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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前辈纪念园__不朽的丰碑---胡耀邦李昭纪念馆
中国红军人物志改革前辈纪念园

劫后承重任 因对主义诚——为耀邦逝世十周年而作

胡绩伟

  
  我特意选出这张照片放在这篇文章的前面,是为了表达我对耀邦同志的哀思。
  这张照片是一九八八年夏天在烟台拍摄的。那一年,因为他患坐骨神经痛、脊髓炎,站起来和走路都不方便。秦川同志要为我们拍一张合影。我先坐在他的沙发扶手上,他把我拉下来,紧紧地靠着他挤坐在一个单人沙发上,留下了这张令我终生难忘的珍贵照片。从一九七七年到一九八三年整整七年时间里,我主持人民日报的工作,可以说都是在他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我是他的助手,是同他并肩奋斗的战友,是他亲密的同志加朋友。七年来,人民日报的工作浸透了他的心血和智慧,人民日报许多深入人心的宣传报道,都闪烁着他的思想光辉和智勇双全的胆略。这张照片充分体现了我们这种亲密关系。
  一九八九年四月,耀邦突然去世,使我陷入极度的悲痛之中。每当我为怀念耀邦而难以抑制悲痛时,我就拿出这张照片,凝视沉思,希望可以减轻一点痛苦。但是,以油浇火火更旺,越看越使我更加悲痛。七年的往事涌上心头,我不能不把这段珍贵的历史纪录下来,献给耀邦的在天英灵,献给一切关心耀邦的同志和朋友,也献给受他指导和鼓舞的广大新闻工作者。
  粉碎“四人帮”,我们党得到了新生,社会主义制度有了复兴的希望。但是前途茫茫,人心惶惑,到处险象丛生,我们党每迈出一步都得进行艰巨的斗争。
  行路难,首先是领路者难。仔细挖掘其原因,主要是我们这支浩浩荡荡大军的司令部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抗日战争胜利,打垮了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初几年,曾以为自己水平很高。可是经过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特别是经过长达十年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大跌落,很多领导人连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都搞乱套了。几千年残留下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思想,同假马克思主义的极左思想结合在一起所形成的毛泽东后期的种种错误,既是我国以前混乱倒退的思想根源,也是今后开山辟路的思想阻力。
  由于对毛泽东的后期思想信奉到十分荒唐的地步:“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信仰要信仰到迷信的程度,服从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因之它禁锢了人们的头脑,束缚了人们的手脚。可是,很多人不敢反对,不敢说不,甚至连想都不敢想。我们当时的主要领导人还把这作为领导党和国家的主要法宝。他们把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继承下来,把“对资产阶级进行全面专政”的专制制度继承下来,阻碍亿万人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放开手脚去开辟新天地。
  所幸的,我们党内外并不是没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令人痛心的是在以往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对这些英才批的批,整的整,压制的压制,摧残的摧残,“长征式”和“三八式”的老同志中努力于理论研究的人,健存下来的不多了;好在还有若干后起之秀,在历次运动的反面教育中磨炼了他们,提高了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在这支老中青结合的马克思主义队伍中,耀邦同志是一位佼佼者,经过初期拨乱反正的斗争,他很快就被推崇到党的领袖集团中。
  在这百业待兴、万难挡路的情况下,耀邦同志等第一批先驱者抓住重建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这条纲,开始逐渐破除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开始批判或怀疑一些打着马列主义旗帜的极左观点,开始敢于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头脑解放了,手脚放开了,主人翁的意识加强了,亿万人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了,人间的奇迹一件又一件的出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真的开始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常识,但长期受到压制和扭曲,耀邦紧紧抓住对真理标准的阐明与讨论,成为思想能够解放的关键,成为一切工作能够开展的关键。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说,一切书上写的,文件上登的,领导人说的,都要经过实践的检验。任何理论观点、名言、指示、教导,总之,任何“本本”、“条条”,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就坚持,是错误的就否定,部分正确的就改进、就发展,一时无法检验的就留待实践继续检验。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人则认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是经典著作,是中央文件,是领袖的指示,甚至是最高领袖的只言片语。
  几十年来,我们广泛流行、习以为常的是后一种主张,它是酿成十年内乱的一个重要思想根源。十年内乱以后,仍然是当时领导层的统治哲学。领袖的话是金科玉律,丝毫也不能违反。当时,人民普遍要求认真总结十年内乱的经验教训,可是,一些领导人认为毛泽东是神,他的话是经典,他决定的事神圣不可侵犯,根本无法进行总结。当时,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提出要“拨乱反正”,就是要把多年来搞乱了的是非加以澄清,把颠倒了的黑白颠倒过来,当然也是无法进行的。当时,人民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不行,因为是毛主席定的案!人民要求邓小平恢复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不行,因为是毛主席定的案!人民悼念周总理时要称他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行,也因为是毛主席定了的!人民要求批判张春桥姚文元的反动文章,也不行,因为这些文章是毛主席审定的!十年内乱时定的罪:全国各条战线的工作都是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黑线专政”。例如所谓的“教育黑线”就是这样定的罪。“四人帮”一伙对十七年的教育工作有两个估计:一是十七年的教育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二是十七年培养的学生,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后还说,大多数知识分子是挖社会主义墙脚的。这就给全国教育战线的教职员和学生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人们要求推翻这些诬陷全国几千万工作人员的荒唐罪状,也不行,因为这也是毛主席审定的!总之,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粉碎了,而他们强加给全国人民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枷锁仍然紧紧地套在脖子上。
  这个枷锁是十分坚固的。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按既定方针办”,换汤不换药地继承了毛泽东的衣钵。相当多的干部和群众虽然经过十年内乱的磨难,但还没有从对毛泽东的现代迷信中猛醒过来,仍然习惯于“按既定方针办”。
  一九七七年初,粉碎“四人帮”已过去了半年多,各项工作都不能迈开大步向前进。就在这个时候,在一些秀才的参与下,写出了那篇同样“名垂千古”的、正式宣布以“两个凡是”为重大决策的文章,那就是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人民日报》刊出的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
  2. 耀邦同志之所以配称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因为他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更宝贵的是他善于在实践中运用这些理论,并根据实践来发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  
  早在一九七七年三月,他刚刚从“四人帮”的压制下解放出来,担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面临百业待兴、万难阻路的艰险局面,究竟从何着手?就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难题和严峻的考验。耀邦同志眼见全国冤假错案堆积如山,绝大多数开国元戎、党政要员、卓有功勋的文官武将、科学文化领域的精英雄杰,死的死、残的残,九死一生的人也妻离子散,很多人仍然处在监禁劳改之中。他想,如果不赶快为他们纠正冤假错案,平反昭雪,把他们解放出来恢复工作,那么,“文革”后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以及破败的政治残局,又由什么人来收拾和挽救呢?
  于是,手里刚刚掌握有一点权力的胡耀邦,正确地选择了突破点,他最先日以继夜所努力的事,就是如何千方百计地促进平反冤案和解放干部。
  他一到中央党校,就找了几位同志一起讨论酝酿,共同商量,并取得一致的认识,先撰写一篇文章,题目就是《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对这篇文章,他字斟句酌地一改再改,一再征求一些同志的意见。我当时是人民日报的总编辑,他同我商量过好多次,他把原稿交给我,商定登一个版。我把排好的清样送给他,他还是一等再等。他先后改了十几次,就像一个即将临阵杀敌的勇士一样,把自己的宝剑一磨再磨,不轻易出鞘,最后选定在一九七七年十月七日,粉碎“四人帮”一周年的纪念日,才在《人民日报》上刊登出来。
  这篇文章有如万里惊雷,引起了全国上上下下的热烈反映。多少人全家老少聚集在一起,满脸热泪,一再阅读这篇文章,认为这是粉碎“四人帮”以来最得人心的决策。推翻几十年来的一切冤案,使千百万含冤负屈的人们重见天日,恢复工作,恢复正常人的生活大有希望了。人民日报每天收到的电话不断,一个月之内收到读者来信和电报一万多封,文章的作者在两个月内收到两麻袋的信件,表示对这篇文章百分之百的支持。
  但是,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长对这篇文章却坚决反对,说它是一株大毒草。中央组织部的大批老干部顶着组织部长的压力,在组织部大楼内贴满了大字报,热烈响应《人民日报》发表的平反冤案、解放干部的号召,反对那位部长的倒行逆施。这些老同志把一大卷一大卷的大字报送到人民日报编辑部,报社根据胡耀邦的指导思想,把这些大字报加以编辑,编写了一份内部材料。
  报社把这份材料也送给了耀邦。他焦急万分,一面翻阅着这些老同志的大字报,一面在办公室里来回转圈。他把那篇文章的作者找来,又把人民日报的同志也请来,经过反复研究,又写成了第二篇平反冤案的评论《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他同我商量,用“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刊登在十一月二十七日的头版头条地位。而且在一版配合发表了五封读者来信,为平反冤案、解放干部,发射了第二颗重型炮弹。在发表这篇评论以后的半个月,就是在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央决定撤换组织部长,胡耀邦同志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的新部长。他掌握了更大的权力,感到担子更重了,立即开始了全国的平反冤案和解放干部、安置干部的工作。他一方面开始了极为繁重复杂的组织工作,一方面继续组织撰写了一九七八年一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切实整顿组织部门落实干部政策》和一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切实清理干部积案落实干部政策》,同时,他建议人民日报在显著地位刊登各地开始落实干部政策的消息。
  平反冤假错案是一场十分艰巨的斗争,各方面的阻力很大,首先是各级组织部门。各地方各条战线上的冤假错案一时解决不了,人们就纷纷到各省市委、中央各部委和各级党报上访,一时间上访人员激增。耀邦同志决定召开信访工作会议。中央办公厅一九七八年九月全国信访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上耀邦提出:落实干部政策的根据是什么?是事实,也就是干部过去的实践。判断对干部的定性和处理是否正确,根本的依据是事实,经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查核实,分析研究,“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耀邦同志提出的这“两个不管”的方针同“两个凡是”是尖锐对立的。谁知中央办公厅的负责人,竟然把中央组织部长的这段讲话在出简报时一笔删去,可见阻力之大。  
  “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阻挡着平反工作的进展。耀邦同志更加认识到,要比较顺利地开展平反工作,必须在思想上、理论上和政策上扫清“两个凡是”的势力。这是甘冒“逆鳞”大罪的危险举措。因为“两个凡是”正是当时的中央主席华国锋和副主席汪东兴所坚持的观点。他们曾经正式宣布:“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众所周知,建国以来,所有最重大的冤案,都是毛泽东作出的决策,甚至是他亲自作出的指示。比如反右派、反右倾,比如批斗、罢免彭德怀,比如诬陷害死刘少奇,比如两次打倒邓小平等等。要平反冤假错案,就不仅要触犯“英明领袖华主席”,更主要是要触犯“伟大领袖”毛泽东。既然是他老人家钦定的,哪个吃了豹子胆的人敢去太岁头上动土!   正是胡耀邦,他有理有据、理直气壮地敢于去触犯这个“逆鳞”,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因而,在吹响平反冤案的号角以后,耀邦同志毅然决然地策划和组织对“两个凡是”观点的批判。先从思想理论上阐明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社会实践,而不是领袖人物的某一句话、某一项指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  
  作为中央党报的总编辑,我深深感到,耀邦同志堪称为一位杰出的宣传工作的组织领导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两篇传世佳作,就是经过他亲自设计主题内容、亲自组织人员撰写,亲自修改定稿的。他组织党校的理论动态、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和新华总社联合作战,密切配合,开展这一场大讨论,在思想理论上解除了平反冤假错案最大阻力的思想武装,保证了这场斗争的不断前进,扩大战果,取得了空前的伟大胜利。  
  当然,这场大讨论的伟大意义,还在于端正了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为我们党正确的组织路线打下了理论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此作出了高度的评价。  
   3.应该说明的是,当耀邦同志领导发动平反冤案和真理标准两场大斗争时,他仅仅是一位中央委员,仅仅是党校副校长和组织部长。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后调任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长,对人民日报才建立正式的领导关系。在这之前,他对人民日报实际上已经产生了领导作用。他对我并没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我之所以在实际上接受他的领导,仅仅是因为我们之间志同道合,因而建立了相当密切的工作和友谊关系。  
  我和耀邦之间的比较亲密的联系,发生在“文革”后期。“文革”以前,我们虽然有一些接触,由于我这人不善于结交朋友,我们只是一般的同志关系。“文革”后期,一九七四年下半年,我得了严重的肝炎,经常到协和医院去看病。这时,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像我们这些副部级以上的干部,恢复了相当优越的医疗保健制度,我们这些中央直属单位的领导干部,都在协和医院的第二门诊部看病。在这期间,我与耀邦同志常常在医院里碰面,我们在等待医生诊病的空隙进行过几次亲切的谈话。我们一见倾心,对党和国家的大事,对当前的主要问题和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有十分一致的看法。当时我们都是被批斗的“黑帮”,在行动上都失去自由,但是在看病的时候,恰恰摆脱了监管。我们不仅可以因看病而相遇,也可以以看病为由而相约聚会。到一九七五年下半年,在邓小平复出开展全面整顿的时期,他解放出来调到中国科学院担任核心组的第一副组长,我被借调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他领导起草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我参加写作的《论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就是在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后受到批判的三株大毒草中的两株(另一株是由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二十条)。从这时起,我经常到他家去拜访。  
