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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水军，前期与清军转战于千里长江，后期搏斗于 　　苏福省水乡，难能可贵地建立了杰出的功勋。 　　根据我国历史记载，古代水军敢于在长江、黄河上架浮桥 　　的不多。公元274年(西晋武帝泰始十年)，由于孟津渡险，杜 　　预力排众议，在黄河富平津建成浮桥。公元974年(宋太祖开宝 　　七年)，宋征南唐的战役中，接受南唐降人樊若水献策，在安 　　徽采石矶架设浮桥，一举攻下南唐首都金陵，南府投降。这些 　　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在黄河、长江上架设浮桥的记载。 　　太平天国水军吸取古代造船、造桥经验，在长江及其支流 　　上，多次架设大跨度浮桥，战术灵活，令敌人惊叹不止。“贼 　　皆山僻乱民，水师实非所习”，“其实水战诸法，茫然不解”， 　　但它“行则帆如叠雪，住则樯若丛芦，炮声遥震，沿江州邑， 　　莫不望风披靡”。 　　太平军水军，是从广西进入湖南、湖北后逐步组成的。18 　　52年冬，太平军围攻长沙三月不下，萧朝贵以及许多广西首义 　　老战士先后牺牲，损失较重；而向荣与赛尚阿军队又加紧对太 　　平军的外缘封锁，因此太平军决定撤围、突围。于是年11月30 　　日夜，撤长沙围搭浮桥，突围偷渡湘江，攻占益阳。继之下岳 　　州、武汉，顺江直取南京。自长沙外围战造浮桥，水兵开始发 　　挥作用；到益阳后有大批水手、船户参加起义，太平军水军开 　　始组织；以后沿途得船只无算，“几于浮江万艘”，遂正式建 　　立水营总指挥部于南京。 　　水营的领导正指挥为唐正财，副指挥为许斌升。唐正财是 　　湖南永州府祁阳县人，大约是粮船水手出身的商客、船户。唐 　　正财可以说是太平天国水军的奠基人。他善于团结水手、船户， 　　又勇于任事。开始太平军俘获一些船只后，“不知顾惜，不事 　　修艌计，不久皆为朽板”。而自从唐正财参加起义后，他督促 　　收集钉、铁、油、麻、竹、木、锚、缆，督工修补船只，使船 　　队面貌焕然一新。1853年初他被封为殿前丞相左五指挥。同年 　　冬奉命到湖南岳州和湘潭，动员了二、三千名水手带着几百只 　　木料船参加太平军，升为检点。他以后经常往来于长江一带。 　　后期封航王，衔系殿前济川涉远顶天扶朝纲航王撑千岁。1863 　　年10月在李鸿章的淮军与常胜军的围攻下，战死在无锡城外。 　　参加太平天国水营的，多是从事水上运输的劳动人民，沿江 　　纤夫、船户、码头挑脚、铁工匠作，“艰苦手艺”，他们“皆终 　　岁勤劳，未尝温饱”，参加起义后，与太平军水乳相融，迅速成 　　为骨干，“被掳服役，贼必善遇之，数月后，居然老兄弟矣”’ 　　“安逸之乐，几幸为梦想不到”，一般人“多乐就水营”。唐正 　　财是在岳州参加太平军的，他与水手、船户关系很好，敌人说他 　　“外粗内诈，颇能笼络人心，各船水手船户，多愿依附。”1853 　　年3日，韦昌辉派遣部下殿前右二承宣张子朋至湖北，张“性极 　　凶悍”，因为争夺船只，责打水营水手、船户多人，激起水营 　　“众心齐叛，欲尽开船上驶投城，抑或各散”。杨秀清知道情况 　　后，亲自到北王府，将韦昌辉杖责数百，张子朋杖责一千。并召 　　见唐正财，“用好言抚慰”，重赐金帛，加封丞相衔。