军已经撤围，交战之下未能将其歼灭，自己却付出了不少伤亡，第二部根本没赶上交战，实在不好交代。于是骆秉章就把太平军撤退的时间延后了数日，以造成清军与太平军主力交战互有伤亡，后来“贼闻楚军大至，即于是夜卯刻悉数由南路遁竄，城围立解”的印象，以便于为部下邀功请赏----这和他后来在奏报中把清军到达大渡河驻防的时间提前数日以造成早料到石达开会走大渡河而预先布防的假象的手法是如出一辙的。骆秉章在奏折中说“又准广西巡抚曹澍钟咨，初十日解围，情形相同”，可见他与曹澍钟在“初十日解围”这个日期上是相互通过气的，彼此已经达成默契了。而由于九月四日交战时太平军已经撤围，且官军并无突出战绩，地方志中不予记载也就可以理解了。 至于“石门洞大捷”，大约只是双方一次小规模接触，因为如果真是“大捷”的话，别说地方志不会毫无记载，即以刘长佑主审石镇吉这一点来看，即使后者不主动说，刘长佑也会应该会问出这一部份的，但是今日所见之石镇吉供词中却对此战只字未提。 关于石达开本军的行踪，据骆秉章说，萧启江部湘军入广西后，首先“收复”了石达开部占据的兴安，彼时石达开本人正在灵川，屯主力于大溶江，于是萧部攻击大溶江太平军获胜，“毙贼数百，贼势不支，纷纷崩溃“，大溶江太平军溃不可止，石达开因此被迫撤往义宁。但是广西当地官员奏陈的情况却是“骆秉章前派萧启江，刘长佑两军赴援，现于兴安，灵川一带为贼所阻，节节攻坚，未能长驱直进”，而地方志中的相关记载也各不相同，《平桂纪略》说“贼据兴安，分党守大溶江，启江率湘军由湖南追贼及大溶江，击败之，乘胜追击。贼大溃，窜集桂林”，《临桂县志》则明确指出说在大溶江败于萧启江的部队是从桂林撤退下来石镇吉部，这支部队后来撤往义宁，而石达开部却是稍后才前往义宁的。 由于史料记载莫衷一是，难以确切判定史实。几方面史料都提到湘军在大溶江一带击败太平军，这一战应当可信，但是大溶江的太平军究竟是石达开部还是石镇吉部则不能肯定----石达开部曾于兴安灵川阻击湘军，并且曾在大溶江扎营驻守，他的部队确实可能屯扎在灵川，也有可能在大溶江与湘军遭遇。然而两份地方志却都提到了大溶江之战中的太平军与桂林石镇吉部的关联，如果说石镇吉部于九月二日开始从桂林撤退，先头部队在大溶江与湘军遭遇，不敌而退，“窜集桂林”去与石镇吉主力会合然后前往义宁，则两者的说法便可以统一。其中《临桂县志》的记载是：“石达开恐失镇吉，从之驻义宁。按察使刘长佑屯灵川以遏之。镇吉见援兵大集，又闻达开至，速拔营窜永福，石达开亦由义宁窜融县。”除了对石达开与石镇吉关系的记载不确(这点后面再加考证)外，对于大溶江之战后石镇吉部走义宁，灵川的石达开部随后前往义宁，而石镇吉部由义宁前往永福，石达开部自义宁前往融县的经过说得一清二楚，可信度颇高。相比之下，骆秉章奏报中对于湘军在兴安，灵川遇到的阻击只字不提，把萧启江部抵达桂林的时间提早了数日，又把桂林解围的时间迟报了八天，而在他报告桂林解围的这一天，石镇吉早已经义宁到了永福，这样他便无法解释萧启江怎么会在赴援途中遭遇到应该还在围攻桂林城的石镇吉部。于是为了配合萧启江部“八月二十八日抵达桂林”的说法而把大溶江之战的时间提前，又为了配合“九月十日解围”的说法而把大溶江遭遇的太平军说成是石达开部，并对石镇吉部经义宁撤往永福的经过只字不提，似乎便是不难理解的了。这样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据说是八月十九日打响的大溶江之战的情况骆秉章迟到九月十九日才具折呈奏。 还有一种可能性也不能排除，那就是骆秉章自己也弄不清楚大溶江的太平军到底是谁的部队，因为石镇吉和石达开的部下打的都是翼殿的旗号，如果说它是石镇吉的先头部队，石镇吉本人不在其中，加上石达开本军也在大溶江驻扎过，那么石镇吉部被误当成石达开本军的可能性也是有的。之所以做这一揣测，是因为大溶江之战后，清军突然失去了石达开主力的踪迹。首先是骆秉章报告大溶江一战的这份奏报的后面就说，“据探报石逆又已窜入永福县”，《临桂县志》则明确指出石达开是从义宁直接前往融县的，从义宁折向永福的是石镇吉部----《平桂纪略》对两军动态做了相同记载，《融县志》也证实了石达开是去了融县而非永福，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旁证也证明《临桂县志》的记载可信，因此不排除骆秉章本身就错把石镇吉部当成了石达开部的可能。其次，接下来的一份奏报，骆秉章便称“石逆尚据义宁，永福否，则未可知”，而在其后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清廷上下一而再再二三地追探石达开主力的动向，结果却是“石达开行踪诡秘，各处谍报未能指实，究在何处”，把人给追丢了。就此情形看，清军似乎是从大溶江一战之后开始就跟错了方向，则即使大溶江一战时的太平军确系石达开部，也很有可能只是一只担任牵制掩护任务的部队，并非主力。 直到咸丰九年十一月十五日，清廷才又一次确知了石达开的行踪----据贵州都匀府探知，原来石达开早在九月二十日，也就是骆秉章奏报大溶江之战经过及调“按察使刘长佑屯灵川以遏之”的部署第二天，就已经驰抵广西庆远府了！ 石达开此番回师广西，自宝庆一路直趋西南，取道桂林附近，显然是考虑到石镇吉部正在攻打桂林，附近兵力多已抽去防守省城，因此前方不会受到有力阻击。而湖南两路湘军驰援桂林，中途为石达开部所阻，又在相当程度上确保了石镇吉部身后的安全----正因为石达开部在兴安，灵川一带一度令湘军“节节攻坚，未能长驱直进”，石镇吉才得以从容自桂林城下撤退，而不至陷入反包围中。