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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河南艾滋病村的死者与濒死者

穿行在“艾滋病疫区”--我的眼泪为何总是砸向大地

喻尘

  
   你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或许奔波在路上,或许,我还在为了自己明天的工作设想着
  多种结果,虽然,我在奔波的地方已经失去了工作着的权利,我还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努力
  着。我的这些努力或许是徒劳,但我坚持着做下去。
  
  1.火车上听来的“艾滋病”消息,消息最早在媒体间流传
  这一切的发生好象是一种约定,我根本没有任何的思想准备。那一天,如果我不出门,
  如果我没有乘坐那一次火车,我就不会做后来的这些工作。有些事情就是没有前兆地走进
  生活。在那列火车上,我是如此幸运地遇上了他们,而他们也是很幸运地遇上了我。事后,
  我曾经对一位朋友讲起此事,朋友说,命运安排你去做了,你就去作吧,一定没错的。
  在这之后的很长时间里,我都在作着一件事情,直到现在。为了挽救他们,也为了挽
  救自己,挽救我的故乡。多少次,我回到那里,看见他们泪流满面。
  那天,我接到河南省信阳市一个县里的电话,是这个县的科委的一位副主任打的。他
  说,我们这的扶贫开发搞得不错,来看看吧。这位主任原来与我是很相熟的,他们的工作
  一向很好,去。我找到领导把事情一说,领导说,去吧,写个稿子出来。于是拉来一位同
  事,奔信阳而去。经过两三天的深入采访,掌握了他们的一些先进材料,回去写一个很像
  会事的稿子不成什么问题。任务完成得好,心情也就格外愉快,回郑州的时候心里放松得
  很,乘上一列从长沙开往北京西的火车,嘴里头还唱着歌。
  我的兴奋劲仅仅维持了一个小时多的美好时光。
  当时,我和同事有说有笑地坐在硬座车厢,列车跑的很快,转眼工夫就到了驻马店车
  站。驻马店是豫南的一个地级市,因为贫穷而知名全国。从下面上来两男两女,都是40多
  岁的样子,农民般的打扮,这从衣服的干净程度和衣服款式可以看出来,还有他们一上车
  的满副拘束。豫南的农民就是这样,平时无事无非很少迈出家门半步,所以一出门作什么
  都是小心翼翼的,很时髦的说:可以看出他们眼神里出门在外的怕来。4个人瞅瞅我们身
  边的空位,很小心地坐了下来。列车很快开出了驻马店车站。
  命中注定我和这几个人有缘,天意安排了我乘坐这列火车。如果依老习惯坐了汽车,
  就不会与他们相遇在这列火车上。“咱到北京后先找XX,他能带咱们到XX医院”,4人中
  的一位男子说话了,“XX医院验血很准。”他对面的女人没吭声,病恹恹的样子。我当时
  心中纳闷什么病要跑到北京去看。与我同道的同事的老家刚好也在驻马店市,老乡之间特
  有的情感促使他和他们拉起话来。两个男人告诉我们,他们确实是到北京治病的,确切的
  说,不是治,只不过是作一次确诊为什么病的检查。他们说这是一种很奇怪的病,在他们
  的村子里得这种病的人很多,而且,已经有人因此死去。“我们只能去北京,村里的大部分
  病人在那家医院确诊的,”他们其中一位年龄稍大的男子说,“不光是我们一个村,驻马店
  很多村庄都是这样。县里的医生说这病全世界都治不好,可他们又不说是什么病。”
  四个人来自两个家庭,而且四人无一例外全都是这种病。两个男子是兄弟二人,他们
  说,他们的其他的家人也染上了病,只不过家里一下子凑不够太多的路费,只能让他们先
