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范文澜太平天国史研究的价值——兼论新时期关于太平天国和曾国藩的评价 　　作者：张剑平(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 　　 　　二、《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的科学价值 　　 　　《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作于1944年，解放后范老曾对该文作过说明，他说“曾国藩是近百年来反动派的开山祖师，而他的伪善乔装却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他的继承者人民公敌蒋介石把他推崇成‘圣人’，以为麻醉青年、欺蔽群众的偶像。为了澄清当时一些人的混乱思想，所以有揭穿曾国藩这个汉奸刽子手本来面目的必要。这篇文章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写出的。”[4]该文最先连载于1944年7月25、26日《解放日报》，同年，延安新华书店、山东新华书店印出单行本，次年，冀鲁豫书店、张家口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再版该书，1946年，抗战日报社、胶东新华书店、希望书店先后翻印该书，随着解放战争的进一步发展，东北书店（1947）、华东新华出版社（1948）、上海新华书店（1949·7）、西北新华书店（1949·7）也先后印出了单行本，1947年范老又将该文作为附录收入《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随着《中国近代史》诸多版本的出版，《汉奸刽子手曾国藩》进一步深入人心。仅从以上事实，我们就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范老《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巨大影响，在中国人民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展开的殊死大搏斗中，该书以其特有的魅力，与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及陈伯达的《窃国大盗袁世凯》一起，教育了广大人民，为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955年范老再次将该文收入《中国近代史》第九版中，曾国藩作为“汉奸刽子手”深入人心，成为学界的共识。 　　 　　范老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在时代的迫切需面前，结合《中国近代史》一书的撰写应运而生。“汉奸”和“刽子手”是范文澜对曾国藩的基本评价，他这一认识出自谭嗣同和孙中山等抗清志士，结合曾国藩的一生，范老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这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范老称曾国藩为“汉奸”的理由。范文澜说：“曾国藩是被清廷付与大权的第一人，因为他以血腥的手腕暂时扑灭了汉族人民的大反抗，暂时丞救了清朝的大危机。”[7](P166)“曾国藩从此不但与清皇帝更亲密的结合在一起，而且与外国侵略者也结合在一起，厉行所谓‘安内攘外’，终于将太平天国的革命火焰淹没在几千万人民的血泊之中。曾国藩的这个‘事业’，使他成为百年来一切出卖民族的汉奸与屠杀人民的刽子手的开山祖。”[7](P167-168)从上述范老的论断明显可以看出，他称曾国藩为汉奸，主要原因在于他作为一个汉人投靠了满州人，但更重要的在于曾国藩投靠满州人并与外国侵略者相互勾结，镇压了正义的太平革命。从后一层意思来看，称曾国藩为汉奸，这一定性应该说是准确的。因为在抗日战争中，凡投靠日本人的中华民族败类皆为汉奸，西方侵略者为将中国变为殖民地，与满清政府一起残忍地镇压了中国人民的反抗运动，曾国藩充当了镇压人民运动的急先锋和总司令，甚至在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皇帝令曾国藩勤王时他也置之不理，最后在清政府和西方侵略军的支持下残酷地镇压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范老认为曾国藩的“汉奸”行为还表现在处理“天津教案”时，曾国藩对帝国主义的妥协投降和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行为的残酷镇压方面。因此范老认为“曾国藩及其领导的一群人，丝毫没有民族思想。他甘心做满州皇族的忠实奴隶，屠杀汉人。对新来的外国侵略者，有甘心当忠实代理人，认反革命的洋人不灭清庭、直接参加反革命的内战为‘有德与我’，不必再计较‘关税之多寡’及洋奴、教民欺压人民一类‘小处’。他有意识的认清了要维持国内统治，必须依赖外力。他规定这个对外公式，也就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与外国侵略者规定半殖民地的依附关系”。[7](P187) 　　 　　第二，范老给曾国藩下了一个“刽子手”的断语。表现之一是曾国藩“在省城设‘发审局’。凡团绅送被捕人到局，立即杀死，禁止尸亲呼冤，又禁止向团绅讲理。他竭力提倡团绅捕人，地方官杀人、捕人要多，杀人要快，官杀人‘不必拘守常例’，绅捕人‘不必一一报官’。人民更陷入朝不保夕的险境，大家叫他‘曾剃头’，形容他杀人象剃头发那样多。