其后石镇吉撤围桂林，石达开在兴安，灵川一带久驻无益，也就留下少数掩护部队牵制误导清军，而亲率本军深入广西腹地----据地方史料记载，当是取道义宁，融县，罗城，兼程奔袭庆远府去了。以上便是石达开回师庆远的大致经过。 因为太平军先后从兴安和灵川撤退了，所以清军可以大肆渲染其胜利，正如石镇吉部从桂林撤退后，清军也可以大肆渲染其胜利一样。然而综合各方记载来看，石达开和石镇吉部均未受到过重挫，相反，前者在兴安，灵川，后者在桂林的作战都对清军造成了很大压力，且两军最后都是主动撤离而深入广西腹地的，是故地方志曰：“省城围解，而贼愈滋蔓矣！” 很多论者在考察太平军攻打桂林及石达开回师广西这一段历史时，对不同官吏的奏报中，以及奏报和地方志中存在的大量矛盾可疑之处视若不见，完全听信骆秉章或曹濧钟的一面之词来书写这段历史，着实令人遗憾。 庆远在军事上的重要意义使它成为义军与清军争夺的重要目标。1857年9月，大成国起义军曾经占领这座重镇，1958年又被蒋益澧所率部湘军攻陷。石达开挥军庆远后，势如迅雷，附近清军纷纷溃败，太平军于1859年10月15日轻而易举地夺下这个桂北的重要立足点。接着，出兵廓清庆远外围，从庆远东北的罗城一直到柳城以西的落墨渡，筑连营二百里，“逐日操练士卒。”与此同时，又派军分别占领迁江，北泗，溯河，德胜，柳江，思恩等地，在各据点征集粮草，暂时保障了大军的粮草供给。 当时,广西境内义军很多，清军力量相对较为薄弱，顾此失彼，正如清廷上谕所言，“粤西连年被贼，兵饷两绌。”而石达开在宝庆会战失利后深感部队新兵太多，战斗力不强，因此决定在广西一面整训部队，一面等待时机，再图入川。石达开原本可能想战局柳州为根据地，但太平军进入广西后柳州已被天地会义军占有，石达开不愿与友军相冲突，于是将临时根据地选在了庆远府----它与柳州相距很近，互为唇齿，柳州可为其军事屏障，自庆远向北可以进入贵州，向西可经百色至云南，向东可以出桂林入湖南，是一座进可攻，退可守的军事要冲，并且对石达开而言，它还有一个特殊意义：无论经贵州，云南，还是湖南，都可以进入他的最终目的地----四川。因此，石达开选中庆远作为休整的根据地，可以说是经过精心考虑的。 石达开回师广西之际，正是广西的抗清局势日益转向低潮之时。自1850年至1857年，广西原有清军多追击太平军北上，境内空虚，义军四起，反清局势一片兴旺。但自1858年以后，一方面清廷调湘军入粤进剿，形势出现恶化，部份首领发生动摇，出现投敌叛变。另一方面，“自一八四五年以后，广西便掀起了反清运动，天天破坏，大家都不注意生产，中间经过十几年的战争，城市既多破坏，农村则一片荒芜。”(谢兴尧《太平天国前后广西的反清运动》)，群众的厌战情绪日重，加之义军人员良莠不齐，一些部队纪律不严，更影响了民众对反清活动的支持。因此，到了1859年，“整个的革命局势，几乎要土崩瓦解”，而石达开的回桂，则无异于“给革命力量加了一副兴奋剂，打了一个强心针。” 石达开占领庆远后，军纪严明，秋毫无犯，一方面打击豪绅，安抚百姓，一方面将部份征集的粮食分发给贫困民众，同时，石达开远征军一向有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群众恢复生产的传统。在远征军占领庆远府期间，石达开经常率部署视察民情，替百姓排忧解难，当地秩序安定，生产得到初步恢复，直到百年后还有很多歌颂石达开爱民事迹的传说和民谣流传。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太平军人数就从十万人左右扩充到二十多万，当时整个广西反清形势处于低潮，民众厌战情绪弥漫，太平军反而得以迅速壮大，可见其深得民心。 然而，广西本来就比较贫瘠，要筹措二十多万军队的给养是件十分困难的事。特别是，随着广西境内义军四起，相应的地主团练也纷纷而起，广西境内可以说是团练遍布。这些团练虽对太平军构不成重大威胁，但他们的破坏和骚扰却严重影响太平军的获取给养，尤其是一些团练不惜采取“坚壁清野”的政策，迁走百姓，烧毁粮食，企图以此使各义军队伍无法立足。而最为棘手的是，这些地主团练所把守得寨垒中，往往混有很多普通百姓，特别是老幼妇孺，因而使得太平军在剿平地主武装时，每每投鼠忌器，进退两难。 很多史家指石达开在广西时军队战力不济，攻打一些团练山寨还旷日持久，甚至久攻不下。其实，造成这种状况的真正的原因绝非战斗力的问题----二十万大军，再怎么战斗力不济，也不会连几个地方团练都对付不了。“投鼠忌器”应该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 举个例子，在庆远附近的德胜，有牛岩山，独帽山，当时曾为团练据首。据当地地方志和官府所立墓碑碑文的记载，说太平军“围困一月”“连战三旬”“贼连营围之”“贼攻急”，并且说因为寨内人与太平军勾结破寨，团练被迫“率敢死先锋决围”，结果双方交兵，民众死伤惨重，两寨总共被杀戮一千二百余人。 但是，当地口碑流传却说，“太平军当时只是围困，没有攻打”，就是说，太平军只希望把敌人围得粮械俱缺，主动出降，以免杀戮。寨中有人与太平军讲和(被清军说成是“助逆”)，就是因为弹尽粮绝，难以坚持的结果。“因为太平军困而不打，围而不密，所以围岩期间，不少人乘黑夜混出重围逃走了。破围之夜，也不是团练中的”敢死先锋决围”，而是一个妇女在静夜中随众人偷出营寨时，动作不慎，把铁锅盖跌落石上，发出响声，守在山下的太平军才一涌而上，攻破营寨的。直至今日，德胜民间还广泛流传一句歇后语：“牛岩的铁锅盖----惹祸招灾。看来民间传说是可信的。”