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君宇，中共早期的党员之一，党创建时期的优秀活动家和理论工作者。他在短暂的一生中，为党的事业积极奋斗，无私奉献，做了许多工作。最后积劳成疾，不幸于２９岁时过早地病逝。有关他的传记文章和生平简介（以下简称“高传”）不下数十种，广泛刊登于各种版本的党史人物传记和党史辞典中，成为生动感人的革命传统教材。 　　 　　然而，“高传”中有些重要历史情节与事实不符或存在着疑问，本文试就此作一些辨正和分析。 　　 　　一、高君宇是否会见过列宁。 　　 　　１９２２年１月，高君宇和其他中共代表一起，受党派遣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有些“高传”中说，高君宇在莫斯科“见到了伟大的列宁……兴奋得夜不能寐”。“列宁和蔼可亲地谈论中国问题，他那精辟的分析、深刻的阐述深深地吸引着高君宇”。有的文章甚至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列宁接见中国代表时与高君宇热情握手和亲切问答的细节。根据黄修荣著《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所引资料证实，列宁因病未能出席那次远东会议。参加大会的中国代表４４人（其中中共党员１４人），大多数并没有见到列宁。会议期间受到列宁特别接见的只有三人：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国焘、中国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和中国铁路工人代表邓培。同为远东会议代表之一的于树德在回忆录中也说：“会议期间，列宁接见了张国焘”。张国焘本人在《我的回忆》一书中叙述了列宁接见他们三名中国代表的详细过程，并且不无得意地炫耀说：“在中国共产党中委中，我是唯一见过列宁的人”。也可作为我们研究这段史实的参考。由此可见，高君宇见到列宁的说法只是一种推理和想象，而不是事实。 　　 　　二、高君宇是否出席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多数“高传”认为，高君宇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参加了国民党“一大”会议。有的还说，他并且参与了国民党“一大”的组织工作和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笔者认为，此说不确，高君宇不是国民党“一大”代表，没有出席国民党“一大”会议。根据有三：首先，国民党“一大”于１９２４年１月２０日在广州开幕，会议期间因悼念列宁逝世休会三天，于１月３０日闭幕。根据《北京大学校史（１８９８——１９４９）》（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和《北京青年运动史》（北京出版社出版）记载：１９２４年１月２６日下午，北大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北京学生联合会、国民青年俱乐部和北大平民讲演团等四团体联合发起在北大三院举行遥祭列宁大会，到会１０００多人。北大学生、共产党员高尚德（即高君宇）在会上报告了列宁生平。关于这次活动，当时的北京《晨报》和《北京大学日刊》均有报道。从时间看，这时正是国民党“一大”开会期间，如果高君宇参加了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大”，２５日得知列宁逝世噩耗后再赶回北京参加２６日的遥祭活动并作报告，几乎是不可能的。再说，当时在北京的党员骨干还有黄日葵等多人，也无必要一定让正在广州开会的高君宇赶回北京作报告。因此，高君宇当时未去广州开会而是留在北京的可能性较大。其次，据《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一书刊登的国民党“一大”代表名单，列名代表１９８人（包括实际未能到会的代表），其中没有高君宇的名字。第三，关于国民党“一大”代表中的中共党员人数和具体名单，党史界有许多同志专门作了考证，虽然其说不一，提出过五、六种大同小异的名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哪一种名单中均无高君宇的名字（见《史学月刊》１９８９年第５期）。