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永熙同志是解放前国民党统治区学生运动的主要组织者与领导者之一。1945年他是中共西南联大的党的负责人之一，参与领导了震动全国的昆明“一二·一”学生运动。1946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著名学府从大后方迁回北平，他任地下党（南系）负责人。又与北平原地下学委（北系）的同志们一起，成功地打开北平学生运动的局面，领导了轰轰烈烈的“抗暴”、“反饥饿、反内战”等学生运动。他称得上是党的学运工作的无名英雄。他出色的工作受到周恩来、邓颖超同志的表扬，北平地下党领导人刘仁同志曾要求北平地下党（北系）学运工作同志向南系的同志学习，“向袁永熙同志学习”。 　　袁永熙同志个子不高，同学们一般叫他小袁。他对人亲切，不拘小节，渐渐地，“小袁”就成了广大朋友对他的专门称谓。1946年，他在重庆第一次见到周恩来，邓颖超向周恩来介绍他，就不提名地说：“他就是小袁，陈布雷的那个女婿”（陈布雷是蒋介石侍从室二处主任、主管国民党的政治和党务）。解放后，他做了父亲，去幼儿园接孩子，他的儿子蹦跳着也大呼：“小袁来了，小袁来了！” 　　这小袁却是个能在国民党特务军警统治下叱咤风云的人物。他勇敢机智，有魄力、有胆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派出其青年部长陈雪屏到北大当训导处长，与进步力量争夺青年。陈故装激进，将敌伪时期在北平上学的北大学生称为“伪北大”学生，加以歧视。分发救济物资时，只给从大后方迁回的同学，不给他所谓的“伪北大”生，以此制造矛盾，分裂学运。袁永熙察其阴谋，要求地下党同志做好北上同学的工作，呼吁同学们团结起来，要求校方对全校学生一视同仁，平等对待。陈雪屏挑拨离间不成，反而暴露了自己的反动面目。南北同学通过这一场斗争，更好地融合团结起来。 　　1947年，国民党特务闯进袁永熙同志的家，搜出了党的地下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的章程，逮捕了袁永熙和陈琏以及在他家开会的同志。在已被搜出“民青”章程的情况下，袁永熙承认自己是民青成员。特务审问他：“谁是你的联系人？”他机敏地回答：“闻一多”。闻一多是西南联大教授，已于1946年被特务杀害于昆明。特务又审问他：“闻一多死后呢？”他答：“就没人和我联系了（意即断线了）。”特务动用了包括“老虎凳”在内的酷刑对袁永熙进行拷问，袁永熙坚贞不屈，拒绝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也坚不吐露在他家被捕的同志的革命身份，这些同志均获释。之后，袁永熙也被营救出狱。 　　出狱后，袁永熙却因曾在出狱时填过一种表（经他修改过）而被定为有变节行为，开除党籍，重新入党。 　　叛变、变节，被革命者视为最大的耻辱。这个变节的罪名使袁永熙同志精神受到重大打击，更影响了党对他的信任。 　　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立，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筹备过程中，有人提出袁永熙这个历史“罪名”。袁永熙被取消了团中央委员的候选资格。留团中央工作，他背负着巨大的压力，但是，做了许多有益的建树。 　　1953年，党在全国大学中开展了一场思想改造运动，袁永熙受中宣部、教育部和团中央委派，率领一个阵容颇大的工作组去被认为是思想改造任务很重的岭南大学和中山大学领导运动。当时，他虽认识不到解放后这第一场针对高级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的“左”的实质，但他的头脑里显然比较清醒，在开展思想批判的同时，很注意对知识分子的团结和尊重，他对这次运动政策的掌握的稳重，得到时任中南局书记陶铸的肯定，执教于南方这两所著名学府的学者因而免于受到严重的伤害。 　　1952年，他调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稍后，他历史上那个所谓的“变节”问题又被提了出来，结果改任清华大学校长助理，做行政工作。 　　1957年，厄运再次降临。在高等学校的“整风鸣放”中，袁永熙被诬赞成清华大学副校长、著名物理学家钱伟长等人的“教授治校”的主张，同意钱伟长提的“不能用搞群众运动的办法来办大学”的意见，以及其他不实之词，定为右派分子。他被下放到乡下劳动改造。“摘帽”后被分配到南宫县中学任教员。“文革”骤起，他被疯狂无知的中学生“造反派”斗争、毒打，几乎被打死。 　　“文革”结束后，袁永熙同志被调回北京，做了一段时间的工作。他晚年疾病缠身，最后默默地离开了人世。历史的重负，身心的折磨，使他在生命的成熟时期，才华没有得到发挥，未能放射出青年时代地下工作中那样耀目的光彩。但他漠视名利，保持独立思考，无悔无怨，依然踏实工作。他受到老战友、老同学、老同志的深切同情和由衷尊敬。 　　我相信，在中国现代学生运动的史册上，不会忘记袁永熙这三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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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2/4/24 19:03: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