(钟文典《太平军回师广西的几件碑刻》) 另外，关于杀戮情况，地方志和县令发布的告示都说太平军杀戮盈千。但是告示所列的“遇害者家属”却只有四十九户，则被杀人数无论如何推算都应十分有限，可见是诬蔑之词。--- 事实上，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清廷在各地散布谣言，竭力诋毁太平军。牛岩当地人原本是被太平军“攻打”和“杀戮”的对象，却流传下替太平军辩护澄清的口碑，这是多么发人深思啊。 牛岩山的例子绝不是特例，太平军由于顾虑到团练营寨中的老弱妇孺，对这些团练的态度是“只要不捣乱，都不加攻击”，例如同样位于德胜的鸟山门，“和太平军驻地进在咫尺，寨中的地主团绅还经常造谣太平军杀人放火，吓唬群众，太平军对他们仍旧采取容忍，争取的态度。据传说，某夜，，鸟门上寨发生火烛。太平军除高声报警，呼喊着从速救火外，同时声称“火是自燃，和天军无关啊！””(钟文典《太平军回师广西的几件碑刻》)上面提到的牛岩山团练，极为顽固地与太平军为敌，“时时截击，夺贼械，贼物无算，积次杀贼二，三百人。”尽管如此，太平军还是想招抚他们，但是“贼招慰之，辄不顾”，太平军忍无可忍，才对其发起攻击的。 由以上种种可以看出太平军对待广西当地团练的一贯态度，也可见个别地方志和清方告示是怎样对太平军进行诬蔑的。这种忍让态度，可能导致在攻寨的战术上较为保守，意图上不够坚决，并代表太平军战斗力不济，而是石达开一贯爱民思想的体现。----因为太平军当时并无意久居广西，攻占一些山寨并无大的军事意义，所以尽量避免因为与团练武装发生冲突而殃及无辜百姓。这种思想，在石达开进入四川后所发布的一篇训谕中曾有十分清晰的阐述：“爱民者宁捐身以救民，必不忍伤民而为己；知几者每先事而见己，必不到昧己以徇人。” 其实太平军真要与团练交战情形如何，可由广西融县的一块石碑的碑刻看出，碑文说，1859年太平军路经融县，曾攻打当地山寨，除天桥岩寨外，其他所有山岩都是“一日攻破，惧而办粮。”而这个山寨是因为地处偏僻，“避居此岩，免罹其祸。”文中记载了历次其他义军攻打山寨的经过，却完全没有提到太平军攻寨之事，可见这唯一“幸存”的山寨是因为太平军没有攻打才“免罹其祸”的，而太平军所攻打的山寨，全部是“一日攻破”。 顺便提一句，据记载，在融县，地主为了筹措经费办团练，被迫低价出卖土地，而农民不怕义军，反而可以趁机买入土地。在当地，二三百文，甚至几十文铜钱，就可以买到年产稻谷千斤的田地，以致“贫富陡然易像”。自食其力者能够获取大量土地，可以说是广西境内各义军反清斗争的间接战果。 (二)部队离散 1860年6月，石达开离开驻扎了8个月的庆远，南下忻城，宾州，武缘等地。 不久，远征军二十几万人马，在精忠大柱国朱衣点，军略彭大顺等六七十名将领的率领下，脱离石达开，东返天京。在他们后来上给洪秀全的奏章中，为其行为提出了四点理由。然而这四点理由却都经不起推敲。例如他们说自己参加远征是误信石达开奉天王密诏来广西招兵，实则石达开离京后在各地遍贴《五言告示》，说明远征缘由，这些将领都是在告示感召之下追随而来，事隔三年突然说以为石达开奉了天王密诏，实在难以自圆其说。更何况石达开退入广西是宝庆会战失利后的临时决定，如果宝庆会战胜利，石达开早已进入四川，根本不会去广西，又怎么可能在到广西两年前就欺骗部下说要去广西招兵？又例如说石达开一回故乡便起归林之年，如果这“故乡”指广西，但石达开返回广西后招兵买马，整饬军队，登山赋诗，豪情万丈，毫无欲图归林之迹象，如果“故乡”至老家贵县，则石达开返回贵县是在他们脱离一年以后，他们又如何预先得知石达开一回贵县必然有”归林之念”？至于说石达开压制意图回京将士，则他们所举的被的两支“被压制”的”起义”队伍，在脱离石达开后都以自相残杀开始，以投敌叛变告终，根本不是什么回朝扶主的“忠义之师”，而是手足相残，投敌叛变的可耻叛徒。 六十七将领列举的“罪状”中，唯一有些依据的是说石达开更改天国官制礼文，但这些更改是早在江西之时便进行了的，六十七将领的奏章却硬说是在广西进行的，很明显是对历史进行了“乾坤大挪移”，把时间推迟了两年，否则无法解释为当时他们不立即返回近在咫尺的江南根据地，却跟着越走越远，直到两年后才突然对官制礼文的修改不满起来。其实，太平天国后期，自身也已基本放弃了原先军师卒两五的编制，如西北太平军的英王陈玉成部，其编制是队，有五大队五小队，以前后左右加数字排列，还有前队前、中队中等番号。既然连始终听命于天京的陈玉成尚对军制进行了如此重大的“擅改”，各方也无所异议，那么远征在外的石达开部出于实际需要，对军制进行极为有限的调整，又有何不可呢？实际上，六十七将领在返回天京后，也并没有像他们在《上天王奏》中说的那样打乱编制，重新整编，而是仍旧保留了独立编制。很多史学家都已经指出，六十七将领之所以这么做，无非是怕洪秀全对于他们跟随石达开远征心怀不满，不得以提出一些含糊其辞的指责，只须澄清事实，不须深咎。 至于这些将领离开石达开的真正原因，并非如六十七将领所说，是忽然悔悟，想去勤王扶主，而是主要有三： 首先是因为粮草供给不足，及其克服困难信心不足或怀念富庶的江南根据地，想走回头路。如谢兴尧在《太平天国前后广西的反清运动》中分析的：“翼王所带的部众，不过十数万人，但物资仍感缺乏。。。于是，多年相从的老干部，也不能不分散就食，结果是逃走的逃走，投降的投降。”《平桂纪略》中也说：“所掳粮米不足以供食。。。。。。