他感觉到公论不容，给咸丰帝上了一个奏章说：‘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7](P171)像这样随意杀人、残酷无情的人难道不是刽子手吗？范老记述了塔齐步等组织的所谓“靖港战役”后曾国藩的奏折后说：“他把残杀当作痛快，后来每次战胜，总是用痛快的表情，绘声绘色的写出屠场惨景，宛然一幅一幅的地狱图，向满州皇帝报功请赏，他的汉奸刽子手立场的坚决，真象顽石一般。”[7]((P174))范老从阶级本性对曾国藩这种非正常恶毒心理的解释，毫无疑问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从而揭露了曾国藩的反动本质。范老对曾国藩组织的毫无人性的杀人方式也予以揭露：“曾国藩乃提倡兽性来报仇泄愤，……例如兴国、大冶战斗，获俘虏一百三十四名，‘一概剜目凌迟’；九江城外获俘虏十二人，立即‘凌迟枭示’；又生擒十三人，“就地剜目凌迟”；武昌城外太平军新兵战败，“带回七百余人，全数斩决”；重阳战斗擒获七十余人，杀死祭阵亡将士，祭毕，令兵勇割人肉生吞。”[7](P174-175)湘军的残暴性在攻克南京时得以充分暴露，当时“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余人，秦淮河尸首如麻”，“三日夜火光不息。”[7](182)这就是一个满口仁义道德的所谓“统帅”的所作所为，这样的人除称其为刽子手外还能称其为什么人物！对这位曾编制出所谓的“爱民歌”的将领的军队的烧杀抢掠的行为，英国人呤唎将自己的耳闻目睹的事实早已载入史册，容闳也对之早有察觉，范老直接引用了谭嗣同《仁学》的记述：“湘军以戮民为义，城邑‘一经湘军之所谓克复，借搜缉捕盗为名，无良莠皆膏之于锋刃，乘势淫虏焚掠，无所不止，卷东南数省之精髓，悉数入于湘军，或至逾三四十年，无能恢复其元气，如金陵其尤凋惨者也。”[7](P175)湘军烧杀抢掠行为当时就是乡绅也难以容忍，他们诉苦说：“兵勇拆毁房屋，一作柴薪；捉去归民，为伊搬运；所有店铺，被兵勇辈占据买卖；更有夫役人等，借名砍伐竹木，而实攫取室中器物；城乡内外，房屋完全者十无一二；如此横行，以致归民有官兵不如长毛之叹。”[7](P176)将这样的军队及其将帅称之为“刽子手”有何不当！ 　　 　　第三，范老对曾国藩反动本质的揭露是建立在详实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之上，同时他对与曾国藩一脉相承的蒋介石的反动本质也予以深刻的揭露。据统计，范老这篇著述共引用历史资料35条，其中有谭嗣同的《仁学》、（英）呤唎的《太平天国革命史》、容闳的《西学东渐记》，另有《湘军志·曾军后篇》，萧若瑟神甫《天主教传行中国考》、戴望《汪中伊握奇图解序》，除此而外的29条材料为曾国藩的奏折及发布的檄文等，由于绝]大部分情况出自曾国藩之口，因而这些材料的可信性是毋容质疑的。曾国藩残酷地镇压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从而挽救满清皇朝灭亡的命运，因而他死后清政府大力褒扬其功，赐之为“曾文正公”的美号，其弟子也对其大力褒奖，陆续刊登其遗著，大肆宣传。《清史稿》也将其列入《中兴名臣传》，加之曾国藩从湘军弟子中推荐了一批人担任了清政府的封疆大吏，敦促清政府向西方学习技术、派遣留学生，因而湘湖风气为之一变，曾国藩成为湖南知识分子的楷模，少年毛泽东在老师黎锦熙、杨昌济的影响下也对其佩服不已。蒋介石对曾国藩更是五体投地，如果说他在黄埔军校时以曾国藩的《爱民歌》训练学生尚具有积极意义，那么，在三四十年代出于政治的需要，大力吹捧曾国藩则走向他的反面。蒋介石将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作为中国人格精神的典范，审定增补《曾胡治兵语录注释》，尤其赞赏曾国藩对太平革命的镇压。在国共两党激烈斗争之际，蒋介石又在反共、反人民的《中国之命运》中大力吹捧曾国藩，因而揭露曾国藩及其继承者蒋介石的反动本质就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紧迫任务，中国共产党杰出的史学家范文澜于是承担了这一历史重任，结合《中国近代史》的写作，在揭露曾国藩反动本质的同时，揭穿了蒋介石的真面目。范老指出：“后来一切反动统治阶级崇奉这个‘曾文正公’作模范、作祖师，认他‘是我国旧文化（封建文化的反动黑暗面）的代表人物，甚至于理想人物’，把他的汉奸反革命方法及其投降妥协的外交路线，当作统治人民与麻醉青年的经典，……可惜他们不懂得曾国藩那一套反革命本领，只能暂时摧残太平天国一类的初期幼稚的革命，想搬运来用以破环久经锻炼的中国人民的民主革命事业，就决无成功的可能了”。[7](P169)处于当时蒋介石独裁统治的黑暗时代，范老不得不以“影射”的手法对蒋介石为首的反动派展开斗争，说“曾国藩是屠杀同胞的内战能手，一切思想行动都以反革命内战为中心。……曾国藩以后，凡是反革命的内战能手，也定是卖国能手，曾国藩给这些能手启示了实例”。[7](P188)范文澜和翦伯赞解放后都先后撰文对他们解放前的“影射”做法作过检讨，认为这虽在当时起到了现实的批判的作用，但这是不得已的做法，这种做法实际有损于历史学的科学性；“文革”时期，影射史学猖獗，给党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也严重损害了历史学的声誉，新时期一些史学家对“四人帮”的“影射史学”予以声讨，这无疑是正确的做法。