  恰好,他的妻子李昭同我的妻子胡一哉,“文革”前曾经同时担任过北京市纺织局的副局长。我们夫妻经常到他们家作客,都不在客厅闲谈,而是在他们的卧室里促膝谈心,交换消息,分析时局。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立即去向他通报消息,他说他早就知道了。过了几天我去见他,他说叶帅派叶选宁去看他,他给叶帅带话,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的事业面临中兴时期,一切工作都面临重新整顿,要全面振兴中华。他详细地给我解释他带给叶帅的话:“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他说,当前什么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快;第二是平反冤假错案,人心大喜;第三是把生产搞上去,人心乐开花。”耀邦同志对问题深思熟虑,再思三思,所以他的话总是出口成章,文情并茂。他说的“人心大快”、“人心大喜”、“人心乐开花”,十分精彩,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我在一九七七年一月被正式任命为人民日报总编辑,他在三月被任命为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更加密切起来。他在宣传上有什么想法和打算,总是找我商量,我在宣传上有什么计划和问题,也总是向他请教。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他任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以前,他对我并没有工作上的领导关系,但我总是把他当作长者,当作兄长。虽然他仅仅比我大一岁,但他是长征干部,阅历比我丰富得多,我自觉地接受他的思想领导,在重大的宣传布署上,自觉地接受他的组织安排。比如前面提到的关于平反冤案和真理标准的宣传。他是一位杰出的党的组织工作的领导人物,又是一位杰出的宣传工作的领导者。  
  在平反冤案时期,他不仅为人民日报准备了那篇著名的文章,而且还继续指挥人民日报配合平反工作的实际进展,连续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人民日报也主动地进行配合,陆续刊登了一些很好的读者来信和各地落实干部政策的新闻。耀邦同志看到这些来信和新闻,都马上打电话,鼓励和表扬我。比如我们刊登山东第一次给一个大队支部书记摘掉“走资派”帽子的新闻,还配合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对于新华社发的宁夏落实干部政策的长篇通讯,人民日报作了三行通栏大标题,耀邦同志都给予我们很高的评价。  
  在整个平反右派的伟大战役中,耀邦同志也很注意充分调动人民日报的积极性。他所召集的重要会议,总要通知人民日报、新华总社等新闻单位参加,我们不断写出新闻及时报导。记得《人民日报》发表公安部为右派全部平反的新闻,在全国引起震动,对推动平反右派工作起了很大作用。一九七八年九月,中央组织部等五个部拟出《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的中央“五十五号文件”转发全党的时候,耀邦同志在事先就指挥新华社写好了《全国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新闻和《人民日报》的社论《一项重大的无产阶级政策》。可以说,在整个平反工作进展期间,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是密切配合并肩作战的,充分体现了耀邦同志的组织领导天才。  
  这个时期,人民日报为平反冤案、解放干部,也在千方百计地作促进工作。比如在陶铸同志平反前,发表了他女儿陶斯亮的文章;陆定一同志平反前,编写了他的夫人严慰冰写的关于他遭受迫害的内部材料报送中央;对于刘少奇同志的平反,人民日报也编发了王光美同志写的内部材料。我们还特别重印了几千份延安时期党中央编印的《整风文献》,其中有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是在“文革”中被全国批判的“黑修养”,这本《整风文献》在少奇同志正式平反以前印发出来,是冒着很大风险的。但它向全国早早地吹了一股热风,表明少奇同志的千古奇冤很快就会平反昭雪了。登陶铸女儿的文章,我事先向耀邦同志请示过。关于陆定一和刘少奇的内部材料,都是直接送到他手里,他很快就批转给中央领导同志。记得当我把报社重印的《整风文献》送给他时,我说:“我们买了一台影印的机器,为了试一试这个机器的效能,我特别选了《整风文献》,印出来的效果很好,比延安时期的老版本漂亮多了。”他看了看目录,把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翻了一翻。对于应该很快为少奇同志平反,我们都心照不宣,他高兴地说:“你真鬼!”这三个字对我是很大的鼓励。当时,有的权威人物批判我“胆大妄为”,我也满不在乎了。  
  在真理标准讨论的宣传中,胡耀邦同志不仅一再找作者商谈如何写作,写出初稿后如何一再修改,而且他还考虑如何发表。按一般情况,这样精彩的重要文章,应该作为《人民日报》的社论来发表。他同我讨论过几次。如果作为社论,按组织原则,必须事先送给分管宣传的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同志审查,那就肯定通不过。先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然后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作为“特约评论员”的文章,这是耀邦的精心策划,是同杨西光(光明日报总编辑)和我一起商量决定的。这篇文章登出来的当天晚上,吴冷西打电话对我进行了严厉批评,我先用电话向耀邦作了通报,第二天我把记录稿亲自送给他。他说,这当然不是吴冷西一个人的意见,他是领导层的代言人,必须撰写另一篇文章来进行针锋相对的批驳。这时,《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虽然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和拥护,但也受到汪东兴等政要的严厉批评。因而在第二篇文章写作过程中,耀邦同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罗瑞卿同志商量好后,用解放军报特别评论员的名义,在《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上同天发表。这也是他同我们几个新闻单位事先约定好的,这充分反映了耀邦同志的卓越胆识。  
  为了扫除对这场讨论的思想阻力,乘胜前进,耀邦同志继续组织力量为人民日报撰写了《评“左”比右好》《端正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跳出旧框框多想点问题》《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等本报评论员文章。这些都是经过耀邦同志的精心策划、一再修改过的。比如他在审阅《端正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一文的原稿时,在“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就必须以发展的眼光看毛泽东思想,决不能把它看成凝固不变的”一段话之后,耀邦同志亲笔加上了这样一段话:“那种认为革命导师说过的一切都要照搬照抄照办,而没有说过的都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干的态度,是直接违背马克思主义的。”  
  在这个讨论开展的过程中,耀邦同志还经常指点我,要报导哪方面讨论的新闻,要注意侧重于思想理论方面的讨论,千万不要大轰大嗡,不能搞形式主义。  
  耀邦同志是这场大讨论的倡导者、组织者和推动者,为重新确立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做出了重大贡献。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4.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耀邦同志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担任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长,五中全会上又当选为政治局常委、总书记,从此,他担负起直接领导中央党报的任务。人民日报的重要文章,一般的按稿件内容,分别送给书记处分管各条战线的书记审查,只有最重要的稿件,才直接送耀邦同志审查。一九八九年耀邦逝世时,人民日报社编委办公室同志仅就报上发表的文章,进行了一次关于胡耀邦和人民日报的研究。经过耀邦同志审阅、修改、定稿的人民日报社论和评论员文章,仅仅查到原稿的,就有一百多篇。有些稿件送他审查,他把作者叫去当面提意见,当面修改,原稿上就没有他的笔迹和签字;有的稿子送他审阅,他没有意见,也没有修改,打电话来说他同意发表,也没有把稿子退回。  
  除了上面说到的关于平反冤案和真理标准讨论两项具有十分深远意义的决策以外,耀邦同志还组织了两次重大问题的讨论:一次是“关于生产目的”的讨论;一次是“关于人民群众主人翁地位”的讨论,影响也是很大的。  
  耀邦同志针对多年来工业建设中的严重偏向,抓住“我们生产的目的是什么”的核心问题,策划和组织了文章,指导人民日报带头开展了一场“生产目的”的讨论。可惜受到了保守、传统势力的严重干扰,半途而废,没有发挥到预期的作用。   关于生产目的的讨论,从一九七九年初就开始酝酿了。当时,人民日报草拟了一篇社论《人民生活只能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改善》,送耀邦同志审阅,他对此提出了几点意见:“一、每个生产单位的领导干部,都要在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搞好生产条件下,理直气壮地逐步改善广大职工生活,并把这两条作为办好企业学大庆的主要标志。二、每个机关、学校和事业单位的领导都要在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搞好自己的工作和业务的同时,想方设法搞好公共福利,有条件的要自己动手搞好副食生产,逐步改善大家生活。三、各级领导干部,都要以身作则,同广大群众同甘共苦,奋发图强,把生产搞上去,把工作搞上去,把生活逐步搞上去。反对特殊化,反对走后门,反对当官作老爷。”在这个批语里,耀邦同志把关心群众生活问题提出来了。我们根据他的意见作了修改以后刊登出来。  
  到了九月,人民日报理论部编的内参《理论宣传动态》一百一十三期上刊有一篇题为《斯大林对雅罗申柯为生产而生产观点的批判》的文章,提出:在我国经济调整中应该重视社会主义基本规律,注重消费品生产,注重改善人民生活的问题。耀邦同志在这期《动态》上作了几处眉批,还另写了一个批语,把这期《动态》转给了中央党校。他提出:这期《动态》“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可惜没有根据我们经济战线上同志们的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进行充分的解剖,因此,文章缺乏针对性和战斗性。请你们根据这篇东西提出的思想,精心讨论几次,写出一篇东西来。希望在四中全会前能完成。这是一篇极其重要的文章”。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同志按照耀邦同志的意见写成了一篇论文,先发表在党校《理论动态》上,广泛征求意见并加以修改后,才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在《人民日报》二月二十日一版头条地位,题目是《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评论员文章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的目的是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需要。因此,应当在可能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满足这种需要。我国有九亿多人口,人民生活需要不断得到满足,又反过来刺激生产。这是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人民生活安排好了,特别是八亿农民生活安排好了,中国的大局就稳定了。就是说,我们考虑和安排国家当前的和长远的计划,必须充分体现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可是,多年来我们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为生产而生产。”  
  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长期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忽视人民生活,甚至认为强调人民生活就是忽视政治的所谓经济主义,因而长期热衷于搞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搞重工业,以钢为纲,追求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在制订和执行国民经济计划时,不是首先考虑甚至不考虑人民的食品、工业消费品、住房要提高多少,而首先考虑重工业要多少钢,这种搞法实际上不是为消费而生产,而是为生产而生产,为计划而生产,为指标而生产。因而,在这一社论发表两天以后,人民日报又在显著地位刊登了经济学家于光远同志的文章《谈谈“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理论”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上阐明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问题的重要性,指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的问题,涉及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问题。”  
  很快,这个问题得到经济战线和广大读者的欢迎,写来了很多稿件。人民日报在耀邦同志的指导下,开展了关于生产目的的讨论。绝大多数读者赞成《人民日报》文章的意见。同时,也有一些同志持完全不同的意见,主要是认为否定了工业学大庆中“先生产、后生活”的经验。  
  在写这篇评论员文章时,已经考虑到大庆经验,因而特别写了一段来肯定“先生产后生活”的积极意义和这一口号在特殊条件下为了克服困难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只是从理论上来分析这个口号的片面性和推广这一经验时的误解。这种理论的探讨并不否定它的特殊作用,可是仍然引起了好些人的误解,在中央领导层中也产生了不同意见。  
  对一个理论原则问题存在不同意见,是正常的,用不着大惊小怪。以后《石油工业简报》《大庆战报》《华北石油报》等都发表文章来批评《人民日报》的文章。我以为这是好现象。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由于《人民日报》是中央党报,一同《人民日报》“口径不一致”,就认为是同中央不保持一致;一批评《人民日报》就认为是批评中央。久而久之,弄得只能是《人民日报》批评其它报纸,其它报纸不敢批评《人民日报》,这是很不正常的,是缺乏具体分析和无限上纲的表现。现在有其它报纸批评《人民日报》的文章,这不是很好吗!对于这些不同意见,耀邦同志处理得很慎重。他再三研究,指示人民日报继续开展这一讨论时,不要发表新闻来造声势,要把着眼点放在分清理论是非上。可以刊登批评《人民日报》观点的文章,整个讨论都要严格限制在理论观点的探讨上,造成真正平等的学术交流气氛。   可是,胡乔木同志不同意这个讨论。这也是正常的。遗憾的是他说不服耀邦,就去向当时的最高领袖华国锋告状。老实说,华国锋同志理论水平是比较差的,加上他存在相当严重的左倾思想,因而他接受了乔木同志的意见,同意《人民日报》停止这一讨论。  
  我们知道这个情况以后,我特地给耀邦同志写了一封信,现在将这封信的底稿抄在下面:  耀邦同志:  
  我们得悉中央有意停止关于生产目的的讨论,感到突然,想在这里陈述我们的意见,并请转呈中央。  
  十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十月二十二日又发表于光远同志的文章《谈谈“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理论”问题》后,受到各方面普遍重视。北京、上海、辽宁、陕西、四川、黑龙江、山西、河南、天津、内蒙古、甘肃、青海、新疆、吉林、湖北、湖南、江苏、山东、河北、广东等二十个省、市、自治区的报纸,先后发表了当地理论、宣传、经济部门座谈讨论的情况,或者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和理论文章,有的还开辟了专栏。各地如此热烈响应这个讨论,这说明客观情况有这个需要,说明普遍感到这个问题的提出确实抓住了目前经济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把这个问题弄清楚,有利于使人们按照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有利于党的八字方针的贯彻执行。毛主席历来强调结合经济工作去做思想工作,现在报纸上讨论这个问题,将会对我们的经济工作起良好的推动作用。讨论中涉及到生产和生活的关系问题,如何对待条件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有现实意义的,是值得弄清楚的。尽管在讨论中有不同意见,但这个问题应该公开讨论,这一点却是大家意见一致的。  
  现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已经开始展开讨论,并且劲头很高。前些天听说,这个问题没有在政治局讨论过,要考虑停止。我们认为停止不利,曾当面向你陈述我的理由。后来采取了一些缓冲的办法,暂停十天,十天以后再约集各方议一下,以期取得一致意见。这期间,乔木同志曾在中宣部的双周座谈会上谈过,大意是:有人说要用真理标准问题那样的态度来讨论生产目的的问题,这就造成了紧张。大家都知道,真理标准的讨论意味着什么。人们会想到是不是党内又有两个阵营,讨论这种问题可能引起爆炸。对于乔木同志这个意见,我们是有不同看法的,但由于时间短促,未及提出意见。现在,我们仍希望中宣部采取民主的办法,召集一个会,听取一下有关方面的意见,慎重考虑,然后作出决定。我们认为,就重要性来说,这个讨论不亚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但这个讨论应是针对思想而不是对人。从方式说,不应该采取由各省负责人表态的那种办法,至少报纸上不登这样的消息,避免给任何有不同意见的同志造成压力。另外,不要搞形式主义,不要造声势。要注意平等对待不同意见的文章,让不同意见都可畅所欲言,坚决反对扣帽子、打棍子、抓辫子,提倡心平气和地摆事实,讲道理。我们认为,只要注意了这些,就不会发生什么“爆炸”,不会造成一种印象,好像现在又要抓一个“雅罗申科”。相反,如果现在突然停下来,来一个急刹车,倒是很难向大家讲明理由,也很难避免下面各种的猜测。  
  以上是我们的意见,未知当否?请示!  
