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文献_中国近现代文献～文集_29955号馆文选__新学伪经考

汉书艺文志辨伪第三上（五） 　　 　　《诗经》二十八卷，鲁、齐、韩三家。应劭曰「申公作《鲁诗》，后仓作《齐诗》、韩婴作《韩诗》。」 　　《鲁故》二十五卷。师古曰「‘故’者，通其指义也，他皆类此。今流俗《毛诗》改‘故训传’为‘诂’字，失真耳。」 　　《鲁说》二十八卷。 　　《齐后氏故》二十卷。 　　《齐孙氏故》二十七卷。 　　《齐后氏传》三十九卷。 　　《齐孙氏传》二十八卷。 　　齐《杂记》十八卷。 　　《韩故》三十六卷。 　　《韩内传》四卷。 　　《韩外传》六卷。 　　《韩说》四十一卷。 　　《毛诗》二十九卷。 　　《毛诗故训传》三十卷。 　　凡《诗》六家，四百一十六卷。 　　《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三家皆列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 　　按：三家之传，源流深远。申公为孙卿再传弟子。辕固生当景帝时罢归已九十余，则汉兴时年已三十余矣。韩婴，孝文时已为博士，则亦先秦之遗老，去七十子渊源不远。且《儒林传》称《韩诗》「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其归一也」，则三家之义无殊。且匪徒三家《诗》，凡今文博士之说皆同。《诗》终「三颂」，以《周颂》《鲁颂》《商颂》终之，正与孔子作《春秋》据鲁、亲周、故宋之义合。然则取《春秋》，乃三家《诗》传孔学之正派。子夏以「礼后」悟《诗》，子贡以「切磋」悟《诗》，《孟子》言「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孔子也。」《坊记》《中庸》《表记》《缁衣》《大学》，孔门之言《诗》，皆「采杂说」。以为「非本义」，谁得而正之？三家谱系至详，说义归一。未有言《毛诗》者，至平帝、王莽时乃突出。《志》云「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托之「自谓」，不详其本师。其伪一。《经典释文·序录》引徐整三国吴人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仓子，薛仓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间人大毛公。毛公为《诗故训》，传于家，以授赵人小毛公，小毛公为河间献王博士。」一云：此见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亦三国吴人「子夏传曾申，申传魏人李克，克传鲁人孟仲子，孟仲子传根牟子，根牟子传赵人孙卿子，孙卿子传鲁人大毛公。」自东汉后，《毛诗》盖盛行，而徐整、陆玑述传授源流支派，姓名无一同者。一以为出于孙卿，一以为不出于孙卿，当三国时尚无定论，则支派不清。其伪二。同一大毛公，一以为河间人，一以为鲁人，则本师籍贯无稽。其伪三。《汉书》但称毛公，不著大毛公、小毛公之别，不以为二人。郑玄、《毛诗周南正义》引《郑谱》「鲁人大毛公为《训诂》，传于其家，河间献王得而献之。以小毛公为博士。」徐整、陆玑以大毛公、小毛公别为二人。刘、班不知，郑、徐、陆生后二百年，何从知之？则本师歧乱。其伪四。《儒林传》云「毛公，赵人也。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授同国贯长卿，长卿授解延年，延年为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陈侠，为王莽讲学大夫。」《传》又言敖以《古文尚书》授王璜、涂恽。莽时，歆为国师，皆贵显。考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见《史记·仲尼弟子传》孔子卒年至魏文侯元年凡五十七年，子夏已八十六岁；自魏文侯元年下至汉景帝二年、河间献王元年，凡二百六十九年；自河间献王元年下至王莽居摄元年凡一百六十年；则自子夏退居西河至莽时凡四百二十九年。如徐整说，子夏五传至小毛公，又三传至徐敖，凡八传当莽世矣。以《儒林传》考之，《鲁诗》，申公一传免中徐公、许生，再传王式，三传张生，四传张斿卿，以《诗》授元帝，仍当宣帝时也。斿卿门人许晏，尚有二三传乃至莽世，则已七八传矣。《齐诗》，辕固生一传夏侯始昌，再传后仓，三传匡衡，四传满昌，五传张邯、皮容。《韩诗》亦五传至张就、髮福。而伏生《尚书》六传为林尊，七传为欧阳地余，论石渠，犹当宣帝世。林尊再传为龚胜、鲍宣，上距伏生凡八传矣。商瞿传《易》，至丁宽已七传，至施、孟、梁丘已九传矣。《诗》《书》自汉初至西汉末已八传，而《毛诗》自子夏至西汉末仅八传。《易》自商瞿至汉初已七传，而《毛诗》自子夏至西汉末亦仅八传，岂足信也？若如陆玑说，自孙卿至徐敖凡五传，阅三百年，亦不足信也。且《鲁诗》出于孙卿，若源流合一，则今荀子诸诗说何以与毛不同？传授与年代不符。其伪五。《史记》无《毛诗》，《汉书》有毛公而无名。郑玄、徐整以毛公有大、小二人，而亦无名。