其贼目朱姓者，以达开势败，率众东窜，欲回江西”，朱衣点等人在广西融县曾强行向当地百姓征粮，将进贡与征粮扯在一起，这其实是违背太平军传统的----因为太平军传统的“进贡”只是要求当地人表示归顺的一种手段，这一点，在后来石达开部入川后，他部下几名中层军官发布的告示中都说得很清楚：“然我天朝兴师以来，念切民瘼，深悉民艰，断不籍此财贿以为富国之资”，而朱衣点等人多为太平军高级将领，却把“进贡”变成了针对平民的强行征粮，这也可从侧面看出谢先生的结论是有道理的，《平桂纪略》的说法是实在的。 此外，石达开不肯自立旗帜，无法满足一些部下攀龙附凤的愿望，以及部下多为三江两湖人，离乡日久有思归之念，也都是重要因素。陶勇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从杨辅清到张志公，大大小小的部将先后回朝可见一斑，这些人并非都是因为忠于天王而归的，他们的素质也参差不齐，但他们都无一例外地认识到，跟着一个自称天王臣下却又不受天王节制的翼王是没有多少前途的。”，又分析太平军将领在天京失陷后的动向受到的乡土观念影响，“籍贯是两广的来王陆顺德、祥王黄隆芸等当然也对重返两粤有兴趣，至于原本起家于两广、在南方余部中实力占据极为重要地位的“花旗”即天地会旧部，则更是极力主张南下；但作为太平军黄旗部主力的汪海洋部，其本人为安徽全椒人，所部骨干胡瞎子等都是当初在全椒造反的同乡弟兄。。。。。。部下中两湖三江人占支配地位，对于他们来说，“收复三江、收复天京”比南下两粤更有吸引力，而且汪部曾从石达开远征两广后返回，同归的两广人多数中途降散，惟独这支三江人马“万里归朝”，作为久经战阵的汪海洋，不会不考虑到这些因素。事实上，从题壁看，他以收复三江为主题的动员，起到了振作士气的预期效果。 ”可作为有益的参考上(文中的“花旗”和汪海洋部本来就是从翼王部下反旆的部队) 这支部队一路之上曲折甚多，途中一再发生内讧，有的自由行动，有的叛变投敌。剩下的二十万人，在童容海朱衣点的率领下，于1861年9月秋到达江西，归入李秀成麾下，达到了“万里扶主”的目的。 石达开远征过程中，先后有不少队伍脱离出去，石达开并没有阻拦过。正如苏双碧在《石达开评传》中所说，既然石达开“把自己看成是天京政权的一员”，那么“部将要求反旆，回到洪秀全麾下，亦当名正言顺。”来去自愿决无勉强，这是《五言告示》的精神，也是石达开对部下一直信守的承诺。“所谓“精忠若金石，历久见真诚”，应该是符合他的个性和为人原则的，即不忍取而代之，也不甘束手待毙，又要对部下和追随者负责”(--陶勇)。也正因如此，那么多部将，那么多将领，离开石达开时从没有出现过想加害他的情况----而这些人在离开石达开以后，一旦发生分歧，立即就是自相残杀----正如绝大多数农民起义队伍的内讧解决方式。 除六十七将领外，其他脱离石达开的部队的情况如下： 1 石镇吉部。 转战广西，曾与大成国起义军将领黄鼎凤的部下李锦贵合作，后于1860年3月攻打广西百色厅时，队伍发生内讧，石镇吉率千余兵欲前往庆远和石达开会合，遭土司截击被擒，后被凌迟处死。 很长一段时间里，石镇吉部队内讧及溃散的原因都是个谜，《百色厅志》“大举而出，尽焚贼垒。。。镇吉等丧胆狂奔”，“潘凤岗纪功碑”竟胡吹什么“二十万人，一朝力尽”，直到《石镇吉自述》发现后才揭开谜底----原来当时石镇吉接受了广西地方官岑氏父子的投降，但部将中竟有人据岑氏之妻为己有，石镇吉以军令斩杀之，军中却有一些两湖之人认为石镇吉袒护广西人，暗自结盟要杀石镇吉，石镇吉得知后连夜率千余亲兵逃出，而其部为清军所破。 石镇吉在石达开离京前籍籍无闻，相关记载中甚至连他的爵位和姓名都对不上。但在石达开离京后，却迅速成长为可以独当一面的出色将领，从浙江到福建再到广西，他能征善战，屡次建功。尽管后来与石达开分别行动(据《石镇吉自述》的说法，他是奉了洪秀全的诏旨)，但二人私人关系仍然很好，在作战中也仍然能相互配合。石镇吉部的覆灭对石达开而言无疑是个很大损失。 2 余忠扶部。据六十七将领给洪秀全的奏章说，该部欲脱离石达开返回天京，余忠扶企图压制被杀。但这些人杀死余忠扶后并没有东去天京，反而由余诚义，余明富率领折向西行。最终余诚义杀死余明富后降清。 3 张志公部。据六十七将领给洪秀全的奏章说，该部欲脱离石达开返回天京，却被张遂谋杀其统帅所压制。后来他们终于随朱衣点等脱离石达开，很快即独立出大队，上万人降清，8000人遣散，留精锐3000，立即掉转枪口截杀一同“起义”的同伴队伍，后又随湘军入浙江围剿。其部汪康海因拒降清，辗转与较早脱离的傅忠信，谭体元部会合。 4 何名标部。这支队伍在湖南时独立出去，后来进入广西，曾与石镇吉部联合，但很快又分开。最后全军覆没。 5 傅忠信，谭体元部，于石达开占领庆远三个月后脱离，后辗转经江西进入安徽，归入侍王李世贤麾下。 6 花旗军，原是广东天地会失败后的义军，1855年在江西投入石达开部下，因未接受正式改编，故称花旗军。该队于1860年1月脱离后进入广东，想另立旗帜。此后转战于广东，江西，湖南交界处转战，兵败后退入福建，又再退入江西，时值李秀成入赣图浙，遂归入忠王麾下。 除以上各部外，另外还有一支部队值得一提----石达开部将陶金汤，是进入天京前就已参加起义的旧将。苏双碧在《石达开评传》中认为他进攻阳朔是脱离石达开独立行动，唯一的依据是《永安州制》记载他自称“太平天国全军都督”，但该地方志中以讹传讹者甚多，何况该志说陶金汤是洪秀全取的进士，又说陶有部下“军师罗某”，这些显然都有与太平军体制不合之处。而且陶金汤部从1856年以后，1859年攻打阳朔之前，没有留下任何记载，如果他是在石达开进广西前独立行动，不太可能没留下任何行动记录。因此至少到广西为止，陶金汤应仍隶属石达开部。他进攻阳朔后不久即与当地反清首领张高友合作，攻占了永安城。