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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河南艾滋病村的死者与濒死者

美国媒体关注中国艾滋病问题

肖欣欣

  从世界艾滋病日12月1日至今,美国最权威的政治性大报《纽约时报》已经连续发表了4篇有关中国艾滋病问题的报道。12月11日,《纽约时报》不仅发表了来自ELISABETHROSENTHAL的专稿“Spread of AIDS in Rural China Ignites Protests”(艾滋病蔓延在中国农村激起抗议),还在居于版面显著位置的“QUOTATION OF THE DAY”(今日声音)和“NEWS SUMMARY”(新闻摘要)中涉及中国的艾滋病问题。在“今日声音”中,《纽约时报》引用了一位身患艾滋病的中国妇女的话,她形容当地政府官员对待艾滋病病人的态度——“对他们来说我们就像是气泡,他们知道不必理睬我们,我们很快就会像泡沫一样消失。”
  
  中国内地,尤其是河南省的艾滋病感染人口已经引起了国内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从2000年8月至今,《纽约时报》连续发表了有关专稿约10篇,记者的主要采访对象是在非法血站卖血而感染艾滋病的贫困地区居民及其家属,当地医生以及有关专家。报道涵盖了引起艾滋病地域性高度感染的原因、艾滋病人的状况、艾滋病知识的普及、当地以及国家的相关医疗措施和政府部门对艾滋病的态度。但是,在所有这些报道中,有关的地方政府和卫生部门官员很少成为直接采访对象,来自政府和卫生部门的声音的缺失,使得《纽约时报》关于中国艾滋病问题的报道集中于披露艾滋病高发地区的困难状况和批评中国政府面对这种状况缺乏主动和必要的应对能力。
  
  以下是2000年8月至今《纽约时报》关于中国艾滋病问题的主要报道:
  
  
  
  日期
   标题
   主要内容
  
  Aug 2, 2000
   Scientists Warn of Inaction As AIDS Spreads in China
   “科学家提醒中国警惕艾滋病的蔓延”:非法的血液收集造成了艾滋病在中国的大规模传播。90年代初,艾滋病感染案例仅仅在静脉注射吸毒者中个别出现,如今由于政府的忽视和相关教育的缺失,中国的艾滋病感染人口可能已经高达60万。专家警告,如果政府不紧急采取措施,10年之内中国将成为世界上艾滋病毒携带人口最多的国家。
  
  May 28, 2001
   Deadly Shadow Darkens Remote Chinese Village
   “死亡的阴影笼罩中国乡村”:作为盈利和解决贫困问题的有效方式,90 年代初河南地方政府和卫生部门曾一度鼓励本地农民卖血。然而,违反卫生守则的血液收集方式导致了艾滋病在河南省部分地区的大规模感染,而在感染艾滋病的农民开始大量地发病甚至死亡的同时,有关政府和卫生部门仍然回避这个让他们难堪的现实,拒绝提供有效的预防和治疗措施,甚至禁止当地人和媒体谈论艾滋病。
  
  August 23, 2001
  
  
   China, in a Switch, Concedes It Is Facing AIDS Epidemic
   “中国改变态度 承认面临艾滋病威胁”:中国政府打破关于艾滋病问题的沉默,卫生部高级官员在北京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开承认中国面临严峻的艾滋病感染形势,并且承认政府并没有采取有效控制措施,他同时强调中国的艾滋病毒感染率并不高,尽管2001年上半年的艾滋病感染率比去年同期增长了67.4%。
  
  Sep 16, 2001
   Blood and Tears: a Chinese Familys Ordeal in a Nation in Denial of AIDS
   “血与泪:一个中国家庭在否认艾滋病的国家的苦难”:由于妻子在怀孕期间的一次输血中感染了艾滋病毒,沈先生一家从此开始了作为艾滋病人而倍受冷漠、拒绝和歧视的生活。昂贵的医疗费用、缺乏足够的法律援助、丧失了经济来源使他濒于破产和崩溃的边缘。由于采血输血不规范、病人隐私得不到保护、医疗保险体制不健全和缺乏艾滋病防治手段和人员,中国艾滋病人状况堪忧。
  