在人民民主的新中国，影射已没有必要，这种做法有时也使读者难以领会作者的真实意图，从建设科学的历史学的目的出发，新中国成立之初，针对史学界出现的一些“影射”作品，范老和翦老从自我批评着手，提出明确的反对意见，这是非常必要的，但我们却不能以他们为推动中国历史学进一步科学化而产生的新认识，作为否定解放前这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及其作品的口实，更不能将他们的影射史论与“文革”时期的出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政治目的，大肆歪曲历史事实的影射之作混为一谈，也不能以此就否认范文澜、翦伯赞、吴晗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含有影射成分史论的科学性。这批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影射”是建立在确凿历史事实基础之上的“影射”，他们的著述是求真与致用的高度统一，他们真正继承了中国史学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他们的史著是革命性与科学性的有机的统一之作，他们以自己的著述为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今天我们仍要继承和发扬他们这一优良传统，积极探索历史学为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建设、为中华民族繁荣富强如何服务的新途径，这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亟待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三、新时期以来有关太平天国及曾国藩的一些评价简论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十七年，太平天国史研究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两大主体之一，据统计全国各类报刊上所发表的论文达1100多篇，另外还出版了许多专著，涉及到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天朝田亩制度”的评价、定都天京的战略得失、领导集团的内部分裂和洪秀全等领袖人物的评价等重要问题，尽管五十年代范老提出的太平革命是“纯粹的农民革命”的观点曾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争鸣，但他关于太平天国及曾国藩的评价在八十年代以前仍是学界的共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史学界进一步解放思想，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开展学术探讨和争鸣，1978年夏，北京太平天国研究会成立，次年5月该会与南京有关单位联合举办了首次太平天国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始纠正五、六十年代将农民起义片面拔高，文革前后又将学术探讨演变为政治批判和政治斗争的工具的偏向和错误，与此同时，对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天朝田亩制度》及主要领导人物的评价等问题作了重新探讨，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化，1986年《中华文史论丛》发表了一组“关于曾国藩的讨论”文章，这几篇文章的共同特点是依据大量历史资料，摆事实、讲道理，尽管观点不完全一致，如叶幼明先生仍坚持传统的观点，认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罪行不可否定”，其他四篇文章从对曾国藩的总体评价、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曾国藩与洋务运动、曾国藩对文学发展的贡献入手，力图纠正过去论断的偏差，恢复曾国藩的本来面目，客观地说，这几篇文章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成立的，这些看法对我们进一步认识和评价太平革命和曾国藩是有积极意义的。从总体上看，八、九十年代，太平天国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罗尔纲先生150万言的《太平天国史》（1991）、茅家琦主编的120万字的《太平天国通史》（1991）及他本人所著的《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钟文典先生主编的十多种400余万字的《太平天国史丛书》等论著的相继出版，将太平天国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太平天国史研究和中国近代史其他领域一样，出现了不少问题，主要表现为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否定和对曾国藩的一味拔高偏向。1989年1月，著名哲学家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出版，同年《新观察》第7期发表记者刘鄂培采访冯先生的文章《早春》，冯先生再次明确表示该书的特点在于“否定了太平天国，给曾国藩翻案”，“我之所以否定太平天国，因为太平天国是要推行神权政治。……假如太平天国统一了中国，那么中国的历史将要倒退到黑暗时期”，“否定太平天国必然要给曾国藩翻案，为曾国藩翻案必然要否定太平天国，可以说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曾国藩打败了太平天国避免了中国历史倒退到神权政治的黑暗时期。”