  到北京去看看情况。火车快到郑州的时候,他们说出了所在的村庄的名字:上蔡县芦岗乡
  文楼村。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文楼这个村庄的名字,这时,它还是豫南一个很普通的、无人注意
  的村庄,而后来,它却震惊了中国、震惊了世界。
  回到郑州后,我仍然像往常一样上班,先是把信阳的采访写成了稿子,然后又到乡下
  去了几次。一转眼就快要进入11月了,天气凉了下来,我总是在想那几个人,他们到了北
  京没有?到底是什么病?我真想弄个明白。开始我怀疑是一种瘟疫,但“瘟神”不是早就
  送走了吗?我又怀疑自己的猜测,这件事在我的心里一直不能释怀。每多久,答案出来了。
  其实在我惴惴不能释怀的时候,已经有人也像我一样百思不得其解了,而且,媒体之
  间已经开始悄悄流传起来。那天,10月20几的样子,我匆匆忙忙地赶着上班,埋头往楼
  梯上冲。突突地窜到二楼被人从后面拉住了。回头一看是报社的一位编辑,也是一位朋友
  圈子里议论的“大侠”级人物我们俩的很多观点都很接近,所以,平时在一起讨论的问题
  也就很多,后来,这家伙跳槽到了一家都市报,“洛阳大火”冲天而起时,他是第一个赶到
  现场的记者,也是第一个把消息发到了全国。"有个线索你不?"他把我拉到一边,小声说,
  “爆炸新闻,上蔡发现了很多艾滋病人和病毒携带者。”我一下子被镇蒙了,“什么?艾滋
  病?不可能!”我不相信,对他说你别开玩笑。什么玩笑,绝对没有开玩笑,他认真地又重
  复一边刚才的话,“已经开始死人了。”
  我突然想起在火车上遇到的那几个人,他们会不会是艾滋病人?一股子凉气袭上后背,
  我突然怕了起来。“什么怪病!是艾滋病吗!”我对那几个人很是忿忿,知道自己是艾滋病
  又不说实话,我心里头惶惶的,就把在火车上遇见的几个人的情况给他讲了,并说也是上蔡
  县的。“那肯定是,你算是遇着了。”他肯定地说。我被愣在那里好大一阵子。真不敢相信
  竟然会与艾滋病人擦肩而过!在我的相象里,艾滋病还是遥远的事情,怎么也不会和穷苦
  的河南农民有什么瓜葛,可在以后的调查中,事实却给了我简单的想法一个响亮的耳光。
  其实,艾滋病在河南被发现有大面积存在的消息已经在省内的媒体中间传开了,这在
  后来我与一位朋友瞎侃的时候,他的一番话得到证明,而这时已经是2000年的7月了,我
  已经因为艾滋病的报道和其他的一些事情离开了原来的那家报社。到了一家新创办的报纸
  打天下。朋友周某是一份家庭报的记者,搞摄影的,在河南的摄影记者行当里小有名气。
  有一次他说起在上蔡采访回来后,片子被销毁了,说的时候满腔的义愤。我问他,采访什
  么事引起这么大的不愉快。艾滋病!他说,文楼村,不光我一人的片子被毁了,一起去的
  几个人都是这样的待遇,文字记者不准发稿,摄影记者不准发图片,你没看当时没有一家
  报纸报道吗?他说他们去的时间是1999年底,这说明当时的河南媒体已经对艾滋病的问题
  有所知晓,只不过被压住了。
  有个更大的传闻就是省内一家都市报在报纸即将付印时,有人用8万元人民币买下了
  一个版的稿件。据说。这个版的内容与河南艾滋病内幕有关。在圈子里,这个“新闻”被
  传了好长一段时间,有人说写稿的那个记者为此痛哭了一场。
  
  2.我用消毒液为自己消过毒后,冒险奔赴“雷区”。第一次和艾滋病村庄的病人的接
  触,我在极度的震惊中流下泪水
  我在一个媒体上读到过这样的一句话:“当震惊死亡在字典里”,这句话的意思好像是
  很麻木的,好像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值得我们“震惊”的了。可是在我第一次进入到文楼村