  Nov 12, 2001
   AIDS Patients in China Lack Effective Treatment
   “中国艾滋病人缺乏有效的救治”:尽管中国在本周首次召开关于艾滋病的全国性会议,但是大量来自贫困地区的艾滋病人仍然无法获得有效的救治。乡村地区,即使是艾滋病高发地区普遍缺乏能够提供帮助的医疗机构。用于治疗艾滋病的药品价格远远超出了大多数中国人的承受能力。出于保护知识产权的考虑,中国拒绝仿效巴西、泰国、印度等国自行生产治疗艾滋病的特效药,尽管WTO认为在控制大规模传染病方面可以对药品专利网开一面。相对贸易和经济发展,中国把艾滋病问题放在次要位置。政府仍然缺乏足够的诚意为艾滋病人提供急需的医药和专业医务人员,甚至仍然禁止艾滋病人通过接触媒体和到政府请愿等方式争取权益。
  
  November 14, 2001
  
  
   China Seems Uncertain About Dealing Openly With AIDS
   “中国难以坦诚面对艾滋病问题”:中国首次召开关于艾滋病的全国性会议,显示中国在控制艾滋病问题上采取了更为开放和积极的态度。联合国艾滋病防治规划署的Peter Piot博士认为这对于有效控制艾滋病来说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各方面都还缺乏紧迫感,他们(中国)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指出,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中国的艾滋病人口将在未来10年增加1千万。他对北京官员的开放态度,中国控制艾滋病的计划和中国学者的水平表示赞赏,但是他仍对普遍存在的对艾滋病人的歧视、防治手段和防治宣传的缺乏,尤其是政府领导对艾滋病问题的轻视提出严厉批评。
  
  Dec 2, 2001
   Shifting Stance, Beijing Shows Drama on AIDS
   “立场转变:北京上映关于艾滋病的电视剧”:在世界艾滋病日,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中国第一部关于艾滋病的电视剧。2001年上半年,中国的艾滋病感染率比去年同期增长了67.4%,中国不得不采取措施防治艾滋病的大规模蔓延,在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大多数对艾滋病的传染和危害一无所知。
  
  Dec 5, 2001
   Suddenly, AIDS Makes the News in China
   “中国艾滋病问题突然引起媒体关注”:受国家控制的中国媒体对艾滋病问题的集中关注显示政府愿意公开讨论正在蔓延的艾滋病感染。调查显示,大多数中国人对艾滋病的传播途径知之甚少。但是,政府仍然在各个方面降低问题的严重性。政府公布的艾滋病感染人口是60万,并且认为多数案例是通过吸毒感染。然而,国内外学者指出真实的数字可能是政府所公布的两倍。迄今,中国政府仍然缺乏有效手段为艾滋病患者提供必要的药品和医疗。
  
  Dec 11, 2001
   Spread of AIDS in Rural China Ignites Protests
   “艾滋病蔓延在中国农村激起抗议”:在北京中央政府进一步讨论艾滋病问题的同时,艾滋病高发区的当地政府却没有为控制艾滋病的蔓延采取措施,有的地方政府甚至更加加强了对谈论艾滋病问题的钳制。敢于公开谈论艾滋病问题的人受到了当地政府的监视和警告,尽管有关专家推测河南省的艾滋病感染人口可能达到1百万,一位省级卫生官员在接受当地报纸采访时坚持该省的感染率维持在比较低的水平。但是对死亡恐惧和对后代的担忧超过了对迫害的恐惧,艾滋病在中国乡村集聚起巨大的潜在不稳定因素,而媒体报道的只是冰山一角。
  