  胡绩伟  
  这封信发出去几天以后,耀邦同志约我谈了一次话。大意是说,这次讨论从发起到展开都是他负责指导报社做的,一切由他负责,希望报社照顾大局,照顾团结,也照顾他的困难,把这次讨论停下来。我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他很激动,一下站起来,对我大声说,发动由他负责,停止也由他负责,只希望我服从中央的意见,把这次讨论坚决停下来。我从没有见他这样激动过,我体会到他受到很大的压力,实在是万不得已,才违心地停止这次讨论。我也只能回报社说服编委会坚决停下来。于是这次讨论就这样中途夭折,也没有向读者作任何交待。  
  耀邦同志对这一讨论的重要性仍然紧记在心,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思想仍然坚持不放。过了一年多,在一九八一年初,耀邦同志又作了一个重要讲话,强调建设四化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根本问题在于调动亿万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此又发动了一次关于人民群众主人翁地位的重大讨论。人民日报根据耀邦同志讲话的精神,在一九八一年四月十三日发表了社论《伟大前程与实干精神——论建设社会主义的主人翁态度》。社论指出:“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进行过两次重要的讨论。第一次是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第二次是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第一个讨论,解决了一个根本问题:真理的标准不是领袖人物的只言片语,而是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它破除了现代迷信,推动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对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产生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作用。第二个讨论,解决了经济工作中一个根本问题:把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摆在经济工作首位,对于摆脱经济工作中左的指导思想的错误,顺利地进行经济调整,起了应有的作用。现在我们提出实干精神的问题,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主人翁态度问题,是想进一步明确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不仅经济工作,我们的一切工作,目的都是人民,是人民的利益和幸福。一切为人民,一切也要依靠人民。人民是我们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翁,社会主义事业为了人的解放,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依靠人的奋斗。把这一点弄明确了,就能重视加强和改善人的工作,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从而对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现四化,产生巨大的效果。”社论还指出:“社会主义应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变成了林彪、‘四人帮’宣扬的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但是,社会主义不只是满足人民的物质需要,还要保证人的才能获得充分的发展,要建立新型的人与人的关系,要培养社会主义新人,要提高人的精神境界。”   这一重要社论发表以后,引起了强烈的反映,开展了关于人民主人翁地位的讨论,很多基层单位也自下而上地进行了学习和讨论。通过这一讨论,进一步明确了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创造精神,最后汇集到为社会主义实干的具体社会实践中去。  
  耀邦说,有的人把“人民是主人”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在耀邦同志发表这一讲话和发动这一讨论的两个多月前,胡乔木同志在社会科学院讲话时,竟公然反对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人民是上帝”的思想(这话是毛泽东同志在《愚公移山》中说的)。他竟然举例说人民代表大会五届三次会议通过了今年的预算,结果这个预算还是要修改,以此证明是“人民犯错误”。在两年以后,一九八三年十月,他到人民日报社批判我时,也说过类似的话。他斥责一些人是“人民崇拜”,说中国人口搞得这样多,不是毛主席不听马寅初的劝告,而是人民犯了错误,是很多人都想多生孩子。这话,引起知识界的讥笑。  
  耀邦同志对人民主人翁的思想,同乔木同志的思想是鲜明对立的。这就更容易理解耀邦同志在这年十一月二十日所作的《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报告的精神,以及胡乔木同志二月十六日针对耀邦讲话为什么会表现出那样反感的原因。  
  对这两次讨论的态度,不仅表现出对待人民的两种思想,而且表明在处理这两种思想矛盾时,乔木等同志所采用的手法都不是真正同志式的、与人为善的态度。这种不正常的手法又反过来表明这两种思想矛盾的尖锐程度,更明显地暴露了左倾力量同人民存在势不两立的矛盾。他们在哲学上批判人道主义和异化,在政治上批判人民的公仆异化为人民的主人,在经济上批判解放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权利,在新闻上批判强调人民性。  
  5.说到这里,我还得拉回到提出“四个坚持”时如何对待人民群众的思想分歧。  
  当时,很多同志都认为提出“四个坚持”有利于挽回十年动乱后几乎丧失殆尽的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在人民群众中,特别是知识界和青年中,的确存在很严重的“三信危机”,对党、对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都大大丧失了信心。这自然是因为二十多年的左倾错误和十年极左路线把我们党、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糟蹋得面目全非所造成的严重恶果。经过十年动乱本来应该猛醒过来,痛改前非,认真总结惨痛教训,批判过去的错误,特别是批判毛泽东同志后期的错误思想,不仅在思想理论上进行纠正,而且在实际工作中痛改前非,才能真正达到逐渐挽回“三信危机”的目的。可惜,当时主管思想理论工作的胡乔木,甚至包括某些高层领导人,并没有真正猛醒过来,仍然摆不脱过去那一套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实际上在很多方面仍然用老一套的办法来企图维持早已丧失的人心。他们不把眼睛盯在党的工作和领导干部作风的拨乱反正和除旧革新上,以挽回人民群众的信心,而是把眼睛盯着人民群众,特别是对广大青年,责怪他们不应该丧失信心。当时,全国人民热烈庆贺粉碎“四人帮”,热情希望新的当权者切实总结惨痛教训,坚持进行拨乱反正,陆续平反大量冤假错案,赶快解放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大批老干部和一切受害者。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热情奔放地集会庆贺胜利,揭发检举林彪“四人帮”的罪行,上访申诉冤情,一时,各种群众性的活动风起云涌。应该看到这是广大人民对党和政府从失望转向希望的表现,是人民的觉醒,是国家的勃勃生机,是大好事。不可否认,在这中间,当然免不了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有两种反动势力妄图兴风作浪。一种是林彪、江青反党集团的死党余孽,他们仍然打着“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走资派”的招牌,妄图维持封建法西斯专政;另一种是国内外其他反动势力,在趁机宣传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已经彻底失败,企图动摇人民的信心,阻挠拨乱反正。显然,第一种反动势力在当时是相当强的,是主要的;第二种反动势力是极少数敌对分子的阴谋活动。可惜,我们某些高层领导人在反对“两个凡是”时,看不到那股极左势力正是“两个凡是”的同盟军,反而夸大其他敌对势力的危险性,甚至把广大青年要求彻底肃清“林江反党集团”的余毒,要求平反冤假错案,要求拨乱反正,除旧革新,也看成是少数坏人煽动起来的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对于人民集会、上访、贴大字报等正当活动,不是站在群众的前面欢迎,保护其积极性,将其引上安定团结的正道,而是忧心忡忡,惶惶不安,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去加以压制和打击。  
  而胡耀邦同志在这时却是比较清醒的。在对待当时西单民主墙的群众运动时,他尊重人民主人翁地位的态度是十分鲜明的。这时,他呕心沥血,做了很多工作:一、加强党政机关的群众来信来访工作,热情接待上访群众;二、加快平反冤假错案;三、加紧立法,对群众集会游行、上访请愿等立了临时法规;四、加强宣传,坚持正面引导;五、布置几个单位派人深入群众团体做工作。在第四第五两方面耀邦对我作了特别的指导。他专门找我谈过话,他说:我们党历来都主张站在人民群众之中而反对站在群众之上,他要人民日报社派出几位可靠的同志深入到几个群众自发组织的内部去,引导和影响他们不要误入歧途,同时对一些用心不良的人进行分化瓦解工作。他还亲自找这些同志听汇报、作指示。后来,那些坚持左倾路线的领导人污蔑这些同志是同坏人同流合污,耀邦同志又站出来保护这些同志。当时,我还建议把西单的民主墙搬到中山公园,加强党对这些大字报的领导。耀邦同志同意试办一下,后来曾选在月坛公园试办了一段,但是终于关闭了。在一九七九年六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届第二次会议的小组会上,耀邦同志曾经很激动地说:“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及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搞违犯‘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坚持认为我那样做是从大局着眼想的,即使多数人反对,我仍要保留自己的看法。”  
  由此看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以耀邦为代表的改革力量,同以几位坚持左倾路线的领导人为代表的保守力量之间的矛盾已经很深了。矛盾是多方面的,除了思想理论问题以外,围绕着如何对待人民群众方面,矛盾也是很尖锐的。  
  当时在建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廉洁政治方面,我自己经历过一场令人难忘的斗争。记得也是在一九七九年六月的五届二次人大会议时,我已经写好发言稿准备揭发汪东兴同志强行推倒中南海勤政殿,花了六百九十万元兴建自己的私宅。我特别请了一位内行算了一笔帐,然后我才在发言稿中作了具体的揭露。汪东兴修建这个公馆共五千三百八十七平方米,每平方米造价一千二百八十元,比人民大会堂每平方米的造价高五百八十六元,比北京饭店每平方米的造价五百七十一元还高出一倍多,超过一般住宅十倍。据初步计算,他这座公馆所花的资金,可以修宿舍楼四幢,解决一千户人家的住宅。他这座高级公馆,有一个五十七米的活动室,一个四十五米的餐厅,一个一百九十九米的电影厅,修了两层屋顶,三层玻璃窗,能抗九级地震,和毛主席纪念堂同一个标准,比北京饭店抗震标准高一倍。这座汪家大院就是现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办公处。在准备会议上讨论主席团名单时,我就提出汪东兴没有资格进主席团。谁知这一下惹来了大祸,说什么主席团名单已经政治局安排批准,作为党员不应同中央不一致。还专门开了人大代表党组会对我进行批评,说人大的所有重要文件都是政治局讨论通过的,就是说都是拿到人大去通过而不是拿去讨论的,我要求讨论便是错误!这种批评理由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如若这样,人大这个最高权力机关就成了党中央的表决机器了。当然,很多同志一直就是这样理解人大的民主的。我找到耀邦,把我的揭发材料给了他一份。我向他发牢骚,他劝我沉着一点,以后说话不要那么直,那么冲。  
  原来,批评我的深一层的原因,是我不应该揭露这一重大的挥霍公款、舞弊营私的丑事。在一定意义上说,这种贪污腐败的作风是任何政党失败的一个毒根。因为反贪污腐败是我们整顿党风的一个主要任务,我决心使人民日报在反对贪污腐败、提倡廉洁勤俭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虽然关于勤政殿的事不准在报上公开揭露,可是人民日报在耀邦同志的领导下,在反对官僚主义总题目下还是进行了几场大的斗争,如反对外贸部贪污、受贿事件,渤海二号沉船事件,萃华楼饭庄大吃大喝事件等等,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以后在人大会议上我作过希望中央机关搬出中南海,把中南海作为公园,党中央的经费预决算由人大审议,公布领导干部的个人财产,公开揭露大的官倒等发言。上述宣传都遇到很大阻力,我的发言也引起一些人的反感。历年来,在人民代表大会中,代表们经常发言的主题之一就是反对贪污浪费,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意见最多的也是贪污浪费。  
  6.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功绩,就是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把我党我国的工作重点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三中全会时,耀邦同志亲自主持起草了《加强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记得他同我谈过,“大跃进”以来,特别是十年内乱,我国受损失最重的是农业,受伤害最深的是农村,牺牲最大的是农民,因而在我们这个农业大国,在整个国民经济濒于全面崩溃、百业待兴的时候,首先要抓的就是农业,要从振兴农业着手来振兴整个国民经济。所以他在平反冤案、解放干部、端正党的组织路线,以及开展真理标准讨论、端正党的思想路线以后,他在一个时期内就集中力量解决农业问题。   当安徽、四川开始包产到户,人民日报进行宣传以后,引起全国上下震动。一方面得到广大干部和农民的热烈欢迎;一方面也受到很多领导同志的反对和指责,甚至骂人民日报公然违反三中全会关于农村工作的两个文件,公然反对人民公社。我曾多次向耀邦同志请示,他对人民日报的宣传首先是肯定、是鼓励。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两点:一是他说,三中全会的两个农业文件是试行草案,既然是“试行”,又是“草案”,理所当然的应该在“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的原则下,容许有所突破、有所创新。二是他强调我们整个经济体制都要进行大胆的改革,他要我特别注意邓小平同志在三中全会上讲话中所说的:在全国改革的统一方案没有制订出来以前,可以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广。他说他已经同安徽和四川的领导同志通过电话,了解那里的情况,认为他们做得是对的,人民日报完全应该报道。因而从一九七九年初开始,人民日报对安徽、四川、内蒙、广东、云南、贵州等地的农村突破人民公社体制的尝试,进行了热情的鼓励和连续报道。  
  由于受到国务院农委和中央宣传部某些领导人的强大压力,《人民日报》在三月十五日刊登了一封反对包产到户的“读者来信”,受到安徽等地的强烈反对。耀邦要我赶快补救,于是在这月底刊登了安徽省农委的来信,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一九八二年秋,我到安徽作了一次农村调查,耀邦同志还专门听取了我的调查汇报。   人们普遍称赞人民日报在改革人民公社体制方面立了大功。其实,首先应该归功于安徽和四川等几个省的领导同志,也应该归功于胡耀邦同志对人民日报的领导。  
  农村改革,活跃了农村经济,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好转。农村改革的成功,极大地影响了城市改革。城市手工业逐步恢复,允许私人开店,个体摊贩活跃起来,大工业也在研究改革试点,如首都钢铁公司就试行承包。人们十分高兴,有的人夸大说:“包字进城,一包就灵。”人民日报对这些新气象都及时作了报道,当然也引起一些人的反对。记得《人民日报》刊登“二道贩子”的消息时,就被指责为宣传资本主义。我曾经为此请示过耀邦同志,他说,我们要发展商品经济,就需要发展运输,需要搞活流通,无论短途运输还是长途运输,都应该鼓励,他要我们以后不要用“二道贩子”的名词,改用“运输户”,或者叫搞短途运输的或者搞长途运输的。  
  在城市各行业欢迎农村改革新风的大好时刻,党的总书记耀邦同志于一九八三年一月二十日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精彩报告,号召学习农村改革的精神,逐步开展城市经济改革。人民日报立即根据耀邦报告的精神进行了宣传。耀邦表扬了首钢的改革,我就带上记者到首钢去进行采访。谁知这偏偏惹得主管宣传的胡乔木同志大发雷霆。耀邦同志讲了些什么呢?  