  的那一天,我还是被太多的艾滋病人的存在,和他们的生活现状而触景生情,而被震惊得
  流下泪水。
  自从那位关系要好的同事与我有过那次“报料”之后,我就一直惴惴不安着。对这件
  事的惊讶使我未能很快从那种大不安中挣扎出来。这并不亚于听到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
  馆被炸”的消息。不是我不相信。而是事实无法让人接受,艾滋病是什么?艾滋病与河南
  农民有何干系!在此之前,我对艾滋病的颓废的诗人无病的呻吟,在他们眼里那是值得一
  得的“富贵病”,他们日里梦里想象着艾滋病的千般好处、万般痛快。而我所接触到却是贫
  苦而无助的农民百姓。
  这事儿在心里藏不了多久,我决定到上蔡去采访。但是,我也知道这是一个不能轻易
  碰的“雷区”,我又找到那位关系不错的同事,请他出些主意。他说,这事可以先发个内参
  吗。当时,我所在的这家报纸办了一份内参,一些不便公开报道的事情都是通过这个途径
  向上面反映的。当时我想,也只能有这么个办法了。
  临走的那一天,我又突然害怕了,如果万一不小心被传染上艾滋病怎么办,但是牛皮
  吹出去了,我一遍遍地给给自己打气,但是心里的害怕却不可能一下子撵走。干脆到医院
  找大夫去。临去的前一天,我找到一位平时经常去他那里看病的大夫,央求他给我输一些
  消毒、抗病毒的药。他说,你输这些药干吗,上疯人院去还是到麻风病村?我说差不多吧,
  既不是疯人院也不是麻风病,是比这两种病还厉害的病。我不敢给他说是艾滋病,怕他连
  输液都把我拒绝了怎么办。不但是对大夫是这样,在没去之前我对任何人都不敢说我要去
  采访艾滋病人。当时的女朋友现在的妻子我都没有告诉,我怕把她吓着了,临走时,只是
  对她说,我去上蔡采访个小事,去去就回,很快的。我最怕的是回来以后,我会被很多人
  拒绝接触。事后证明,我的这些想法是多余的,很多人只不过把我去采访艾滋病人当作一
  个很可笑的事情而已。
  1999年11月的冷风正在吹拂着中原大地的时候,我默不做声,沉默着坐上了开往上
  蔡县的长途汽车上。那是在一天下午的时候,残阳如血。我不敢多说话,不敢深沉的痛快
  地呼吸,我怕,我真的很害怕,那种既怕又想去探个究竟的心情是很舒服的,两种想法在
  肚子里打架,顶顶撞撞,让人睡觉都不塌实。但是,我已经在往哪个地方靠近了,已经不
  能再走回头了,长途汽车上的每一个人我都觉得有病,都有艾滋病。特别是我旁边的一位
  少妇,一会儿瞌睡得要命,头一点点的往我这边歪过来,我一遍遍地警告自己:千万不要
  让她碰到了。冷风透过车窗钻了进来,车上的人都被冻得缩成一团,我在想,那个村庄的
  人们呢,一定是寒风中最冷的一群人。
  在上蔡县城,我度过了一个长夜,第二天一大早,我乘车向南出上蔡县城,在大概9
  点钟的时候,找到了文楼村。从那天的上午9点算起,到下午的5点多,总共8个多小时
  的时间。这一天,我接触了至少8个艾滋病人,他们所讲述的“卖血”故事我觉得好像是
  天方夜谭。而他们那种对生的流连往返不得不让人动容。他们说自己是无辜的。每一个因
  “卖血”而感染了艾滋病的人都有一个辛酸的故事,都有一把辛酸泪。更有的家庭是无一
  幸免的全家人集体感染。一家人弟兄8人,还有两个姐妹,也就是兄弟姐妹10人,老大今
  年50来岁,最小的妹妹30几岁。这一家人后来又分出去10个小家庭,一大家子五六十口
  子,是当地农村人谈论的一个风景。就是这一家人,先是老大出去卖血,后来,老二、老
  三都跟着去,到最后,一大家人男男女女都赤膊上阵了。最后,艾滋病几乎袭击了大家庭
  里的每一个成员。卖血,曾经给这家人带来了短暂的辉煌,但更是带来了永远的痛苦。