但张高友竟因贪图陶金汤军中财物而刺杀了陶金汤，还想逼其部将归顺。陶金汤的部下摆脱张高友后，在转战中被清军击溃，全军覆没。陶金汤进攻永安的行动是出于石达开授意还是独立行动，现已无法确知，但他曾被与石镇吉，赖裕新并称石达开麾下三大名将，他的被害和部署的覆灭，对石达开而言也是个不可弥补的损失。 (三)出桂入川 石镇吉部败亡之后，他的部将曾广依率领部份人马，转战进入了贵州，咸丰十年的一道上谕中说：“石逆遣其党曾广依，由泗城走西村，西隆一带，于四月间，乘夜偷渡红水江，窜拢贵州兴义府地界，复扑云南，广西府城。石逆尚踞庆远，逆党赖裕新复力扑南丹士州，欲由此分道入黔。经官军截杀，赖逆折回庆远，石遂率而南，欲绕道思恩出泗城，寻曾广依所窜原路，趋黔窃蜀。”这道上谕所说的，是当时清方绝大多数人对石达开动向所作的估计：即认为石达开想假道贵州，在曾广依的配合下进攻四川。 苏双碧先生《石达开评传》中对这种判断表示怀疑，理由是 1 曾广依是从石镇吉部分裂出去的，未必是受石达开的指派。2 石达开离开庆远后没有立即朝川黔方向靠近，而是一路南撤。因此他认为石达开当时并没有决心离开广西。 本人的看法是 1 所谓“曾广依是从石镇吉部分裂出去的”是建立在苏先生“曾广依与石镇吉有矛盾，乃至内讧，被清军攻破”的猜测上的，而《石镇吉自述》说明，石镇吉逃出在先，大军被清军击溃在后，曾广依率领的是被打散后的部份军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和石镇吉有矛盾。另一方面，曾广依始终以石达开部下自居，这是不争的事实----他进军云贵川的时候，打的是“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旗号，这在脱离石达开行动的各部中是绝无仅有的----曾广依应该不是指望靠虚张声势获得什么好处，因为打翼王旗号只会把敌人的重兵引过来，使自己的行动阻力增加----后来石达开派出部队打他的旗号行动，目的都是为了吸引重兵，掩护主力。1861年石达开率部准备进入四川时，曾广依便命他的部将南下接应，后来石达开在贵州时，曾广依率全军汇入石达开本军。所有这一切都证明，曾广依一直是以翼王部将自居的。那么，他按照翼王的指示先行进入贵州，或是他因为知道翼王入川的打算，所以就近先行一步接应，又或是他行动在先，而石达开与之取得联系后决定由贵州入蜀，这都是合理的，也是可能性很大的。 2 石达开南撤的目的很明显，是为了征集粮草，例如在途中命朱衣点率两万人征粮，以及后来命赖裕新到南宁采集粮草。这可以看作是进军四川的准备工作，不能作为判定石达开没有决心离开广西的依据。 3 当时无论贵州还是四川，防务都相当虚弱，就因为这样曾广依才能轻易进入贵州，甚至进入四川。这一点，清廷上下都看得很清楚，所以为了调谁主持四川防务的事大伤脑筋，且四处调兵遣将。那么，石达开也理应能看出这是一个进入四川的好机会。 4 当初石达开离开天京驻扎安庆时，清军对他的动向估计有五种，但认为最大的可能是进军江西，这个判断是正确的。这并非是清军能未卜先知，而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前，一定会有很多相关的准备工作，而敌军的暗探也多少会收集到一些蛛丝马迹。所以既然清廷上下一致认为石达开想假道贵州入蜀，也很可能是探知了太平军的一些准备。 5 石达开虽然远征在外，但他一直都保持着和天京的联系，例如在他进军江西前曾上奏章向洪秀全汇报自己进军江西，以及之后进军浙江的军事计划。1859年春天洪仁(王干)受命主政后，石达开特意遣使团道贺，并郑重要求干王代转今后他上给天王的奏章。1860年6月，几个外国传教士在与干王会谈时，干王还提到石达开在给天王的奏章中谈到了一些他对“宗教问题”的不同看法(石达开在这之后一年内放弃了宗教迷信)。这些都说明，石达开在远征途中一直不断地在把自己的行动和计划甚至对某些问题的想法向天京方面汇报。由于奏章通过干王代转给天王，干王自然知道这些奏章的内容，而当时忠王李秀成正在苏州，他理应也会从干王处知道石达开最新的行动计划。另一方面，几位传教士从李秀成部将处听说的是“翼王在广西。。。。。。正准备攻打四川”。石达开当时在广西已经驻扎了快一年了，如果他没有向天京方面报告近期内入川的计划，那么苏州的太平军将领应该仍然认为他还将留在广西，而不是正准备攻打四川。 6 新发现的《三略汇编》本《石达开自述》中说， “(达开)闻李短辫在四川作乱，想到川省。”李短辫即李蓝起义军首领李永和。曾广依入贵州时正是李蓝义军日益壮大，横扫四川的时侯，而此时四川清军兵力空虚，石达开趁此时机入川联合李蓝，共取四川，是合理的。很多史料显示，石达开与李蓝部的确一直保持联络，现存史料即可证明仅在曾广依部入黔前的1860年3月和其后不久的1860年9月，蓝大顺便曾两次派人与石达开联系，可见这期间两军的确联系密切，换言之，石达开很有可能正是在这段期间制定了又一次的入川计划。如果这个计划实现，对清廷威胁无疑是很大的。《文宗实录》卷三百五十裁：“咸丰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蓝(大顺)、李(永和)二逆四处纷窜，松潘番区、越西夷匪复行滋事，倘粤匪复行窜入，更难收入。”《张浏文上刘霞仙书》(注：刘仙霞即刘蓉)更坦言“(石达开)为我兵所拒，不过一江之险耳。其欲结连滇贼以渡者，夫人知之也。”