  耀邦同志在报告中,注重阐明小平同志“要搞四个现代化,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没有改革,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思想。耀邦提出“从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革,坚持而有秩序地改革”的总的改革方针。他说:“什么是全面而系统地改?全面就是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任务,都要破除陈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他对五年来农业进行的巨大改革,作了高度评价以后说:“现在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都为我国农业的极大好转而欢欣鼓舞。为什么曾经使我们最发愁的农业反而走到前头了?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在农业的政策、体制和经营管理上进行了巨大的改革,还有领导作风也发生了转变。这是一次从来没有过的大胆改革。这个改革今年才在全国普及,一共花了五年时间。当然在这以后还要继续发展和完善。既然农村的改革使我们得到了胜利,又学到了东西,这就给我们很大启示。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其他战线的改革,也将会给我们带来新的胜利和新的领导才能。”他还说:“近年来,我们的一些地方,一些同志,在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启发下,在工商业方面勇敢地搞了一些各种形式的企业经营管理责任制的经验。这种经营管理责任制的根本要求和根本做法,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叫作:以承包为中心的,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相结合的,职工福利和劳动成果相联系的经营管理责任制。”耀邦同志在强调国营大企业改革的重要性时说:“长期以来,我们许多同志都感到社会主义经济的弊端主要是缺乏活力,也就是企业缺乏应有的主动性、灵活性,职工缺乏应有的积极性和责任感。”他在这个报告里总起来说:“几十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证明:先进的公有制,还必须靠先进的方式去管理。恰恰在这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上,我们不敢改革,不敢创新。”他还在这个讲话中专门谈到了科技文教战线,批评了我们长期以来对知识分子采取了错误的政策,提出在这些部门也要进行改革。  
  耀邦同志讲得真是太好了,中央党报根据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进行宣传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会引起胡乔木同志大发雷霆,对人民日报的领导人进行声严色厉的训斥?  
  仔细想起来也不是没有来头。像胡乔木这样的左倾头脑,总认为农村改革是搞资本主义,是违背马列主义;改变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体制,就是反对毛主席。让他们讲道理,说不出道理;摆事实,又拿不出维护其歪道理的事实。他们满肚子的气无处发泄,于是一方面对一片大好的农村形势找毛病,到处挑剔;另一方面就尽力反对和阻挡农村这股春风吹进城市,反对和阻挡八亿农民初步享得生产民主权利以后,促进城市改革的勃然兴起,因而对耀邦的讲话和人民日报的宣传十分反感,一肚子气都发在人民日报身上。  
  在耀邦讲话两个星期以后,一九八三年二月十六日上午,胡乔木把我们(即当时担任社长的我、总编辑秦川、管理论宣传的副总编辑王若水)叫到他家里,对耀邦的讲话进行了严厉的指责,说耀邦讲话“违背了十二大精神”(因为他认为十二大精神是搞共产主义),批评人民日报按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进行宣传是“头脑发热”(在我写的《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邦下台》一书中,刊载了乔木的讲话全文,这里就不去重复了)。  
  一个书记处的书记批评总书记,我认为应该有这种正常的民主风气,多年来我们没有。但是这种批评最好是当着总书记的面讲,或者在有总书记参加的会议上讲。而这次,却是背着总书记讲的,而且是专门向自己直接领导的下级讲的。这位一再强调党性原则和组织纪律性的高层领导同志,这次却什么都不在乎了。  
  7.在耀邦同志审阅的稿件中,有一些很重要的修改,表明耀邦同志对一些重大的原则问题提出了精辟的见解,值得特别加以说明。现选出几件写在下面。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完整准确地理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根据耀邦同志在中组部落实干部政策座谈会上的讲话写的。他在这次讲话中系统地谈到了党对知识分子的问题,谈到“团结、教育、改造”方针形成的历史原因,谈到知识分子经历的历史变化,最后说明:“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因而明确地提出:“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已经不再适用于新情况下的知识分子,而应该采取‘信任、依靠、放手使用’的方针。”这篇本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反映和阐明了他这次讲话的新精神。在发表以前,编辑部将文稿送给他审阅时,他加了很重要的一段。文稿在分析四化建设需要知识分子后提出:“我们肯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并不是说,知识分子今后就不要教育和改造了。”紧接下来,耀邦同志补充这样一段:“至于说,现在两千多万的知识分子中,是不是也有反对社会主义、仇视社会主义的人,甚至还会出现现行反革命分子呢?当然会有。但这是极个别的现象。工农干部出身的国家工作人员和工人、农民中,也有这种极个别的情况,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对于这一点,我们要保持警惕,但不应因此否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进步,不承认他们的绝大多数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一段文字,对知识分子政策起了扭转乾坤的作用。因为我们几十年来都是把知识分子当成“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来对待,不是团结对象,只是改造对象。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整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进行无情打击和残酷斗争,知识分子是臭老九,被压到社会的最底层,处于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惨痛境地。耀邦同志策划和修改这一评论员文章,所起的振聋发聩作用是可想而知的。  
  有些文稿,耀邦同志在审阅时,虽然只改几个字,所产生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了。比如,一九八○年的“七一”社论《奋发图强搞好党风》中原来有这么一段:“为了搞好四化建设,为了担负起摆在我们面前的各项繁重任务,必须加强党的领导。”耀邦同志审阅时,在“必须”两字之后,加上了“用改善党的领导来”几个字,全句就变成“必须用改善党的领导来加强党的领导”。这几个字的改动,就体现了一个十分重大的原则问题。  
  在写作这篇“七一”社论的过程中,我同乔木同志发生了原则的分歧。我不同意写“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主张改写为“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和坚持、加强党的领导”。我认为只有改善党的领导才能加强党的领导,不先改善党的领导,就不可能坚持党的领导和加强党的领导。我对乔木同志说:如果党是错误的领导,是坚持不下去的,而加强错误的领导,只能是失败不会是成功的。可是乔木同志反对我的意见,认为我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他说:首先要承认党的领导,然后再谈党应如何领导。因为如果根本不承认党的领导,那么去讨论怎么领导,这就是毫无意义的。我向他解释说,经过二十几年左倾路线的领导,特别是经过十年内乱的封建法西斯式的领导,我们自称是“共产党领导”,实际上早已是威信扫地,人心背离。如果不首先改善我们党的领导,而去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比如坚持和加强一言堂、家长制、个人迷信的领导;加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领导;加强穷社会主义的领导,就只会越坚持,越加强,越糟糕,越脱离群众,越败坏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声誉。我同乔木同志为这一问题争论不下。多年来,他一向骄傲自大,目空一切,根本不听我的意见,坚持写了“必须加强党的领导”这句话。  
  在送审“七一”社论时,我向耀邦同志介绍了我同乔木同志的争论。耀邦同志很注意地听完我的意见。他说,现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不久,我们党的威信的确遭到很大败坏,应当首先强调改善党的领导。耀邦同志对乔木是十分尊重的,他冷静地思考以后,把“必须加强党的领导”改为“必须用改善党的领导来加强党的领导”,既采纳了我的意见,也照顾了乔木的意见。  
  在重新翻阅耀邦同志对报纸工作的批件中,还发现耀邦同志对人民日报宣传作过很多宝贵的指示,我现在选出两件,说明耀邦同志对报纸的正确宣传的支持,和对报纸宣传有错误偏差的批评,他对我们既开绿灯,又放红灯,注意领导报纸宣传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第一件是关于张志新的宣传。张志新在“文革”中受到“四人帮”残酷迫害,关进监牢,受到严刑拷打和虐待,她坚决不承认自己有什么错。在“四人帮”枪毙她时,为了不让她呼喊反对“四人帮”的口号,竟将张志新的喉管割断!对于这一了不起的英雄人物,“文革”后,辽宁省委为她平反昭雪,省委办的《共产党员》杂志刊登了她受迫害和惨死的情况,引起很大的震动。报社的编辑同志看了都极为感动,决定转载。但是稿子送给乔木同志审查,压了一个月不退回来,经我们一再追问,他说,这事太惨,地方上登了就行了,《人民日报》一登,影响很大,对党的形象损害太大。后来,我们把这个情况告诉了耀邦同志,他说,张志新是刘胡兰式的英雄人物,《人民日报》应该刊登。这样,我们不仅转载了《共产党员》的报道,还组织几篇文章,连续宣传,使全国人民大大增强了对“四人帮”的仇恨,都称赞张志新是为真理而战斗的共产党员的楷模。北京市团市委专门发了一个通知说:“最近,各报刊连续发表了党的好女儿张志新烈士的英雄事迹和缅怀、学习张志新的文章,使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深受感动,许多人一边读报一边落泪……她的英雄事迹是青少年的一份宝贵教材,告诉我们:人应该为什么活着,怎样去生活、学习,战斗,怎样做一个真正的人。”人民日报在转载《共产党员》的稿子时,再三考虑,终于把原稿中割喉管的细节删去了。一位人大常委打电话质问报社:“你们有什么权利隐瞒这样的事实”。许多读者来信,“希望报纸要像宣传雷锋那样宣传张志新”。可是,有一位共青团中央的领导同志却指责人民日报“宣传得那么细,那么集中”。我们把这些不同的反映都如实向耀邦同志作了汇报,他表示支持我们的宣传,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  
  有时,我们的一些报道,或者由于分寸掌握得不好,或者内容欠妥,都会及时受到耀邦同志的坦率而尖锐的批评。以蒋爱珍的报道为例。一九七九年十月,《人民日报》刊登一篇题为《蒋爱珍为什么杀人?》的调查报告,反映蒋爱珍在“文革”中受到残酷的打击迫害,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开枪打死了迫害她的人。这个调查报告发表以后,各方面的反映十分强烈,同情的人很多。但由于我们有偏激情绪,措词也有不恰当之处,给人印象好像是“杀人有理”,没有强调“杀人有罪”、“有理也不能杀人”。很多读者给报社来信,也有一些人给党中央写信。耀邦同志把这些来信转给了我们,批示说:“当然报纸经常出点这样那样的纰漏,是很难免的。事实上,我们大家对报刊这样那样的一般性的纰漏都采取了谅解的态度,这是对的。但一年来的一些重大纰漏,似乎贯串一种倾向,即这种倾向是中央不断打过招呼的,我也提醒过二三十遍了。因此,我希望报社同志要认真发动大家谈谈思想问题,认真总结一下经验教训才好。”“并联系几篇片面性比较大,情绪相当偏激的文章,目的是从具体实践中提高大伙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水平。”耀邦同志这一批评是严厉的,也是中肯和及时的,督促编辑部同志注意了宣传中的全面性和准确性。  
  几年来,耀邦同志转给人民日报的批文中有二百多件,涉及面很广,经常提醒我们的有下面几个问题:
   (1)宣传不能脱离实际。耀邦同志在赞扬一篇文章时写道:“该文谈的是反面问题,但分析得好,看了不使人们泄气,而是有信心。各报都要有更多更好的言论才好。现在有些报纸的有些言论不怎么高明,某些带消极情绪的言论不说,主要是离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个主题思想、格调太远。说得不客气一点,我们这块人民之‘田’,不能随意让自诩高古的桃源中人去耕耘。”这个批评相当尖锐,切中时弊。  
  (2)文章切忌空论。耀邦同志常常对一些文章爱发空论极为气恼,他在阅批一篇调查报告时写道:“我们许多报刊空论太多,切实的调查研究太少。要转变作风,鼓足干劲,刷新文风,要大力提倡和发表一些好的调查报告。”“凡是空论空谈,不管是思想的、政治的、学术的、文艺的,都要下决心拿刀子砍掉。”他主张:“以充分的可靠的典型材料进行教育。”“我向往‘务实派’这个称号,明明有不少人的思想对‘现实’问题多,为什么偏要提倡‘务虚’?”