  在文楼村村委会办公室,一个四十几岁的妇女听说有人来了解情况,慌慌张张地赶了
  过来。她说她是村里小学的老师,大人都得了病,剩下这些孩子咋办啊?现在,已经有的
  孩子父母双亡了。我无言以对这个老师的问题。
  在村子中央,一群人围着我,以为我是来送药的大夫。一个死了老婆的中年男子痛哭
  着,嘴里含混不清地说着什么,旁边的人说,他已经神经不正常了,他老婆死的时候他还
  在外地,没有赶回来看上最后一眼。
  在文楼村,太多的这样的场景包围着我,我不能不震惊,不能不为之流泪
  
  3.穿行在"艾滋病疫区",看到染病的人数在一天天增加,眼泪在愤怒中一次次奔
  涌几欲而出
  文楼只是河南众多村庄中的一个,它的普通也是那样的蓝转碧瓦,户户小院适静,如
  果没有艾滋病的侵入,这里的人们一样可以安居乐业,可是。文楼村又和其他的艾滋病村
  庄一样,人人生活在惶惶不安、看不到希望的日子和天地。文楼是冰山一角,是第一个被
  揭开的盖子。
  在去过文楼之后,我把一部分心思放在了艾滋病村庄的人身上。采访一位来过文楼村
  的医学专家的时候,他说,因为卖血而感染上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的人生活在豫东南的很
  多个村子里。所以,离开文楼之后,我花去了近两年的时间在这些村庄之间奔波着。
  在河南省与安徽省交界的沈丘县石槽乡,农民石运动和他的老婆是被发现的这个地方
  的最早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他的老婆在1999年初就已经死去了。石运动夫妇卖血的
  原因很简单,没钱。1992年夏天,一辆安徽省的大货车把石的老父亲撞倒在村子北边
  的公路上,司机把车扔下跑了。石运动夫妇把父亲送到医院里,医生说,得交钱才能进行
  治疗。他说,我没钱咋办啊,得先用药啊。那大夫说,不行,没钱就是不行。石运动难为
  得在医院里大哭起来。有人走过来指点道,想弄钱还不方便?你只要肯就行了。他赶忙求
  教这人,那人说,你可以在医院里卖血嘛,还是用医院的钱治你父亲的病。就这样,老石
  在医院里卖起了血,一个人每天卖上一次是不够交医疗费的,所以,他的老婆也加入了进
  来。
  石运动夫妇染上艾滋病毒的惟一途径就是在医院里卖血的一个月。石的老婆死后,他
  们的家成了一个孤岛,四周的邻居都搬走了,老石像是被抛弃了一样,一个人生活在无望
  的孤岛上。
  像石运动这样的人在豫东南的村庄里到处都是。我在距离沈丘县很近的淮阳县,同样
  碰到了这样的事情;在太康县高朗乡,儿童张成帅打小就没有伙伴和他在一起玩,就因为
  他是艾滋病毒携带者。这个孩子是因为烧伤输血,200毫升的血液改变了他一生的轨迹。
  我于2000年下半年的一天,到开封市一个县的农村采访时,有人给我讲了一家人的情
  况,并且我见到了这家老四儿子的媳妇,她说,我们这一大家子不能活了,床上躺着的十
  多个,将要躺到的还有不知几个,你看看我,现在还能和你没事人一样跟你说话,其实,
  医院早就查出来了,我也是病毒携带者,医生说,快了。今年初,我又到了那个村庄,问
  起她的情况,别人说,不中了,在床上躺着呢,起不来了。
  还有很多,我去过的豫东南的艾滋病村庄遍布了河南腹地。从黄河南岸至淮河岸边,
  从豫西伏牛山界东至与安徽、山东交界处,很多的村庄都在被一个问题所困扰,都在被一
  种病情所惧怕,都在被外面的世界所拒绝。卖血,这是来到这里的外乡人可以经常听到的
  一个当地人的说词,卖血使他们得上了艾滋病。他们为什么卖血?因为贫穷,这是一个原
  因,比贫穷更可怕的是某些人的为利益驱动,在抽取穷苦农民的血液时为了节省成本而草
  菅人命。这些,不能不让人为之愤怒!
