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文献_中国近现代文献～文集_3156号馆文选__东山杂记

东山杂记卷一(四) 　　 　　隋铜虎符跋 　　兵符之制，古者皆右在内而左在外，又左右之数各同。三代不可考。《曲礼》云：“献粟者执右契。”郑注：“契，券要也，右为尊。”契以右为尊，符节可知。尊者在内，卑者在外，亦可知也。秦符右在皇帝，左在阳陵，盖亦用古尚左之制。汉则文帝二年，初与郡国、守相为铜虎符、竹使符。师古曰：“与郡守为符，右留京师，左以与之。”则左外右内，与秦制同。魏赐孙权九锡文曰：“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齐、梁、陈九锡文同。而竹使符上皆冠以左字，疑金虎符左右赐之。盖虎符以发兵旅，时兵权皆在受九锡者手，故赐以左右，以示不敢有征发之事也。竹使符所以传命，事恒有云，故但赐以左，而以其右藏于天子之所。可知左外右内，自秦迄江左之末，未尝变也。又汉魏郡太守虎符（嘉定瞿氏藏）、东莱太守虎符（潍县陈氏藏）、广阳虎符（诸城刘氏藏）、玄兔太守虎符（海丰吴氏藏），筋上均有左二字样。汉制左符在外，今左皆有二，亦左右数同一证也。惟潍县陈氏所藏汉上郡太守符，则不可解。此符左右俱存，其脊文十字，则云“上郡太守为虎符第一”，右筋上有“上郡右三”四字，左筋有“上郡左二”四字。如是，则虎符第一至第五，每符又各有左右若干。则一郡之符，殆多至数十，恐无此理。汉常山太守虎符筋文云“常山左三”，渔阳太守虎符（吴氏）筋文云“渔阳左二”，长沙太守虎符同。 　　 　　晋王台太守虎符。 　　又按翁氏《两汉金石记》所载一符，则脊文云“与五原太守为虎符第一”，筋文云“五原左一”。嘉善谢氏藏晋丞邑男虎符，脊文云“晋与丞邑男为铜虎符第一”，筋文云“丞邑男左一”。潍县陈氏藏晋驺男虎符，脊文云“与驺男为虎符第五”，筋文则云“驺男右五”。此三符，脊文所记数字，与筋文所记者无不相同。则上郡符脊文作第一，而筋文左作左二，右作右三者，恐不足信。汉阳叶氏藏晋始平虎符，脊文作第二十，而筋文作左二，亦为可疑。二符未见原器及拓本，无由断定其真伪，如系真品则仅一郡国之符，多至数十，为可异耳。至于左右同数之说，不惟不相妨，转足相证也。隋符亦然。吴县蒋氏藏隋虎符八，此外传世者，尚有三枚，共十一枚。其中右符六，曰右御卫相原四，曰右御卫永昌二，曰右御卫美政五，曰右翊卫天井一，曰右翊卫石桥二。左符五，曰右屯卫温阳一，曰右御卫安昌四，曰右武卫白松二，曰右屯卫清湖四，曰左屯卫赤城五。左右之孰内孰外，虽不可知，然左右二符，各有第四第五，则左右之数亦相等，如秦汉以来制也。惟唐制则大异。《六典》载：铜符，王畿之内，左三右一；王畿之外，左五右一。左者进内，右者在外。不独左内右外，左右之数亦各不同。惟木契则左右同数，犹用古制耳。宋符则兼古制与唐制二者。《玉海》八十二，载康定元年八月二十四日端明殿学士李淑等言，参酌古制，定铜符形制。上刻篆字，曰某处发兵符，下铸虎豹御，而中分之。右符五，左旁作虎豹头四，左符一，右旁为四窍，令可契合。又以篆文相同，侧刻十千字为号。右五符留京师枢察院，左符降付诸处。庆历元年罢。宋符右内左外，则法秦汉，以十千为号，亦与秦同，惟内五外一，则用唐制。然则宋以前兵符形制，皆可知悉。独元时代最近，又贵人皆赐虎符，今实物未有存者，而史亦不载其形，殊可异也。 　　 　　伪周二鬼符跋 　　吴清卿中丞十六金斋中所藏各符，以新莽厥戎虎符为最，形制文字，精美绝伦。