  Dec 21, 2001
   A Poor Ethnic Enclave in China Is Shadowed by Drugs and H.I.V.
   “毒品和艾滋病阴影下的贫困少数民族地区”:地处连接缅甸、老挝、昆明、成都交通要道的彝族自治区因为贫困而成为毒品和性交易泛滥的地区。与毒品和卖淫随之而来的是艾滋病感染。然而,贫困和教育程度的低下难以抵御毒品和艾滋病的泛滥。当地政府最初也采取了其它地区的视而不见政策,但是,1999年,他们终于决定承认艾滋病问题的严重性并请求国际援助共同对付艾滋病。
  
  
  
  
  分析以上10篇报道,《纽约时报》对中国艾滋病问题的批评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
  
  1.中国政府不能坦诚面对艾滋病泛滥的严峻局面,甚至淡化问题的严重性,尽管在国内舆论和联合国的压力下已经开始正视这个问题。然而,艾滋病问题最严重的地方政府仍然漠视疫情,不但没有/不能为艾滋病患者提供必要的医疗服务和卫生知识宣传,甚至严格控制他们与外界接触。多数报道在描述艾滋病人及其家属的状况的同时也描述了他们与当地政府之间的对抗,往往以个人被政府部门拘留、扣押、驱散或者警告告终。媒体和政府中之间也存在对抗,记者在地方采访受到各种阻挠,甚至在公开谈论艾滋病的谈话节目中,学者仍然不能涉及河南省非法收购血液引起艾滋病泛滥等敏感问题。大多数报道中也指出了政府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不愿意接受采访。关于地方政府可能参与了导致艾滋病泛滥的收购血液行为,并从中牟利的传闻得不到来自政府的解释,艾滋病感染人口的数字也没有可靠的官方统计。这一方面不利于澄清中国艾滋病问题的真实局面,另一方面也不利于政府形象。
  
  2.中国的艾滋病感染人口集中在贫困地农村地区,缺医少药和对艾滋病的无知导致了感染人口的扩大和不满情绪的滋长。同时艾滋病药品和专业医务人员的缺乏使得任何形式的援助都流于表面。不止一篇报道批评中国政府没有致力于把昂贵的艾滋病药品价格降低至人民可以接受的层次,中国人要获得同样有效的治疗不得不花费比在印度、巴西、泰国甚至非洲更高的价钱。中国拥有条件良好的制药机构,并且WTO允许会员国在应付类似艾滋病等紧急情况的时候绕过关于药品专利的条款,但是中国作为新近加入WTO的成员国显然意欲把贸易和经济利益置于艾滋病问题之上。中国处于艾滋病泛滥的危险边缘,中国有能力为本国艾滋病人提供更便宜的药品和医疗服务,但是病人的需要始终未能得到足够重视。
  
  3.报道还针对中国社会整体对艾滋病缺乏正确的认识,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和不人道待遇提出批评。报道通过大量的艾滋病人的陈述,反映他们在医院,邻里甚至拘留所受到的歧视和不人道对待。报道反复指出中国缺乏关于艾滋病的正式教育“official education”。另外,2001年3月14日《纽约时报》刊登“Without Barefoot Doctors,China’s Rural Families Suffer”针对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批评中国的农村地区因此陷入了完全丧失医疗保险的境地,同样,在关于中国艾滋病问题的报道中,同样提出了农村地区缺乏必要的医疗保险,而农民收入微薄无法支付由艾滋病造成的巨额医疗开支。贫困和缺乏正常的社会关注造成艾滋病人群处于巨大的精神危机和肉体的消耗中。
  
  
  
  总体来看,《纽约时报》对中国艾滋病问题的报道并不集中于艾滋病泛滥的规模有多大,艾滋病问题有多严重,而是集中于中国是否采取有效措施控制艾滋病,采取什么措施,中国的艾滋病人群的生存状态如何。由于《纽约时报》只有来自艾滋病患者和国内外学者的信息来源,缺乏来自中国官方的声音,而在这些方面,我们国内媒体和有关部门也缺乏必要的宣传和沟通,在国际舆论中造成中国政府漠视艾滋病问题的被动局面。
  
原文 发表于清华国际传播研究中心  浏览: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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