  穿越“艾滋病疫区”我是在愤怒中走过的。可以说,驻马店的农民和商丘市的农民,
  在相距数百华里没有经过商量的情况下,能够讲出他们卖血的医院、血站都是一样的为所
  欲为,而且,它们可以说出这些医院采来的血大都没有用于自己的医院,而是卖了出去,
  赚取大笔的利润。后来,我更是通过其他的途径了解到,在这些医院和血站负责抽血的人
  又大都不是他们自己的人,而是些很有背景的人。愤怒油然而生,这种愤怒感染着“疫区”
  的每一个人。一位20多岁的年轻人也是卖血感染了艾滋病的,躺在床上,父亲把他弄到
  院子里,怕他热着了。在向我讲述了卖血的故事之后,他的眼里已经满是泪水,“如果我能
  见到他们,一定把他们杀了!”他说的“他们”,就是那些“有背景的人”,他的愤怒在生命
  的边缘上表现到了尽至。
  我的愤怒也在与眼泪的交织着,他们可以贫穷,但不可以不被尊重;他们可以被迫出
  卖血肉,但不可以被草菅人命。
  
  4.“死亡”在“艾滋病疫区”司空见惯,我常常是一次次无奈地看着一个个的生命走
  到尽头,泪水已不知为何而流
  最近,有一个媒体报道说,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的艾滋病人现在成了只会向“外来的
  人”要钱的无赖,当然,这个媒体的记者确实在文楼村遭到了村民索要“钱”的“围攻”。
  确实,很多人到了文楼村都会自觉地往外掏钱,村民们也是来者不拒,慢慢地,在村民们
  看来,这好像就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来采访或者是调查情况,就得给钱,所以在一些
  人看来,他们就是“无赖”。
  死亡已经是经常光顾他们村庄的“常客”了,而且,那些张口要钱的人也都是朝不保
  夕,但他们渴望生,而害怕死。维持生命时需要钱的,但他们没有,又没有足够的能力挣
  到钱,他们在无奈中选择的只有“讨要”而顾不上一点“面子”,钱或许能够延续他们的时
  日,但留不住生命。
  我在尉氏县邢庄乡遇见的农妇杨改花。4月间见到她的时候,她的病还不是太厉害,
  只是发低烧、感冒老是不好。她知道自己的病是几乎不能治愈的,但她很乐观,她说:“只
  要能把两个孩子的事情办完就行了,死了也没啥挂念的了。”两个孩子一个10岁,一个1
  3岁,农村人说的“事儿”一般是“娶媳妇生孩子”。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杨改花的孩子
  至少还得等上10年才能够了却做母亲的心愿,可是,留给杨改花的时间远远没有十年。
  7月,我再一次来到邢庄乡,杨改花被丈夫抱到院子里的一个小床上,她对我说的还是那
  句话,“只要能把两个孩子的事儿办了就行了”。但是,她根本不可能办完那些事儿了,死
  亡的阴影从她那两个眼睛里流露无遗,眼睑正在腐烂。8月初,她的丈夫打通了我的手机,
  杨改花在我去过后的第四天死了。
  还是在尉氏县,一个叫北苇坞的村子。24岁的郭晓风是村子里发现的第一个艾滋病
  人。4月,我到村子里去看他,他在自家的屋子里坐着,我说你怎么不出去转转啊?他说,
  不能了,除了别人见了他躲着走,更要命的是眼睛看不见东西了,从发病到失明不到一个
  月。他是读过中学的,所以对艾滋病的看法相对是清楚的,发病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
  是把老婆“撵”走了,说到这些,晓风眼里的泪水就快要掉下来了,说是“撵”,因为她并
  不愿意走,但他很坚决,她哭着抱着孩子还是回到了娘家。小风说,妻离子别啊!8月,
  我再到小风家,他父亲说,他死过两天了。我专门到小风的坟上看过一次,那坟孤零零的,
  离村子很远,在一块荒地上,坟很小。
  我穿行在“艾滋病疫区”,就是这样看着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走到了尽头,我没有办法
  可以救他们,一个个逝去的生命被我“记录在案”。他们不会有墓碑,甚至不可以在死后和
  村子里的其他正常死亡的人埋在一起,他们被彻底地抛弃,虽然他们曾经做为人的生命存
  在过。
  看着生命从身边走过而无法留住,我的泪水在这种无奈中早已是不知为何而流了。
  
  5。穿行在“艾滋病疫区”,我继续着进入更多的村庄,我一次次地为他们落泪