陆玑《疏》《后汉书·儒林传》以为毛亨、毛苌矣。夫刘、班、郑、徐之不知，吴、宋人如何知之？袭伪成真，歧中又歧。如公羊、谷梁本无名字，公羊、谷梁音相近，盖卜商之音伪。二书有口说，无竹帛，故传误而公羊忽名高，谷梁忽名赤、名俶，几若踵事增华。习久成真，遂以「乌有先生」窃千年两庑之祀。韩退之曰「偶然唤作木居士，便有无穷求福人」。此与伍子胥为「伍髭须」、杜拾遗为「杜十姨」何以异？夫从祀大典，以亲传《诗》《礼》之大儒荀卿犹不得预，而妄人伪托杜撰之名字，乃得谬厕其间，非徒可笑，亦可骇矣！名字妄增，其伪六。nnno按：后汉纬书流风，是人皆可析竹为册，搓绳成编。以名字论，高行子、帛妙子岂是儒者之名？河间献王无得《毛诗》立博士事，以《史记·献王世家》为据，则窜乱依托。其伪七。详见《河间献王传辨伪》其他以《风》《小雅》《大樂》，即正《詩》也。故有燕享、祭祀之禮，於是作《雅》《颂》以為燕享、祭祀之樂章；有夫婦之禮，即有房中之樂，於是作《關雎》《鹊巢》諸詩以為樂章。此外《變風》《變雅》採於民者，則非樂章，即《二南》之《汝墳》《甘棠》《行露》《殷其靁》，《豳》之《破斧》《伐柯》，《頌》之《闵予小子》《訪落》《敬之》《小毖》，皆因事而作，不為樂章，然亦皆入樂者也。《儀禮》燕、鄉、賓、射，皆於升歌笙、间合樂之後，工告「正歌備」，乃繼之以無算爵，亂之以無算樂。夫「無算」云者，或间或合，盡懽而止。《鄉飲》《鄉射》皆於明日息司正，曰「鄉樂唯欲」。則《二南》自首三篇外，可随意歌之。此無算樂之散歌、散樂一也。自賓祭用樂之外，古者以樂侑食，故魯樂工有亞飯、三飯、四飯也。至於工以纳言，時而颺之，師箴，瞍赋，矇誦。大夫彈弦讽諫，国史採眾詩授矇瞍，使歌之以風其上。《诗大序疏》《大戴禮·保傅篇》云「宴樂雅頌迭樂序」，此工歌之散歌、散樂也。《史記·孔子世家》「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荀子》言「《詩》三百篇，中聲所止」，《墨子》言「儒者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又《莊子》稱「曾子歌《商颂》」，此國子弦歌之散歌、散樂也。故季札觀樂，為之遍歌《風》《雅》《頌》，尤為全詩入樂之證。毛於《小雅·楚茨》諸篇及《大雅》諸詩，皆以空衍，不能言其為樂章。即如《斯干》為考室樂章，《郑箋》謂「築宮廟群寢既成而釁，歌《斯干》以落之」。《雲汉》為雩祭樂章，賈公彦謂「邦有大烖，則歌哭而請《雲漢》之詩」是也。晉、魏時大雩、祈旱皆歌《云漢》之章。漢时雅樂可歌者八篇，《變風》之《伐檀》、《變雅》之《白駒》在焉，尤可見詩皆入樂之證。自毛不能詳其義，於是詩有入樂、不入之訟。程大昌、陈暘謂「二南、雅颂為樂詩，諸國為徒詩」。陳啟源為回護《毛序》之故，至謂《雅》《颂》为「四始」，与《韩诗外传》及《史记》「《关雎》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不同。其伪八。编诗移《桧》于《陈》后，移《王》于《卫》后，与《韩诗》《王》在《豳》后、《桧》在《郑》前不同，据《正义》述《郑谱》，郑用《韩诗》说也其伪九。以《商颂》为商之遗诗，与三家《诗》以为正考父美宋襄之说不同。《乐记》「肆直而慈爱者宜歌《商》」，郑注：「《商》，宋诗也。」《左传》哀九年「不利子商」，杜注：「子商，宋也。」二十四年「考惠取于商」，杜注「商，宋也。」《国语》「吴王夫差阙为深沟于商、鲁之间」，韦注「商，宋也。」《逸周书·王会解》：「堂下之左，商公、夏公立焉。」《庄子》《韩非子》均有商太宰，与孔子、庄子同时。此皆以宋为商之证。鲁定公讳宋，故孔子定《诗》，改宋为商。《史记·宋世家》「襄公之时，其大夫正考父美之，作《商颂》。」《法言·学行篇》「正考甫尝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尝睎正考甫矣。」凡西汉以前，从无异说，《毛诗》妄为异论。其伪十。盖「三颂」者，孔子寓王鲁、新周、故宋之义，《毛诗》以为商先世之诗，则微言亡。其伪十一。《史记·孔子世家》称「三百五篇」，王式称「臣以三百五篇谏」，见《儒林传》《志》亦云「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三家说皆同。而《毛诗》多《笙诗》六篇，则篇目增多。其伪十二。他如《汉广》「德广所及」，《白华》「孝子之洁白」，《崇丘》「万物得极其高大」，《雨无正》「众多如雨而非所以为正」之等，率皆望文生义，绝无事实，则空辞敷衍。其伪十三。若《小雅》自《节南山》以下四十四篇，皆为刺幽王之诗，刺幽王何其多，而诸王何绝无一篇也？已与三家大异。《楚茨》等篇为祭祀乐歌，而亦以为刺幽王。朱子已先疑之。其伪十四。《诗》本乐章，孔子曰「吾自卫反鲁，而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正「古人诗、乐分为二教」，斥后儒舍诗征乐，为异古人诗教之指。是以护毛故，显悖孔子正乐而《雅》《颂》得所之义，又与季札观乐而遍歌《风》《雅》相违。其伪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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