由于唐正 　　财居间调停，水营的叛乱才平息下去。杨秀清对他的才干、以 　　及他对太平天国的忠诚，都非常器重。水营之中，还有许多干练 　　之才，如张万顺就是其中之一。地主分子十分痛恨地说，“此贼 　　一出，江面不安”，“欲除目前之患，似宜先灭此贼”。他是湖 　　北人，驾船出身，对沿江内湖各口岸码头非常熟悉，来往于江 　　西、安徽等地，“在江中掳抢船只，并在岸上裹胁人口”，鼓动 　　许多水手、船户带船参加起义，被封为木四带兵总制。 　　太平天国水营开始分为五军，很快增为九军，营制与陆军 　　相同。每军也是由军帅领率直至两司马。另外单独设有水营总 　　制、将军、监军来统帅。按实数官兵应达十二万八干余人，但 　　自师帅下，下层水兵，实额不满。九军都归唐正财调遣。 　　水军有巡查制度。在首都天京设有职同总制的左、右江巡 　　河道各一人，在地方有记载者如安徽、湖北则设有职同监军的 　　正、副巡河道各一人。太平天国初期燕王秦日纲曾奉天王和石 　　达开命令到湖北、安徽一带巡查河道，目的是：“查看地势情 　　形”，“以重防御”。巡查河道的另一更重要的目的，是为了 　　巡查奸宄。秦为此曾到江西九江一带“踏看营盘”。秦日纲承 　　担着巡查河道来往船只，负责签发船只往来通行证“行路船票 　　”的任务。在《贼情汇纂》中所刊太平天国“行路船栗”的图 　　样，就是由秦日纲签发的。文中写明“真天命太平天国燕王秦 　　为巡查河道来往船只严拿私藏奸宄事”等等字样，日期是太平 　　天国甲寅四年九月十八日，正好与上述禀报相印证。太平天国 　　派一位王爵总承这项工作，也可见其对巡查河道的重视。 　　太平天国境内的船只如同陆上门牌制度一样，都有船牌。 　　船牌上写明所隶属的官长姓名、管带(船长)姓名和船上水营圣 　　兵姓名(亦标明牌面、牌尾)。船只领去船牌后，一般就削板凿 　　孔，把船牌糊在上面，穿绳悬挂，以备缉查。船只如离开驻营 　　出航时，必须领取“行路船票”。船票上措辞严厉，写明沿途 　　巡察官照数验明船上人数，不得或多或少，方准放行，“如数 　　不符，情形可疑，即行拿究”。 　　太平天国境内在政权比较稳定的地区，民间船只是受到一 　　定保护的。军中征调民船必须经上级长官同意，批给“封条”， 　　才能往河下封船，而封条不甚容易领到。 　　由于财政困难，物资缺乏，太平天国不可能大规模地开展 　　制船生产，仅在天京大王庙前设有船厂，打造比较简单的八桨 　　快船。船长约二、三丈，上有布蓬，船旁画龙，每船能容二、 　　三十人，船系敞口，上无顶，大约只能乘以巡行，不能远航。 　　太平天国水军创制了一种战船名曰“龟船”。颇有些类似 　　我国古代战船艨冲(以牛皮覆盖船背)，和朝鲜李舜臣抗击丰臣 　　秀吉时所制造的龟船的设计相仿。1854年10月，太平军自六合 　　援救镇江，在附近水面“联巨筏为四牌，上施楼橹，建瞭台， 　　中载粮糗，四周障以牛皮，巨桨数十，名曰龟船”，顺流直下。 　　由于设计不够好，其中两只龟船驶至镇江都搁浅在洲滩上。被 　　清水师、兵勇乘机毁灭。次年，太平水军在六合附近九洑洲一 　　带也使用了龟船。 　　太平军在作战中，十分注意水陆两军的配合。在长江两岸 　　上下往返作战时，如沿江清军驻扎不多，则太平军采取(南北 　　两岸)三路并进的行军法，行则同行，住则同住，必夹江为营。 　　船分靠两岸停泊，陆路士兵住民房或船上，两岸以浮桥或铁索 　　相联，称之为“夹江为营”。 　　