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文献_中国近现代文献～史料_115822号馆文选__中俄伊犁交涉始末

中俄伊犁交涉始末(二) 　　 　　臣所谓直议截驳《伊犁条约》，暂听俄人驻扎者此也。四曰驻扎英法两国公使，不宜遣使俄国。西洋各国，互相联络，各视其国势缓急轻重，与其恩怨，以为之程。数百年来，攻伐兼并，事变百出。而目前大势，则英法两国为私交，俄德两国为私交，德与法仇恨方深，英与俄尤为累世积怨，其心意所向背，即其喜怒好恶，亦皆为之转移。臣尝谓英法共一公使，俄德亦当共一公使。凡为公使驻扎，非但以虚名通两国之好而已，实有维持国体之责与商造事件之权。遣使会议，当在伊犁。而其难通之情，与其两不相下之势，由驻俄公使，达之俄国朝廷，以持其平而分其责。此亦万国公法所当准情据理，通论其节要者。似此加派使臣，改议已定条约，恐徒资俄人口实，以肆行其挟制之术。俄国新报，已言《伊犁条约》，由英人播弄翻悔，亦可窥见其用心矣。臣所渭驻扎英法两国公使，不宜遣使俄国者此也。五曰定议。崇厚罪名，于例本无专条，亦当稍准万国公法行之。臣查崇厚贻误国家，原情定罪，无可宽假。然推其致误之由，一在不明地势之险要，如霍尔果斯河，近距伊犁，特克斯河，截分南北，两路均详在图志，平时略无考览，俄人口讲指画，乃直资其玩弄。一在不辨事理之轻重，其心意所注，专在伊犁一城，则视其种种要求，皆若无甚关系，而惟惧缴还伊犁之稍有变更。一在心慑俄人之强，而丧其所守。臣奉使出洋，以崇厚曾使巴黎，就询西洋各国情形，但言船炮之情，兵力之厚，以为可畏。崇厚名知洋务，徒知可畏而已。是知其势而不知其理，于处办洋务，终无所得于心也。一在力持敷衍之计，而忘其贻害。臣在巴黎，与崇厚相见，询以使俄机宜。仅言伊犁重地，岂能不收回。臣颇心怪其视事之易，而亦见其但以收回伊犁为名，于国事之利病，洋情之变易，皆在所不计。故常以谓于西洋交接，亦当稍求通悉古今事宜，中外情势，而后可以应变。是以崇厚之罪，人能知而能言之。而当定议条约之时，崇厚不能知也。参赞随员，亦皆不能知也。置身数万里之遥，一切情势，略无知晓，惟有听俄人之恫吓欺诬，拱手承诺而已。朝廷以议驳条约，加罪使臣，是于定约之国，明示决绝，而益资俄人口实，使之反有辞以行其要挟。崇厚殷实有余，宜责令报捐充饷赎罪，而无急加刑以激俄人之怒。即各国公论，亦且援之以助成俄人之势。臣所谓定议崇厚罪名，当稍准万国公法行之者此也。六曰廷臣主战，只是一隅之见，亟宜斟酌理势之平，求所以自处，而无急言用兵。臣查西洋构患以来，凡三次用兵。广东因禁烟，宁波天津因换约，皆由疆臣措置失宜，以致贻患日深，积久而益穷于为计。然其时中外之势，本甚悬绝，一切底蕴，两不相知，徒激于廷臣之议论，愤然求一战之效。至今日而信使交通，准情处理，自有余裕。俄人之狡焉思逞，又万非比英法各国，专以通商为事。衅端一开，构患将至无穷。国家用兵三十年，财殚民穷，情见势绌，较道光咸丰时，气象又当远逊。俄人蚕食诸回部，拓土开疆，环中国万余里，水陆均须设防，力实有所不及。即使俄人侵扰边界，犹当据理折之，不与交兵角胜。何况以伊犁一城，遣使与之定议，准驳应由朝廷。纵彼以兵力要挟，亦可准度事势之宜，从容辨证，何为贸然耀兵力以构衅端，取快廷臣之议论。臣所谓廷臣主战，只是一隅之见者此也。窃以为国家办理洋务，当以了事为义，不当以生衅构兵为名。名之所趋，积重难返，虽稍知其情状，亦为一时气焰所慑，而不敢有所异同。臣之愚昧，直知今日之急务，固不在此。应恳饬令驻俄使臣，转达俄国外部，以伊犁一城，为天山南北两路关键，中国必待收回。而此次崇厚所定条约，万难核准。所有俄兵驻扎伊犁，应暂无庸撤退。从前喀什噶尔，曾经与俄通商，应否照旧举行之处，由陕甘督臣左宗棠，与俄国督兵大臣，会商核办，以期妥善，毋得轻易率请用兵，致失两国交谊。