[9](P15)冯先生用两章的篇幅旗帜鲜明地为曾国藩翻案，这在建国后尚属首次，于是在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有些学者为冯先生大胆的观点叫好，也有一些学者对冯先生的观点提出了商榷和批评意见，如朱东安先生在《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发表“太平天国‘推行神权政治说’质疑”的文章，从材料、观点和方法方面同冯友兰先生商榷，最后作者指出“太平天国不是要推行神权政治，而是要中国独立富强。他同曾国藩之间的战争，也不是什么‘两种宗教’的‘圣战’或‘神权’与‘人权’之争，而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大搏斗。”[10](P11)对冯友兰先生的观点，刘大年先生也发表评论，他认为冯先生错误在于：（一）否认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性质是撇开历史的本质，掩盖事实真相。（二）说太平天国是外国的工具是对太平天国、清政权与外国侵略者三者关系的根本歪曲。（三）所谓宗教、文化战争是随意割裂《天朝田亩制度》和《讨粤匪檄》而来的。刘大年先生认为“曾国藩在西方文化面前是投降者，也不存在所谓理学的‘气学’讲唯物论、反神学的问题。”“一句话，《中国哲学史新编》认定曾国藩与太平天国之间的战争是两种宗教、两种文化的战争，曾国藩阻止了历史的倒退，纵然别出心裁，独创新说，却是从根本上颠倒了历史”。[11](P15-17)1995年全国首届“曾国藩学术讨论会”在湖南曾国藩的家乡举行，虽然这次会议对曾国藩的评价仍有分歧，但总的基调是将曾国藩抬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位，[12]对曾国藩一味拔高的倾向，其实早在八十年代许山河先生的文章中已有明显的反映，如许山河先生明确提出曾国藩不但不是汉奸、卖国贼，而且是爱国者。他说：“因曾国藩向清王朝效忠，镇压太平天国，就称之为汉奸，这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评价一个人是爱国还是卖国，不能脱离他所处的时代。曾国藩生活的时代清王朝统治中国已两百多年了，满汉两个民族正逐渐融合为统一的中华民族，这时爱国卖国的分界线已不在明末清初的‘满’、‘汉’的分界线上，而是在‘华’、‘夷’上。若这时仍以满、汉之辨来区分爱国与卖国，那么，终有清一代，汉族出事清朝者皆为汉奸，这在理论上是讲不通的。”[13](P86)我们认为许山河先生提出的“评价一个人是爱国还是卖国，不能脱离他所处的时代”，无疑是正确的说法，是史学研究中必须遵守的历史主义的原则，但遗憾的是许先生在论述这一问题时并未完全遵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和严格坚持历史主义的原则，曾国藩时代毫无疑义中国历史已进入近代社会，其时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已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但人民大众与封建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在整个中国近代历史上并未完全消失，有时还会激化，这种阶级斗争往往又与民族斗争错综复杂的交织在一起，太平天国时代正是阶级矛盾激化并与满汉民族矛盾相互交织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评价历史人物的重要标准当然是看他如何对待太平革命了，因而正如范老所说“当时的清朝统治，内政则残暴贪污，外交则丧权卖国，……曾国藩却坚决屠杀数千万革命人民（依容闳估计，约二千五百万人死在战争中），来保持这个万恶的清政府，除了他的阶级贪暴性和汉奸卑劣性，任何理由也不能说明他和他所领导的一大群贼匪为什么这么做的原因。”说“终有清一代汉族出事清朝者皆为汉奸”这不仅在理论上讲不通，而且事实上也是荒谬的。但范老并未将出事清朝的汉族知识分子都称之为汉奸，对林则徐等汉族士人范老给予高度的赞扬就是明显的例证。 　　 　　太平天国史研究应该在范文澜、罗尔纲等前辈学者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简单的迎合时势、苛责前贤或故意翻案的做法无疑是错误的，对范文澜的历史著述我们也必须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予以认识，从它的科学性和曾发挥的实际影响及其所起的作用，给予全面的正确的评价。但新时期以来，有些学者并未真正做到这点，马勇先生说“曾国藩的研究以范文澜的研究成果最为著名，但他简单地将曾国藩界定为单一的屠杀人民的刽子手，明显具有借古讽今，影射蒋介石集团对内独裁专制，对外投降卖国的意思，与其说是一篇学术论文，不如说是一篇政治宣言。从学术的立场观察，这篇文章的某些结论也是经不起严格推敲的。比如著者反复强调曾国藩服务于清庭，断定他是‘出卖民族的汉奸’，这种观点已远远超出时代要求的范围，具有苛求古人的倾向。范文澜说‘那拉氏、肃慎二人是当时满州皇族里最有政治头脑的，他们知道为了挽救满清的统治不能依靠满人而要依靠汉奸。’这个基本前提如果可以成立，包括左宗棠、张之洞、陈宝箴、黄遵宪等等在内的汉族大臣都成了汉奸，晚清史变成了一部满汉斗争史。”[14](P661-662)我们认为将范老的这部名著称之为“经不起学术推敲的政治宣言”这一基本认识是值得商榷的，这部著述也并不是一部简单地影射之作，而是结合现实需要兼科学性与革命性于一体的不朽著述。