  艾滋病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而我因为写了艾滋病状况的文章,我的生活也因此而改
  变,而且,我的泪水却从不为此而流。
  2000年的春节刚刚过完,我的艾滋病的第一篇报道在西部的一家发行量很大的都
  市报上发表了,这也是国内外第一次公开报道河南艾滋病的文章。正月初七,过完年上班
  的头一天,我按时来到报社,部门的头儿把我喊到了他的办公室,他对我说,这会你的麻
  烦可大了。我说,咋了?他说等会儿老总找你就知道了。
  上午10点,老总把我喊了过去,他扔给我一份报纸说,你自己看吧。我接过来一看
  才知道是艾滋病的文章发表了。他说,上面正在问这件事儿,你只有被处理了。说完这些
  话,他就让回到了办公室。
  处理的结果很简单,我只能是离开工作岗位。
  这不是我第一次因为写的文章而被迫暂时离开,在两年前,我就有过类似的经历,所
  以,对于这一次,我真的没有感到“不可理解”。但是,离开并没有让我放弃继续到我要去
  的地方的想法,我总是以自己的方式坚持。我总觉得我应该做下去,所以直到现在,我仍
  然是那里的常客。有人说,你这样做,已经超出了记者的工作范围了,我承认,我是做得
  有些多余的。
  当今作记者,用明白人的话一总结,也是圈子里的好事者琢磨出来的,无外乎有这么
  几类。
  一类是乞丐式记者。这类记者一般寄生在我所在的这类报纸,要说薪水不高,勉强顾
  得生活。平日里,这些记者混迹于这个厂那个矿,与老板们交上朋友,图的是老板们口袋
  里的钞票。讲这些无意于指点哪位,因为这些记者手中的权力不大,上边的神仙转悠不动,
  就只能糊弄“穷得只剩下钱的人”,据常在这个圈子里混营生的朋友说,居然还不错,他也
  乐的逍遥。二类记者是嫖客式记者。他们主要在一些名气较大的报社上班,很多直接是当
  地的党报和一些很肥的部门的机关报。他们成天泡了这个会议跑那会,与领导们觥酢交错,
  一天不醉不罢休,他们以喝酒为累。其实更累的则是“嫖”了。这一类记者大都不会在事
  业有什么成就,但带有官方色彩的各类奖项又少不了他们,所以,人家这才叫潇洒。三类
  记者则是苦行僧式的。他们大都还有职业的尊严,道德的约束,做起事来常以行善为标准。
  无奈他们所在的媒体在当地的影响不是很大,所以他们的分量也是轻乎其微。我有几个朋
  友是属于这一类的,自以为是为民请命的,但常常弄得灰头土脸。四类记者是侠客式的,
  大都在国内知名的强势媒体舞枪弄棒,很让人羡慕。下去采访,听农村的村民说,看看焦
  点访谈吧!而同行们议论最多的还是南方周末的大侠们。瞧人家爱写什么就写什么,写出
  来的都是百姓们爱看的,这应该是新闻同行们追求的最高界。
  我是属于那种呢?我自认为应该是苦行僧。所以,有很多时候,我在做着的都不敢妄
  想结果,总是往坏处想。我从来都没有真正畅快淋漓地做过自己的本职工作。有时,我也
  想过是否改变心中仅存的一点善良的想法,但这样的念头从未占据胜算位置。在朋友圈子
  里,我是他们想象的最不老实的人,时不时总要折腾出一些什么事情出来,所以,他们中
  的一部分很是对我有些看法。
  我不会因为自己生活的些许改变而落泪,因为我的眼泪在我走过的许多地方落下,砸
  向了光临过的土地上。
  我记得有一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田间地头度过的。有很多时候,我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很诗意的想,如果在这里生活是多好啊。没有烦恼,没有城市的烦躁,闲情逸致,别有一
  番情调。读大学之前的生活我多半是在河南农村度过的。所以对农村我总是有一种特殊的
  感情,而艾滋病,这一在我的家乡的土地上正在肆虐的魔鬼,我更是用特殊的方式关注它。
  今天,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他们,那些被“艾滋”肆虐着的人们,还是无法改
  变生存的状态和方式,我会再次接近他们。
   我会更多地走进那些村庄,一次次地为他们落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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