  (3)社论要正面说理。耀邦同志不止一次地说:“注意社论不要作过多批判性的东西,多从正面说清问题。”有的社论“深感批评的口气太多,太严厉,说理性、鼓舞性的言辞太少”。
  (4)报纸要登一些揭露性的东西。他说:“近来经济上的不正之风有所滋长,请选择一些典型予以揭露并加以抨击。每天有一两篇或来信(只是要核实,不要冤枉好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麻木不仁和丧失警惕,以致使问题发展到难以收拾。”他说这话的时间是一九八一年七月。
  (5)如何对待猎奇。在一份材料上,耀邦同志批文:“报刊、电台有个猎奇的思想没有解决好。要猎奇至少要考虑两点:一、材料必须完全经得起检验;二、内容对大多数人有教育意义。没有这两条,肯定要引起许多人的不赞成,甚至反对。像这样类似的一些问题,都是宣传工作的具体方针问题。宣传工作的思想政治工作只有经常收集研究这些问题,才能愈做愈可提高水平,愈做愈有成效。”
  这些批文转给我们后,使我们举一反三,对帮助我们端正宣传工作的指导思想起了很好的作用。  
  耀邦同志对于报社的内部工作,也总是热情关注,或指点,或提倡,或批评,或制止,为把人民日报培植成一块环境很好的宣传阵地,为把人民日报的工作人员培养成一支高质量的新闻队伍,真是呕心沥血。  
  我择要的写出耀邦的批示,表明人民日报的广大同志怀念耀邦同志对报纸宣传的领导。毫不夸大地说,粉碎“四人帮”以后,自七十年代末期和八十年代上半叶,人民日报之所以得到从中央领导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发行量达到空前的六百三十多万份,是和耀邦同志的英明领导分不开的。那时,由于有了以耀邦为代表的党中央对人民日报的正确领导,人民日报才在历史上留下了这样光辉灿烂的篇章。  
  8.耀邦同志领导人民日报,我感到他总的精神是信任和帮助报社同志独立负责,勇挑重担,是鼓励和培养报社同志大胆开展工作,努力创新,使报社同志越干越有信心,越干越有办法,越干越有奔头,结果使报纸越办越好,使报社干部在思想上业务上越来越提高。不像有的领导同志那样,总是指责,总是挑错,总是批评,总是下死命令,总是声严色厉盛气凌人。  
  正如前面所说的,耀邦同志不仅善于向报社指示抓住重大宣传任务,而且帮助报社具体策划组织,修改重要稿件,大大提高了报纸对实际工作的方针方法和思想理论方面的启示作用和指导作用。  
  他平等待人,把我们当同志,不只是下级,使我感到他是良师益友,不只是上级;他的谦虚精神使人钦佩。一九八一年六月,他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被选为党的主席。闭会以后,他立即找我们新闻单位的负责同志开会,说他曾经一再推辞,一再表明他在哪方面都不配作党的主席,他希望各新闻单位特别注意,千万不要宣传他个人,要注意宣传中央的集体领导,要注意宣传小平同志、陈云同志等老一辈革命领袖。果然,在六中全会以后,他提出修改党章,取消了党的主席,设立了党的总书记,他在一年以后被选为总书记。他对我们说,他只是书记处的班长,党的大政方针的决策都要请示小平、陈云同志。  
  他为报社组织的重要稿件,虽然经过他一再修改,但他还是一再关照我们,仔细看看,有不妥当的地方要大胆修改。记得一九七九年四月一日发表的《革命者要向前看》特约评论员文章,是他几经修改定稿的。在刊登以前,报社负责理论宣传的副总编辑王若水同志作了一些补充和修改,送耀邦审阅。若水同志给耀邦写信说:“这是我们的一些考虑,如有不当,请予指正。删改得不当的地方,请再改过来。……”耀邦当天就把稿子退回来,他还给若水写信说:“若水同志:同意你们的修改,这么改,更稳妥了。希望新闻界、理论界更好地发扬这种互相商讨、互相琢磨的风气。”耀邦同志的这封短信在新闻界传为佳话。一些兄弟报社都来索取这篇文章的原稿、改稿和耀邦的短信。  
  耀邦同志主持的会议总是注意通知新闻单位来人参加。在研究布置工作时,他总要连带着布置宣传工作;在总结工作时,也总要连带着总结宣传工作。他还经常单独约我们新闻界的负责同志商谈宣传。使我感动的是,当他对报社和负责人有重大意见时,他总是把我们本人找来,问清情况,绝不偏听偏信,片面的批评指责。在十二大会议期间,乔木同志很气愤地向耀邦反映,说我在小组会上提出要在文件中删去“同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的意见。耀邦就把我们这个小组的几位同志找在一起,一一询问,结果都说我并没有提出这个意见。一场严重的风波才算平息下来。  
  我这里保留有耀邦同志的一份谈话纪录稿,是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我把它全文抄录在这里,可以看出耀邦同志对新闻宣传工作的具体指示。耀邦的谈话里,谈到了我们党的工作和党的作风的很多重要问题,也反映出耀邦同志的思想作风。  
  一九八一年九月十三日上午九时  
  胡耀邦同志约见胡绩伟和曾涛同志时的谈话  
  耀邦同志:今天找你们来,是仲勋同志提议找绩伟同志谈谈。我想,既然找绩伟,就不如把曾涛同志也找来一起谈谈。绩伟,你先说说。  
  (绩伟同志简单汇报了最近报社开会学习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文件的情况。说到尽管报纸有好些错误是难于避免的,但有很多错误是可以避免的)  
  耀邦:我赞成,很多毛病是可以减少的。报纸天天见面,错误是难免的。但是,有些差错是可以避免的。避免错误的办法,中心环节就是层层把关,建立严格的把关制度。现在,很多单位,我们过去有些很好的制度没有恢复起来。过去听说邓拓同志每晚上都要看大样,签字付印。  
  绩伟:这个办法改了很多年了,因为有很多困难,事实上也很难坚持。现在我们每天晚上有两个副总编辑长年值班把关,直到报纸付印。  
  耀邦:对,建立值班制度好。值班的人自己能定的定,自己不能定的请示。当然,有些重大的问题,宣传的口径事先有个规定。  
  绩伟:仲勋同志批评我们文艺座谈会的消息不应该放二版,这是我们的错误。我给仲勋同志写了信,作了检讨。主要是我们思想上不重视这次召开的文艺座谈会。我们听说这个会开得不大好,对这个座谈会不够重视。新华社打电话来说尚昆同志主张把座谈会新闻放二版,把周巍峙同志在人大常委会上的讲话放一版,我们就接受了。  
  曾涛:这个会的确开得不好。我们先写了一个情况向中央报告。我们感到这个新闻很难写,如果要把这个会写得很好,照抄小平、耀邦同志的话,说都拥护,没有问题,那新闻就不真实。如果按照实际来写,就开得不好。我们原先主张不写新闻,王任重同志说要写,结果我们把每个人的讲话写一段交本人看,几乎都是本人重新写的,不是原来的话了。我们不大看重,认为周巍峙同志在人大常委会上的讲话是人大的一个重要议程,程子华、蒋南翔的讲话都放一版,我们主张周的讲话也放一版,文艺座谈会放二版。我请示尚昆同志,他同意把文艺座谈会的新闻放二版。我们是这样通知各报的。  
  耀邦:我记得那天是什么人问过我,座谈会消息放一版还是放二版,我说,放一版二版都可以。  
  绩伟:我们对中央这次思想战线会议的宣传是重视的。以后,中央一再提醒,不要太集中,太突出,要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导到经济问题上去。  
  耀邦:这是我的意思,我主张不要太集中太突出。  
  绩伟:我们当初考虑把这次文艺座谈会放一版下面,没有考虑登头条。后来周巍峙同志的发言同文艺座谈会新闻一起发来,感到不好安排,恰好得到新华社的通知,我们就决定把文艺座谈会放二版。  
  耀邦:这个问题就这样。仲勋同志的批评是好意。不比就没有什么,几个报纸一比,人家就会说人民日报处理的不好,对人民日报不利。这也算是个失误吧。  
  关于文艺座谈会的新闻,我原来想,最好多登一些人的发言。听说小平同志对曹禺、艾青等好些同志的讲话都觉得不错。我认为,文艺界的问题最好由文艺界的同志自己来说话比较好。对于统战的问题,最好由民主人士来说话。舆论界要尽量根据问题的性质,根据不同的问题来组织不同的人来讲话,形成一个正确的社会舆论的整体,不同性质的问题由不同人来说。有些由名作家来说好,有些由劳动模范来说好。比如陈爱武说党风是完全可以搞好,由陈爱武来说就比较有力量。很多问题,要大家来说,部队的事由部队说,人民团体的事由他们来说,华侨的事情由华侨来说,科技战线的问题,由科技人员来说,由这些人来组成一个统一的社会的正确舆论力量,不是什么事都由国家领导人来说。  
  几十年来已习惯了,只有国家领导人的话才算数,别人的话无足轻重。我们要建立这样一种社会舆论力量,这种舆论力量在群众中得到的信任程度就比较大。当然,方针政策是党定的,是正确的。但是,党的政策方针之所以正确,是因为它是根据人民的意志制订出来的,是根据各条战线各方面群众和干部的意见,各种代表人物的意见,各种领袖人物的意见,这些意见是同党的意志不谋而合的。我们集中他们的意见,反映他们的意见。有的同志以为中央没有定调子,就不敢说,以为说了也不算数,这也是错觉。报纸要有意识地注意这个问题。要找各种先进人物、各种代表人物、各种领袖人物说话,反映全国人民的意志。其实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话也是代表人民的意志的。以为个人的话说了算,少数人的话说了算,大家也只听几个领导人的话,这是一种个人崇拜遗留下来的苦果。有一个时期,电视台报告新闻时,先用红字报告华主席的活动,华主席说了什么。这是特别新闻。然后才报道一般新闻,现在改了。当然,也不是说国家领导人就不要说话,是说不要在任何时候都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头条新闻。  
  前些时候,我们宴会的规格也不同,主席的规格比副主席的规格高,我就给打破了。华主席宴会的规格为什么要比邓副主席的规格高呢?为什么要分两等?当然,我们这个国家有些事情分个三等三级是可以的,甚至分三等六级也是可以的,但是为什么要分三等九级呢?那就不必要了。主席同部长可以分为两级,但主席和副主席为什么还要分呢?政治局的常委就不要分嘛。  
  总的讲,新闻工作、广播、报纸是在不断地有所进步,这一点不要忘记。但新闻工作,你们的新闻、言论,我总觉得不够有力,不够那么切合实际,没有抓到人们当前的新问题。比如说,几天以内,或半个月以内的新问题,人们究竟要了解什么问题,要明确什么问题,希望解答什么问题,你们要切中要害地加以反映。我觉得你们在这方面做得还差。当然,要做到这点也比较困难。你们要经常注意,经常考虑,经常琢磨,如何把这一点做好。这一点你们做得不够,我们也做得不够,各个部门都做得不够。工作一定要切中要害,各个部门都要努力。因为思想往往落后于形势,这就要加强对实际情况的了解,密切联系群众,密切联系干部。前些时我对新华社的《内参清样》很注意,现在注意得差一点,主要是它现在反映的问题不像以前那样切中要害。比如在三个月以前,或者六中全会以前,我是比较注意的。而现在呢,当然你们也反映一些重要的问题,使我们了解一些我们没有了解到的问题,但是这种问题比较少,比如十份材料中有五六份都比较一般化。拿工业调整来说,我看有一种精神不振的情况,前七八个月有一股下降风,而且这种风很大。开初,中央也了解不够,现在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但这种精神不振的情况,已经出现过两次,前年一次,今年又一次。先念同志曾经说:“奇怪奇怪真奇怪,失调的帽子争着戴。”好些地方的工业生产统统要降低任务,许多地方有消极情绪,努力生产搞革新的劲头也降低了。而这类情况我就没有从你们的新闻或内部参考得到及时的了解。  
  又比如,党风问题。这几年政治局的情况变化很大,不是说没有不正之风了,是说现在的情况和过去不同,现在的中下级不正之风,比上面严重。有的说中央某某同志如何如何,有些是事实,但是好些是谣言;现在有人拿中央来保自己,转移舆论。现在下边干部松松垮垮,歪门邪道,瘫痪散漫,不上班,不工作,相当严重。而这个时期中央干部的问题,当然也有,特别是干部子弟的问题。我在半年以前,就跟组织部商量,请他们准备关于干部子女的问题写一个文件。现在总的说来,干部子女绝大多数还是好的,不好的是少数。虽然数量很少,但是影响很坏,他们什么坏事都做。最近抓了几个走私案件,中间有干部子女,一定要严办。我说过,我们培养的子女,培养得不好就是“田老鼠”,挖我们自己国家的田塍。
  对党风问题,我觉得你们的敏锐性不够,说什么“不敢打老虎,只打苍蝇”,实际上我看老虎、苍蝇都要打。苍蝇那么多,为什么不打?你们不要上当,有些人专攻上面,说你不敢打老虎,使你对苍蝇也下不了手。各种人有各种出发点,你们要分析。
     最近,我抓周末劳动,要使它形成制度,这是纠正党风的一件大事,舆论界要抓。你们要学会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改变社会风气,光讲大道理不行,要从小道理入手。毛主席曾经批评我们,说我们好些干部不会办事,缺乏办事能力,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只会讲大道理,不会解决实际问题。大道理要讲,但光讲大道理不行,一定要既会讲大道理,又会讲小道理;既会从大处着眼,也要会从小处着手,特别是要善于找突破口来解决实际问题。好些知识分子脱离实际。我觉得知识分子干部确实是相当脱离实际,就是不懂得既能讲大道理,又能解决实际问题;既抓大道理,又能把一个一个具体问题密切结合起来。小平同志前一个时期抓××军这个问题,然后在全军开展学习,起了很好作用。最近,开始抓分列式,抓阅兵,这样就把整个军队训练问题就抓起来了。党风要抓几个具体问题,周末卫生运动要搞下去,要抓住不放。
     我们对于党内的问题,从开始搞《准则》,这是从大局着眼,以后搞了高级干部的生活待遇的规定,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解决。你们要看到中央这个时期的变化。现在中央同志批条子的少了,请客送礼的少了,调片子的少了。有很多传闻,有些是真的,但有很多是不可信的。你们要看到,现在的中央,和五十年代的中央有所不同。五十年代那个时候,全国到处给中央领导同志修别墅,现在没有了吧。过去中央同志出动就挂专列,给我挂一节车厢就行了。现在的中央我看比五十年代的中央还要好,你们要看到这点,要鼓舞大家的信心,不要散播悲观消极的情绪。