太平军在可以通舟的河道地区行军，也多采取三路并进， 　　驻扎时“夹河为营”。可能太平军原准备在武汉作较长时间的 　　驻扎，对汉阳、汉口的小河曾备极经营。对岸植木桩两万根拦 　　截，更以破船塞口，成一个可封闭的河道。中间以坚木栅为门 　　扇闸，船只出入以牵车开关。河口两岸各扎数营，中间搭浮桥 　　一道，便利两岸往来。 　　除此之外，太平水军还有“浮筏为营”。它是以大簰数架， 　　连结在一起，木筏向前的一面，树起一道木城，上开炮眼，密 　　架枪炮。木簰中间搭板屋，起瞭楼作营房，挽泊于江心以堵御 　　清军。开始有木簰水城设想的是秦日纲，他奉石达开命令到湖 　　北、安徽巡查河道、地势时，看到江西彭泽境内小姑山附近长 　　江水面狭窄，便于筑防，因此他设想除了两岸筑造营盘外，再 　　在江心用木簰造成木城，修作炮台，拦放江面，“不独可以防 　　备妖船窥探，而且可以稽查来往船只”，并说“卑爵大胆如此 　　妄议，未知是否?不敢擅专”，乞翼王决定后，禀奏东王指示遵 　　行。杨秀清于1854年10月命令东府承宣涂镇兴押解一座木簰 　　到秦日纲驻地，说系在朝造成，想系天京水营结合秦日纲设想 　　制成。杨以已奉天命，已领诰谕为理由命令秦日纲仍镇守与 　　修筑湖北田家镇营盘，让把木簰安足炮位，选择合适的河道挽 　　泊以堵御清军，并命他依式仿造多座。以后杨秀清又继续送来 　　木簰四座给田家镇，其余在南京城外水营、湖口、安徽等地也 　　都泊有。 　　太平天国水军所取得的杰出成就之一是依靠劳动人民的智 　　慧勇敢，几次在长江天堑架设浮桥。 　　太平军在湖北境内自武汉以下的几处渡口：武汉、黄州、 　　樊口、田家镇和半壁山，都曾夹江为营。但除武汉一处外，尚 　　未查到稍详细的记载。 　　武汉浮桥，修得神速、壮观，军事价值很大。太平军于 　　1852年12月23日攻克汉阳后，第三天，在清军的炮击下，由北 　　岸鹦鹉洲放舟至南岸。未及天明，两座联舟浮桥已搭成。上一 　　座由鹦鹉洲至白河洲，下一座由南岸咀至大堤。浮桥为进攻武 　　昌提供极便利条件，1853年1月12日太平天国攻下武昌。1月16 　　日，太平水军又自长江南岸的晴川阁至汉阳门江岸造成另一座 　　浮桥。这是以巨缆横缚大木头，上面再铺以板障造成，“人马 　　来往，履如坦途”，长江中游险要为太平天国所控制。 　　据《武昌纪事》一书的作者陈徽言在自序中自称，当太平 　　军由岳州进至湖北蒲沂直扑武汉时，他曾向湖北巡抚常大淳建 　　议，“跨江扎簰为浮桥，简精锐严守其上，则武昌、汉阳二城 　　对峙，中通一营，声援联络，贼舟自不敢顺流东下”，“长江 　　之险，为我有矣”。但常大淳根本不加考虑。作者这段话是否 　　可信姑且不论，在当时，除了象太平天国这样一支革命队伍外， 　　没有人能有这样的气魄建成横跨长江的浮桥，懦弱腐朽的清朝 　　巡抚、提督是没有可能接受，更谈不上实现这样建议的。 　　要维护这样一个大跨度浮桥也是很不容易的，既要和敌人 　　又要和自然界作斗争。湖北巡抚常大淳和提督双福于12月29日 　　出重赏号召破坏浮桥，赏格说：“勿论士庶，能毁贼江上一浮 　　桥者，赏银五千两；上下流二浮桥全毁者，赏银万两；烧一贼 　　船者，赏银二十两”。1月5日清方抚标目兵二人，奉命侦探太 　　平军情报，泅水偷渡，为太平军水军在水下埋置的竹钉刺伤， 　　一人四肢刺伤，一人中伤要害而死。 　　由于当时正值严冬，北风凛烈，半个月当中，浮桥先后被 　　吹散三次。有一次“大风奋发，江水喧豗”，上下浮桥都被吹 　　散，“舟沉数十艘，溺死贼甚众”。