可见，高君宇参加国民党“一大”的说法是不符合史实的。 　　 　　三、高君宇是否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不少种“高传”，特别是近几年的出版物大都认为，高君宇曾经出席党的四大。此说主要源于邓颖超同志１９８２年所写的《为题〈石评梅作品集〉书名后志》一文。邓大姐在文中回忆说，１９２５年１月，高君宇在上海参加党的四大后返回北京途中，特地到天津看望她，并受周恩来同志委托带给她一封信，做了他们之间的“红娘”。这篇文章还说，高君宇和周恩来同志是在四大开会期间相识的，两人欢谈甚深。关于这段回忆的主要情节，邓大姐印象深刻，是不会记错的。但是，由于年深日久，对高君宇来访的时间和高君宇、周恩来两人相识、欢谈的时间、地点，则可能记忆有误。 　　 　　根据高君宇的胞弟高全德所写的回忆和收入《石评梅选集》中的文章所记述，高君宇于１９２４年１２月底陪同孙中山自广州北上回京后，即因“连日呕血不止”住进了北京德国医院。石评梅曾在１９２５年元旦那天到医院看望。高全德当时受党组织委托，陪同高君宇住院照料。他们两人在回忆文章中说，高这次住院经过近六周的治疗，春节前始能下床，“于１９２５年２月间出院”，这年春节（１月２４日）高全德、石评梅二人并到高住处与他共度旧历新年。党的四大于１９２５年１月１１至２２日在上海召开，闭幕日期与当年春节只相隔一天。这段时间正是高君宇病重住院到不能下床之际，赴上海出席会议是不可能的。石文写于高去世不久的１９２５年，应当说，其准确性是可靠的。高文发表于１９８５年，详述了他所亲见的高君宇的生平事迹和政治活动，其中并无关于他曾出席四大的记载。那么，如何解释高君宇与周恩来相识并受托带信给天津的邓大姐呢？据《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所述：１９２４年１０月，周恩来在广州曾担任平息商团叛乱的指挥工作。而高君宇此时被党派到广州担任孙中山秘书，也参加了平息商团叛乱的指挥工作，并在巷战中负了轻伤。据此，周恩来、高君宇二人相识、欢谈应在此时，而不是１９２５年１月在上海召开的党的四大。１９２４年１１月，高君宇陪同孙中山北上，１２月４日到达天津。当时孙中山因肝癌病重滞留天津２０多天，高君宇此时去看望邓大姐并转交周恩来信件的可能性较大。这与邓大姐回忆的时间只相差一个月。１９９０年１月，笔者将以上情况写信请教邓大姐，邓大姐的秘书书面答复说：“邓颖超同志说，事隔几十年了，你们经多方核证，她所记的与你们了解的相差一个月，那就以多数人说的为准。请你们酌定。”（原信存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四、高君宇的病逝日期。 　　 　　所有的“高传”，包括以其胞弟名义立于陶然亭湖畔的高君宇墓碑均记载：高君宇于１９２５年３月５日２时４０分病逝于协和医院。然而，１９９１年新发现的《高君宇病历》（原件存协和医院）最后一页上清楚地记载：“６日晨０：２５，呼吸停止。”医疗报告填写的“死亡日期”也是“３月６日”。对照石评梅当年所写回忆文章，她于高死后当天下午到医院看了高的遗体，收检了遗书，事后感叹说：“怎样也想不到星期五果然去检收他的遗书”。经查对，１９２５年３月初的星期五正是３月６日而不是５日，因此，高君宇逝世的准确日期和时间应订正为“１９２５年３月６日０时２５分”。 　　 　　五、毛泽东１９３６年和斯诺谈话中是否提到高君宇。 　　 　　三联书店１９７９年１２月出版的《西行漫记》第１３３页上记载，毛泽东１９３６年在回忆党的创建时期的党员骨干时提到：“在陕西的党员有高崇裕和一些有名的学生领袖”。同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单行本，又将这句话中的人名改为“高岗”。经查对，１９２１年建党初期，党内并无“陕西高崇裕”其人。高岗于１９２６年入党，不能算是党创建时期的骨干。那么，这里所指究竟是谁？笔者认为，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和毛泽东浓重的湖南口音分析，这句话中提到的人应为“山西高君宇”。作者按湖南语音记成英文，译者又音译成中文，这么一来，便误作“陕西高崇裕”了。解放后该书多次再版、出单行本，竟没有加以订正，实在令读者感到遗憾。 　　 　　《中共党史研究》199205（作者单位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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