     既要善于讲大道理,又会从具体的小问题做起,这有一个辩证的关系,这一点要处理好。你们没有处理好,我们也没有做好。你们的评论不要泛泛而论,要从实际上升到原则,不要从抽象到抽象,不要老是重复那几句话,重复讲那些空道理。我看现在有两个毛病:一个是工业上是重复建设,另一个就是你们重复讲空道理,老是说一般的话,空话太多了。你们不善于从典型上升到理论,从具体到一般,要从大处着眼,也要从小处着手。你们这样做不够。比如,现在周末劳动,你们应当写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克服机关松松垮垮的现象》。
     整顿党风的关键是要看有没有魄力。中央这些年在好些方面是有魄力的。比如下决心不搞政治运动,下决心平反一切冤假错案,下决心在农村放宽政策,下决心废除终身制,不搞个人崇拜,这一系列事情,都是想前人不敢想的事,干前人不敢干的事。看准了一些事,就要抓着不放,就要一干就干到底。我们建国三十二年了。轻视体力劳动的观念还没有改变过来。有些干部连资本主义国家的官都不如。撒切尔夫人每天还自己作早饭。卡特不当总统了,每天干两小时木匠活。西方好些领导人上下班不坐汽车,自己走路。他们把体力劳动看成是日常生活的一种需要。资本主义国家还不那么轻视体力劳动,我们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我们有轻视体力劳动的恶习。这个习惯,老一代好些同志没有转变,新一代没有树立。这个问题是不是可以写一篇文章,就叫《必须彻底打掉鄙视体力劳动的恶习》,写篇社论,写七八百字就行。一篇评论,标题要醒目,究竟要表达什么思想。政治评论的标题和文艺标题不同,文艺作品的标题,如《沙家浜》,它就是个戏,但政治性评论,就不能这样标题。标题要启发人家去想一个什么问题,或者打中人家一个什么问题,或者提出要解决一个什么问题,要打中一个什么思想要害,同文学题目要有所不同。总之,感到你们好些言论不够切合实际。
     要切合实际,第一,必须经常深入实际,接触干部,接触群众,到工厂农村去。要下去,要轮流下去。第二,要开动机器想问题,现在这方面也不够。思想上的懒汉,思想上不艰苦。比如有的同志不论大会小会,都要秘书写稿子,自己不动脑筋,思想上不刻苦,不认真考虑问题,我看两千万干部中,大概要占一半。说他们都是思想懒汉,太重了,但是思想不刻苦,是合适的。你们不要以为搞思想工作的,搞理论工作的,教员,技术人员,思想就一定刻苦,不一定。有一些搞思想工作的人,你们搞新闻、搞理论的人,有些同志的思想也不刻苦。定一同志是一个思想刻苦的人,是有骨头的人。他的一篇言论,每一篇东西,都是经过刻苦思索的。对一篇文章是否经过刻苦思索,一看就可以看出来。在我们党内,我觉得乔木同志是思想刻苦的,他想问题很深,很认真。但有些同志思想不刻苦,说话写文章,常常信手拈来,这是不好的。
     绩伟:思想刻苦,要鼓励大家想问题,还是要解放思想。在党的会议上,内部会议上,应该允许大家发表不同意见,要维护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耀邦:这个事情你们放心。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刚刚恢复、形成起来,难道中央会把它毁于一旦?不会。你们不要怀疑这一点。
     (当谈到帮助同志,要善于谈心时)
     耀邦:要善于做思想工作,要善于跟人家谈心。谈心要注意方法,有这么三点:第一点,你应该把人家的优点想够,甚至拔高一点也可以;第二,对他的缺点要赤裸裸地提出来,但要加以分析;第三,你要把自己摆进去,不要光说人家不对,你要说有些问题我自己也有。
     (当谈到切中要害时) 
    耀邦:切中要害,还要防止假象、假报告,不实事求是。这种现象要提高警惕。有时你们会被社会上的不正确的舆论所欺骗;有时,会被下面的假报告所欺骗。比如关于夏收时期的灾情,有的地区就有些夸大。下面传说领导同志的特殊化,有好些也是不正确的。 
    (当谈到有人认为现在反自由化就不反对特殊化时)
     耀邦:谁说我们只反自由化,不反特殊化官僚化?我们从来没有说不要反对。但是在一定时候,要侧重反一下自由化,是很必要的;侧重反一个时期,但是肯定反自由化不会是以后经常的重点。小平同志认为这次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也没有完全解决问题,但是我们主动了。不是有人说我们不反自由化吗?现在会开了以后,有些同志还有抵触情绪,认为不应反自由化。正因为这样,我们更不能动摇,一动摇,自由化就会更厉害。
     (当谈到信心问题时)
     耀邦:对我们的事业要有信心。现在有些同志没有信心,气不足。这个问题可能在干部中有百分之二三十。比如有的同志对农村的大好形势认识不够,对存在的问题有些夸大。我认为农村的好形势,现在只能说是“方兴未艾”,更好的形势还在后头,要有这个信心。你们反映情况时,一定要实在。对一些困难问题,对实际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不要夸大。一定要把关,防止夸大困难。凡是向上面多叫困难、不真实、骗上级的,下面就骗你。你们是不是写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你骗上面,下面就骗你》,这样骗来骗去,到头来是自己吃亏,党的事业吃亏。我们对困难不要夸大,当人家叫困难时不要上当。我们要精神振奋,这是很重要的东西。不要把困难归于客观,要找到我们自己的原因。要讲内因,是严格要求自己。党风一定要抓,一定要抓到底。这一点要从我们内部找原因。在这方面要讲主观能动性。振奋精神离不开主观能动性。如果不讲主观能动性,还要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干什么。我们一定要在克服困难上走到前头。   (在谈到如何写国庆社论时)
     耀邦:“深入实际抓问题,破除框框闯新路”,就是要振奋精神,中央同志同意这话。是不是根据这个精神来写。应该看到经过这几年努力,现在大政方针都有了。现在的问题,是把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伟大事业做得扎扎实实,打下更坚固的基础。今年是八十年代的第一个国庆,形势写几句。前一个时期毛主席逝世五周年,我们没有什么表示,是一个疏忽。
     绩伟:中央说不要纪念逝世,要纪念生日,我们没登更多的东西,只登一篇纪念秋收起义的回忆录,登了一篇关于毛主席在寻邬调查的文章,另外登了一首小诗。   耀邦:这样就行了。在国庆社论中对毛主席的功劳要说几句。建国三十三年,老人家有很大功劳,这方面可以说几句,但也不要说多了。现在我们目标已经很明确了,就是一个搞物质文明,一个搞精神文明。三中全会把我们的思想更加统一了,目标更加明确了。现在的问题是要搞扎实。干工作,少讲空话,多干实事,就是要善于把前面说的从大事着眼和从小事入手的道理,发挥一下,把这个道理写进去。既要大处着眼,又要小处着手,把两者辩证关系讲清楚。题目是不是《把继往开来的步伐迈得更稳健更强劲》。也不太好,再想想,但要注意步伐更稳健更强劲。经济上讲经济效果,这是稳健。在治安上搞综合治理,也是搞得更稳健。更强劲就是更有力量,基础更加巩固。反正题目你们去想吧。最好文章写得短一点,不要写那么长,好些道理,有的说一句就行了。一句话一个意思,不要多说。其它有些东西,比如:切切实实解决问题,调查研究,加强党的生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要维护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些话都得说一下,说一两句话,不要写太长了。
     同耀邦同志的这场谈话,由我在九月十四日向编辑部同志作了传达。我常常想,我在中央党报的领导岗位上工作了三十年,十分幸运地遇到了胡耀邦这位中央领导同志,对报纸宣传作过这样永垂不朽的贡献,这在我国新闻史上也是极为难能可贵的典范。  
   9.乔木同志为什么批评耀邦同志“违背十二大精神”呢?因为他们认定十二大精神就是共产主义。早在十二大报告刚刚开始起草时,中宣部部长邓力群就在各宣传单位的会议上宣布:这次十二大报告是由乔木同志负责起草的,这个报告的精神是乔木同志说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精神贯穿整个报告。在十二大闭会以后布置如何宣传时,他也特别强调十二大精神是共产主义。力群说:“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贯串着实践共产主义这条红线,学习宣传十二大文件,一定要突出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宣传部还起草了一篇《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纲领性文章,作为各宣传单位进行宣传的依据,而且还要组织大批理论工作者撰写一系列文章的小册子来宣传。乔木同志还说要为大家拟定一百个宣传题目。
     众所周知,十二大精神当然是小平同志在开幕词中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是耀邦同志加以具体化提出来的“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胡乔木、邓力群等人却独出心裁,硬要说十二大精神是共产主义,他们又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对于农村革“共产主义金桥”——革人民公社的命的种种措施,始终认为是搞资本主义。对于耀邦提出的要在城市学习农村改革的精神,也十分恼火。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用自我批评的方法清理极左思想》,这也是党校理论动态刊物的同志在耀邦主持下写的。当时,胡乔木等人总想把中央以反左为主的方针,扭转为以反右为主的方针,这篇社论批评了这种观点,阐明多年来左倾路线影响的危害。这就触到了那些坚持左倾路线的同志的痛处。他们中有人向小平同志告状,说这篇社论有严重的片面性,全篇“只说防左,有二十几处,却一处反右也不讲”。他认为应该提“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小平同志找了几个同志(有我、周扬、胡乔木等)谈这篇社论,认为“这篇社论没有大错”,但也表示同意“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提法。这就在实际上给那些人以口实,有利于他们用“有什么反什么”来纠正中央“以反左为主”的方针。因此胡乔木等人就如同得到了尚方宝剑一样,决定马上向全国发一个通报,他们还写了通报的草稿,表面上是批评《人民日报》的社论,实际上是批评耀邦同志。这时,邓力群领导的中央政治研究室的一位副主任,是我的老朋友,他特地打电话给我,要我承认这篇社论错了,但不要说这篇社论是耀邦主持撰写的。我一听就感到味道不正,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把戏。他口头上说“不要向上面推责任”,骨子里是要由我来承认错误,以便证明耀邦错了。我答复这位老朋友:“如果那篇社论真的错了,耀邦同志也错了,我当然承担一切责任,决不向上推。但是我还是认为那篇社论没有错,耀邦同志也没有错,我就不能承认错误,不能承担什么错误的责任。”   我当时感到不对味,因为中央已经研究撤销华国锋党的主席而改选耀邦同志作主席。如果恰恰在这时向全党发出批评人民日报社论的通报,必然使大家认为耀邦在大政方针上出了错误,这显然是同党的决策唱反调的。我当时没有看出他们是不赞成选耀邦作主席,所以我很老实地给胡乔木和邓力群写了一封信。后来这个通报没有发,不知是不是我的信起了一点作用。
     现在根据我手里的底稿,把这封信抄在下面:
  乔木、力群同志:
     这个通报牵涉较大,搞得不好会不利于安定团结,希望三思。
     小平同志在三月二十六日讲到《人民日报》三月十日的社论时,曾说过大的问题也没有,但要弥补一下。我们已经请中央党校的同志再写一篇,说明除了克服左的错误以外,也要注意另一方面的问题。另外,错误思想要清理,但不是人人过关。我以为再发表这样一篇文章,十日社论的缺点就得到了弥补。小平同志说,不必再写社论,可以用文章形式。他的意思显然希望不要使分量显得太重。现在发通报,分量就太重了。   对十日社论,我可以承担责任。但问题是这篇文章事先在《理论动态》上登过,其中有些话是耀邦同志的原话,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也讲过。而且耀邦同志审阅过一事,早就传出去了。如果这个通报一发,党内许多同志势必纷纷猜测中央在这个重大问题上不一致。这样做,显然是不符合小平同志的原意的。
     小平同志在三月二十六日还说,作为领导思想来讲,左右都不好,但重点克服左。陈云同志指出三十年来的主导思想主要就是克服左的错误,这一点是明确的。至于具体到下面某个人,当然应该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要不加分析地乱上纲上线,贴上左的和右的标签。多年来,我们每次政治运动中,不是反左就是反右,而且一反就反到群众头上,上挂下联,都成了路线问题。 
    通报提出:要注意,右的方面的东西往往和反革命活动的言论一起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我以为,多年来,许多人之所以宁左勿右,就是因为什么“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左比右好”。通报这一提,“恐右病”又有根据了。实际上,左的东西也可以同反革命结合,“四人帮”就是例子。近来,下面一些反革命活动中,许多就是以左的面貌出现的,是同“四人帮”残余合流的。近一个时期,报社每天平均收到十几封信,猖狂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叫嚷现在变修了,打着保卫毛主席的旗帜,要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这种情况,值得注意。
     以上意见可能不当,请你们考虑。此致敬礼!