开诚布公，正辞明辩，或冀挽回万一。以后与俄人交涉，亦可于此稍得其端倪。关系大局，实非浅鲜。臣以庸愚，奉使无状，万口交谪，无地自容。积年以来，心气消耗，疾病日增。里居逾岁，足迹未尝一出门户，自分衰病余生，无复犬马图效之望。而轸念时艰，重以崇厚之昏庸，贻误多端，几至无可补救。臣粗有所见，诚知一时公论，于此必多牾。然求之事理，征之史策，准之国家之利病，验之各国之从违，允宜及早断行，以免多生枝节。为时愈久，议论愈繁，则益难于处理。是以不避诟讥，而终甘缄默。谨略献其愚忱，上备圣明采择。”谕旨：“郭嵩焘所奏，不为无见。前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明将俄国约章。分别可行不可行，咨行曾纪泽遵办。原就已定之约，权衡利害，以为辩论改议之地。第思俄人贪得无厌，能否就我范围，殊不可必。此时若遽责其交还伊犁全境，而于分界通商各节，未能悉如所愿。操之太蹙，易启衅端。若徒往返辩论，亦恐久无成议。曾纪泽前往俄国，当先将原议交收伊犁各节，关系中国利害，碍难核准之故，据理告知，看其如何答复。如彼以条约不允，不能交还伊犁，亦只可暂时缓议，两作罢论。但须相机引导，归宿到此，即可暂作了局。惟不可先露此意，转使得步进步，别有要求。至旧约分界通商事宜，应修约章，本与交收伊犁之事，不相干涉。俟事定之后，当再令左宗棠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分别办理。此意亦可向俄人告知也。”曾纪泽既奉使命，未至俄。以崇厚遽拟大辟，俄人大怫，恐交涉无从转圜，请贷其死。谕言：“崇厚违训越权，所议条约，诸多窒碍。经廷臣会议罪名，定以斩监候，实属罪有应得。乃近闻外论，颇以中国将崇厚问罪，有关俄国颜面。此则大非朝廷本意。中国与俄国和好，二百余年，实愿始终不渝，无失友邦之谊。崇厚奉命出使，于中国必不可行之事，并不向俄国详切言明，含糊定议，罪由自取。朝廷按律惩办，以中国之法，治中国之臣，本与俄国不相干涉；第恐远道传闻，于中国办理此案缘由，未能深悉，或因误会而启嫌疑，未免有妨睦谊。兹特法外施恩，将崇厚暂免斩监候罪名，仍行监禁。俟曾纪泽到俄国后，办理情形若何，再降谕旨。”著曾纪泽知照俄国，并告以为中国与俄国和好之据。纪泽以朝论纷拿，虑轻议启衅，乃熟权情势，豫为论列。疏言：“伊犁一案，大端有三：曰分界，曰通商，曰偿款。筹办之法，亦有三：曰战，曰守，曰和。言战者谓左宗棠、金顺、刘锦棠诸臣，拥重兵于边境，席全胜之势，不难一鼓而取伊犁。似也。臣窃以为伊犁地形岩险，攻难而守易，主逸而客劳。俄人之坚甲利兵，非西陲之回部乱民，所可同日而语。大兵履险地以犯强邻，直可谓之孤注一掷，不敢谓为能操必胜之权。不特此也，伊犁本中国之地，中国以兵力收回旧疆，于俄未为所损；而兵戎一启，后患方长，是伊犁虽幸而克复，只可为战事之权舆，而不得谓大功之已蒇也。俄人恃其诈力，与泰西各国，争为雄长，水师之利，推广至于东方，是其意不过欲藉伊犁以启衅端。而所以扰我者，固在东而不在西，在海而不在陆。我中原大难初平，疮痍未复。海防甫经创设，布置尚有未周。将来之成效，或有可观。第就目下言之，臣以为折冲御侮之方，实未能遽有把握。又况东三省为我根本重地，迤北一带，处处与俄毗连，似有鞭长莫及之势。一旦有急，尤属防不胜防。或者论俄多内乱，其君臣不暇与我为难。臣则以为俄之内乱，实缘地瘠民贫，无业亡命者众也。俄之君臣，常喜边陲有事，藉侵伐之役，以消纳思乱之民。此该国以乱靖乱之霸术，而西洋各国之所稔知。凡与之接壤者，因是而防之益严，疑之益深，顾未闻有幸其灾而乐其祸者，职是故耳。又或者谓连结欧州各邦，足以怵俄人而夺其气。是固欲以战国之陈言，复见诸今日之行事。