但是每次太平军都是至多 　　隔两天就把它修复。10月25日大风断江中浮桥。27日太平水军 　　又缚木重修并多系了重三、四十斤的大铁锚抛于江中，于是浮 　　桥“视前益稳固，虽大风浪不能动”。从两次造浮桥和几次修 　　浮桥的先后情况看来，太平军在不断总结改进修造浮桥的经验 　　和技术。 　　1853年6月太平军西征军在重新攻下岳州、宁乡等地以后， 　　也有在长江上建修浮桥，“将铁索编联船只，横截江面”的记 　　载。 　　1853年太平军占领扬州后，在扬州附近江面以铁索、木板 　　架设浮桥，“贼又为铁索横诸江，加木马如笮桥，朝夕驰应， 　　水师战舰为所扼”。清军向浮桥轰巨炮，又驾小舟用利斧去砍 　　断它，但是太平军不断修复它，“屡断屡设，久之乃罢”。 　　1854年春，太平军在扬州城东北“用铁索三道横截大江， 　　以木筏浮起。筏复以土，急难除之”。清军曾命船夫乘雾驾皮 　　筏驶至浮桥上流处，乘水涨流急，持巨斧将三条铁索砍断，进 　　行破坏。 　　1855年太平军攻占六合以后，以铁鏁设了几处浮桥，一 　　处在九洑州、白河口，一处在黄天荡、段窑口对岸。 　　关于太平天国水军在前期所起的作用，从敌人的记载中是 　　看得很清楚的。《贼情汇纂》中说：“贼之伎俩，专以船为用， 　　故近水之处受害最烈”，又说，太平水军“所向无前，乘风急 　　驶，飘忽靡常，一日行数十里，处处使我猝不及防。所欲城池， 　　不战即得，遍地金帛粮米，恣意掳掠”，“我兵单薄，每不敢 　　遽近。及其窜也，我无船只，不能追剿，是比年贼之蹂躏沿江， 　　几无御之之法”。清政府也认为清方军事失利，主要是败在太 　　平天国水军手里。如咸丰三年十一月十二日上谕说：安徽情况 　　危急，“总由江面无水师战船拦截追剿，任令贼往来自如， 　　以致逆匪日肆鸱张”，因此咸丰帝一再命令曾国藩赶紧筹办船 　　只、炮位，挑选水勇，组成水师。 　　湘军水师的组成比太平天国水军晚，但是由于它在人力、 　　物力方面都有远为优厚的条件，两年后已造成新式快蟹四十号， 　　舢板八十号，设造船厂于衡州和湘潭，并组成十营水师，成为 　　太平天国水军的劲敌。湘军水师与太平水军作战，初期是胜负 　　各半。1854年4月湘潭之役，湘军水师五营胜，靖港之役，湘 　　军水师五营败溃。 　　太平天国对于船舶制造，未曾给予足够的重视，天京造船 　　厂，并不生产战船，船只来源，主要依靠俘获、征用民船，不 　　易得到群众支持，“近来民船惧为贼虏，贼踪相距，尚数百里， 　　皆相率远逃，贼虏船日稀，万不能复如往日”。而曾国藩等这 　　一时期打击太平天国水军的办法，就是大批焚毁太平军船只， 　　截至1855年，据粗估，在湘潭、岳州、汉阳小河、田家镇等处， 　　太平军损失船只，先后不下万艘。在水战中，虽然太平水军仍 　　然屡屡获胜，但主要是靠太平军官兵的机智、英勇。 　　另外太平天国水军还要以水战来承担军事战斗以外的任务， 　　即承担筹粮供应天京食用的任务。太平天国水军经常奉有这样 　　的诰谕，让某船配带兵士前赴某处筹粮速回，如命令“将黄州、 　　汉阳妖魔惊走，所办粮米，速用船全数装解天京”；其褒奖张 　　子朋的诰谕说，“江北黄陂、孝感、德安各处广有粮米，尔等 　　能骇走妖魔，解到粮米二万三千石，全行收到，足见灵变有干”。 　　因此太平天国水军对保证首都生活安定上也关系密切。“船运 　　一绝，则江宁贼党必内溃矣”。 　　