     胡绩伟 四月四日
     在这一事件发生的两个月后,出现了批判《苦恋》的事件。又一次显露出那些左倾势力对胡耀邦同志所处领导地位的挑战。这件事也是同人民日报的宣传联系在一起的。
     作家白桦写的《苦恋》改编成电影《太阳与人》后,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这部影片描写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到残酷打击和百般凌辱。在他难以维持生存的情况下,不得不离开祖国。当他痛苦地离去时说:“我爱这个国家,但这个国家不爱我。”于是就被认为宣扬了“不爱国”的错误思想,进而上纲上线为:“不爱社会主义就是不爱国。”
     一九八一年五月,《解放军报》发表了长篇批判文章,看来就要开始一场对《苦恋》的大批判运动。这篇长文给《苦恋》扣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帽子。甚至说:这个电影“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制度不好,不爱社会主义还说得上什么爱国主义呢?”又说:“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对党的领导,没有党的领导也就没有社会主义制度。”
     当时,《苦恋》这本书和《太阳与人》这部影片都被禁止发行和禁止放映,人们根本不知道它的内容是什么。这篇批判文章一登,社会上以为“狼来了”、“文革”式的大批判运动又要来了,国内国外都引起震动,纷纷猜测我国的政治动向。文艺界更是议论纷纷,甚至有一些恐慌。耀邦同志要大家冷静一点,先把对《苦恋》的批判冷下来,再研究对策。可是当时负责管理思想战线的主帅胡乔木却一再下命令,要人民日报转载军报这篇批判文章。报社文艺部同志同文艺界领导同志商量,认为这篇文章带有“文革”时“打棍子”和“大批判”的色彩,不能以理服人,如果人民日报一转载,就表明中央同意他们的观点和他们的作法,所以我们坚持不转载。人民日报这种按兵不动的态度,对文艺界和广大读者的惶惶不安情绪是一种安慰。当时,我们还不敢站出来为《苦恋》说话,只能说军报的文章火气太大,缺乏说服力,人民日报只能自己写一篇。
     胡乔木知道人民日报坚持不转载,后台是耀邦撑腰,因而,他把这个官司告到邓小平同志那里。小平同志在七月十七日召集周扬、王任重、朱穆之、曾涛和我讨论对《苦恋》的批评问题。周扬、曾涛和我都谈了自己的意见,取得了暂时的胜利。
     暂时的胜利,就是认为《苦恋》有错,应该批评,但军报那样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是“大批判”式的打棍子的作法,因而人民日报不能转载,决定由文艺报编辑部另写一篇具有说服力的批评文章,写好后由人民日报转载。结果,这篇文章,在周扬、张光年同志的主持下,由唐因和唐达成二人执笔,文联党组经过多次讨论审阅修改,终于写成《论〈苦恋〉的错误倾向》。由于得到耀邦和仲勋同志的指导和关心,特别是得到文联党组比较一致的支持,因而各方面对这篇文章都比较满意。文章在《文艺报》十九期上发表,《人民日报》一字不改地在十月七日全文转载,使对《苦恋》的批评既达到弄清思想的目的,又避免了一场大批判的偏向。那些左倾权威利用批《苦恋》发动一场大批判运动的打算,由于文联党组和人民日报的抵制,没有变成事实。这场没有成功的大批判运动,是国内外十分关注的政治事件。   10. 一九八三年,爆发了对周扬、王若水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批判,开始所谓“清除精神污染”运动,问题也就表现得更清楚了。
     按我们习惯的说法,这是一场路线斗争。这场斗争的特点,我以为:一是坚持左倾路线的同志总想发动一场“大批判”的政治运动;二是不仅要批判他们所内定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而且主要是为了打击、压制那些在思想理论上有独到见解的异己分子;三是每次政治运动的直接斗争对象都少不了人民日报,都是为了要完全控制这块十分重要的舆论阵地。人民日报在耀邦同志直接领导下,坚决推行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路线,凡是在《人民日报》上登的进步的理论观点,在人民群众中产生很大影响,更加引起他们的忌恨;四是他们每次政治运动的更大目标,就是要动摇正确路线的领袖人物胡耀邦的领导地位,以期达到完全把他推倒下台的目的。他们认为耀邦同志是他们推行左倾路线的强大阻力,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保护人。在一九八七年推倒胡耀邦的一条主要罪状就是“保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点人物”。
     乔木同志二月十六日同报社三人的谈话,剑拔弩张地批评了耀邦同志。过了一个月,三月十六日,周扬同志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会上,宣读了论文《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又惹得乔木同志大为恼火。在这篇文章中,周扬同志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明确提出: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发展,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他特别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原理,着重提出要重视人的尊严,提高人的价值,促进“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这篇文章的精神同耀邦同志一贯强调发挥人民群众主人翁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是一致的,同一月二十日的讲话精神是一致的。
     这是一篇十分重要的文章,它阐明从提出思想解放到提出人的解放的重大意义。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民没有自主权,实际上仍然是生产上的奴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八亿农民刚刚从这种奴隶地位解放出来,作为真正主人地位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一旦有所发挥,就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巨大力量。   很可惜,那几位标榜自己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却坚决反对这种思想上的解放。他们认为这也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于是他们就发动了一场对“人道主义和异化”的大批判。   批判人道主义以后不久,很快又开展什么“清除精神污染”的政治运动。这是十年内乱以后正式开展的第一场“大批判运动”,那一套极左的手段差不多都搬出来了。他们要反要革的东西很多,形势很乱,左的思想普遍抬头。当时,党中央担心,民主人士也担心,国内外都担心,以为又要来一次“文化大革命”了。这时耀邦同志做了很多工作,在他的扼制下,这场“清污运动”,只搞了二十七天就勉强收场了。
     十二月十四日,耀邦同志召集人民日报、新华总社和广播电视部的领导同志谈话,根据中宣部当时整理的谈话纪录,耀邦同志谈到:小平同志讲话中对什么叫污染,怎样清除,讲得很清楚,讲的是清除思想战线上的污染……小平同志这一讲话还没有发表,没有认真学习,个别地方和单位匆忙采取不妥当的措施去清除精神污染,出了一些毛病。
     针对这些毛病,耀邦同志提出划清几个具体的界限。从耀邦讲话中,可以看出他们究竟在“清除”什么:
  第一、不要干涉人家穿衣打扮,不要用奇装异服一词。总的说,我国的衣着还是单调的,不要把刚刚出现的活泼多样又打回到古板、单调状态中去。
  第二、歌曲方面,我们提倡有革命内容的歌曲,提倡昂扬向上的歌曲。对不是淫秽的,不是色情的,没有害处的抒情歌曲及轻音乐,不要禁止,如要禁止须经过批准。要鼓励创作新的歌曲,来代替格调不高的歌曲。
   第三、文学方面,所有世界公认的名著不能封闭。资产阶级作家写作的有名的小说中,即使有点色情描写也不要紧。我们要禁止的是专门描写性生活的作品。
   第四、电影、戏剧、舞蹈、曲艺、杂技等,凡是中央没有明令禁止的都可以演,不能滥禁乱砍。
   第五、节假日中,应允许青年人跳集体舞、少数民族舞,共青团要主动组织。现在暂不提倡跳交际舞,待社会风气有好转后,可以逐步提倡。
   第六、对绘画、雕塑,不能禁止表现人体美的作品。考虑到中国民族习惯,可以采取逐步开放的政策,原则上不能禁止。
   第七、要在初中、高中开设生理卫生课,讲生理知识。青年学生对人体构造、生殖机能感到神秘,因为缺乏基本知识。
   第八、主要努力方向是从下面提出加强两个文明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方面的工作是大量的,非常广泛的。广播、电视的体育节目要增加。中央电视台要把体育节目办得丰富多彩。中外体育节目都有,外国的可以用,现在中国的还太少,内容要广些。大球要播,对小球也要注意。象棋比赛可以办,书法也可以办,如书法表演,怎样写字。谜语、对联都有广泛的群众性。湖南花鼓戏、京剧折子戏和侯宝林五十年代的相声都可以搞。中年以上的人对戏曲很感兴趣。相声的听众更多。举这些例子,无非说明精神文明可以搞的东西太多了。电视要办得丰富多彩。……   这个所谓“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滥禁乱反,搞得紧张混乱,党的总书记不得不出来制止,划出这样具体的界限,才把这场运动平息下来。   在这场“不叫运动的运动”基本扼制下来以后,耀邦同志还指示: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要再提了。这是在上次讲话六天以后,十二月二十日在书记处的会议上讲的。根据报社当时整理的记录是这样的:“上次关于精神污染的问题,小平同志提出这个问题是完全正确的。思想工作者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因此理论战线、文艺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后来由于我们自己的失误,工作出了漏洞:一是扩大到社会上去了;二是把‘不能搞’弄成‘要清除’了;三是一哄而起,造声势。后来我们刹车了,这个问题以后不提了。(万里同志插话:“我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也不要提了。什么‘自由化’说不清楚,以后提反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腐蚀和反对封建主义的遗毒,就很够了。”)我同意这个意见,‘精神污染’与‘资产阶级自由化’都不要提了。但也不要去批判这个提法,让它慢慢消失。正面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11.像胡耀邦同志那样一片公心,一身正气,不谋特权,不谋私利,在我们党的最高领导层中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总之,如何对待人民,是一个革命党变好变坏的分水岭,是一个革命者变好变坏的试金石。为顾全大局,胡耀邦作过很大妥协,局外人看得明白,在耀邦同志难以招架的情况下,他在一些原则问题上作过很大妥协。别的方面我不熟,就拿新闻工作来说,他的观点也有很大的后退。当然,这种后退不完全是他的斗争策略,而是他几十年所形成的老观点的复发。由于他对新闻工作方面的新情况缺乏研究和缺乏集思广益,他这些陈旧观念又沉渣泛起。在一九八五年二月八日,他在书记处会议上作了一个关于新闻工作的长篇讲话,对新闻工作的性质、任务和基本要求等问题进行了原则性的阐述。事先,他并没有征求新闻界的意见,只是在讲话以后才把讲话稿印发给少数人征求意见。看来,他事先十分自以为是,事后也不大听得进逆耳忠言。我和报社几位负责同志认真研究了他的讲话以后,给耀邦同志写了一封信,简要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不同意见。以后发表他的正式讲话稿时,有些有所改动,但好些基本思想没有改,或者改得很不鲜明,可以任人作不同的解释。现在把我一九八五年三月三日写的这封信的原稿抄在下面。
    耀邦同志:
     希望这封信,你能亲自过目一下。
     对你二月八日的讲话,提出一些意见,可能是错误的,仅供你参考。
  一、 你多次反对从概念出发,从定义出发,反对演绎法,不知为什么,你这次讲话是从定义出发。我也只好先从定义和概念提点意见。
  “我们党的新闻事业”,最好改为“我们党领导的新闻事业”。科学地说,党报是党的新闻事业,新华社是国家通讯社,广播电视部也是国务院的部。军报、群众团体的报,也不能叫党报。至于很多经济信息的专业报,只能说是党领导的报,不是党报。所以,最好叫“党领导的新闻事业”,或者“新中国的新闻事业”、“我国的新闻事业”、“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人民的新闻事业”。
   “党的新闻事业是党的喉舌”,如果说的是党报,那是对的。但我国一千几百份报纸,不能都说成是“党的喉舌”。严格说,军报、团报等都不能说是“党的喉舌”。民革中央的《团结报》,不能说是我们“党的喉舌”,近千种经济专业报和五花八门的小报,更不能说是我们“党的喉舌”。
   “党报是党的喉舌”,这个话也不完善。“喉舌”只说明了党报的一个很重要的职能,但不是全部职能。少奇同志曾经说过“党报是党的耳目喉舌”,这个说法比较好。是耳目,就要了解国内外大事和各种信息,了解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批评。喉舌是代表党说话。党总是先有见闻,才能说话,才能根据实际情况订出方针政策,才能针对群众的实际情况很好的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所以党报如果不作党的耳目,就不能作好党的喉舌。
   说党报是党的喉舌,“党的”也只是一方面。党报不只是要代表党说话,还要代表人民说话。我们党是代表人民的,但党只是人民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不等于人民。一九三○年,我们党在上海创刊的第一份党报《红旗日报》,创刊号的社论就明确宣布:它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本报是供给广大劳苦群众阅读的,它是一切被压迫的人所能了解的言论机关,成为他们自己的喉舌”。一九四一年《解放日报》改版社论提出:“使解放日报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同时也就是要使它成为天下人的报,成为一切愿意消灭民族敌人建立民族国家的人的共同喉舌。”一九五六年《人民日报》改版社论,也强调“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我们的报纸名字叫作《人民日报》,意思就是说它是人民的公共武器、公共财产。人民群众是它的主人”。
   所以,我认为,对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如果要下一个定义,对它的性质概括成一句话,是不是这样说:“我们党领导的新闻事业,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
  二、 你强调党领导的新闻事业,主要任务是向国内人民和国外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这是对的,是很主要的任务。但是,我们党的政策的制订过程,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办法,制订某项政策之前,要了解实际情况和群众的意见;政策制订以后,要向群众宣传,同时又要在实践中检验,了解实际效果和群众的反映,以便使之日益完善,或者根据情况的发展变化订出新政策。一九五六年,党中央对人民日报改版报告所作的批语中说过:“《人民日报》应该强调它是中央的机关报又是人民的报纸。”“我们党的各种报纸,都是人民群众的报纸,它们应该发表党的指示,同时尽量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这个批语还说,《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不能说都代表中央,“除少数中央负责同志的文章和少数社论外,一般地可以不代表党中央的意见”。一九五六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改版社论说:“报纸是社会的言论机关。在任何一个社会里,社会的成员不可能对于任何一个具体问题都抱有同一见解。党和人民的报纸有责任把社会的见解引向正确的道路。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应该采取简单的、勉强的方法……有许多问题要在群众性的讨论中逐渐得到答案……有许多问题,虽然已经有了正确的答案,应该在群众中加以广泛的宣传,但是这种宣传并不排斥适当的有益的讨论。相反,这种讨论可以更好地帮助人们认识答案的正确性。而且就是正确的答案,也经常需要在群众的实践中加以补充和修正。”又说:“在我们报纸上发表的文章,虽然是经过编辑部选择的,但是并不一定都代表编辑部的意见……这种情形希望读者认为是正常的。”刘少奇同志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中,也着重讲了记者要到群众中去考察党的政策是否正确或执行中的问题,“要把人民不敢说的、不能说的、想说又说不出的话说出来”。当然,同时也有一个说服和教育人民的问题。总之,报纸的作用是完整地包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两个方面,耳目和喉舌两个方面,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这两方面是同等重要的。
