琏姐与我们永诀已整整二十年了。她那温婉中透着刚毅的音容犹宛然在目，但在为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奋进的行列中，我们却过早地失去了这样一位忠心耿耿地为党的事业埋头苦干的优秀战士。 　　琏姐比我年长七、八岁，我小时候，这位表姐在我童稚的心扉里留有某种传奇的、神秘的印象。母亲带着叹息的叙说使我获知，琏姊的降生伴随着丧母，他父亲把哀怨倾泄于襁褓中的“怜儿”（琏姐的小名），一而再地要置之死地。然而她却奇迹般地活下来了。她被认为是“大难不死”的幸运儿。——但是，在“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中，她却未能幸免于难。我稍长后，在长辈们优心冲忡的窃窃私语中，被我竖起耳朵听到了几句震动心弦的话：“怜儿、泽永和协群都是共产党……”（后二人是我的大哥和另一位表姐。事实上，当时他们谁也不是共产党员。）作为爱读闲书的高小学生，“共产党”是我心目中叛逆的英雄。半是崇敬，半是迷惘：为什么父亲是国民党的大官（也许是出于对年轻时干的蠢事的负疚，他后来加倍疼爱怜儿），女儿竟是共产党？！而且她看起来又是那样文静！ 　　抗战爆发后，我和琏姐远离了，但心却渐渐地更靠近了。在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中，琏姐战斗在大西南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而我则作为一个颠沛流离的战地流亡学生，辗转到了敌后的抗日前线参加了革命斗争。在后来相聚的年月里，我曾听她谈起过那段时间里她经历过的一些动人心魄的事件。 　　解放战争期间，组织上派我到上海地下党工作。1947年秋，从报上获悉琏姐和她的爱人袁永熙在北平被捕。尽管被查获的唯一证据，只不过是有关“民青”的材料，他们夫妇 　　也严格保守了组织机密，但敌人还是没有轻饶了这对陈布雷的女儿和女婿。怀有身孕的琏姐被投入监狱，袁永熙更是备受酷刑。后来琏姐告诉我，在妊娠反应期，狱中的一切都令她作呕，特别对于爱洁成癣的她。当时，属于她的唯一的洁物，只有被捕时随身带着的一小方手绢，用它洗漱，枕着它睡觉，靠它阻隔一点监狱里污浊不堪的空气。由于他们夫妇的坚贞，敌人一无所获。长期地毫无理由地监禁这对夫妇，不仅对陈布雷，而且对国民党政府也是脸上无光的事。1948年春，他俩先后被取保交陈布雷监管。出狱后，琏姐被送往慈溪老家。在那里，她失去了第一个孩子。后来，两人到了南京，尽管都有一份“差事”，但行动受到严格限制。有一次，他们获准到上海看望亲戚，散散心。照例也来到我母亲即琏姐的五姑母家。在我大哥的房间里，琏姐轻声询问：“不知有没有办法到那边去？”《山那边哟好地方》是当时流传极广的歌曲。意思十分明白，他们想试探到解放区去的可能性。我大哥没有回答。我在一旁干别的事，听得真切，按照地下工作的原则，当然也没有接茬。这也可说是某种含义的“三岔口”。我立即向组织作了报告。当时联系我的上海地下党学委委员钱李仁同志请示上级后，答复我。“上海党组织知道这两位同志，他们想到解放区去．上海的组织可以帮助送他们进去。”是的，他俩的党组织关系虽然不在上海。但是，作为北平地下党学委负责人的袁永照同志，曾在1947年春，经钱瑛同志介绍，在上海与上海地下党市委和学委的领导人刘晓、吴学谦等同志座谈、交流学生运动的经验。对陈琏他们也知道。组织上要求我利用亲戚关系，继续设法同他们取得联系。我很高兴终于可以为琏姐（当然也是为党组织）尽一点力了，但一时却苦无适当机会，因琏姐他们已离沪回宁。不久，机会很决来了。1948年冬，陈布雷在内心矛盾痛苦的重压下自杀了。我以吊唁的名义，赶往南京，就在人群熙攘的灵堂旁侧，与琏姐夫妇取得了联系，商定了具体行动方案。没过多久，他俩就化装离宁来沪。在地下党交通部门的精心安排下，他们终于如愿以偿地奔赴解放区。为了防备万一，组织上决定派我和他们同行。在交通员的带领下．我们从镇江进入苏北，一夜行军，就过了封锁线。几天后即到达上海地下党设在苏北接应大批撤入解放区人员的华中工委。工委决定仍由我送他们到中央。临出发时，又有李琦涛等三位同志同路。 　　我们一行开始了长途跋涉。六人中数琏姐身体纤弱，但她不以为苦，始终迈着坚实的步伐。我们穿越硝烟方尽的淮海战场，不断遇到成群结队的国民党俘虏兵。偶而赶上一辆顺路的卡车，我们也跟着各色衣衫的人群一拥而上，参与“挤沙丁鱼”的行列。尽管密密实实地挤在车厢里，胳膊腿全然动弹不得，远不如步行舒服，但终究可以节省时间。就这样，我们经过设在山东克州的华东局，直奔石家庄。当时，党中央在平山西柏坡。经联系，我们被告知无须去西柏坡了，中央正准备转往即将和平解放的北平。于是，我们就加入了向北平进发的大队人马之中。 　　初解放的日子充满了欢腾和激动．那年春天，我们一连参加了全国学代会、团代会和青代会的工作，琏姐还出席了妇代会。多次欢欣鼓舞地见到毛主席。多次聚精会神地聆听周总理长达六、七个小时的形势政治报告，从中午讲到掌灯。我们贪婪地记啊，记啊，手都记麻了，而总理仍毫无倦色地侃侃而谈。 　　我们共同在北京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神州大地，阳光普照，似乎再不会有什么阴霾。然而，像革命战争时期一样，建国后的道路，并不总是坦直的。 　　1962年我和琏姐在北京重逢时，她正考虑离开北京调到华东去工作。她告诉我，周总理劝她：“你还是留在北京工作好，中央更了解你。”短短一句话，洋溢着多么深沉的关怀！琏姐和我的眼睛都湿润了。这绝不只是由于在重庆时邓大姐曾直接联系过陈琏，也不因为解放后总理亲自同她有过不少工作接触，更主要的是总理对这样一个具有特殊的家庭出身的共产党员无微不至的关怀，想把地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敬爱的周总理当时显然还不可能预见到“文化大革命”将把我们的国家抛入这样一场可怕的劫难之中，但也绝不能认为他是毫无所感而发。琏姐后来在“四人帮”罪恶渊数之地的上海含冤去世，然而，纵使不是在上海，她也未必能摆脱这一厄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革”的阴霾已经廓清，历史恢复了本来面目。但是，党和人民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将被我们永远记取。 　　安息吧！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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