不知今日东西各国之君，非犹是战国时之君，各国之政，非犹是战国时之政也，各邦虽不尽民主，而政则皆于议院主持。军旅大事，尤必众心齐一，始克有成。今日之使臣，虽得辩如苏张，智如随陆，亦不能遍赴各国议院之人而说之。即令激之以可怒，动之以可欲，一旦奋兴，慨然相助；试思事定之后，又将何以厌其求？曩者俄土之役，英人助土以拒俄，大会柏灵，义声昭著；卒之以义始者，实以利终，俄兵未出境，而赛卜勒士一岛，已入英人图籍矣。况各邦虽外和内忌，各不相能，而于中华，则犹有协以谋我之势。何也，一邦获利，各国均沾。彼方逐逐耽耽，环而相伺之不暇，岂肯显违公法，出一旅以相助？是战之一说，今固未易言也。言守者，则谓伊犁边境，一隅之地耳，多予金钱，多予商利以获之，是得边地而溃腹心，不如弃之，亦足守我所固有。伏维我朝自开国以来，所以经营西域者至矣。康熙、雍正之间，运饷屯兵，且战且守，边民不得安处，中原不胜劳敝。而我圣祖世宗，不惮勤天下之力，以征讨之，良以西域未平，百姓终不得休息耳。迨至乾隆二十二年，伊犁底定，西陲从此安枕，腹地亦得以息肩。是伊犁一隅，固中国之奥区，非仅西域之门户也。第就西域而论，英法人谓伊犁全境，为中国镇守新疆一大炮台。细察形势，良非虚语。今欲举伊犁而弃之，如新疆何！更如大局何！而说者又为姑纾吾力，以俟后图。然则左宗棠等军，将召之使还乎？抑任其逍遥境上乎？召之使回，而经界未明，边疆难保无事。设有缓急，不惟仓卒无以应变，即招集亦且维艰。任其久留，则转饷浩繁，不可以久持也。夫使岁费不资，而终归有用，犹之可也。若竭天下之力，以注重西陲，历时既久，相持之势，渐有变迁，典兵者非复旧人，将帅之筹划不同，兵卒之勤懈不一，诚恐虚麋饷糈，仍归无用。而海防之规模，亦因之不能逐渐开展，则贻误实大。此固廷臣疆臣所宜及今妥筹全局，不可视为日后之事，而忽之者也。我皇太后、皇上悯念遗黎，不忍令其复遭荼毒，遣派微臣，思有以保全二百年来之和局，则微臣今日之辩论，仍不外分界、通商、偿款三大端。三端之中，偿款固其小焉者也。即就分界通商言之，则通商一端，亦似较分界为稍轻。查西洋定约之例有二：一则常守不渝，一可随时修改。常守不渝者，分界是也。分界不能两全，此有所益，则彼有所损。是以定约之际，其慎其难。随时修改者，通商是也。通商之损益，不可逆睹。或开办乃见端倪，或开办乃分利弊，或两有所益，或互有损益，或偏有所损，或两有所损。是以定约之时，必商定若干年修改一次，所以保其利而去其弊也。中国自与西洋立约以来，每值修约之年，该公使等必多方要挟，一似数年修改之说，专为彼族留不尽之途，而于中华毫无利益者。其实彼所施于我者，我固可还而施之于彼。诚能通商务之利弊，酌量公法之平颇，则条约之不善，正赖此修改之文，得以挽回于异日，夫固非彼族所得专其利也。俄约经崇厚议定，中国诚为显受亏损。然必欲一时全数更张，则虽施之西洋至小极弱之国，犹恐难于就我范围。俄人桀骜狙诈，无端尚且生风，今我已定之约，忽云翻异，而不别予一途，以为转圜之路，中国人设身处地，似亦难降心以相从也。臣之愚，以为分界既属永定之局，自宜持以定力，百折不回。至于通商各条，惟当即其太甚者，酌加更易，余者似宜从权应允，而采用李鸿章立法用人之说以补救之。如更有不善，则俟诸异日之修改。得失虽暂未公平，彼此宜互相迁就，庶和局终可保全，不遽决裂。然犹须从容辩论，虚与委蛇，非一朝一夕所能定议也。俄约之准驳，应经廷臣分别奏明，而臣未至彼都，以先进通融之说，未免迹涉畏葸，以致物议沸腾。顾臣窃思之，秉一定之规模，但责臣以传答两国之语言，胪列应驳之条，屡辩而力争之，事之成败，非所敢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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