然亦有伪者，如太和门外左龙武军第二及鹰扬卫左紫辉第四二龟符是也。按宋敏求《长安志》云：大明宫东面一门，曰太和门。又云：太和门外从东第一曰左羽林军，第二曰左龙武军，第三曰左神策军，与此符合。然龟符乃武后时物，其时尚未有龙武军也。《旧唐书·职官志》云：“初，太宗选飞骑之尤健者，别署百骑，以为翊卫之备。天后初，加置千骑，中宗加置万骑，分为左右营，置使以领之。开元二十七年，改为左右龙武军。”《新书·兵志》则云：“及元宗以万骑平韦氏，改为左右龙武军。”《唐会要》卷七十一，亦云开元二十六年十一月，析左右羽林军，置龙武军，以左右万骑隶焉。注云：或出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此符为天后时物，不应有左龙武军。又考《唐六典》成于开元二十四年，而北军只有左右二军，无龙武军。杜甫《曲江对雨》诗：“龙武新军深驻辇，芙蓉别殿漫焚香”，诗作于天宝时，而军改于开元之末，故曰新军。若天后时已有此军，则不得云新矣。此符必因九仙门外右神策军龟符而伪作者。至鹰扬卫左紫辉第四龟符，鹰扬卫上无左右字样，又鹰扬近在皇城，此符系左符，据唐制不得有第四，（《六典》：“兵符，王畿之内左三右一。”）此亦伪作。吴氏精鉴，为近世所仅见，而亦蓄此物，信乎鉴古之难也。 　　 　　王复斋钟鼎款识中晋尺跋 　　古尺存于今者，以曲阜孔氏所藏汉建初尺为最著。此尺有仿制者，较原尺约长二分，世间拓本，以仿制之本为多。然尚有元延铜尺，不知藏谁氏。余于唐风楼见其拓本，较建初尺原本又约短二分。据此，则前后汉尺度，大略可知矣。蜀尺则上虞罗氏藏章武二年弩机，其望山上有金错小尺，与仿制之尺，长短略同。（此弩机后为端忠敏索去，载于《陶斋吉金 　　录》。然图中失摹其尺，殊可惜也。）又藏魏正始弩机，亦有尺度，较建初尺度为长，殆即知《隋书·律历志》所谓“杜夔尺”也。晋尺未有传者，世所传晋前尺者拓本，皆出于宋王复斋《钟鼎款识》。国朝诸大家，如沈果堂、程易畴、阮伯元等，皆以为此为真尺也。然其铭词则曰“周尺，汉志铸歆铜尺，后汉建武铜尺，晋前尺并同”，共十九字，与《隋志》载晋前尺铭词不合，且此尺苟为荀勗所制，必无自称晋前尺之理，故罗叔言参事疑为宋人仿造。余考之《宋史·律历志》，知即宋高若讷所造《隋志》十五种尺之一也。《宋志》谓“若讷用汉货泉长尺寸，考依《隋书》定尺十五种上之，藏于太常寺：一、周尺，与《汉志》刘歆铜斛尺、后汉建武中铜尺、晋前尺同”云云，与传世晋前尺铭文只差三字，则此尺为若讷所造甚明。程易畴乃谓以莽布校之，豪发不爽，遂定为晋前尺。不知若讷此尺，正用莽布所造，自无不合之理。以程氏之聪明而尚为所欺，殊不可解。然王复斋《款识》已收此拓本，宋人已以此为真晋尺，此亦如政和礼器，南渡后即误以为刘宋器也。然则晋前尺世间无此物，亦无拓本，虽可以元延、建初二尺及钱布、弩机尺等约略推之，亦仅能得其近似。高若讷所造，复斋所藏，亦所谓得其近似者，遽以是为真晋尺，则大误矣。《隋志》所载前尺以下十四种尺，今亦无一存，不能互相校定。又晋前尺与建武尺同，未必同于建初尺。故晋前尺之真，遂不可见，使后世作史者，皆效隋志之法，则最近之尺，必有存者。一尺存则众尺皆存，何至无可考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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