“万一二寇结连，长江不足险矣”这两份史料的时间都是1862年石达开入川后，其时李蓝义军已基本被骆秉章镇压下去，余部已难有大的作为，清方尚且如此担心两军会合，可想而知，如果石达开在两年前李蓝义军军威正盛，骆秉章尚未及整顿川中防务时入川，会对四川造成多大威胁了，正所谓“万一二寇结连，长江不足险矣”。 综上所述，我认为苏双碧先生的疑惑是很容易解释的，而清廷上下的推测是非常合理的：即，如果不是因为发生二十万大军脱离之事。石达开在南下征粮后就会取道云贵，进攻四川。 很遗憾的是这次机会再次错过了--这是宝庆会战后，石达开第二次错过进军四川的好机会。等一年后他重整旗鼓，再次准备入川时，清军已经做了整整一年的准备，他面对的不再是防务空虚的川省，而是严阵以待的精兵强将。 二十万大军脱离后，石达开的处境非常困难，当时跟随他的仅有一万多人马，太平军大将中只有赖裕新留在他身边。而广西境内的湘军，楚军，正在加强扫荡，各路义军节节败退----他们的目的是先扫清其他起义实力，再集中全力对付太平军。而各地团练此时同样对太平军的生存形成威胁。 二十万人脱离后不久，石达开曾命赖裕新率军攻南宁，目的则主要是在南宁一带征粮。关于赖裕新所率人数，有说两万的，也有竟说是二十万的，实则当时石达开全军也不到两万人，这些记载对赖裕新所率人数显然有所夸大。赖裕新与敌相持一月后撤军，当地有地方志说，某次赖裕新兵营被清炮弹打中，竟误以为清军在进攻，于是溃败，说得神乎其神。而广西巡抚刘长佑在奏报中则是另一番说词，如何“激励兵勇，大集团练”，如何“内外夹攻，纵火焚寨”，又如何“歼贼匪千余名”，说得活灵活现。不过，《平桂纪略》中对赖裕新撤军的记载却是：“赖以野无所掠，解围去。”《平桂纪略》也是站在清廷立场叙事的，只是比清方将领的说词要客观一些。这段关于赖裕新撤军的记录，可说是明明白白戳穿了刘长佑有声有色地虚报战功的行为。(这不是唯一一次，下文再叙)。这不由让人想起曾国藩的幕僚薛福成曾说，清军谎报战功，各省军报莫不如此。广西远在华南，清廷不易辨明虚实，更给谎报战功者以可乘之机。有此再次可见，只凭清将自己单方面的叙述推测战况是相当不可靠的。 在当时，石达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在广西立足，暂时谈不上实现什么战略。石达开回师广西时，就与当地义军多有联系，这时，他更加强了与友军的合作。各义军大都十分景仰石达开，所以当石达开进入他们的势力范围内时，都表现得比较友好。如宾州的谢必魁，宣化的李青靛，上林的李锦贵等率领的天地会义军，都在一段时期内与石达开相互合作。此外大成国的首领陈开，名将黄鼎凤也都对太平军非常友好，如后来石达开进入贵县时，原驻军贵县的黄鼎凤特地撤出其原先驻地，以对太平军表示礼让。 但是，由于天地会义军大都不愿意放弃自己原来的组织和信仰，也由于当时石达开仍然坚持太平天国要求所有部众都接受统一的组织和信仰的原则，太平军与这些义军只能暂时合作而难以长久。1861年6月，李锦贵病逝，其部众散亡。李青靛谢必魁先后降清，李青靛甚至企图诱擒赖裕新作为自己投降的献礼。在这种情形下，石达开的处境更加危险和困难，于是他率军撤出宾州，回到自己的故乡贵县。在贵县，他曾与当地龙山天地会义军首领李福猷配合作战，不久后李福猷率部加入太平军，从此成为石达开麾下仅次于赖裕新的独当一面的重要将领。 1861年8月，湘军攻陷了大成国的国都秀京，首领陈开率部突围后准备前往贵县与石达开会合，途中被俘。他的余部中有三万人加入了太平军，其余则大都汇集至大成国将领黄鼎凤旗下。大成国的沦丧使太平军的处境更加孤立，如不迅速冲出广西，则很可能重蹈大成国覆辙。于是，石达开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对新加入的3万人马的整编，于9月上旬率4万余人西出横州后兼程北上。在这前后，石达开远征军已经撤底放弃了拜上帝教的宗教迷信。 在离开贵县前，石达开将他的部下，礼部大中丞周竹歧荐给黄鼎凤当军师，想来因为黄鼎凤已成为当时广西义军中最有实力的一支，因此希望周竹歧能助黄鼎凤一臂之力，支撑住广西的反清大局。周竹歧深得黄鼎凤的信赖于倚重，他被黄鼎凤委任为“军师”，负责整顿军务，处理民政。 黄鼎凤后来在他的辖区内颁行了《约法十二章》，使得连年征战的这些地区难得地出现了“境内约束严明，几于牛马放牧不收，外户不闭”的祥和景象。1863年，又发布了北伐檄文，宣扬挥师长江，与太平天国遥相呼应。根据口碑流传，无论是《约法十二章》和《北伐檄文》的颁布，还是出江与东南太平军呼应的军事计划，都是以军师周竹歧为主导的。而《约法》中所表现的政治经济政策及《檄文》所体现的思想，与太平天国天国相关政策的精神颇为一致。而以上种种，都是黄鼎凤自1852年举旗起义到1861年底的十年中所没有表现出来的特征。由此可见，周竹歧的确对这支太平军离开后广西境内影响最大的义军的发展起到了重大影响力。随着石达开所部太平军在大渡河覆败，苏福省的失陷，西南和东南的抗清局势都出现了重大逆转，使得清军开始得以集中兵力肃清两广义军。尽管如此，这支义军还是一直坚持到了1864年4月，其时清军攻义军天平寨屡攻不克，后湘军主帅广西巡抚刘长佑扣押了黄鼎凤的母亲令其劝降，黄鼎凤终于走进清营，义军遂覆。 石达开离开横州后，取道昆仑关，一路沿桂黔边界的捷径北上，经思陇泽，上林，忻城，庆远，洛东，罗城至融县，选择这样一条路线，估计一是为了和清军抢时间，二是考虑到两省交界地带防务通常比较空虚。在融县，他们突破了湘军名将刘坤一的截击，10月中，经怀远的板缆小道直插湘桂边境的青林界，至此，终于摆脱了敌人的重重阻拦，冲出桂北，进入湖南，直趋四川。 (四) ：疑点探析 第一个疑点：石达开与石镇吉的关系 在石达开初回广西，兵锋逼近桂林时，石镇吉也正在桂林城下，当时桂林之内清军并不多，石达开石镇吉如欲攻下省城桂林，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苏双碧先生在《石达开评传》中推测说，因为石达开与石镇吉不合，石达开刻意避开石镇吉，才错失了攻克桂林的机会。他的依据是是《临贵县志》中记载：“镇吉又与达开疏，达开欲杀之，惜其材武。镇吉亦阴知之，常为一军，不欲与达开合”，苏先生的结论是“这个说法虽未必完全如是，但石镇吉与石达开不合却是事实”，苏先生甚至还进而推测说“大约石镇吉等人对石达开重用张遂谋等人不满，而不愿意留在石达开军中受制于人。” 苏先生仅仅依据一条地方志的推测，就断定“石镇吉与石达开不合是事实”，已觉草率，而还能进而推论出是因为石达开重要张遂谋，就未免武断了。 且看当石镇吉因察觉部下兵变企图，率少数军队逃里后，是想往哪里去的呢？《石镇吉自述》中说“欲回广(西)庆(远)府，与翼王合兵。”说是合军，石镇吉这时候已毫无资本可言，当初是他背翼王而去，这时候才回来寻求庇护，若说二人不合，甚至闹到石镇吉认为石达开要杀他才独立出来，此时他居然还敢找上门去？ 据石达开家乡贵县一带的口碑说，就在石达开还在围攻宝庆而石镇吉已进入广西之时，石镇吉曾经受石达开的委托，前往贵县寻访留在贵县的翼王亲族的下落，石镇吉派去的人显然十分进心，因此当地很多人都知道此事。如果说石达开与石镇吉不合，以至大敌当前为了回避宁可错失战机，甚至如《临贵县志》所说的石镇吉察觉石达开有杀他之意才脱离，石达开还会委托石镇他帮他私人的忙吗？ 再看石达开是否有意避开石镇吉呢？《石镇吉自述》说：“翼王。。。前来广西随镇吉，随(遂)窜义宁地方。”讲得很清楚，石达开选择桂林附近作为回师的途径，正是因为石镇吉在那里，而且不只是利用一下客观形势，而是事先已经和石镇吉有所联络，石镇吉也知道翼王会率军到桂林附近。换言之，石达开不但不是刻意避开石镇吉，相反恰恰是在与石镇吉取得联络后才回师广西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石镇吉与石达开部客观上相互牵制清军，因而都得以比较顺利地进入广西境内。 综上所述，认为石达开和石镇吉不合的推测是缺乏依据的，在石镇吉脱离之后，两人还能保持在私事上仍有所往来，在行军上也仍有配合，石镇吉失军后还想去投奔石达开，这一切都恰恰证明两人私人关系相当不错。至于石镇吉为什么会脱离石达开，他在自述中有段话说得很明白，“八年，镇吉封为提军务。。。六月，破浙江处州，仍回江西锦得镇度岁。。。后天王诏令镇吉统兵六万，前来广西招兵买马。”石镇吉并没有说他此前一年半中跟随石达开的行动是受天王的诏令，这里说的回江西度岁已是1858年冬天之事，正是在这之后，石镇吉部脱离石达开独自行动，在时间上，与自述中“天王诏令”的时间完全吻合。由此可见，石镇吉是接受了天王的“拉拢”(或云：争取)才脱离石达开部独立行动的，和杨辅清之脱离石达开如出一辙，而不是因为什么与石达开不合，更不是因为石达开想杀他。 至于两军为什么没有会合攻桂林，恐怕双方都没有对桂林抱必得之心。石达开的目的在四川，回广西是为了休整，如果攻占桂林，等于引清军前来纠缠，哪里还能休整。石镇吉既然是奉诏回广西招兵的，也没必要非攻下桂林不可。双方围困桂林主要只是取道回师广西而已。 第二个疑点 桂林城下战况 清将在一份战报中这样报告桂林城下的战况：“。。。督率在城文武，挑选精锐，或轻师出袭，或左右环攻，夜乘大风抛掷火箭，喷筒，延烧贼巢，水陆均设伏兵，以备夹击。又出示宣谕，悬重赏以购逆首。萧启江苏凤文等督军长驱直进，分途围杀，列营北门，逼近城屯之后。参将萧荣方等自柳州管带(火赤)勇来剿，在石门洞大破贼兵。九月初四，萧启江所部由南门，文昌门分投进剿，与蒋益澧等水陆兜击，擒杀无数，贼众遁回西路，初十日，全由南路溃散，城围已解。首逆石达开，拥众溷逃，釜底游魂，难稽显戮。” 真个是绘声绘色，精彩万分，这一场“桂林解围战”，真是部署得力，上下用命，人人奋勇，个个立功啊！ 然而， 《平桂纪略》的记载是：“石达开陷据义宁。记名按察使刘长佑营灵川以备之。贼知楚军踵至，悉遁走。九月初十，贼目陶金汤窜阳朔，石镇吉窜永福，石达开由永宁走融县，省城围解，而贼愈滋蔓矣。” 《临贵县志》的记载是，“(七月)二十九日，(石镇吉)由兴安犯省城。。。荣芳远在柳州阻于贼，益澧以八月二日至，省勇多疲病，人皆震恐。。。。。。受火伤归营者，沿途号呼，伤心惨目。时方黎明，贼不知所为，疑不进，城之不破，亦天幸也。九月初二日，石镇吉解围走。。。石达开恐失镇吉，从之驻义宁。按察使刘长佑屯灵川以遏之。镇吉见楚军大集，又闻达开至，邃拔营窜永福，石达开亦由义宁窜融县。” 其实无论《平桂纪略》还是《临贵县志》，都是站在清廷立场所写，也都有故意夸大清军的胜利，贬低诬蔑太平军或故意混淆是非之处，例如《临贵县志》说石达开欲杀石镇吉，而石镇吉是因为害怕石达开才率军撤离等等。但地方志的记载通常比清将的奏章要更接近事实一些。这两份地方志都记载着，石达开和石镇吉是自动撤离，分兵进入广西境内的，清廷勒令阻止石达开进入广西的布署落了空，“省城围解，而贼愈滋蔓矣。” 《石镇吉自述》中，完全没有提及这次“解围战”，我们都知道，所谓自述，是石镇吉在广西被俘后受审的口供，如果真有如此一战，则主审者不太可能不问及，白白失去一次为自己表功的机会。只有根本没有这么一战，自述中全无涉及才合理。 地方志中说石达开石镇吉是惧怕湘军(即文中之“楚军”)才撤离，也不确。