   三、你在讲话中把“新闻”和“言论”没有适当地加以区别,而完全是混在一起,这可能是造成只重视“喉舌”作用而不重视“耳目”作用的原因之一。如说“新闻是要代表党和政府讲话的,是要按照党的路线和政策来发表议论、指导工作的”。“党的报纸的重要言论和主要报道,它的基本方针和基本职能,应当是代表党和政府的,而不是代表编辑或记者个人的”。新闻是事实的报道,记者报道新闻,主要是反映情况,在反映情况的时候,当然要注意用所反映的事实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记者所写的新闻中某些语言要注意反映党和政府的意见。但是,新闻并不都是“代表党和政府讲话”,都要这样,记者承担不起这个任务的。何况有许多新闻和党的政策无关。有些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或中央、国务院发布的指示,记者加以报道,也只是起传达作用。报纸发表某些“指导性新闻”,也只是通过新闻来传达中央意图,也不好说就是代表中央讲话。新华社受权就国际问题发表某项声明,那才是代表政府讲话,但这种情况是很少的。
   新闻的任务也应该强调传播各种信息,无论党、政府、人民,都需要每天从新闻传播工具中获得信息,了解国内外的情况。在这个走向“信息化”的时代,新闻工具传播信息的任务越来越重要。
  四、关于新闻自由。   任何自由都是相对的,有限制的。我们宪法规定的我国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当然也是有限制的。言论、出版自由不是不负责任、造谣诽谤或煽动叛乱等等,这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世界各国的宪法和法律都是这样理解自由的。所以宪法只在其他条文中规定这种自由的范围,没有在“言论、出版自由”上加什么限制词。我们应当批评对“新闻自由”的错误理解,而不能根据这种错误的理解来反对或否定“新闻自由”。我们只能在原则上肯定新闻自由,但说明它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不然人家就会说我们不遵守宪法,给人家以我们不准新闻自由的印象,名声是很不好的。   当然,党报还要遵守党章和党内的规定和指示。但是,也不能因为这一点就说党报不能有宪法规定的新闻自由。党报除了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之外,还要加上党的方针和纪律的约束,但是这种约束不得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宪法是党领导制订的,党报应该是维护宪法的模范。你在十二大的报告中也说:“要教育和监督广大党员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新党章关于‘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规定,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原则。从中央到基层,一切党组织和党员的活动都不能同国家的宪法和法律相抵触。党是人民的一部分,党领导人民制订宪法和法律,一经国家权力机关通过,全党必须严格遵守。”所以,个别党委的个别规定和指示,如果真的违反了宪法和法律,作为党报工作人员,是有责任向党委直到中央反映意见的。因而,不能因为党报有特殊情况而不能享有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自由”。
     五、有人说,你主张创作自由,但反对出版自由;而没有出版自由,创作自由就是空的。我看了你的讲话稿,你说:“提到创作自由,不等于作家就有发表任何作品的自由。”从字面上看,这话是对的,但的确可能给人以以上的误解。其实,就是创作自由也是应当有限制的,如果是自己写日记、写信、写什么不供发表的文稿,当然可以随心所欲,就是胡说八道也没有关系。但是所谓“创作”,就是要为了发表而写的作品,是要给人看的,无论是客观原因或主观原因,都不可能没有限制。宪法上规定的“言论自由”,也不是个人自言自语,而是指发表意见的自由。“作家要求发表任何作品的自由”,这就首先违背了宪法,因为宪法规定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宪法反对违犯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宪法规定不能侵犯别人的自由等等。至于编辑部有权决定发表什么和不发表什么作品,当然也是有宪法和法律依据的,即使你的作品不违法,也可以因质量不好等等原因拒绝刊登。所以不要给人印象,好像“创作自由”就意味着创作可以不负责任,不顾法律。   自由这个旗子,我们一定不能放弃。在极左思想影响下,很多同志怕自由,好像一说自由就是资产阶级思想。我们搞了一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字眼,谁要自由,就是自由化,就是资产阶级。毛泽东同志曾说:“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也。”现代化,就是越来越现代。我们共产党人的理想世界是“自由王国”,就是极大的自由,那么自由化有什么不好呢?说自由化就是资产阶级,这事实上是美化资产阶级,以为他们是最自由的,这显然是错误的。
     你在讲话中说,我国新闻工作者,只要合乎党中央的路线和政策,就有自由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又说:我们的新闻工作者一定要有高度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一定要有独立负责的精神”。这是很正确的。但是你前面又说新闻部门不能有“相对的独立”,是不是修改一下这个说法。我们要求的新闻自由,就是这种自由。不要说这种自由不如作家多,不如创作自由大,这样比是不好比的。这样比,给人印象就是创作自由大而新闻自由小。
     你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自由的说法,在口头上说说可以,如果要印成文件,还是多研究,慎重为好。比如你批评资本主义国家只能在次要问题上才准有不同声音,在根本问题上是只准舆论一律。但我们也是这样,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一律,只在次要问题上容许不一律,这样做是完全对的。那么,为什么要用这样的道理去指责人家呢?再说,在很多资本主义国家内,为了竞选,为了党派之争,为了各财团之争,在一些大问题上还是容许不一律的。至于说五十年代美国取缔美共,那是三十多年前“冷战”时期的事,美国新闻界自己也谴责那个时代的不民主。但美国现在仍有一些左派组织,包括极左的组织(所谓“毛派”)。另外,其他西方国家多数都有共产党,有的力量比较大,如法共、意共、西共。这些共产党也有自己的党报。因此,说资本主义国家基本上就是一种声音,即使有点不同声音,那也只是在次要问题上,并且不反映广大人民特别是下层人民的主张,这就不符合事实。至少,我们总不能说共产党报纸的声音也只是在次要问题上不同,不反映人民的声音。总之,要把这种评价资本主义自由的话印成文字,还是慎重为好。
     六、关于民办新闻事业的问题。我以为从原则上不能反对,只能订出很多具体的规定使它遵守宪法和法律。因为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又有集会、结社自由,那么,公民完全依照法律组成一个新闻团体或者其他团体,又完全依照法律申请办报,我们不能说他违法,不准他结社和出版报纸,只能依法严格审查他合不合法,如并无不合法处,只能批准。
  在解放初期,我们实际上是“党报、非党报并存,国营、公私合营、私营报纸并存”,反右派以后,把主张“同人办报”打成右派,合营和私营的报纸都停了。这样作是不是正确,是很值得研究的。香港《镜报》的总编辑徐四民先生(全国政协委员)就提出想在北京办一份报纸。从原则上说,如果他正式提出申请,恐怕不能说不批准,只能同他谈具体条件。
  现在,全国报纸,真正登新闻信息和言论的新闻纸(不算报纸型的文艺刊物)就是一千几百份,其中有好几百份是经济信息报,都是一些人组织一个经济团体办的报纸(都是领有登记证的),只能说是民办报纸,不能说是“官办”或“公办”的报纸。而上海几个十三四岁的小学生结合起来,办了一个《小主人报》,也是民办。这是当前已经存在的客观实际,我们不好从原则上反对“民办”新闻事业,只能采取积极的态度,去管理,去领导。
  七、你讲话中关于清除精神污染的讲话,好些同志反映,说你后退了,不如你去年十二月二十日在书记处会议上讲得好。我找你那次讲话的记录和仲勋同志十二月二十一日在民主人士会上的讲话来看了一下。我觉得,在分寸上是有差别。改成文字,作为文件,希望多多考虑。不然,很容易在文化界造成不好的影响。 
  八、在宣传工作会上,你肯定思想理论战线还是要以反极左为主,在新闻战线上,极左的影响还是很深的,希望你提一下。  
  九、第十六—十七页,关于新闻的几个“性”。现在的秩序是:第一是时间性,第二是真实性。建议把真实性放在第一位。  
  十、关于参加国际电影评奖问题。你说“不要一股心思盼得奖”,“不要因此就转变自己的正确方向,去迎合人家的口味,向西方电影看齐”。原则上说,这是对的。但对这个问题应作分析。世界上举行的电影奖很多,有不好的,也有进步的。我们的电影没有得奖,不一定都是内容问题,有的可能是艺术问题。近年我国故事片《泉水叮咚》《没有航标的河流》《陌生的朋友》《城南旧事》《一盘没有下完的棋》都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举办的电影节上获奖的。这些电影不但内容健康,就是在艺术手法上也没有迎合西方的口味。我国电影的艺术水平一般不高,这是事实,我们国内的观众也是承认的。合拍电影,可以学到人家一些技术。最早是中法合拍的《风筝》,近年有中日合拍的《一盘没有下完的棋》,中意合拍的《马可波罗》,这些都是好的,对我们也有利。听说协议合拍的还有《史沫特莱》(中美合作),不知道有什么不妥。即使合拍中出现了什么具体问题,也可以加以纠正,不宜原则上反对。  
  十一、希望强调一下在报纸上开展批评的问题,这主要指新的不正之风。舆论对于制裁不正之风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希望重视这个武器。现在过头的、事实不符的批评也有。但主要的问题,还是批评遇到阻力的问题。
  十二、关于“冤冤相报”。我很赞成你的意见,不能“冤冤相报”,但是那些整人的同志,整错了,至少应该向被整的同志说一句道歉话。另外,因被整错了,还作了错误的组织处分,是不是到适当的时候还是改正一下为好。比如对王若水同志,正式免了副总编辑的职,已经一年多了,他还没有一个职务,这就不好。  
  这些意见,可能有错误的地方,仅供参考。关于新闻工作,还有一些意见,因你太忙,我就不说了。  
  此致
  敬礼
  胡绩伟  
  三月三日
     应该承认,耀邦同志这个关于新闻工作的讲话,在新闻界反映是很不好的。国外舆论普遍反映也不好,而且认为这一讲话发表的时机是有意安排的。五月十日耀邦同志在接受香港《百姓》杂志总编辑陆铿的采访时,陆铿坦率地向耀邦说:“你的威信在你发表了《党的新闻工作》的讲话之后,就受到很大的损失!保守的言论与开明的形象是背道而驰的。海外的反应普遍不好,包括陆铿在内。因此就有这样一个说法:党内的一些保守分子,我们不说派吧,他们是故意整你。第一次出国,就有白桦事件;第二次出国,又搞了清除精神污染;第三次,你前脚跨进澳大利亚,后脚就发表了这个东西!”
     陆铿在采访胡耀邦以后,于一九八五年六月三日发表了他长达两万多字的《胡耀邦访问记》,引起了国际上一时的轰动。那些左倾权威大抓辫子,指责耀邦在访问中说了很多错话和很多不应该公开说的话。这就表明,堂堂总书记都没有对记者讲话的自由,还谈得上什么新闻自由!当然,耀邦有讲话的自由,别人也有批评他的自由。但是,至于那些讲话应该如何发表,那是记者陆铿的新闻自由和新闻责任感问题,不能迁怒和加罪于被访问者。   耀邦同陆铿究竟谈了什么,消息封锁得很严,刊登《访问记》的海外报刊在国内又是禁查没收的。在一个多月以后,我才从友人处看到港报的一个复印件。使我高兴的是陆铿所反映的海外对耀邦关于新闻工作讲话的几点重要批评,同我两月前对这个讲话提的意见基本相同。而耀邦在访问谈话中对他的错误观点作了一些改正,也使人们在新闻改革方面的忧虑得到一点宽慰。
     耀邦同志是一个耿直豪爽、具有优良的民主作风的领导人,在陆铿对我党接班人问题节节追问下,他快人快语,说了一席老实话。陆铿的《访问记》中把两位朋友之间的这些脱口而出的话和盘托出。在我们这样一个崇尚谨言慎行的传统社会里,哪里容得下这样的真言实话!  
  12.我同耀邦称得上是知己诤友,同他说话没有什么顾忌,对他的批评建议,他也能冷静地听下去。就是在他当了总书记以后,我对他的正面和负面意见,还是能够对他坦诚直言。他对我的批评,当然更是坦率尖锐。
     他对我有一个评语,是“又可爱又可气”。因为我在中央会议上,对中央某些领导同志,不看对象,不讲场合,说话直来直去,甚至当面打断人家讲话,针锋相对地辩解批驳,弄得这些权威人物难以下台。他曾劝过我,但我有时还是压不住性子,又会突然爆发出来。对于人民日报的宣传,也常常出现一些比较偏激的言论和标题,实际上也是受“四人帮”棍子工厂的影响,耀邦同志对我提醒过好多次,我们还是屡教屡犯。他认为我们的出发点都是很好的,但是这种偏激的表达方式,产生的效果常常引起别人反感,所以他曾说我“又可爱又可气”。
  乔木把这话传为“又可爱又可恨”。我问过耀邦,他说:“我说的是又可爱又可气!”还说:“我怎么会说你可恨呢?”
  耀邦下台后的第二年夏天(1987年7月),我在北戴河休息,常常为国家前途陷入沉思。有一天,我忽然心血来潮,提起笔给耀邦写了一封信,老伴劝我不要发出去,应该相信他自己会有打算,不要去干扰他。经过再三考虑,这封信终于没有发出去。暑假以后,我回到北京,曾经去看望过他,把我的信的内容,很简单地告诉了他。他很沉静地听我说完,却没有正面答复我的问题,只是摇摇头,连说了两个“难呀!难呀!”使我感到这场悲剧并没有完。到今天,我还是有些后悔,没有把这封信交给他。
  又一个夏天(1988年),我们都在烟台休假。大概是八月初,我和秦川同我们的老伴,一起去看望耀邦和李昭同志。我向他表露了对时局的忧虑,他避开了这个话题,谈了一些关于他的身体等家常话。他去世以后,李昭同志告诉我,在那次烟台见面以后,他写了一首诗准备赠给我,可能是没有最后定稿,或者其他原因,就一直没有交给我。
   在写这篇纪念文章时,我又一次向德平同志索要这首赠诗。诗是这样写的:
     戏题养马岛
     ——拟赠胡绩伟同志
     辇从秦皇下沧蓬,雷鸣电击辘肠空;
     宝岛觅得幽憩处,岂料伯乐踵相踪;
     伯乐爱马不爱人,牧人一夜变衰翁。
     九月十日改就 
    注:九月八日曾到养马岛一游,人们传说养马岛是秦始皇东巡时养马之处。八月,绩伟和秦川在此住了多天,故戏作此,并送绩伟同志。
    这是他留下的一首很重要的遗诗,表达了他最关心的还是时局。他用“伯乐爱马不爱人,牧人一夜变衰翁”的两句,概括了他被迫下台的沉痛教训。耀邦不是一般的“千里马”,而是发现和培养出千千万“千里马”的“牧人”。
   耀邦突然西去,我为此特别撰写了一篇悼文《思想解放的先驱——悼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胡耀邦》,刊登在当时出版的《新观察》杂志和《世界经济导报》上。
  在他逝世一周年纪念时,我写过一首没有发表的悼诗。现在也抄在下面:
   哀悼耀邦逝世一周年
     亿万丹心祭鬼雄,英魂虎虎鼓春风;
     雷摧梁栋怒炸肺,霜杀李桃恨填胸。
     尺短寸长何度量?瓶微壶大岂包容?
     国殇更念安邦杰,阴霾难忘日耀红。
  一九九○年四月十五日
   一九九四年十月,我专程到江西共青城,拜谒耀邦的陵墓,感情很激动。但我缺乏即兴作诗的文才,在晚上写了这样一首白话诗,也抄在下面,表示对耀邦的哀思。
     拜谒耀邦陵墓
     劫后承重任,因对主义诚;
     社会主义敢改革,马列主义敢创新。
     冲天三把火,烧断三根绳:(注一)
     摈除阶级斗争为纲,确立经济建设中心;
     大胆破除现代迷信,实践检验真理标准;
     平反一切冤假错案,共和国重新挺直腰身。
     开创新时期,民富国振兴。
     实行生产责任制,动摇公社命根;
     经济体制大改革,工商财贸大革新;
     对外开放对内活,先富之人带后人。
     …… 
    亿万人民眼,功过是非明。  
   亿万人民心,永记最亲人。
     青松翠柏伴君舞,碧水清波慰君魂。
     拜谒陵墓人潮泪涌,传颂美名盖世功勋。
  一九九四年十月十八日 
    注:“三把火”指一、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肯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二、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三、平反建国后几十年来的冤假错案。
     现在,耀邦已逝世十周年,特写作此文,回忆耀邦同人民日报的密切关系。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应该为历史留下这一宝贵的篇章。
     一九九九年一月三日于北京   一月二十二日修改定稿   (〈书屋〉对此文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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