张之洞、左宗棠在新时代被学者所肯定并不在于他们是否与满洲人合作，而在于他们曾为捍卫民族主权和推进中国近代化进程做出过积极的贡献，范文澜严厉谴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镇压太平革命的罪行，称曾国藩为汉奸，但他并没有将一部丰富的中国近代史写成一部满汉斗争史，这一铁的事实有力的证明马勇先生的论断是何等的不严肃！德国罗梅君博士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具有开拓之功，也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看法和可贵的思路，但她认为“范文澜对太平天国的评价是在1945年的政治形势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科学关于太平天国的讨论中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以至于严重妨碍了对太平天国运动进行广泛的社会经济分析”[15](P268)这一结论也是值得商榷的。范文澜的太平天国史研究是在《中国近代史》书稿撰写过程出现的，这是他接受中央的指示和分工从事近百年政治史研究的直接成果，其中经济分量相对政治和军事来说，确实较轻，但不能说他忽视社会经济的分析，更不能说他“严重妨碍了对太平天国进行广泛的社会经济分析”，要知道建国后大规模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的整理其实是在范文澜直接推动之下开展起来的，在对太平天国史研究过程中，范文澜对太平革命爆发的经济原因及《天朝田亩制度》分析的内容也是不少的。 　　 　　针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出现的许多问题，李文海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我觉得有些人对老前辈范文澜同志历史著作的评价，话说的不公平，带着一种轻率地嘲弄、轻薄的口气评论范文澜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11](P391)对如何对待范文澜及其学术，李文海先生也提出了正确的看法：“范文澜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在很多问题上纠正了过去旧史学对历史的颠倒，现在有些人提出要重新认识。如果现在一定要再简单颠倒一次，这里的新与旧就很难说了。很显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范文澜等同志对很多问题的认识未必都是真理，需要重新认识。但是要抱着非常尊重的态度，因为先辈的成果是我们研究的基础，纠正他们的错误也是我们在他们的基础之上再往前走。”[11](P391)我们认为这才是评价和对待范老及其学术的科学的态度,也是我们进一步推进中国近代史学科健康发展的正确途径。 　　 　　 　　[参考文献] 　　[1]朱谦之.太平天国革命文化史[M].江西赣县:中华正气出版社,中华民国三十三年版. 　　[2]蔡美彪.中国通史简编·前言[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12. 　　[3]范文澜.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初稿)[N].解放日报,民国34-04-25(4) 　　[4]范文澜.中国近代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9. 　　[5]范文澜.太平天国革命运动.香港:新民主出版社,1948,5. 　　[6]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M].哈尔滨,东北新华书店再版,1948,11. 　　[7]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4. 　　[8]范文澜.纪念太平天国起义105周年[N].人民日报,1956-01-11(3). 　　[9]刘鄂培.早春——访冯友兰教授[J].新观察,1989,7. 　　[10]朱东安.太平天国“推行神权政治”说质疑[J].历史研究,1990,5. 　　[11]刘大年.方法论问题,沙健孙,龚书铎主编.走什么路[C].济南:山东出版社,1997,1. 　　[12]徐泰来.全面评价曾国藩——全国第一次曾国藩学术讨论会学术观点综述[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2. 　　[13]许山河.曾国藩是爱国者[J].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1. 　　[14]曾业英主编.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4. 　　[15]罗梅君著,孙立新译.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历史编撰——30和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形成[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3. 　　(《浙江学刊》200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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