其实此前骆秉章早派萧启江，刘长佑的队伍赴援，但“于兴安，灵川一带为贼所阻，节节攻坚，未能长驱直入”(《清文宗显皇帝实录》)，兴安，灵川两地都是石达开的部将在驻守，他们任务就是截断湘军的援军。正十他们使得弛援桂林的湘军多次冲锋都无法突破防线，怎能说石达开是因为惧怕湘军重兵来援才撤离的？显然是石达开主动撤军，准备进入广西腹地后，湘军才得以来到桂林城的。地方志的说法是因果倒置。而清方官员竟能捏造出如此一番活灵活现的战况，讲得若有其事，实在是撒谎邀功成习惯了。如果根据这样的“战报”说石达开曾大败于桂林城下，实谬矣！ 综上所述，石达开的回师广西，其实是一次十分顺利地突破拦截，实现战略意图的军事行动。 第三个疑点 融县浮石圩的战况 清咸丰11年8月，石达开率部北上时，在融县的浮石圩遇到湘军名将刘坤一所部以及当地团练的阻截。对于这次阻截，刘长佑在向皇帝奏报时说，这一战中击毙贼千人，石达开受伤落马，都司洪福齐上前擒拿，被石达开亲兵击毙。(《浔州陈逆就石逆上窜堵截获胜折《清穆宗毅皇帝实录》) 但是这个奏报却十分令人怀疑。第一大疑点就是擒杀太平军的人数。清军奏报夸战果和太平军败绩是惯例，如石达开在宝庆时全军不过十万，而清军竟说有三十万人，广西巡抚刘长佑犹擅如此，赖裕新率部进攻南宁时，石达开全军才一万多人，照说赖裕新所率的分支部队应该不会超过半数，即数千人才对，刘长佑却说赖拥兵两万。如前文所举的赖裕新在南宁及石达开在桂林城下的例子，都是他无中生有地捏造战功，说杀死多少敌人。可以说此人一惯是数倍地夸大战功的，一仗没打，他都敢说“擒杀无数”。就算他说杀戮万人，实际也可能只有一两千人。而这次他竟然说只杀死了千名贼兵，照此推算，太平军的实际伤亡人数应该不会超过五百，甚至可能只有两三百，或者更少。 此战是两军亮明阵势正面交锋，死伤应该很大才对，太平军四万大军，只死了几百人，这不是很蹊跷吗？ 通常如此多的人参战，却死伤如此之少，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交战一方迅速溃败。照刘长佑的说法，清军是大胜，这就怪了，清军设防的目的是拦阻太平军出粤，如今太平军四万大军只死了几百人就败逃了，简直是被打得望风而逃，可怎么这石浮圩防线却被太平军通过了呢？不但通过，而且长驱直至广西边境，不到一个月就进了湖南，这怎么解释呢？ 石达开身边应该是护卫环绕的，刘长佑奏章的重点显然不是说他受伤，而是“都司洪福齐上前擒拿”，这句话被后世很多史学家翻译成了“险些被擒”，这种翻译想必正是刘长佑奏章想要暗示的，即清军取得如此大胜，乃至差点把石达开生擒了。其实，太平军才死了几百人，清将居然可以差点生擒石达开？不是太平军全体将士都因为死了这几百人而吓得四散奔逃，就是这个都司实在不知死活---果然，他被石达开的亲兵“毙之”了。 石达开究竟有没有受伤，我们并不知道，刘长佑是不是因为没拦住太平军，反而损兵折将，于是像三河大战后清将捏造李续宾英勇战死那样，掩饰自己未能阻止太平军北上的无能，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姑且算石达开真的受伤了吧，但这对于常年征战于炮火间的将领应当并不稀奇，并不能证明刘长佑打了大胜仗，更加不能推出“险些生擒石达开”的结论(这完全是后世史学家的翻译)，因为受伤，可能是被火炮所伤，可能是为流矢所中，也可能有其、他原因，而“险些生擒”的前提条件，是已经击溃太平军。如此正面交锋，别说只死伤了几百人，就算伤亡几千人，也不见得就是败仗，更远远不足以“险些生擒”石达开。 其实，关于这一战，地方志也是有记载的 《平桂纪略》说“石达开窜庆远，楚军扼之于浮石，败窜怀远，入湖南境。” 《浔州府志》说，“九月，复窜怀远，楚军扼之，败入湖南境。” 地方志立场是都是偏坦清军的，如《永福县志》竟说石达开入桂经永福时“率众百万”，实则石达开当时总兵力不过十万。至于上面两份资料，从用词就可以看出其倾向：太平军只要没有驻扎在这个地方，他们都记载为“败窜”。如“败窜怀远”“败入湖南”，湘军扼守浮石是为了阻止太平军北上，阻止太平军出广西，而怀远在浮石以北。太平军如果是“败窜”，应该南窜，怎么“败窜”到浮石北面去了？如果是“败入”，应该“败”回广西，怎么“败”进湘军老家湖南去了？(而且没多久就“窜”进了四川。)假如这一战真的如刘长佑所说(或说：暗示)的，清军大胜，甚至险些生擒石达开，则很难想象这些地方志竟会如此轻描淡写一带而过。 《融县志》也完全没有记载楚军的这一辉煌战绩，它的记载是：“十一年。。。。。。复入县境，多所杀戮。据故老云：九年到此，奉令封刀，现奉令开刀也。” 所谓“九年到此，奉令封刀”，指的是1859年太平军第一次经过融县时，没有交战，而对百姓秋毫无犯，所谓“奉令封刀”，就是不准伤杀人。而现在“奉令开刀”，针对的也同样不是百姓(没有任何太平军在此次经过融县时杀戮平民的记录)，而是扼守在这里的清军。所谓“杀戮甚多”，也就表明清军死伤很大。 地方志清一色的是夸大清军战绩，而绝无故意夸大伤亡的。由此可见，这一战太平军的死伤很小，而清军的死伤却“甚多”，而太平军在这种情况下突破的浮石防线。 清廷一直在严令将太平军阻击在广西境内，连曾国藩想调一支湘军回救被困告急的祈门大营都不准。而太平军从广西最南端的横州北上，只花了一个多月时间，付出了死伤几百人的代价，就冲出了重围，从接近广西最南端的怀远边境进入了湖南。可以说，太平军的出桂入湘，和当年的由湘入桂一样，都是非常顺利而成功的军事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