太平水军这样一种获取粮食供应的战略，即以水军往返江 　　流的激战，无数官兵的牺牲，供应天京一地粮米，所付“粮价”， 　　不为不高。这样一种政策，是靠劫掠一些非太平天国统治区以 　　维持太平天国统治区。清军掳掠，本为反动军队本性，可勿庸 　　议。1863年5月，曾国藩曾颁有《禁止掳船告示》，说“照得 　　近来各营弁勇，掳船之风，日甚一日”’“纵容兵勇，鱼肉船 　　户”，造成的危害非常大，“长江大湖，支河小港，骚扰几遍， 　　商民久含怨怒，厘税因之大减，船户固不聊生，军士亦将饥 　　饿”，于是他出告示，“急应严行禁革，以肃军政而裕厘饷”。 　　当然这些仅为缓和商民积怨的一种手段，其结果自然不外是一 　　纸空文。太平天国领导人的诰谕虽然只要求士兵“骇走妖魔， 　　解到粮米”，意即不要骚扰百姓，反映着太平天国革命队伍的 　　本质，但是被征粮者，绝大部分应是商贾百姓之家。攻下一个 　　城镇，并不去解除清政府的暴政，使群众安居乐业，而是将粮 　　米劫掠一空，千帆风驰而去，这样的政策，如何能维持久远? 　　如何能得到群众拥护? 　　1856年的天京内讧，虽未见有涉及水营的记载，但估计水 　　营可能受到波及，因为唐正财一贯受到杨秀清的重用。自此太 　　平天国在长江中上游的险要丧失殆尽，后期，太平水军再没有 　　机会象当年那样在长江千里波涛上大显身手。 　　但是后期太平天国统治区域的特点是水域特别多，安徽、 　　江苏都是自古称泽国、水乡。从敌人奏报看来，未见有关于太 　　平军水军、水营的记载。太平军后期水营制度如何?是否仍由 　　唐正财领导?均未见记述。唐正财自1854年以后即主要在安徽 　　等地，往来于长江一带，不常驻守天京。他1859年以后(或更 　　晚)被封为航王，以“航”为爵位名，应该不止表示对其过去 　　功劳的纪念，可能同时也是对他现任职务的荣称。1863年他牺 　　牲于无锡战役，没有记录表示他是水营的领导，或者是担任当 　　地军政指挥。以此估计，在太平天国后期，由于作战地区是在 　　水乡，各战区均需要水陆密切配合，是否太平天国水军已和陆 　　军混同编制，同属地方长官领导。 　　水军在太平天国后期的作用也是不可抹杀的。1860年5月 　　17日曾国藩上奏提出要建立三支水师，淮扬、宁国与太湖水师 　　时所提理由是这些地区都是“一片汪洋”，官军“以五年血战， 　　不能得手”，“屡次失利，皆以全无水师之咎”’“金陵所以 　　久而无功，亦由水师一面，始终不得丝毫之助”。以此反证， 　　太平军在这些地区所以能屡次“得”利，必然和水军的作用分 　　不开。 　　曾国藩、李鸿章的奏稿中经常有夺获太平军炮船若干、烧 　　毁贼船若干等等，数字也不小。1863年李鸿章曾奏报说：“太 　　湖中贼船数百，往来如织，苏浙踞贼，仍可通行”。当时的苏 　　州，是“面面皆水”，保卫苏州战役中，太平军水军也是关系 　　重要。 　　后期李秀成尽量从外国人或通过淮军军官设法买到些炮船、 　　军火。1863年9月白齐文曾一度带清军火轮船两只到苏州起义 　　投诚。但太平军所能得到的洋船、洋炮，比起湘军，特别是淮 　　军，就太少了，对武装太平军水军起不了什么作用。 　　有关太平天国后期水军活动情况，还有待钩辑，这样才能 　　对太平天国水军的全貌有一粗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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